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預演——皇姑屯炸車案

◎張作霖與日本

1928年5月3日，日本侵略者為了保住在中國北方的侵略權益，阻止國民政府的北伐軍北進東北、華北，在山東省悍然製造了“濟南慘案”，它標誌著日本政府開始了“東方會議”所製定的對華政策的積極實施與推進。而於一個月之後對奉係軍閥領袖張作霖的蓄意謀害，則公然證實了日本侵略者對中國東北的不軌企圖，正應了那句“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古話。

張作霖原是奉天地區（今遼寧省）的一支綠林軍的首領，後被清朝政府招撫，遂一路青雲直上。中華民國成立後，竊國篡位的大軍閥袁世凱懾於張作霖在東北炙手可熱的權勢，不得不任命他為盛武將軍，督理奉天軍務兼巡按使。袁世凱病死，黎元洪繼任大總統後，任命張作霖為奉天督軍兼省長。從此，張作霖成了奉天省最高的統治者。不久，他又利用黑龍江省發生內亂之機，出兵北上，奪得黑省地盤。1918年9月，北京政府任命張作霖為東三省巡閱使。隨後，他又以軍事壓力逼走吉林督軍，完全奪得了東北三省軍政大權，成為重兵在握、割據一方、傲然一世的“東北王”。

從1920年起，張作霖在東北坐地稱王，開始多次趨兵關內，問鼎中原。在1920年7月爆發的直皖戰爭中，他同直係軍閥聯合，挫敗了皖係軍閥，壯大了自己的軍事實力，拓展勢力範圍至熱河、察哈爾、綏遠等地。不久，他又與直係軍閥反目，於1922年4月發動直奉戰爭，遭到失敗，而後宣布東北自治，自稱奉軍總司令，與北京直係軍閥政府斷絕關係。

但意猶未盡的張作霖豈肯輕易認輸？他從1922年7月開始進行以提高戰鬥力為主要內容的督軍經武運動，並得到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大力支持。據《申報》披露，1922—1923年，日本曾售價值近700萬元的軍火給張作霖。

1924年9月4日，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兩個月後，直係慘敗，奉係控製了北京政權，張作霖的整軍經武運動大見成效。1925年，張作霖的奉軍進入勢力最強盛的一年。

張作霖與日本的關係，還要上溯至日俄戰爭（1904—1905年）期間。那時，張作霖在表麵上似是“對日俄會戰采取旁觀態度，暗中卻給親日派響馬團體以相當便利”。當時的日本間諜土井市之進少佐的日記就清楚地記載了這樣一件事：1905年2月，土井市之進在潛入錦州一帶活動時，“打算在奉天開戰之前，先在新民府設置搜集報告的中繼站，因此派遣翻譯中町香橘前往探索。三四天後，中町翻譯帶來一個身材矮小、風采不揚的中國人。據報告：這位中國人是駐紮在新民府的營官，名叫張作霖，他對日本軍抱有非常的好感，今後願為日本軍效力。他又允諾將中町隱藏在他的家裏，他家除妻女而外，隻有一個兩歲的幼兒，適宜於做搜集所。今日因張作霖要直接在大人之前立誓援助日本軍，所以要求同行，因而相與偕來雲雲。我即嘉勉他的好意並予接待，並委托他在新民府庇護中町，讓他和中町翻譯同行，返回新民府”。

而日本政府決意支持張作霖，則是十年之後的事情。1916年6—9月，原滿鐵總裁後藤新平來東北“考察”，看到了時任奉天督軍兼省長的張作霖在東北的勢力發展後，提出：“張作霖在滿洲有一種特別之地位，他並無仕途履曆，與中央政府也無密切因緣，其心中惟有權勢利欲，別無何等知識。且張認為日本在滿洲有絕大勢力，反對日本於他不利，傾向日本則有益。若利用有如此地位和有如此思想之張作霖，則張氏為滿洲專政之王，滿蒙之事，日本可為所欲為。”對中國東北這塊肥肉垂涎已久的日本政府終於以合理又合法的方式找到了下箸之處，遂從此確定了支持張作霖的政策。

