第四章 1966年至1976年
1966年7月，我應該初中畢業。
5月，“**”開始。
當年初中、高中以及大學的畢業生，皆被延遲畢業，必須“留校鬧革命”。
學校傳達了一份“中央文革小組”下發的文件，規定：每一名學生能否畢業、升學、分配工作，當視在“文革”中的表現而論……
如此這般地被延遲畢業，關乎全中國所有初中、高中以及大學應屆畢業生的人生和命運走向，自然無漠視不睬者。
哈爾濱畢竟不是北京，比之於北京的“文革”步驟總是慢一拍。當哈爾濱的學生和青年們還在緊跟北京的學生們“破四舊”時，北京已遍地紅衛兵和“紅色造反團”了；當哈爾濱的學生們也要求各學校批準成立紅衛兵組織時，北京的紅衛兵們已奪取了各初高中以及大學的領導權，並將往日的校領導宣布為“走資派”，批鬥成風了；當哈爾濱的紅衛兵們辯論那樣對不對時，北京紅衛兵已開始將批鬥的方向從學校轉向文化藝術、新聞出版界，並敢於衝擊許多中央領導們住的深宅大院了……
當年的交通尚欠發達，一般人不敢想坐飛機的事，而從北京到哈爾濱的最快的一次列車也要十八個小時多，慢車二十幾個小時。當年的世界不是“平”的，中國同樣也不是“平”的——發生在北京的事，如果報上沒報道，收音機沒廣播，哈爾濱人就隻能通過口口相傳、道聽途說才知道。即使報上報道了，收音機廣播了，首先也還是隻有少部分人知道。因為當年，在哈爾濱市，訂報和有收音機的人家仍不超過幾百分之一。所以，我這種家住市邊兒的學生，隻能從大人們的交談中了解到市裏發生了什麽事、又發生了什麽事——同院鄰居有幾位叔叔在市裏上班，談到市裏發生的事時——批鬥了什麽人；抄了什麽人的家；什麽人被罷官了；什麽人在被批鬥時挨打了；什麽人揭發了什麽人什麽問題……每每顯出困惑和憂慮——這樣下去中國不就大亂了嗎？
肯定是為了解惑和去憂，我在學校與全校同學集體聽到了一篇社論，中心思想是——亂得好！亂了敵人的陣營，鍛煉了革命學生、青年、工農兵造反派和廣大人民群眾；隻有敵人才怕亂……
那時我已經是紅衛兵了，仍幾乎天天到學校去。我是工人的兒子，同學們幾乎都成了紅衛兵，我自然也不例外；我所在的第二十九中學已有幾個紅衛兵組織了。
二十九中是一所總體穩定的中學，雖然也對老師們進行過批判，但打老師的事僅發生過二三次；一名男生打了一位教俄語的男老師兩記耳光，這名男生是我們班的，與我們幾名關係親密的男同學都處得很好。因為那一件事，我們幾天不跟他說話，直至他保證再也不了。
還有一次，在許多同學參加的批判會上，有一名是紅衛兵的男生，亂剪幾位女老師的頭發，並往她們臉上潑墨水——那種做法，是他從別處學來的，但也與他個人以往的品行有關。他曾被認為道德素質不良——主要指平時對女生屢有不當言行，卻也從沒出格。但三位分別教政治、俄語和語文的年輕女老師，上課時往往目光都不望向他一次。
當時台下許多同學齊喊：“要文鬥，不要武鬥！”
喊聲居然具有威懾性，那名男生悻悻地離開了會場，再沒出現。
有幾名女生，包括我們班的團支部書記，立即走上會台，簇擁著三位女老師離去了。她們在衛生間安慰老師們，幫她們洗臉，借衣服給她們換。
我們幾名關係親密的男同學，皆認為那名淩辱老師的男生是出於報複，品行極其可恥。
我們班的男生，家長大抵是“闖關東”的農民，以山東人為多。又大抵是底層勞動者，收入低微，多是文盲。他們隻想安安穩穩地過日子，將日子逐漸過得好點兒。一怕失去工作，二怕被別人“戳脊梁骨”——就是背後進行的負麵議論。他們自己是相當看重名聲的，因為已是底層人了，名聲再壞了，家門被人側目指點，繞行而過了，又都絕對搬不起家，那樣的日子還有過好起來的希望嗎？過得還有意思嗎？所以，他們做人都有起碼的底線——與政治無關的底線，民間評價一個人怎樣的底線。那一種底線，百代千年其實不曾變過；某一時期，似乎因為世道變了，也變了。但變是表麵現象，逐漸地又能回歸原本——底層靠那一種底線而互不嫌惡，形成幫扶關係；而幫扶是不定什麽時候自己也需要的。所以，若兒女們的行為使他們被“戳脊梁骨”了，名聲受損了，父親們是會大為光火的，母親們是會無顏出門的。那樣一些家長，較能承認兒女聰明不聰明是天生的，兒女學習不好往往認了——卻很難麵對兒女品行不良的事實，認為是自己做父母的最大的失敗。
在可曰為品行不良的諸條中，辱師欺老是極其惡劣的表現，僅次於搶、偷、騙、奸。
與我要好的幾名男同學的父母，我都很熟悉，像我的父母一樣——父親們經常沉默寡言，眼裏總是有活，下了班也閑不住。左鄰右舍誰家攤上了不好的事，即使以往關係處得一般，也還是會主動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遵循“那種時候哪能看別人家熱鬧”的原則。而母親們，如今回憶起來，都善良得像嬤嬤似的。
“闖關東”並在城市安家落戶，生兒育女——往細處想，肯定是個艱辛過程。家長們的性格原先也肯定是各不相同的，極少數人以霸悍強勢為落足之道，多數人強勢不起來，更霸悍不起來，於是本能地選擇和為貴、善為本的做人之道。又於是，使他們個性少了，共性多了。
或許有人會問——照你說來，當年紅衛兵們幹下的那些惡事，都是誰家孩子所為呢？
這我是回答不了的，我沒調研過，而且也非一個人就能調研出翔實結果的。底層人家的兒女以假“革命”之名義行凶作惡的事例，估計也是不少的吧？
其實我要表達的是這樣一種觀點，確切地說是一種文化觀點，即以“階級鬥爭”“階級憎恨”為圭臬的意識形態越是鞭長莫及甚或忽略的人家、群體、階層，其悠久的、比較深入人心的民間意識形態的正能量，越可能成為不顯山不露水的主流。平時沒什麽表現，鄰裏爭吵、潑婦罵街、不是光棍耍光棍、不是二杆子裝二杆子的事，往往也非鮮見鮮聞之事。但不尋常的時候，民間意識形態的正能量反而就發生作用了。
我進一步要表達的觀點是——中國這個國家，真的要感激曾被批判為“舊思想”“舊道德”的傳統文化的根基——盡管一些中國人在一個時期內一心想要將其徹底鏟除，但它的根深入民間、深入民心百代千年了，不是那麽容易根除的。
如果當年的許多兒女並未受自己好父親、好母親言傳身教的好影響；如果從城市到農村，當年的每一個兒女都成了政治意識形態的俘虜，都成了被個人崇拜之意識形態徹底洗腦的狂熱徒、狂暴徒——那麽中國大地上的暴行和慘事肯定更多了。
