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村事件

◎神秘的“日本東京農業學會會員”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中日雙方還就萬寶山事件進行交涉的時候，日本帝國主義又以“中村事件”為由，再掀反華波瀾。

1928年前後，東北大興安嶺地區土匪活動甚為猖獗。為了加強守備，鞏固邊防，開發邊疆，經張學良批準，將索倫山的南麵，北以索嶽爾濟山的分水嶺為界，沿洮兒河南至白城子，東西夾交流河、綽爾河的河穀間6000多平方公裏的地方辟為興安屯墾區。張學良將從關內撤回東北的部分軍隊改編成屯墾軍，派赴以索倫為中心的興安屯墾區屯墾殖邊。

在興安屯墾區成立之初，東北當局就照會駐沈陽的各國領事館：興安嶺地區乃為荒野偏僻之地，山深林密，恐怕東北當局不能保證進入該地區人員的安全，故謝絕一切人員參觀遊曆。凡是外國人要求進入該區者，一律不發護照。各國領事都複照認可，唯有對該地有覬覦之心的日本不置一詞。在未設墾區之前，日本就利用這裏盜匪橫行、漢蒙雜居的複雜民族關係等條件，多次派遣特務到此進行製造“滿蒙獨立”、分裂中國的間諜活動。此外，因興安嶺地區與蘇聯接壤，日本準備把這個地區作為未來反蘇戰爭基地，所以也迫切需要掌握該地區的詳細情況。先前以“旅行”“考察”等名義進行的公開間諜活動，現在隻能改用秘密的和非法的手段進行了。

1930年冬，奉天日本領事館的總領事林久治郎，在關東軍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指揮下，將退伍軍人、軍曹（上士班長）井杉延太郎派到昂昂溪開設旅館，以此作掩護，在東內蒙古地區進行間諜活動，收集掌握當地的交通路線、民族關係、風土人情等情況，還借機拉攏控製蒙古王公，四處騷擾滋事。

1931年1月，日本參謀本部情報科從日本東京派遣日本陸軍大尉中村震太郎到中國東北的昂昂溪，與潛伏在這裏的井杉延太郎會合，開展間諜活動。為了行動方便，中村、井杉又雇用一名白俄獵戶做向導，另雇一蒙古人為其喂馬燒飯。四人均化裝成中國農民的模樣。

時值初夏，中村等人為避免暴露身份，收藏好各種記錄和必要的間諜探測器具，均身著棉襖棉褲。他們先在海拉爾、索倫山等地進行了近三個月的軍事間諜活動，把所到之處的地形、地貌、生態環境、山水橋路、軍事設施、駐防兵力、將校姓名、武器裝備、氣候資料、土質水源等情況都記錄在案，並繪製了詳細的地圖。

中村從海拉爾前往索倫山前夕，與奉天的日本領事館預約，5月中旬到洮南接頭。但他們在往洮南的途中，迷路行至察爾森。5月下旬的一天，當中村等人大搖大擺地經過興安屯墾區佘公府（今內蒙古烏蘭浩特市）的時候，被在那裏率領士兵操練的第一營營長陸鴻勳發現。由於陸鴻勳見四人馱載行裝甚多，又著棉服，行跡頗為可疑，遂令士兵將四人追回操場問話。初以漢語詢問，但言語不通，旋又改用蒙語，仍不通。陸懷疑他們是日本人，就報告了屯墾軍第三團少校團副董昆吾。董昆吾係日本士官學校畢業，能講一口流利的日語。

董昆吾到操場後，立即用日語詢問。這時，中村拿出一枚印有“日本東京農業學會會員”的名片，佯稱他是東京農業學會派到中國東北的會員，此次由洮南出發到索倫山一帶調查土質、農業情況，但因前方道路不靖，常有土匪搶劫，故想由此折回，返回洮南。董昆吾從其馬匹、行裝上觀察，也頗覺可疑，於是向他們說明路經此地，要加以檢查。這一查果然收獲不薄，從他們的行囊和中村的棉褲裏搜出了軍用地圖、調查筆記、指北針、寒暑表、南部式手槍、馬槍等。從他們的調查筆記中獲知，中村原來是日本參謀本部情報員陸軍大尉，在一個月前由海拉爾出發，經過東北興安嶺、索倫山一帶調查軍事地理，並將軍用地圖對照實地情況，加以糾正改繪。凡是他們所經曆的地區，對於雨量、氣候、村落、居民、土質、水井及可容駐兵力都記載極詳。

董昆吾從所搜得的材料中證實中村一行確為日本軍事間諜後，不敢大意，就以“前方路途不靖，常有土匪出沒，你等可在我們的團部暫住一夜，等候明天派兵保護送你們回洮南”為由，將他們四人扣留在第三團團部。然後立即派人到關外巡查的關玉衡團長處報告詳情，請其馬上回團處理。

