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關東軍出動

◎“參謀旅行”

關東軍以其在中國東北的特殊地位和條件，充當了日本武力侵占中國東北的急先鋒。1928年製造皇姑屯事件，企圖乘張作霖被炸死而引起的混亂出兵占領全東北，徹底解決“滿蒙問題”。但由於東北當局和張學良的妥善處置，關東軍陰謀未能得逞。隨後不久，賊心不死的關東軍又懷鬼胎，伺機再幹。他們以組織參謀軍官旅行為名，到東北一些地區進行實地偵察，搜集情報，製訂作戰計劃，為侵占中國東北做軍事準備。

1929年5月，剛剛調任關東軍參謀的板垣征四郎主持召開了關東軍情報會議。會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認為張作霖死後，繼任的張學良不僅不與日本合作，而且態度傲慢，所以從東北現狀來看，要根本解決“滿蒙問題”，除了以武力強行占領，使之成為日本領土外，別無良策。會議根據形勢分析，決定以“研究對蘇作戰計劃”為名，進行參謀旅行活動。從1929年到1931年即九一八事變前夕，關東軍共組織了四次參謀旅行。

第一次是1929年7月3日到14日曆時12天的“北滿參謀旅行”。路線是從旅順出發，經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海拉爾到滿洲裏，回程經昂昂溪轉洮昂線，到泰來、洮南，然後返回旅順。

這次參謀旅行由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統領，專習員有佐久間亮三大尉等五人。在旅行過程中，參謀們就侵占“滿蒙”問題進行了多方麵的策劃。以“石原構想”的侵略理論而著稱的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在這次旅行中大出風頭。7月4日，石原在長春講述了“對現代戰爭之觀察”，即“戰爭史大觀”，提出了“關於占領地統治之研究”的提案。自稱此次長春之行揭開了“滿洲事變前史的第一頁”。7月5日在由長春到哈爾濱的列車上，石原又拋出“扭轉國運之根本國策——滿蒙問題解決方案”，在滿洲裏又就“關東軍吞並滿蒙領土計劃”作了說明。石原的幾份提案比較係統地製定了侵略東北的計劃，例如預定行政組織采取總督府的編製、日本人從事企業經營和腦力勞動、朝鮮人從事水稻的開發、中國人從事小商業和體力勞動等，占領東北後的種種設想，詳盡至極。

在這次參謀旅行中，板垣、石原等還進行了實地偵察和戰術研究，主要內容有：為進攻哈爾濱的地形判斷、鬆花江渡江作戰、占領哈爾濱以後的前進陣地、興安嶺東側地區的遭遇戰、海拉爾的防禦戰、在洮南集中主力的掩護陣地等，為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進行了極為周密的軍事準備。

第二次的“遼西參謀旅行”仍由板垣、石原二人統領，專習員以關東軍第16師團的幕僚為主，是在1929年10月間進行的。這次在形式上與第一次的“北滿參謀旅行”截然不同，不是參謀、協商，而是采用對抗的形式。參加人員被分為兩組，一組充當日軍，一組充當中國軍隊，相當於一次小規模的軍事演習。這次“參謀旅行”時間很短，隻進行了三四天。他們按著假想的關東軍在擊潰中國軍隊後進行掃**，其主力正向奉天附近集中，進入新民屯的關東軍先遣部隊被中國軍隊包圍的背景，研究和演習了新民的渡河攻擊、向錦州追擊和進攻錦州等課題。旅行團成員還詳細偵察了錦州中國軍隊的兵營，為後來轟炸錦州打下了基礎。

1930年5月，關東軍組織了第三次參謀旅行，稱作“長春參謀演習旅行”。這次活動是由前來東北的日本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畑俊六率關東軍參謀旅行團到長春舉行軍事演習。石原在長春發表了“從軍事上看日美戰爭”的講話，宣稱拯救沒有和平的中國是日本的使命，同時也是拯救日本自己的唯一途徑，為此必須排除美國的障礙，鼓吹對中國，乃至世界的戰爭。