再進一步分析，我的父母以及我許多同學們的父母，不過是些家庭婦女和苦力工、平板車夫、小飯店的廚師、小作坊的裁縫、地處城市邊邊角角大集體性質的半倒閉未倒閉的微小工廠的工人；一言以蔽之，是與產業工人的政治概念、社會地位不能同日而語的一些次等級工人；不論政治這樣還是那樣，都從未沾過政治的什麽光，也自知沾不上政治的什麽光。政治運動從不特別需要依靠他們；他們也從不特別來勁地依附政治，想依附也依附不上。於是他們對一切政治運動的態度是能不被攪和進去就不攪和進去，能躲遠點兒就躲遠點兒。又於是，他們的頭腦反而容易保留住原先固有的關於做人的民間意識，而這會影響兒女。也可以說，傳統文化中關於人的正能量的微粒，通過細長的須根起了作用。
當年，即使在大工廠裏，四十五歲以上的中老年工人與二三十歲的青年工人的政治表現也不一樣。
中老年工人在“文革”中的表現大抵是——政治立場加民間原則的表現；而青年工人們的表現則是——隻講被灌輸在頭腦中的政治立場，對民間原則不屑一顧，或根本不知除了政治立場，還有民間原則。
那樣的表現，自然就很激進。
並且，激進的表現，完全有可能帶來比爭先恐後地漲了一級工資大得多的利益。
狂熱也罷，狂暴也罷，掰開了搓碎了細看，絕不僅僅是政治現象，同時也是文化現象、社會心理學現象、利益現象。
將城市的“文革”現象與農村的“文革”現象對比一下，也能看出些文化的、社會心理學的、利益現象的區別。
在城市，在任何機關、單位、學校和工廠，一個活著的曾經的資本家是少有的。能成為資本家，新中國成立前起碼是中年人了，按年齡推算，差不多都該是不敢亂說亂動，老老實實待在家裏的人了。故城市裏的“革命”對象，主要是各級“走資派”“技術或藝術權威”“黑線分子”“清查重點”人物等。
在農村，則主要是地主之家。
村幹部雖然也會被“革命”，卻斷不會被視為死敵。
但老地主即使終日貓在家裏，也還是存在於村裏。
他們一向被政治意識形態宣布為農民的死敵，文藝在此點上加深了農民們的記憶。“走資派”有被重新起用甚至重用的機會；“技術或藝術權威”今後還要統戰、團結；站錯了隊的“黑線分子”可以再次站隊；“清查重點”可能最終還了清白……
大多數城裏人都懂的。
但在農村，地主除了是農民的死敵，不可能還是另外任何一種人——他們絕不會被統戰、團結；他們絕沒有什麽第二次站隊的機會；他們是地主也絕不需要再“清查”。
他們隻能是宿敵。
中國的階級鬥爭史上，農民與地主之間的矛盾，遠早於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矛盾。前者有從古代至近代的積累，在土地革命時期，互相危害深重；而後者之間的矛盾，隻不過是近代以來曆史上記錄的急促的一筆，像乒乓球台上獲勝的一方發出的一個短平快的抽球，且一抽定勝負。
並且，在中國，就人數而言，資本家單獨夠不上一個階級，僅是社會學上的“符號”。而地主不同，在中國廣闊的農村，在百代千年的曆史中，有過眾多大大小小的地主，想否認他們是一個階級都不可能。
故所以然，“文革”中，農民對地主的再次“革命”，竟有超過於城裏的暴力現象，必然殃及地主家庭的所有成員。而實際上，地主人家早已在過著終日提心吊膽的日子，對並無實際危害的他們，實行暴力性的再次“革命”，緣於先入為主的有罪推斷——他們時刻妄想變天。
1964年前後，曾有一部旨在對少年兒童進行“階級鬥爭無處不在”的教導的話劇《劉文學》在全國巡演，內容是——農村少先隊員劉文學發現四十幾歲的老地主在隊裏的辣椒地裏偷摘，欲將其揪到隊裏去。老地主將已摘下的幾個辣椒全給了他，求他放自己一馬。劉文學當然不肯，結果被掐死……
與其說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莫如說是不該發生的悲劇——但這是確實發生的真事。
試想，如果一個貧下中農的孩子看了此劇，麵對本村的一個老地主，認為他表麵看上去的老實是偽裝的貌似的無害，實則極其危險而可恨，於是發起主動性的暴力攻擊；老地主越顯得軟弱無辜，越發惹惱對方，於是遭到越暴力的攻擊……是不是也不出人意料？
歸根到底，人類需要文化、文學、文藝，不是為了將恨代代相傳下去，而是為了探討消除恨心的可能性和有說服力的理由。並且，將此種對人類的進化有益的事以更多種方式進行下去……
在1966年的六七月份，在哈爾濱，小人書鋪全都關門上鎖了，鋪主們怕他們的小人書被紅衛兵燒了。有一處小人書鋪的小人書確實被燒了；租小人書的大爺膽小，見一夥紅衛兵遠遠奔來，逃之夭夭。另一處小人書鋪的鋪主卻不膽小怕事，老婆孩子全家齊上，都手操家夥，為了保衛財產不受損失，要玩命。去小人書鋪表現革命行動的隻不過是沒名氣的中學的紅衛兵，有名氣的中學的紅衛兵和是中專生、高中生、大學生的紅衛兵才不屑於幹那事。而允許開小人書鋪的人家，或有紅色家庭背景，如生活困難的軍烈屬人家、已故勞模人家——當年那是種照顧。人家一亮家庭底牌，些個半精不傻的紅衛兵知道不好惹，悻悻而退了。
全市到處都亂起來了，一切被認為該砸該毀的也都砸了毀了。有些地方，造反派已經開始因誰更有資格奪權而打起了派仗——在亂局已成、亂象叢生的情況下，一種電影放映現象應運而生，曰：“為了批判！”
這是任誰都得配合的硬理由。若不配合，什麽意思？
不少機關、單位、院校、工廠的造反派組織，帶著蓋有大紅印章的證明——當年造反派組織的印章都不小，小的也比得上如今局級單位的印章了；還帶著造反派袖標，帶著一彪人馬，去到省、市電影發行公司、資料室借片。
除了沒有，有就必定借得出來。
某時一部電影兩三個造反派組織同時借，就互相協商，按先後順序跑片。而誰若知道放映地點，約上數人，戴紅衛兵或造反派袖標——必須的，此政治身份證明也；或認識放片單位的人，沾光蹭看一場電影是很容易的。場場爆滿，站立者多。
我在那一時期蹭看了如下電影：
《秋翁遇仙記》《畫中人》《追魚》《宋景詩》《武訓傳》《清宮秘史》《怒潮》《洪湖赤衛隊》《風暴》《不拘小節的人》《新局長到來之前》……
蘇聯電影——《第四十一個》《柯楚別依》《夏伯陽》《運虎記》……