當晚八九點鍾，在南突泉縣一帶執行剿匪任務的關玉衡團長接到董昆吾的報告後，立即組隊出發，星夜趕回團部。經過50餘公裏的強行軍，到達營房駐地已是下半夜了。關玉衡一到團部，即將所搜獲的文件譯成中文，證實中村震太郎的真實身份確係“日本帝國參謀省情報科情報員陸軍大尉”。為了穩妥起見，關玉衡決定對中村等人親自進行審問。

在審訊中，中村的態度傲慢自大，蠻橫暴躁，自稱是大日本帝國退役的陸軍大佐。井山延太郎交代說：“我們都是軍人，中村是陸軍大佐，我是曹長，現已退役，在紮免采木公司工作。中村指派我作案內（助手）。這些地圖都由中村自己掌握，我不管。”又問他曬藍紙俄文地圖是從哪裏來的？井杉答曰：“我不知道。中村不認識俄國字，用時就叫俄國人看。”再訊問中村時，則以沉默相對。但關玉衡已從井杉的口供中進一步確認中村的確是被派遣到興安區的日本軍事間諜。

為慎重起見，審訊中村的當夜，關玉衡又召集全團軍官會議，研究如何處理中村一案。董昆吾團副和陸鴻勳營長都認為應該將其秘密處死。因為東北當局已經向駐沈陽的各國領事照會不保護外國人來墾區遊曆，而且中國是弱國，本無外交可言，如將中村等解送沈陽，日本就極易將他和他的那些東西要回，還得讓中國人給他們道歉。關玉衡則主張設法取得中村的口供，所以在軍官會議後對中村等人再次進行審訊。

據關玉衡回憶說，在這次審訊中，“中村不僅蠻橫如故，更加變本加厲地耍野蠻，與官兵格鬥起來，激起士兵怒火。我本來不主張刑訊的，在此情況下，迫不得已才大聲喊：‘捆倒了打！’不料中村大尉竟拿起日本法西斯武士道的本領與官兵格鬥起來。此時，我遂抽出戰刀要手刃強寇。日本人最怕殺頭。中村見我抽出戰刀，他的氣焰方始少煞。經詢問後，令其在筆錄上畫押時，他又借機廝打，致惹起官兵的憤怒，官兵拳打腳踢，並用槍把子打在中村的頭上，將其打暈倒臥在地”。

這時，陸鴻勳營長說，像這樣就隻能采取秘密處死的辦法了。在場軍官也一致要求處死中村等人。於是，關玉衡下令，讓第三連連長寧文龍、第四連連長王秉義，把中村等四名間諜犯一並槍決。為嚴守秘密，派團部中尉副官趙衡為監斬官，押赴後山僻靜處執行，連同行李馬匹，除重要的呈報文件外，一律焚毀滅跡。

為防止事情被泄露出去，關玉衡不僅采取了一係列嚴密的保密措施，還製定了保守軍事機密的“約法八章”。如“此為軍機，不可泄露，上不許傳父母，下不許告妻子，凡有泄露者，禍滅九族”“不許私留中村一行人的任何財物；收繳的東西，必須上交團部，違者槍決”等。盡管如此，中村一行四人被秘密處死的消息還是讓日本方麵嗅出了味道。

◎借端生事

大約至遲到7月中旬，日本人已經初步獲知中村等人被中國方麵殺死的消息，但關於事情的真相仍然模糊不清。消息被傳出去的經過是這樣的：

從1931年7月10日左右，由旅順出發，參加關東軍組織的所謂“北滿參謀旅行”的關東軍參謀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等一行數人，在該月中旬到達黑龍江省。在昂昂溪準備換乘中東鐵路火車時，當地昂榮旅館的女老板是隨同中村的井山延太郎的妻子，她告訴板垣說，她已經有一個多月沒有同井山延太郎聯係上了，請求板垣一行回到旅順後，通知關東軍幫助尋找。這樣，關東軍開始注意到了這件事情。

當板垣一行回到旅順後不久，哈爾濱滿鐵公所雇員佐警向當地關東軍的特務機關送來一份情報：中國東北屯墾軍某軍官的情婦名叫植鬆菊子的日本女人告訴他，前不久，兩名日本人、一名俄國人和一名蒙古人在佘公府被屯墾軍第三團殺害了。關東軍見情報與井杉妻子所述一致，斷定此四人必是中村等人無疑。

與此同時，已接到中村由海拉爾出發的電報的洮南日本領事，見預定到達洮南的日期已過20餘日，仍不見中村一行到來，就派人沿著中村所走的洮索路線向北尋找。乃至佘公府地方，當地的蒙古人告知中村等人已被殺。中村被扣後，他戴的手表被第三團的看守士兵摘去，典於洮南的一家當鋪中，後被洮南的日本領事查知買去，以後便以此作為中村被殺的證據。日本方麵從兩個渠道查獲了中村等人的下落。