1931年7月6日，關東軍組織仍由板垣、石原為統領的第四次參謀旅行，依舊名曰“北滿參謀旅行”。這次活動主要是為了讓新調來的關東軍幕僚親自看一看他們亟待熟悉的東北情況，加深對北滿戰略價值的認識。在旅行前一個月，每個人都分配到了一份自己的研究課題。7月6日，他們從旅順出發，經鄭家屯、洮南、齊齊哈爾、昂昂溪、紮蘭屯、海拉爾到滿洲裏，回程取道哈爾濱、長春、公主嶺，19日返回旅順，曆時兩周。關東軍參謀們在昂昂溪研究了中野良次的“關於機械化部隊的運用”，在海拉爾和哈爾濱偵察了郊區的地形。除此之外，還進行了泰來附近地形及開闊地的正麵防禦的圖上研究。此次活動實地考察了北滿的全部地形。

關東軍組織的這些參謀旅行，為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侵略東北做了軍事偵察方麵的準備，在不久之後發動的九一八事變中起了重要作用。

◎軍事部署

為了加強東北日軍的作戰力量和便於發動戰爭，日本軍部進行了一係列調兵遣將的活動。

1931年三四月間，日本軍部將多門二郎中將所部第2師團調到東北，與駐東北的第16師團換防。因為第2師團的士兵大多數來自日本北部地區，適於在寒冷的氣候作戰。7月1日，日本軍事參議官會議決定：調一個師常駐東北，廢止駐東北日軍兩年調換一次的製度，並在遼陽、旅順、長春、沈陽、公主嶺、海城等地派駐軍隊。此後，駐朝日軍也得到重新部署，日本駐朝鮮第19、20兩個師團奉命到中國邊境圖們江沿岸駐紮，以便在緊急時刻配合關東軍的行動。

與此同時，日本陸軍部人事變更頻繁，一批亟於策劃和發動侵華戰爭的好戰分子集中到了陸軍部：陸相南次郎、參謀總長金穀範三、教育總監武藤信義、次官杉山元中將、軍務局長小磯國昭少將、軍事課長永田鐵山大佐、參謀本部參謀長二宮重治中將、第一作戰部長建川美次少將、第二情報部長橋本虎之助少將、作戰課長今村均大佐、中國課長重藤千秋大佐、歐美課長渡久雄大佐等。

8月1日，日本軍部任命本莊繁中將接替菱刈隆為關東軍司令官。這位曾任張作霖顧問的“中國通”熟知東北的軍政情況，由他掛帥發動一場侵略中國東北的戰爭，當是最好人選。8月18日，另一位“中國通”土肥原賢二也被軍部從天津特務機關長調任為奉天特務機關長，為日本關東軍發動事變、武力侵占中國東北又添一得力幹將。

除了調兵遣將，關東軍在火力配備和作戰演習方麵的活動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

關東軍在策劃進攻沈陽的計劃時，考慮到沈陽城牆比較堅固，用中小口徑的火炮可能不利攻打，於是在1931年春向來東北視察的陸軍省軍事課長永田鐵三大佐提出需要兩門重炮。7月，經日本軍部批準，由東京運來兩門口徑24厘米的重炮。為掩人耳目，日軍在運炮和安裝過程中，采取了嚴格的保密措施，先將大炮盡可能地分解，以木箱裝運，運到大連碼頭時，卸貨日軍一律穿上中國便服扮作搬運工人，將拆卸開的重炮謊稱是棺材和石碑。到沈陽站時，又被直接卸到日本守備隊的兵營內偽裝隱藏起來。

為避免引起外界注意，安裝重炮選在深夜12點到淩晨3點之間，而且在施工現場架起了一座10米見方的工棚，四周和頂部都用白鐵皮掩蓋起來，對外謊稱修建遊泳池。

大炮安裝完畢後，把炮口直接對準了射擊目標：駐紮中國軍隊的北大營和奉天飛機場。為了射擊方便、命中率高，事先還對各種目標進行了計算，在大炮旁記下射擊角度和各種設置，配合十分周密，即使實射時“閉著眼睛也能命中”。