老花農秋翁的牡丹園中，牡丹按季盛開。朝廷凶官惡吏命秋翁皆砍之，秋翁愛花如命，抗旨。結果入獄，慘遭毒打，寧死不從。官府隻得派衙役闖入花園，大肆破壞。惡舉激怒了牡丹仙子，以神術予以懲罰——這是《秋翁遇仙記》。
放映時，有人高呼“打倒右派分子”“堅決粉碎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
隨後呼聲稀弱，人們看得都很投入，也因第二句口號字數多。
《宋景詩》的“問題”在於，這位起義軍首領，為了免於部下做無謂犧牲，向清廷妥協——有歌頌投降主義的意圖，盡管那是史實。
《武訓傳》的“問題”在於——雖然武訓這一位晚清的鄉下叫花子以籌資興辦義學而成名，南方某些鄉下為其建廟塑像，但魯迅針對康有為、梁啟超對他的功德的肯定，是譏嘲過他的。武訓本無任何籌資能力，慣用之法是苦肉計，在影片中的台詞是：“打一拳，兩個錢；踢一腳，三個錢。”為了從富戶籌得義款，每每於朱門高階之下，一跪便是兩三天，酷暑嚴寒、風雨交加而不去。演員趙丹將一個叫花子的“教育強民強國”的夢想演繹得細致入微，看得人一陣陣心酸、心疼。既為武訓，也為中國。盡管片中加入了農民起義的片段，但不自覺歌頌曆史上轟轟烈烈的農民革命，而將藝術興趣轉向曆史邊邊角角的“庸俗人物”身上，為文藝界帶了一個壞頭——這一罪名還是坐實了。
《清宮秘史》的主角是光緒、珍妃。——光緒主張改良，珍妃支持；慈禧恨光緒的“糊塗”，尤恨珍妃竟敢涉政，於是在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倉皇脫離之前，下旨處死了珍妃。
這一段宮廷曆史，即使今天看來，也與“愛國”“賣國”之論點不切。
“文革”前，報上對《武訓傳》和《清宮秘史》是同時批的，且加“編者按”，用語嚴厲。關於《清宮秘史》，指出是賣國主義的影片。
至於《怒潮》《洪湖赤衛隊》《風暴》，罪名分別是為“彭德懷反黨集團”翻案，替賀龍和劉少奇樹碑立傳——蓋因《怒潮》中主人公的早期革命經曆，與彭德懷的早期革命經曆相似；而賀龍開創了洪湖革命根據地；《風暴》歌頌的雖是工人運動領袖林祥謙烈士，但劉少奇是中國工人革命運動的創始者之一。
《怒潮》有一段插曲當年深受愛唱歌的青年喜愛，便是《送別》：
……
送君送到江水邊，
知心話兒說不完，
風裏浪裏你行船，
我持梭鏢望君還。
“文革”中有漫畫對此歌詞進行解讀——劉少奇手持梭鏢佇立河邊揮手，船上的彭德懷一臉凝重。
而《洪湖赤衛隊》為歌劇片，膾炙人口的歌曲數段，曾尤為流行。其中“為革命，砍頭隻當風吹帽”一句，**氣回腸，有“革命氣概高如天”的衝擊力。
當然，“文革”十年中，這些皆為禁歌。私下唱必受批判，公開唱定會判刑。
《不拘小節的人》諷刺一位文學作家，缺乏在公共場合的公德意識，屢出洋相；《新局長到來之前》，則如官場浮世繪——諷刺官場阿諛之風。
至於《第四十一個》，在中國，在當年，我這一代許多人隻知其有，看過的人少之又少——屬於斯大林死後的“解凍”電影。中國當時進口此片，乃為配合“九評”，意在讓中國的幹部們了解——看，斯大林一死，蘇聯的電影都弄出了什麽鳥東西！其內容是——戰爭時期，蘇軍女兵奉命押解一名金發碧眼的白衛軍中尉前往蘇軍一處指揮部受審，過海灣時遇風浪，船翻，女兵與俘虜漂於一島，日久天長，一切為了生存的共同經曆，使二人漸不敵視，又漸生愛的火花。忽一日，輪船出現，卻是德軍的。俘虜欲說服女兵跟自己走，遭拒。於是獨自向輪船跑去，女兵舉槍，瞄準，擊斃了第四十一個敵人。最後的畫麵似乎是女兵的臉部特寫，緩緩淌下了愛的淚……
《運虎記》是一部輕喜劇片，拍於美蘇領導互訪之後——一艘蘇聯貨輪上載了一個大鐵籠子和小鐵籠子。大的關一隻虎，小的關一隻黑猩猩。黑猩猩淘氣，放出了虎，於是船上大亂。但老虎若要活下去，就得學會與人相處才能不挨餓；而人在拋給它食物時，也積累了與之同船共處的經驗——很像《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我看以上電影時，有人手持話筒從旁念批判稿，至今記憶猶新，關於《運虎記》的批判是——船指地球；虎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食物指外交外貿策略。“我們認為，帝國主義既是紙老虎，也有真老虎吃人不改的本性。隻能堅決消滅，絕不能心存共處於地球的幻想。”
然實際的批判效果並不好，人們看時該笑則笑。
至於《柯楚別依》《夏伯陽》，是蘇聯十月革命時期的革命將領的傳記片。兩部影片中，《夏伯陽》更好看，他那種綠林好漢般的戰鬥英姿，迷倒了不少男青年。“文革”前，兩部影片在中國公映過，都沒什麽值得中國人批判的，也免費放映，肯定僅僅是為了白看電影。白看嘛，隻要是大多數人沒看過的，放什麽都值得看呀。
後來，上頭傳達了一份“紅頭文件”，指出有些單位以批判為名，趁機放映禁片，是破壞“**”的行為。至於是否是北京下發的文件，不得而知。
此風戛然而止。
在“文革”中，某些哈爾濱人竟有機會彌補遺憾，白看了許多部此前不曾看過的中蘇電影，想想也有幾分喜劇色彩。
1966年8月，我被班裏選為進京接受檢閱的紅衛兵代表——十人中選一人。我被選上，不是因為造反有功，而是因為我人緣較好。
聽說，四川“大三線”亂得甚凶，全家都牽掛我父親平安與否，我一說我想從北京前往四川看望父親，母親欣然同意，給了我五元錢。
既然紅衛兵乘列車可以免票，幹嗎不呢？機不可失，失不再來。母親囑咐我考察一下父親所在的樂山地區是怎樣的地方，若還可以，她打算率我們投奔父親那裏，實現全家大團圓。她希望，大團圓後，哥哥的病也許會徹底好了。我已是實際上的長子，完全同意母親的預想。
因為我們一百餘名學生和十幾位老師是經過大民主方式選舉出的進京“代表”，鐵路部門很關照，居然為我們確定了一節車廂，叮囑我們沿途停站時，不要打開前後車廂門，以防止各地的非“代表”學生湧入。
雖然，幾乎全校每一位老師都無一例外地被貼過大字報，但師生們同處一節車廂時，自從是學生以後所養成的尊師的意識又起作用了，男同學應該關照女同學的常理本能般的又有所體現了。師生關係，與以往相比確乎發生了些微變化，卻也就是難免的互覺尷尬而已。