張作霖自然明白日本的支持對於他獨霸東北的意義和價值，“他知道要想在東北保持並發展個人的權勢，日本是得罪不得的”。所以二者便一拍即合。張作霖早從1913年開始就聘用日本人做顧問，而且幾乎事事都有他們插手。曾任其顧問的町野武馬就說過：“他（指張作霖）一作決定，就是他的兒子張學良和參謀長楊宇霆勸他，他也不聽，而隻肯聽我的話。因此，對於張作霖束手無策時，不管楊宇霆還是張學良，都來找我。”連張作霖的外交工作人員都說：“張作霖真的把町野當成親信，每年必定派他去日本三次，聯絡朝野各派要人，爭取日本把他當作忠實‘外藩’，少找他的麻煩，或遇事援之以手。”由此可見，張作霖所聘請的顧問菊池武夫、町野武馬、本莊繁、鬆井七夫、濱麵又助等在日本軍政界有一定地位的“中國通”，在其內外政策上的影響是如何的深遠了。

不唯如此，張作霖依靠日本，還有經濟上的因素。他崛起後，由於經濟困難，在1916—1918年，就以奉天電燈廠、電話局全部資產，奉天省地捐、煙酒稅以及本溪湖煤礦公司中國部分資產為擔保條件，從日本政府手中獲得貸款500多萬元。而日本也得以貸款為招牌，堂而皇之地對中國東北進行經濟侵略和掠奪，逐步向其既定目標前進。

羽翼漸豐的張作霖在第二次直奉戰爭後，實際上控製了北京政權。1927年6月18日，張作霖在北京組織軍政府，當上了海陸軍大元帥。今非昔比的張作霖明白，要想坐鎮北京、稱霸全國，僅靠日本並不足以行其大業。遂向英、美等國頻送秋波，加緊聯係，引進資本，修建打通（打虎山到通遼）、奉海（奉天到海龍）等鐵路，引起對東北鐵路修建權垂涎已久的日本的強烈不滿。其實從1925年起，張作霖就對日本政府不斷提出的所謂“滿蒙懸案”（日本為侵占中國東北和內蒙古東部地區，屢次向中國政府提出的以攫取鐵路修築權和經營權為主的各種所謂“權益”的無理要求。由於這些蠻橫無理的強盜要求沒有獲得完全的滿足，日本政府視其為“懸案”，即懸而不決，故有此說法）問題漸生反感，對其采取回避、拖延甚至拒絕的態度。這又如何能夠讓做慣了主子的日本視而不見，或者坦然而受呢！

張作霖對日本態度的轉變還有另一重原因，那就是怕不僅因此“寶座”難保，而且還要落下一個“賣國賊”的罵名。張作霖的得力幹將楊宇霆在談到同日本達成的修建東北鐵路的協定不能公開簽訂時，曾說：“如果（日本）強使履行手續，勢必成為公開的問題，因此，將使國論沸騰，奉天派不能保持其現在的地位，事屬必然。”從中亦可窺見張作霖的對日態度。在張作霖離京返奉前，與乘人之危、向其無理要求簽署中日合資修築吉會鐵路的日本駐中國公使芳澤謙吉發生衝突，他對芳澤謙吉大吼道：“我這個臭皮囊不要了（“臭皮囊”是張作霖常用的口頭語，意指身體性命），也不能做這件叫我子子孫孫抬不起頭來的事情。”說罷，憤然離去。這也說明張作霖不願出賣國家利益，以免遭後人唾罵的心理，以及與日本矛盾公開化的表征。

◎“我殺死了張作霖”

在張作霖於皇姑屯被炸前，日本政府就一而再再而三地逼迫張作霖就鐵路修築、土地商租權、“二五附稅”以及在臨江設領事館等問題作出肯定答複。然而，直到1928年5月，就連日本政府原打算預先解決的承包修築東北五條鐵路（敦化至圖們、長春至大賚、吉林至五常、延吉至海林、洮南至索倫）的問題也遲遲沒有任何進展，更不用說其他了。氣急敗壞的日本帝國主義終於決定對張作霖下毒手了。