九一八之夜，這兩門大炮果然發揮了作用。

關東軍的軍事演習從1929年就不斷升級，到1931年6月以來，軍事演習就更加頻繁了。這些演習都是按照作戰方案的預定目標進行的，相當於實戰預演。據不完全統計，從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日軍在沈陽等地軍事演習共50餘次，參加人數達7000餘人次。

進入8月以後，日軍的軍事演習幾乎是連續不斷地舉行：

8月4日，駐朝鮮日軍越界過圖們江，在中國境內施射水雷；

8月15日，駐朝日軍到中國境內進行軍事演習；

8月18日，駐沈陽軍守備隊在皇姑屯一帶進行街市戰鬥演習，任意切斷交通；

8月29日，駐長春、安東的日軍越過滿鐵占用地界進行軍事演習；

9月2—3日，日軍每日在北大營附近的旺官屯、關帝廟、老瓜堡等地進行野外演習；

9月4—5日，日軍先後舉行包圍東北兵工廠和沈陽城的攻擊演習；

9月8日，日軍公然在沈陽的北邊門外架起機槍，作攻城演習，並在和堡大街進行巷戰演習；

9月14—17日，日軍在北大營一帶連續進行實戰演習；

9月18日……

演習終於登台變成了一出真戲。

◎籌措經費

侵略方案有了，軍事力量有了，重槍炮也有了，可是進行“活動”需要的錢從何而來呢？奉天特務機關每年機密費隻有2000日圓，遠不足用。關東軍參謀花穀正把籌措5萬日圓經費的任務拜托給了積極支持關東軍行動的參謀本部俄國班長橋本欣五郎。

為了籌措“事變”所需的5萬日圓經費，橋本欣五郎四處活動，費盡心機，最初找到三尾（政友會代議士），後又通過高橋、根岸向藤田謙一（當時因某事件被審問中）等籌集。還想與鬆尾忠二郎、萬表喜藏（藤田、鬆尾、萬表均為日本財閥）搭上關係，但是都沒有成功。

1931年8月，正當橋本為籌措經費愁眉不展之際，獲知參謀本部中國課長重藤千秋的外甥、原《東京日日新聞》報的社長藤田永，正計劃支援其下屬吉本三次郎30萬日圓購置槍炮軍械物資，占領中朝邊界的間島（即吉林省所屬的延吉、汪清、和龍、琿春等地區，通稱延吉地區）地區，建立一個緩衝地帶，進行侵略中國東北的活動。於是橋本與重藤商量，決定同藤田開門見山地談，希望從那30萬日圓中借出一部分給關東軍。

8月19日，重藤約藤田在一家飯店會麵。重藤說：“我們有一個比你大千倍的計劃，希望你也參加，把你那筆錢拿出一部分給我們。”起初，藤田不肯答應，經重藤一再動員和勸說，藤田終於表示同意。高興異常的重藤立即給中國課課員和知鷹二少佐打電話，要他速來，當麵交給他2000日圓，並交代說：“你馬上請病假去滿洲，告訴板垣大佐，經費問題已經解決，這2000圓是證金。另外，你把板垣計劃的材料帶回來，要在一周之內把此事辦妥，事關機密，萬勿讓他人知道你的行蹤。”

8月26日，和知從中國東北回來，帶回了幾張作戰地圖。重藤與橋本研究之後，向藤田進一步說明了情況。藤田同意借款給關東軍10萬日圓。後來，這筆經費是由皇姑屯事件的策劃者、現已成為日本浪人的河本大作送交關東軍的。據河本回憶說：“9月8日清晨，我在東京澀穀區園山家中接到參謀本部重藤大佐的電話，要我立即到參謀本部麵見重藤。他拿出用紙包著的5萬日圓，對我說，此事難以委托他人，特煩前輩代勞。要求我盡快乘飛機將此5萬日圓親手送交奉天特務機關輔佐官花穀正少佐。我因金額過大，恐攜帶不便，便詢問重藤可否電匯。重藤表示，為保密起見，必須親身攜帶。我預感到奉天可能正在策劃某種行動，當即承諾，著手準備9日飛往奉天。”

9日晨，河本從東京出發，經大阪、福岡、漢城，到達新義州後，因天氣原因飛機停飛，即改乘自安東始發的夜車。河本日夜兼程，於10日早晨到達奉天，把5萬日圓親手送交花穀正。花穀正向河本訴說了缺乏機密費等情況，對河本的幫助表示十分感謝。