到那時為止，除了前邊提到的辱師現象，我們學校沒再發生更嚴重的暴力批鬥事件。針對校領導與老師們所貼的大字報，也主要是批判他們“忠實地執行資產階級教育路線”“鼓勵白專道路”“熱衷於培養白專苗子”而已。還沒有哪一個或幾個學生寫的大字報中，出現“打倒”哪一位校領導或老師的文字。有的大字報，所涉及的雖非政治問題，卻使老師們更受傷害，如某女老師經常往身上噴香水，某男老師經常到市裏最高級的理發店理發，結論自然是——向往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明明都作出了結論，卻非添加一行字：×××，必須回答！速速回答！！
老師們便隻得予以回應——噴的不是香水，是花露水，皮膚過敏，怕蚊子叮；那處理發店離自己家最近，與理發師傅熟悉了……
於是，又招致一輪批判，使被糾纏住的老師很狼狽，斯文掃地。比起來，他（她）們反倒更歡迎上綱上線的政治化的批判，如“著力培養白專苗子”之類。
對於使老師更受傷的大字報，有許多同學是反感的，私下裏也會表達，但都不會仗義執言，以大字報方式替老師鳴不平——怕惹火燒身。情形與當下中國的某些網上現象如出一轍——如果被誤解甚至受到成心羞辱、貶損的某人一回應，新一輪傷害反而加劇。
在我的中學母校哈爾濱市第二十九中學，在我的記憶中，似乎隻有一位老師沒被貼過大字報——王鳴岐老師，數學教研組組長，也是我哥哥的中學班主任老師。
我還不是二十九中的學生時便認識她了，我下鄉後，每年回哈爾濱探家，有兩位老師我是必定看望的——一位是我中學三年的班主任，一位是王鳴岐老師。
她是一位名副其實的“老”師。我第一次在家裏見到她時，看上去她已五十多歲了，實際上可能四十幾歲。我成為二十九中的學生後，她還那樣——一位小個子女老師，不說話時，一臉莊肅；說起話來，卻很和藹。那時她尚未婚，屬於顏值偏低的一個女子。
但她教課教得好。
如今想來，沒人給她貼大字報，與以下幾點有關：
她是教數學的而非教語文的；她雖是教研組長卻不是班主任了；除了上課，她不再與學生們發生親密接觸；她顏值偏低的形象。這一形象，使她如同中學校園裏的一位寡言少語的老阿婆，盡管她的穿著一向得體、整潔，一頭灰發梳得利利落落，完全是知識分子的氣質，並不真像鄉下的老阿婆。並且，她的氣質總給人一種樸實無華、超凡脫俗的印象。
她是偽滿時期哈爾濱師範學校數學係的尖子生，這一點在校園中是有所流傳的。卻沒有哪一名同學寫一張大字報勒令她對那一段曆史交代什麽。
她有什麽特殊政治背景，受到暗中保護嗎？
可以肯定地說，絕對沒有。
她也並非一位與學生之間零感情的老師。
我感覺在我哥哥他們幾名學生心目中，她似乎既是師，亦是母。他們對她的敬愛，非我日後所見所知之中學師生關係可相提並論。
順帶一筆，“文革”後期，她退休了，她的一名學生為她介紹了一位老“對象”，並且介紹成功了，便是某小學同樣退休了的韓老師。有了老伴，最敬愛她的學生們認為她的晚年生活還不圓滿，其中一個，又將自己聰明可愛的小侄子過繼給了她——那一年，她的學生們可都三十幾歲了，各自都成家立業了。如今，王鳴岐老師和老伴都已作古。她先逝的，在她的追悼會上，些個五六十歲的男人女人，悼念深情溢於言表。
近年，鉤沉民國時期人、事的文章和書籍可謂不少，曆史煙雲中的師生關係，常成美談。這使我常回憶起王鳴岐老師和她教過的我哥哥他們那一屆初中生的關係——他們中三分之一左右的人後來考上了大學。她與他們那一種關係，未必不及民國時期某些成為美談的師生關係之溫馨。
但她身上究竟有什麽為人師的魅力，卻是我至今說不清道不明的，隻能順帶一筆而已。
又常想，所幸“文革”來臨之年，我哥哥他們那些學生早已畢業。否則，也被大勢所迫，對她進行很混賬的帶有羞辱性的批判，使良好的師生關係變成了一地雞毛，該是多麽令人傷心的事啊！
另外兩位大字報極少的老師是夫妻。男老師姓聶，女老師姓隋，當年都不到四十歲，都教語文。他們都曾是北大學子，聶老師曾是北大話劇社的“明星”，以演《家》中的長兄覺新而耀眼於北大，身材頎長，像邵洵美。本可留校的，卻被打成了“右派”，分配到哈爾濱。隋老師的形象有幾分古典美，像陸小曼。為了愛，連黨籍也不要了，一往無前地追隨“大表哥覺新”也來到了哈爾濱。
他們都是沒資格做班主任的老師，而這對他們成了幸事。
盡管都沒做過班主任，但當年若不是在二十九中，而是在哪一所重點中學，就他們那麽一對人兒，很可能被鬥慘了。為愛，一名“右派”黨籍都不要了，僅這麽一條，都夠夫妻倆喝一壺的了！——你“右派”用什麽壞思想影響了你妻子，使她無怨無悔，認為值得啊？你預備黨員當時怎麽想的？不劃清界限，反而置黨籍於不顧——若出現了這樣的大字報，過得了關嗎？
他們的大字報少，除了沒做過班主任，還因那一年隋老師流產了，身體看上去更弱了，學生們似乎都不忍心難為他們。
記得有一張針對他們的大字報，內容是譴責他們不應該自己一直放不下政治包袱，有意與學生保持疏遠距離——與其說是批判，莫如說是提意見，表達了不少學生其實希望與他們建立良好的，起碼是正常的師生關係的心聲。
像王鳴岐那樣的“老”老師，學生們因為普遍具有傳統的敬老意識，而不用大字報騷擾她；像隋老師那樣的弱不禁風似的老師，學生們又因其弱，還因他們夫妻身上已有政治包袱了，亦不忍再加傷害——足見我們那一所中學的學生，當年的造反精神普遍是多麽的有限。