1928年4月，中國國民政府開始第二次北伐，決心統一全國。把中國東北視為其“生命線”的日本擔心，隨著北伐的深入，它在東北的特殊權益將受到損害。所以，日本內閣采納了關東軍的意見，於1928年5月18日向南京政府和北京政府提出備忘錄，聲稱：“維持滿洲之治安最為帝國所重視，如該地區治安受擾亂，或者出現擾亂該地區治安之禍因，當發生此種事態時，帝國政府將極力予以阻止——采取適當而有效的措施。”即不準國民政府軍進入東北，如有必要，還將解除張作霖軍隊的武裝。關東軍當日就準備出兵錦州，捍衛其“滿蒙權益”。但最終從日本陸軍部傳來的命令卻是“終止既定方針”。這對於躊躇滿誌的關東軍來說，不啻為一盆兜頭涼水。氣焰正盛的關東軍隻好甩開日本陸軍部乃至政府的旨意不顧，去做陰謀暗殺張作霖的準備了。

關東軍司令村岡長太郎、高級參謀河本大作對於解除奉軍武裝、幹掉張作霖的主張一直耿耿於懷。河本大作尤為堅定，他認為：“除此之外，沒有解決滿洲問題的第二條道路。隻要幹掉張作霖就行。”在他的影響和鼓動下，在關東軍的領導層中形成了統一認識。而且主張，要殺張作霖，“並不必動用在滿的日軍兵力，用謀略應該就可以達到這個目的”。於是一場謀劃暗殺張作霖的計劃就悄悄地在關東軍高級領導層中展開了。

起初，關東軍司令村岡派參謀竹下義晴潛赴北京，組織刺客刺殺張作霖。河本大作得知後，認為是多此一舉。他對竹下說：“萬一失敗了怎麽辦？華北方麵有沒有幹這種事的人，實在心存疑慮。萬一的時候，不要讓軍方或國家負任何責任，而由一個人去負一切責任，否則虎視眈眈的列國，一定會乘這個求之不得的機會來胡搞。所以由我來幹好了。因此你到華北後，直往北京，仔細偵察張作霖的行動，確知他何月何日坐火車逃到關外，隨時告訴我。”於是，本想在北京刺殺張作霖的竹下義晴成了河本大作的秘密偵探。

河本最終選擇了炸毀列車的方法來謀殺張作霖。關於爆炸的地點，先是決定在新民府東方巨流河鐵橋附近安裝爆破裝置，但是當著手準備時，卻發現該處“奉天軍的警備嚴得不得了。而且，最低限度，得在那裏等上一個星期左右。在這樣警備森嚴的狀況下，這是辦不到的”。“所以，必須另外選擇日軍活動比較自由的地點。”經過多方考察、研究後，河本大作認為滿鐵線和京奉線的交叉地點沈陽車站西北的皇姑屯最為安全，因為在那裏“滿鐵線走其上麵，京奉線通過它的下麵，日本人在那裏稍微走動也不怎麽奇怪”。

為了避免事發後暴露真相，煞費苦心的河本大作“叮囑名叫安達隆成的大陸浪人去找中國人。安達知道流氓劉戴明以前曾被張作霖免去部隊長的職位而懷恨在心，因此以2萬元為報酬，要他去找三個遊民（都是嗎啡慣犯）。劉戴明各先給50元，並指示他們說：‘6月3日，在日本人經營的澡堂換好衣服後，深夜到滿鐵線陸橋附近的日軍步哨去聽候命令。’”其中一個人發現情況不妙，找機會逃跑了，而真相也就因此在事後曝光。另外兩個人則帶著日本人交給他們的三封信（均是偽製。內容都是南方某人給東北某人的，暗示他們在東北盡快起事，如其中一封的內容為：“敘玉兄：目前漢口方麵已成交，正在裝運。各方麵當於6月10日前抵京，東三省方麵希速購進，盼告知。愚弟4月20日”），在沈陽由河本用汽車把他們送到肇事地。到了預定的地點後，關東軍獨立守備第四中隊長東宮鐵男大尉為了偽裝現場，令他倆抱著早已準備好的炸彈，然後下令刺死這兩個人，並把屍體遺棄在肇事地，企圖以之混淆視聽，迷惑公眾，為關東軍開脫罪責。