8月初，日本駐沈陽領事林久治郎向東北長官公署榮臻參謀長（張學良正在北平養病，由榮代理副司令長官職務）提出抗議，態度極端強橫，大叫：“誰殺害的，由誰償命！”

8月10日，正在千方百計製造武力侵占東北借口的侵華先鋒——日本關東軍，以參謀長三宅光治的名義向滿鐵總裁江口定條發出了一封題為《關於搜尋中村大尉之件》的信，信中說：“關於參謀本部部員中村震太郎遇難的問題，我軍預定最近開始同奉天軍警當局進行交涉。根據情況，可能需要武力調查，請求滿鐵提供人員、器材等。”關東軍參謀更是直言不諱，他在給參謀本部軍事課長永田鐵山的信中說：“今天的滿蒙問題，外交方麵的交涉無法處理，要解決這個問題，隻有依靠軍部力量。為了不使陸軍大臣關於軍部目前肩負著對滿蒙問題重任的訓示停留在單純的議論上，而是付諸實踐，我深信此次事件（指中村事件）是一個最好的機會。”就是說，領事館終究解決不了這個問題，而要依靠軍部的力量，在最短時間內獲得成功。他還叫囂：中村事件隻是在若幹懸而未決的問題中又增加了一個，不過這回用不著外務省管，軍部決心獨自解決。石原把中村事件看成是日本關東軍向滿鐵附屬地以外地區出兵的絕好機會。參謀本部軍事課長永田鐵山在訪問亞洲局長穀正之時也說：中村事件隻不過是根源於中國侮日感情而發生的一個現象，待中村事件解決後，應立即解決萬寶山事件、滿蒙鐵道交涉等問題，從最近發生的最大懸案開始，依次將過去十多年來沒有解決的300多項有關滿蒙問題懸案都予解決。永田鐵山的這段言論更如一個明火執仗的強盜，毫無道理可講，似乎中國不過是日本手中的一塊橡皮膏罷了，如何造型都由著它們的性子來。

日本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執意親往興安墾區搜查，由於路途中屢受檢查與盤問，半途而返。土肥原回到沈陽後，大肆造謠說：“興安區部隊要嘩變，一切準備妥當，隻待發動。”他還說：“奉天政府即使承認中村被殺的事實，假如不表示誠意，或者玩弄拖延談判手段，我們就準備采取最大限度的報複手段。”日本駐沈陽總領事林久治郎繼續向東北當局施加壓力，或是要求以關玉衡為中村抵命，或是“以暫停談判準備行動”相要挾。

此外，日本設在東北的機關報紙，如《盛京時報》《朝鮮日報》《泰東日報》等，也都紛紛報道“中村震太郎入蒙遊曆失蹤”的消息，他們捏造的“中村震太郎因入蒙攜帶鴉片和海洛因，為興安區土匪殺害”等謊情，純係混淆世人聽聞，推卸其間諜活動的責任。

麵對鼓噪謠言的日本報紙和日本在交涉中的無理與蠻橫，東北當局給予了有力的駁斥：查本興安墾區自成立伊始，東北長官公署即向駐沈陽各國領事照會，謝絕到此地參觀遊曆，因安全難保，故不發護照，凡私自入於該境而發生意外時，該區不負任何責任。按照國際法的原則，主權國家有權處死敵對國家的軍事間諜。中村等人構成軍事間諜的罪證確鑿，而且東北當局有言在先，不準外國人進入興安墾區，中村等人的下場是罪有應得。

對於中國地方政府的聲明與駁斥，日本當局非但不曾有所收斂，反而更變本加厲。

8月17日，日本政府在隱瞞了中村震太郎等人進行軍事間諜活動事實的前提下，公布了他們被中國軍隊殺死的消息。企圖動員、利用各種組織、機構、團體、黨派，利用一切機會，渲染中村事件，擴大事態，煽動戰爭狂熱。日本軍部、議會也利用該事件大做文章。

8月20日，日本內閣召開會議，陸相南次郎威脅中國要保證以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否則日本不惜使用武力。四天後，日本陸軍省也在中村事件處理決定中狂妄宣稱，如果中國否認殺害中村的事實，就將對中國東北洮南、索倫地區實施保護性占領。9月12日，林久治郎照會遼寧省主席臧式毅，要求東北當局正式謝罪，嚴懲責任者，賠償中村等人的生命和財產損失，並保證以後不發生類似事件。

在日本方麵的威逼脅迫下，中國政府於9月上旬承認了處死中村的事實，表示希望通過外交手段和平解決這一事件。9月17日，榮臻在與林久治郎談判時，拿出了中村等人的間諜罪證和關玉衡的抗議書及實證材料，日本的囂張氣焰有所收斂。但是林久治郎仍然堅持他向臧式毅提出的強盜條件。

第二天，日本關東軍的炮聲在柳條湖畔乍起，而原本就是日本為了製造侵略煙幕的中村事件當然也就失去了它原來的意義，一起隨著炮聲散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