回顧且思，我敢於得出這樣的結論——當年越是重點的中學，鬧騰得越凶。因為那樣的中學裏，學生的家庭成分較複雜，高級知識分子與幹部子女占比例較大，他們的父母對他們的政治影響一向是“緊跟沒錯”的教誨；他們自己對政治也有多種多樣的訴求，如學生時期被栽培，畢業後受重用，而立之年被委以重任，於是躋身於或起碼是貼近了上層社會。新中國沒有所謂“上流社會”，但有上層社會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其核心價值觀是“官本位”，權力至上。並且，他們曉得，特別是那些是知識分子兒女的學生曉得，自己在“文革”這場必然導致官場重新洗牌的大事件中表現怎樣，也關乎父母與新權力階層的關係怎樣。如父母已然失寵，他們要表現得更積極；如父母尤其受寵了，他們的表現要比更積極還積極。總之，因他們的父母不同於普通勞動者，他們的表現普遍也異於普通勞動者的兒女。重點中學幹部的兒女，心理也都差不多這樣。區別在於，知識分子的兒女，很暴力的事是幹不來的，振振有詞的歪批能力卻是有的，於是大展“才華”。幹部的兒女缺少那種才華，於是積極表現轉向暴力方麵。總而言之，重點中學的紅衛兵們的“文革”表現，從心理學層麵看，是一種“個人迷信的追隨狂熱+自我證明的唯恐落後+學生式政治資本投機”的蕪雜且不單純的現象。不是說所有重點中學的學生都如此不可愛，但凡是當年有惡劣表現的學生，其心理肯定如上所述。至於比重點還重點的紅色貴族中學，即主要招收“紅二代”子女的中學，情況又不相同。在那樣的中學，普遍表現的動機反而相對單純，投機成分稀少。已經是“紅二代”了，投機變得多餘。個人迷信形成的個人崇拜是絕對的積極動機，而自我證明是那種動機的主要表現。如果父母一開始就被劃到“黑線”上了，那麽他們的命運很可能會像父母一樣悲慘。因為，他們的同學鬥他們的父母有多狠，對他們也會有多無情。他們從小接受的盡是“革命是暴烈的行動”“你死我活是階級鬥爭的真諦和鐵律”那一套言傳身教。一名往日的同學如果已經是“黑幫”的兒女了，那麽就不再是同學了。他們這樣重新組合同學關係，像他們的父母重新組合官場關係一樣，是天經地義，完全符合革命原則的。也不是說都那樣，大抵如此。而他們中某些“黑幫”子女，當年也曾互相保護，抱團取暖，在異常的歲月加深了友愛；也是當年人性溫度尚存的現象，應記一筆。
至於像我的中學母校二十九中那樣的中學，與“重點”二字無緣，普通得很。學生的家庭成分也分外單一，基本都是底層人家的兒女，誰的父母一方是科長、副科長，在同學心目中便是官的兒女了，連老師們也會另眼相看的。大多數學生都是底層人家兒女這一點，使政治投機的想法對學生心理的壞影響甚微，或可說沒有。投的哪門子機呢？圖的什麽呢？底層兒女的人生目標定位都不高，有誌向入黨的和有誌向考大學的都少而又少，打算考中專的居多。中專畢業了還未見得便能確保有工作，當年哈爾濱的中專生已經過剩——自己的將來能有份較穩定的工作，那就謝天謝地全家燒高香了！總而言之，上層社會是什麽樣的社會我們是所知甚少的，對我們幾乎等於不存在。雖然，抄家現象已經司空見慣，但主要是市中心區的現象。上層社會高等的甚至奢侈的生活被一再曝光了，那也還是曝光在市中心。我和我的同學們往往隻是聽說了而已，談論幾句，也就忘了，思想轉而就會回到自己所麵對的現實。
自我證明的意識，每個人都是有的。中央文件已經將規則擺明了——能否順利畢業、升學，要看“文革”中的表現，報上、廣播裏還在強調“史無前例”“勢不可當”“順我者昌、逆我者亡”——誰都不能不重視，重視就得有些自我證明的表現。
但若為了自我證明而變得凶暴，卻又是大多數學生會覺得證明過頭了的。反正我參與了，別人寫大字報我也寫了，別人喊的口號我也喊了，別人去開過的會我也去開過了——既然我參與了，別人畢業也得讓我畢業吧，別人有的升學資格我也得有吧？不過就是這麽回事，那我為什麽非要證明過頭呢？
此種普遍心理，使哈爾濱市絕大多數普通中學的絕大多數學生，即使在“文革”最亂的時期，也並沒有都變得窮凶極惡。
1966年8月，我們這一屆初三生本該畢業了。7月，按往年的時間表，許多同學該上高中或中專了。
但“留校鬧革命”的公告，使大家誰都畢不了業。而接下去的“革命”還怎麽個“革”法，誰都是滿腦袋糨糊。
都畢不了業，車廂裏的氣氛其實就並非多麽的活躍和開心，盡管都是“代表”。但是誰都盡量裝出榮幸甚至幸福的樣子。所以氣氛也不能算是沉悶。畢竟，能被選為“代表”，意味著自我證明獲得了公認。而且，免費去一次北京，包吃包住，這樣的好事從沒攤上過。絕大多數同學都沒去過北京，也都沒出過跨省的遠門，沒理由反而不開心——但開心的表現包裹著難言的心事卻也是真的，更是真的。
那是一次意外情況頻出、一言難盡的旅程。
而接受檢閱是一次軍訓拉練般的經曆——早上四點起“床”，其實沒床，我們與許多別省的紅衛兵“代表”入住地質博物館，睡展櫃之間，有席，不夠，不少人直接睡地上，我也是；北京沒準備好一下子接待那麽多“紅衛兵小將”。五點半開飯，六點出發，分給每人一個饅頭和一條小臘腸。臘腸少，多數人沒分到。我幸運，分到了。有人聽說那就是午飯，怕吃不飽，冒領第二份，被識穿了，差點開起了現場批判會。
三小時後，到了離長安街不遠的什麽胡同，都坐原地等待。
第一種可言為文化現象的現象，便是人手一本“紅色語錄”，是出發前的要求，領隊人像檢查士兵帶沒帶槍一樣檢查過的。
第二種可言為文化現象的現象，便是在短短的兩個多月裏，有那麽多毛主席語錄被譜了曲。領隊人多是軍人，指揮這一群紅衛兵與那一群紅衛兵進行歌唱比賽。間或有紅衛兵自告奮勇，教唱最新譜曲的語錄歌或詩詞歌。
十點左右，驕陽似火當頭照，沒有遮曬的陰涼，隊伍也不能亂，紅衛兵便個個脫下衣服罩頭上，都不唱了。
至十二點左右，前邊傳過來話——檢閱開始了。同時，聽到了“紅太陽升起在天安門城樓”的廣播聲，男聲女聲交替，其聲亢奮，伴有《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兩首音樂。
一點左右，我們的腳下是長安街了，隊形更緊了，有女紅衛兵暈倒，不止一個。
兩點半左右，我們那一段人流，終於到了天安門對麵。
組成人牆的軍人大喊：“不要停！往前走！往前走！……”
終於望到了天安門城樓上那個眾目仰望的身影以及他向下揮軍帽的姿態……
也聽到了被擴音器放大得響徹雲霄的聲音：“人民萬歲！……”
好不容易才從天安門對麵走過去了。一走過去，隊伍就散了，但見遍地是被踩掉的鞋，有草鞋……
我和同學們走散了。回到住地，倒身便睡。那晚回到住地的人少了一小半，不知去向。我們學校的老師說他們的使命已經完成，接下來我們可以自由行動。
我和同班的一名男同學聽說，北京的紅衛兵和造反派“要將首都變成紅色的海洋”，東單和王府井先行變了，都想見識一下“紅色海洋”怎麽個紅法。