竹下義晴到北京後不久就探知張作霖已決定逃往關外的消息，並得到張回奉天所乘火車的預定行程的密報。河本大作接到報告後，立即與北京、天津、山海關、錦州、新民府等京奉線要地的諜報人員取得聯係，令他們嚴格監視張作霖返回東三省專車通過的地點，並隨時向他通報準確的時間。

1928年6月2日，河本終於得到確切消息：張作霖將於3日淩晨乘專車從北京出發。當晚，河本親率駐朝鮮日軍第二十大隊的藤井貞壽工兵中尉在南滿、京奉交叉點滿鐵旱橋橋墩上部放置30麻袋炸藥，將導火線引到橋南約500米處的望棚內，安裝好電流引爆裝置，並埋伏了一個排的衝鋒隊。至晚10時，一切都安排妥當，專候張作霖的列車到來。

1928年6月2日，張作霖發表了“出關通電”，聲明休兵息爭，率部退出京師。

3日晨1時15分，張作霖在清冷的月光中，偕同政府要員並侍從武官及其家人踏上了北歸的旅途。20節的長龍列車把張作霖乘坐的原前清慈禧太後的花車夾在了中間，試圖以此來驅散夜的沉悶和惜惜的別離。然而，命運的安排早有了定數。

4日清晨5時30分左右，當張作霖的專列開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線與滿鐵線交叉的三洞橋時，日本守備隊東宮鐵男大尉按下了電鈕，一聲轟然巨響，交接點發生了大爆炸，張作霖的花車及其後麵連接的餐車被淹沒在高達200多米的黑煙之中。據目擊者說：“張作霖那輛包車全部車廂塌下，已不成車形，後邊那輛飯車也是一樣，還直冒煙，開始起火。再一看南滿鐵路橋東麵橋欄矮鐵牆炸得向上豎立起來，洋灰橋墩東麵上半截炸去三分之一。”待到下午3時左右，仍有車廂在燃燒著，被炸的橋梁全部崩裂，麵目全非。

爆炸發生後，被炸傷的張作霖隨即被抬上汽車，駛往沈陽城大南門裏的大元帥府。據張作霖的盧夫人回憶，那天當差官急急忙忙跑進來向她報告說：“大元帥被炸受傷，車已開到大門口。”“大家慌作一團，趕快跑出來迎接。汽車從花園門口開了進來，大家把張作霖從車上抬入小樓樓下屋內。他滿袖是血，用剪刀把衣服剪開，發現已折斷一臂，隨即派祉仁承啟接來杜醫官施行緊急治療。這時張作霖還能說話，對盧夫人說：‘我受傷太重了，兩條腿沒了（其實他的腿並沒有斷），恐怕不行啦！告訴小六子（張學良將軍的乳名）以國家為重，好好地幹吧！我這臭皮囊不算什麽，叫小六子快回沈陽。’說完不久，就瞑目長逝，時間是6月4日午前9時30分。”

戎馬一生的奉係軍閥領袖張作霖最終還是在他曾經仰賴過的日本人的手中命歸黃泉。

事發後，以田中首相為首的內閣成員們，以及日本的參謀本部都對關東軍炸死張作霖這種操之過急的行為不能苟同，組成調查組追究事件的真相。與此同時，國際上對於這個事件也頗為關注。最後，以河本大作受到退伍處分結束了這場紛爭。

◎張學良潛奉治喪　為國易幟

九一八事變的策劃者之一花穀正在他的回憶錄中這樣評價皇姑屯事件，他說：“河本大作曾經打算乘炸死張作霖的機會占領滿洲南部，但失敗了。如果那次幹得漂亮，後來的滿洲事變（指九一八事變）也許在那個時候就發動了。”這段話道出了日本帝國主義企圖尋找借口、武力侵占中國東北的險惡用心。而關東軍之所以沒有達到“乘列車爆炸和張作霖的死亡而引起的社會紊亂之機立即出兵”，“使用武力徹底解決滿洲問題”的目的，除了沒有得到日本政府及朝野人士的支持和時機不成熟外，還有另一原因，那就是張作霖的長子張學良為父治喪的良苦用心和奉天當局的沉著及守口如瓶。