據說，因在借款時重藤等人答應藤田，事成之後以十倍之數償還。所以在九一八事變後，藤田索款未得，就威脅說：如果不還錢，就把事實真相向歐美國家披露。板垣、本莊等關東軍頭目一時拿不出這麽多錢，恐怕真相泄露，隻好硬著頭皮求見支持關東軍的日本陸相荒木貞夫，荒木從軍部機密費中撥出100萬日圓了結此事。

◎本莊繁視察

本莊繁接到調任書後，於1931年8月15日由東京出發，20日抵達旅順上任。就職後，本莊先後聽取了關東軍參謀三宅光治的報告，石原參謀關於作戰計劃和解決“滿蒙問題”的意見，張學良顧問柴山兼四郎（日人）和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的有關東北形勢的匯報，進一步摸清了關東軍及東北的政勢情態。9月1日本莊繁在對部屬的訓示中說，近來“滿蒙”形勢日漸緊迫，我關東軍責任重大，不可有一日偷安。9月3日，他又說，“滿蒙問題”最後解決的日子正在迫近，第一線部隊要密切警惕周圍的形勢，一旦有突發事件，要有決心和準備抓住機會。關東軍新任司令官本莊繁似乎已對解決“滿蒙問題”胸有成竹。

從9月7日開始，本莊繁又以“例行巡視”為名，對日軍第2師團和獨立守備隊進行了為期12天的檢閱，由石原等九人隨行。到達的地區有大石橋、海城、鞍山、連山關、沈陽、鐵嶺、公主嶺、長春和遼陽等，其中在長春、公主嶺、沈陽、遼陽的停留時間最長，而重點之重點則是沈陽。

本莊繁在“巡視”期間，對日本駐軍的應變準備工作進行檢查，觀察各地的軍事演習，並做戰前的軍事動員工作。9月13日，本莊繁在長春視察時，對獨立守備隊司令官森連發出訓示說：“據查最近盜匪猖獗，不僅妨害鐵路運行，而且多次窺伺我附屬地，實在令人憂慮。因此，對敢於輕視我軍威嚴的不逞之徒，你們要采取斷然措施，以求完成鐵道守備任務，消除帝國僑民的不安之情。”按照條約規定，日軍鐵道守備隊的活動範圍僅限於滿鐵附屬地，本莊繁的這個訓示等於是動員日軍鐵道守備隊非法越出附屬地進行活動。

本莊繁“巡視”的最後一站是第2師團司令部的駐地遼陽。9月17日，本莊繁在遼陽對第2師團長發出訓示：首先，奉天駐地司令官必須以最大的決心，采取斷然措施，若遇與中國軍隊交戰，由駐奉天部隊統一指揮；其次，駐長春與遼陽部隊對於增援奉天的準備工作尚可，唯有與鐵路當局聯絡之事有待研究；再次，駐奉天部隊的攻擊城牆演習尚可。此外，他還對有關遼陽市街戰，山炮、裝甲汽車的訓練，師團長、旅團長的指導，部隊作戰的士氣等問題都作了具體訓示。最後，他強調說：當有事件突發之際，各部隊要斷然采取積極行動，並要有必勝的精神準備。這次“訓示”實際上是對日軍備戰措施檢閱的總結和戰前軍事動員令。

本莊繁在視察期間，還多次觀看了各地日軍舉行的軍事演習。如9月14日長春日軍的越出鐵路附屬地的演習，沈陽日軍15日由第29聯隊、獨立守備隊、憲兵隊、特務機關聯合舉行的攻打沈陽城牆的夜間演習，16日步兵第29聯隊的裝甲汽車隊和山炮隊的演習等。

本莊繁視察是關東軍“參謀旅行”的繼續，也是對九一八前夕的關東軍實力的一次全麵考察，更是柳條湖事件的全麵演練。正如事變後一位日軍軍官所說：九一八夜間的行動，使人“仿佛大夢初醒，這不是把白天的檢閱重做一遍嗎？！”

戰爭已箭在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