第二天上午我倆便去了。東單倒也沒怎麽變紅，但王府井街兩邊的柱子、門板幾乎都刷上了紅漆。我倆見到有人正刷著，滿眼紅，鬧心。
我倆都不覺得北京的王府井比哈爾濱的中央大街更值得一逛。中央大街俄式小樓多，有異國情調——這是王府井比不了的。
如今想來，人類的發展史，差不多是伴隨著口號的曆史。簡直也可以說，沒有口號，就沒有改變，沒有發展。從前如此，現在如此，以後也將如此。中國、外國，都如此。人類的口號現象，非常值得研究，有興趣者，肯定可以寫成一部很有文化的口號學大書。
但，很“二”的想法，怎麽就變成了口號，又怎麽一下子毫無阻力地被許許多多人擁護了，成為許許多多人的實際行動——這其中的高級荒誕，卻是我至今想不明白的。
我花五角錢買了一套油畫，明信片那麽大。卻不是明信片，是純粹的硬紙的油畫——所畫皆為毛主席在各個革命曆史時期的光輝形象。有一幅是《井岡山會師》——但與毛主席握手的，已不是朱德，而是林彪了。
如今想來——文藝皆為政治服務，著實是一個危險的口號，若被大多數文藝家奉為神聖口號了，後果不堪設想。因為，那麽一來，文藝家就不但會參與篡改曆史的勾當，而且還會以為自己在行創造曆史的神聖之事……
兩天後，我告別北京，登上了開往成都的列車。
那是千辛萬苦的旅程，大約在車上待了一百個小時。有時列車一停就是半天，因為經常被“大串聯”的紅衛兵和造反派攔住。
在成都人民廣場，我親眼看到了紅衛兵掄起皮帶抽人的情形——台下有些人高呼：“要文鬥，不要武鬥！”
還有一些紅衛兵則在台上講伊索寓言《農夫和蛇》的故事。
這也有文化現象的色彩。
在樂山，我收到了父親複我的電報——“不許來，速歸。”
父親不到樂山接我，我是難以找到他的——他們的住地並不在當年小小的樂山市，而在樂山地區的深山裏。父親的態度那麽堅決，我隻有服從。然而返程特別不順，中國的鐵路已被“大串聯”搞亂了秩序，途中我還病了一場。到北京，又因幾次沒擠上北去的列車，滯留了多日。
回到哈爾濱，竟已是國慶之後。我已回憶不起來，當年是怎麽在途中度過的“十一”了。
我在北京結識了十幾名武漢某中學的學生，都是高中生，有男有女。他們坦言都是家庭成分不好的學生，沒資格加入紅衛兵，也沒資格“大串聯”，於是組成了一支“長征小分隊”，徒步走向北京。也都坦言，名曰“長征小分隊”，其實並非一直走，遇到有車可乘的機會，是會卷起旗幟登上不管是什麽的車的。
他們對我很愛護，都像大哥哥、大姐姐。
我們同住在一位外交部官員騰出的房間裏，混睡在草床墊上。他們差不多每人都帶了小說，以外國小說為多——有人還帶了《紅樓夢》，內夾紙卡片，其上抄魯迅關於《紅樓夢》的一段語錄，說是為了在被人發難時作為盾牌。
每晚，他們都讀書，我也有機會讀他們暫時不讀的書。
《怎麽辦》就是我在那時讀完的。
“沒有完全的獨立，就沒有完全的幸福。”——這句話當時印在我頭腦中了，第三百九十八頁，絕不會錯；如果是我讀過的那一版本的話。
我的“代表之行”對我家意義重大——因為父親住在大山裏，母親再也不提全家去不去四川的事了。
然而哈爾濱的“文革”之亂，已經不再是最初那種全社會性的騷亂了。各個單位，都發生著“內向型”的更尖銳的衝突了——所為皆因一個“權”字。從前的掌權者或“徹底”被打倒了，或“靠邊站”了。權力的“真空化”，使每一派造反組織都生取代之心。有時，一個單位的權力在一個月裏會更變兩次——從街道小廠到市裏、省裏的廳局級部門，每每因內部的奪權鬥爭而劍拔弩張。
正常的生產無法進行是不言而喻的。
但也不是完全停止了生產——不管哪一派掌權，即使僅僅半個月，就必須下達生產指令，那是顯示自己有能力掌權的起碼的證明。何況，還有“抓革命、促生產”這一“最高指示”約束著。
春節後，我和班裏的幾名男同學到拖拉機製造廠“學工”一個月。“學工”也是對我們的要求。我們都心存幻想，希望自己樣樣照做，畢業時能有份好鑒定入檔案。一千幾百人的拖拉機廠中的兩大造反派組織誓不兩立，一個月裏我們經曆了兩次奪權與反奪權。直到我們離開，誰都沒搞清楚兩派究竟為什麽勢不兩立。但廠裏的許多老工人給我們留下了可敬的印象——有時兩派的骨幹分子都快在辦公樓裏武鬥起來了，他們卻還能心沉氣定地在車間裏，在車床邊目不旁顧地工作著。
新生入學了，有些老師被取消了教學資格，老師不夠了。我毛遂自薦，當起了一個新生班的代理班主任。數學好說，公式不染政治。沒有語文課本，我給新生上“毛主席詩詞欣賞課”。
那一時期我住在曾為老師們建的圖書閱覽室，兼做更夫，防止哪一紅衛兵組織的學生將書搬走，賣了，用錢買寫大字報的紙和墨水——那時有一條針對紅衛兵的紀律，不清楚是哪方麵頒布的——明確指出，凡屬各級公共圖書館的書籍，隻許封存，不許瓜分，否則按盜竊論處。之前燒掉的，自然不加追究了。這使我們學校的圖書館的部分書得以保存了下來。
而我度過了一個許多夜晚有書可讀、枕書而眠的冬季。
實際上大部分書我已看過，沒看過而又覺得吸引我的書不多。
在那樣的歲月，我居然有幸讀到了《白鯨》《傲慢與偏見》《呼嘯山莊》《荒野的呼喚》《鍍金時代》等外國小說和裴多菲、海涅、拜倫、雪萊等外國詩人的詩選。
除了《白鯨》，另外一些小說，小人書鋪都曾有過小人書；那些外國詩人的詩選卻是小人書鋪沒有的，使我一度也喜歡上了詩。
哈爾濱漫長的冬季曾使奪權的派性鬥爭處於冷戰階段，隨著春季的來臨，又變得白熱化了。而中學紅衛兵們造成的社會騷亂卻漸平息了，大學紅衛兵和大廠工人造反派組織之間的衝突成為“文革”的主要劇情。
那時樣板戲還在孕育過程中。外國的、古典的、蘇聯的一切文藝，都被貼上了“封、資、修”的標簽；一切的中國現當代文藝，或因作者被劃入了另冊而禁了作品，或因作品被批為“毒草”而禍殃作者——全中國進入了一個無書、無電影、無戲劇，幾無任何文藝節目可看的時期。
不論東西南北中，在中國大地星羅棋布的農村，農民們似乎麵臨著一種超曆史的空前絕後的寂寞歲月，連民間娛樂現象也基本上銷聲匿跡了，民間藝人仿佛將要絕種。他們的娛樂願望僅能通過以下方式來滿足——婚喪之事、田間地頭的戲謔、敲鑼打鼓歡慶最新“最高指示”發表、批鬥“地富反壞右”五類一向的階級敵人及一切新型階級敵人——後者的罪名大抵與“反文革”有關。婚喪之事並不經常，且禁止搞得過於熱鬧；最新的“最高指示”亦非盼之即來；田間地頭的戲謔本是農村常態；於是，批鬥會具有了非常態的消遣娛樂的性質，並漸由非常態而轉向常態。年輕人們也漸由習慣於此道而樂見之、參與之，又因而善於此道了——這使農村在“文革”中產生的“批鬥罪劇”並不亞於城市。
城市人卻常有場麵宏大的“文革劇目”可看——在哈爾濱，動輒數千人近萬人的示威遊行、追悼遊行、抗議遊行、宣傳遊行不足為奇。紅袖標基本完成曆史使命了，或當擦鞋布了，或成個人收藏品了。但當那種宏大“劇目”上演時，仍是統一標識，其一片紅仍有視覺衝擊力。大學生和工人階級成熟的臉與中學生們未成熟的臉給人行道上的觀看者們留下的印象就是不同——前一種臉上似乎呈現著信仰的堅定性，“為有犧牲多壯誌”的凝重、肅穆與感染力。往往，開路的是高呼“文攻武衛”之口號的武衛隊員，如“禦林軍”；其後是宣傳車。又往往，焊了裝甲鋼板，隊伍的中間通常是女性，老工人殿後……
當時的哈爾濱基本分成了兩大派，大學生與工人，也因此站到了一起，兩派大學生都盡量“團結”，也可以說是“綁架”更多的工人。
那種場麵宏大的“劇目”雖很可觀，卻也不是普遍市民想看到就能看到的。愛看熱鬧的市民有時聽說發生在何處了，騎著自行車趕去時，很可能結束了。
一方麵，轟轟烈烈的大事件經常發生在各個城市，令人心躁動不安；另一方麵，因為基本上沒有了文藝對人精神需求的給予，全中國，確切地說，大多數中國人的內心世界陷入了空前的寂寞。
“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適時出現。
不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推行、倡導，更是一種文藝本能性的時代反應。舉凡中國的省會城市、直轄市，皆是文藝工作者雲集，文藝青年生生不息的地方。文藝家可以一批一批地被人為廢掉，文藝本身滿足精神需要的功能卻不是任何人可以廢掉的——它隻能被改變方向，隻能被異化。而在文藝極度匱乏的時代，被完全異化了的文藝，也是大眾所不排斥的，甚至持歡迎的態度，饑不擇食。
觀看自然是免費的，卻也預先發票，或憑工作證等證件觀看。表演者基本是青年，他們隻爭取表演機會，隻滿足於才藝的呈現，此外無任何功利目的。當年，各大專院校、各大工廠幾乎都有“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後來簡稱為“宣傳隊”。若某大專院校或大廠存在對立的兩派，則各有各的“宣傳隊”，並各有其勢力範圍內的演出場所。毛主席語錄歌和詩詞歌是節目的主要內容；某些抗戰歌曲也在允許演唱的範圍，如《黃河大合唱》、電影《地道戰》的插曲等；某些民歌的演唱也不必忌憚，如《嘎達梅林》、才旦卓瑪一唱而紅遍全國的《共產黨來了苦變甜》。還有某些經典的紅色曲藝節目表演了也無質疑之聲，如山東快書《奇襲白虎團》、快板《三進山城》、評書《肖飛買藥》等。
器樂獨奏、合奏也有點兒展現才藝的空間。
總之，在內容極有限的範圍，十幾個人的“宣傳隊”進行一場兩個小時的演出，也能博得陣陣掌聲。演出次數多了，有些人的才藝就會被民間口碑廣為傳揚。當年的演出簡單，無背景，也不必著演出服——所著大抵是無領章帽徽的軍裝，典型的紅衛兵小將的服裝；倘是工人，則著工作服。但袖標是必戴的，因為演出是代表派別的。
我也饑不擇食地看過，故有切身體會。
此種文藝現象並未持續多久，不知何方神聖下達的“紅頭文件”予以禁止，理由是防範非無產階級文藝魚目混珠，趁機卷土重來，悄然占領無產階級的紅色舞台。
春夏之交，有正式的新老師參加工作了，我的代理班主任角色結束。當初，我之毛遂自薦懷有僥幸心理，幻想表現夠格，或許會被破例留校，即使能較長期地做代課老師，那也很不錯啊！
母親經常因手頭拮據而愁眉不展，我要為家裏掙錢的願望十分迫切，無報酬的班主任角色告終，未免嗒然若喪。學生們與我已建立了感情，別時相互依依不舍。
鄰家叔叔是收廢品的個體戶，經常收回整車的書刊，大部分蓋有單位圖書館公章，估計是造反派們缺經費了，肆無忌憚地給賣了。
於是我有了許多書刊可讀，多到根本讀不過來，隻能選擇性地讀。我見到過《收獲》《草原》兩種刊物的年度合訂本，鄧友梅的短篇小說《在懸崖上》就是我從《收獲》上讀到的——內容是一名年輕的男性知識分子與有夫之婦產生了愛情，如何靠道德感和自製力成功地了斷不該發生的事……
鄰家叔叔收破爛的車還使我讀到了《法國革命史》，五十多歲後才知道有幾種版本，卻不記得我讀過的是哪一版本了，隻記得書中多處對於暴民行徑的描寫使我震驚，不禁聯想到了種種耳聞目睹的“文革”暴行——我必須承認，聽說的比見到的多。
我也從書刊堆中發現了雨果的《九三年》，寫此小說時，因參與了巴黎公社起義而逃亡國外的雨果，已被允許回到法國了，老了。在《悲慘世界》中，雨果極正麵地描寫到公社起義的血戰和失敗，而在《九三年》中，他變得和晚年的托爾斯泰一樣了，似乎成了一個托爾斯泰主義者，即呼喚“好人政府”和“人道主義”的老翁。他似乎是在通過《九三年》反思法國大革命；而其反思的立場是超階級的人道主義——我所讀到的《九三年》，出版前言中有這樣的話：晚年的雨果，由其貴族出身所決定，無可救藥地墮落到所謂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泥潭中去了……
原話肯定不是那樣，意思肯定是那樣的。
我先讀的《法國革命史》，便很能理解雨果的反思了，並且產生了這樣的想法——一個人，不管曾是什麽人，倘到了晚年還不是一個人道主義者，那也著實是個可怕的人了。
也可以說，當年的我，“文革”背景中的我，開始成為一個少年人道主義者了——不，那一年我十八歲了，是青年了。《法國革命史》和《九三年》使我在思想上有種自甘“墮落”的傾向，“不可救藥”也無所謂。
我也第一次接觸到了托爾斯泰和高爾基的短篇集——托氏短篇小說一如他的長篇小說，人道主義主題更明顯了，《舞會之後》《窮人》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前者對我的影響，在“文革”後我多次與記者談到過，後者如今收在我們的小學語文課本中。還有一部短篇，講俄法戰爭結束後，一些農民要以私刑的方式處死另一個農民——法軍占領期間，他被迫為法軍做了些事。他七八歲的兒子一直跟隨著，哭著哀求人們放了父親，那孩子的母親仍病在家中。有一個人忽然動了惻隱之心，說那就算了吧，戰爭已經結束了，何必多死一個人，反正他的罪過也不是多麽嚴重……
我與同學對此篇小說討論過，他認為同樣的事如果發生在軍人身上，就不可以那麽簡單地說放就放了，必須受到軍事法庭的審判。罪行不嚴重，當然不應判死刑。但不判刑也不對，那軍隊就沒法帶了。
與以上作品同樣印象深刻的，還有幾期《支部生活》雜誌，小三十二開，白皮黑字，薄薄的——除了講怎樣過好支部生活，後兩頁還講“怎樣過好夫妻**”；千真萬確，我寫下的與實際標題一字不差。
如今，我一回想起來就忍不住笑。
那兩頁內容使我明白，黨員首先也是人。並且，直接完成對我的性啟蒙。
印象最深最深的，是用鋼筆抄在筆記本中的幾行詩：
人民是什麽？
人民是麵旗子嗎？
用到，把它高舉著，
用不到了，便把它卷起來。
人民是什麽？
人民是一頂破氈帽嗎？
需要了，把它頂在頭頂上，
不需要的時候，又把它踏在腳底下。
人民是什麽？
人民是木偶嗎？
你挑著它，牽著它，
叫它動它才動，叫它說話它才說話。
人民是什麽？
人民是一個抽象的名詞嗎？
拿它做裝潢“宣言”“文告”的字眼，
拿它做攻擊敵人的矛和維護自己的盾牌。
人民是什麽？人民是什麽？
這用不到我來告訴，
他們自己在用行動，
作著回答。
人民是什麽？人民是什麽……那筆記本中還抄了不少別的詩句和書籍中的名言。我沒敢保留，替它的主人毀掉了——那樣的筆記本自己不偷偷燒掉怎麽還敢賣了？！從字體看，不是中學生抄的，像成年人的字體。轉而又一想，也許是抄家抄到的，它的主人已經罪名成立了。
當年，那是我讀過的對我最有衝擊力的詩，與之相比，拜倫、雪萊、海涅的詩立刻遜色。
於是便牢記住了“臧克家”這個名字。
我仍是到校次數最多的幾名學生之一，因為被選為班級“勤務員”了，也可以說是服務員。我們“勤務員”到校之目的已隻剩一個，如果有什麽招兵、招工、畢業或可以升學的消息，能及時通告大家。
1967年全年沒有那樣的消息。
1967年我除了在家裏將一切我能做的事都做了，包括和泥、托坯、修房子、改造火炕和火牆、做煤球……再就是閱讀了。除了閱讀時光，更靜好的時光是沒有的。
因為還不能為家裏掙錢，我負罪地、自虐地撿過煤渣、扒過樹皮。
1968年前五個月，還是沒有關於我們這一屆初三學生的任何好消息。
6月初，“上山下鄉”運動開始了。
6月17日，我去往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終於可以為家裏掙錢了！
這不是政治現象嗎？為什麽說是文化現象呢？
當然首先是政治現象，但同時也是文化現象——正如中國古代的詩現象分“風、雅、頌”，若“風、雅”全無，唯“頌”存之，則“頌”就是獨一無二的詩現象，雖然我們明知“頌”同時也是王道現象。
不論是在農村生產隊的隊部，還是在小學校，甚至在幼兒園和許多家庭，有幾樣“東西”是必具其一的：毛主席畫像、成為印刷品的毛主席語錄、各種開本的“紅寶書”、不同材料的毛主席像——以石膏的、瓷的為多。
在幹部人家的客廳，大抵四樣都有。因而，若進入那樣的人家，見正麵牆上，中間懸掛毛主席像，左右對稱地貼著紅底黑字的毛主席語錄；賓主落座，擎杯飲茶時，見杯上也印著毛主席語錄或詩句——任誰都會覺得那簡直也是文化現象了。
古今中外，文化現象必然反映在家庭。
城鄉普通人家都沒有年畫可貼了。
年畫的選擇折射一個家庭樸素的審美取向。當年春節貼上，直到來年春節才換新的。既然無處可買了，而牆上總以貼著什麽有色彩的“東西”為好，於是毛主席像和語錄代替了年畫的審美作用。
在小鎮的小飯館、小旅店裏，包括叫作“大車店”的最便宜的旅店裏，主席像和語錄也是不能少的。為了省錢省事，每每用鏤板和彩漆噴在牆上，那就多年不必換了。
黨政機關單位辦公室及其所屬的會議室、禮堂，縱使並無要求也會自覺那樣，不那樣肯定是個事。但對於很下層的一切公共場所以及家庭，從無硬性要求。
既無硬性要求，何以那樣？
一由於從眾心理，二由於審美意識。
從眾心理與審美意識混淆在一起；有些人是從眾心理為主，有些人是審美意識為主。
在某些農村，春節期間的集市上仍能買到剪紙——剪紙的內容也與時俱進，體現出“文革”的文化主題。而無論剪這一類剪紙的人還是買這一類剪紙的人，內心活動大抵與“忠”“不忠”無關，是緣於對美的創作和欣賞來剪或買的。但祈祝五穀豐登、六畜興旺、愛情牢固、家庭幸福一類的剪紙或對聯，在農村，在1968年，也還是允許出現的。
“無處不在”不等於無孔不入地全麵占領。
我們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知青既自謂“軍墾戰士”，對我們的宿舍內務起初便有軍營般的要求——除了被褲的疊放方法必須整齊劃一外，“紅寶書”也得清一色地擺在明麵。但這要求隻嚴格了一個時期，因為我們的宿舍非磚瓦化的營房，住得也比正規軍的戰士們擁擠，整齊劃一根本做不到。
這乃因為，相對於人民大眾而言，從前文藝在生活中所占的時間比例也很有限，沒有那種從豐富到匱乏的強烈反差。何況，語錄歌、詩詞歌、歌頌偉大領袖的歌此起彼落，時常可聞——這使他們的實際感覺是接受得太多了，而不是少；盡管是被動地接受。
但對於青年而言，對於即使隻有初中文化的青年而言，不論在城市還是在農村，十分單調的文藝形態是不能滿足精神需要的，對多樣化的文藝的需要越來越強烈，幾近如饑似渴。而比之於城市，“廣闊天地”更加使人內心寂寞。當年我們二十幾名首批連隊知青，為了抵禦形同包圍的大寂寞，寧肯幹了一白天活，晚上再到地裏去加班，直至天明。深層原因並非積極的勞動表現，而是內心沒著沒落、不堪寂寞。自然也有從眾心理在作祟，別人去了，自己不去，怕顯得勞動表現不如人。但主要是為了抵禦寂寞，正值麥收季節，看地裏的收割機往複穿梭，有點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