已經識破日本關東軍陰謀的奉天當局因事情來得突然，恐日本關東軍另有他謀，對這飛來橫禍不敢大意，對張作霖之死封鎖消息，采取秘而不宣、密不發喪的對策，對外隻說大帥受了輕傷，正在靜養，專候張學良的歸來。因此沈陽市內一片靜謐，秩序如常，沒有給日本軍警尋釁鬧事造成口實。對於這一點，日本人亦有所覺察。當時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回憶說：“自從4日張作霖被炸身死後，中國方麵的態度是極端消極的，非常恐懼與日本方麵發生衝突，一改其昭和二年（1927年）下半年以來的排日姿態。”在張家宅內，則一麵不許親近日本人的人員進入內宅，一麵令其家人所做的一切盡如平常。張作霖的五夫人每日“照樣濃妝豔抹，高高興興地接待借口慰問而別有用心的‘日本太太’們……這些‘日本太太’遙望張作霖臥室，燈火通明，‘煙霞’陣陣，而五夫人麵無戚色，從容應付，都相信張作霖隻是受傷”。“並且每日令廚房照常開張作霖的飯，杜醫官天天來府假裝換藥並填寫醫療經過、處方等等，以瞞過日本的窺探。”

張作霖在皇姑屯被炸的時候，年僅27歲、被外國人稱為“少帥”的張學良正以奉軍第三、四方麵軍軍團長的身份，在河北邯鄲北臨洛關車站督師（指揮部設在列車上），與晉軍商震部隊酣戰。雖然得到張作霖被日本人炸死

的消息，但由於情況緊急，張學良也隻能忍痛留守，未能及時返奉奔喪。因無法以更直接的方式表達自己喪父的哀痛之心，張學良索性剃光滿頭青發，以示對生父的至哀至痛之情。十天之後，戰事漸輕，張學良才得以脫開公務，回奉治喪。

6月15日，張學良身穿灰色士兵服，化裝成普通士兵的模樣，從灤州出發北上，一路萬分小心，謹慎從事，避過日本人的耳目，於6月17日上午抵達奉天（今沈陽）西邊門車站，與迎候在那裏的屬官乘上早已準備好的汽車，駛回帥府。

悲痛欲絕的張學良回到帥府後，將一切安排妥當，於1928年6月21日通電，宣布張作霖因傷逝世的消息。以後在哀挽錄、行狀內也以此為準，不寫真實日期。

由於東北奉天當局和張學良在皇姑屯事件後，沉著冷靜，機智應對，措施得當，使日本關東軍企圖借此生事、武力占領東北的陰謀未能得逞。

為父發喪後的張學良集家仇國恨於一身，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憎恨與厭惡之情不言而喻。7月4日，張學良以子繼父業的名義正式就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身為奉軍的最高統治者，張學良還要在日本帝國主義的虎視眈眈下去麵對與南京國民政府的關係及奉軍內部矛盾等尖銳問題。幾經思量、考慮，“息爭禦侮”的思想終於促使張學良決定相機與南京國民政府言和，共同抵禦外侮，他說：“東北地處邊陲，日本窺伺已久，如欲抵製外侮，必須國內統一。”

張學良易幟（即廢除北洋政府的紅、黃、藍、白、黑五色國旗，改掛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以示歸順國民政府）的主張，不惟得到東北人民的擁護，也受到了國民政府的歡迎和積極配合與促進。妄圖把中國東北肢解出去的日本帝國主義則千方百計地反對和阻撓東北易幟。7月18日，田中義一首相訓令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警告張學良，要他恪守乃父“保境安民”的方針。如南軍（指國民政府的軍隊）侵入滿洲，日本將反擊南軍，以確保東三省的“治安”。8月4日，曾任中國公使多年的林權助以為張作霖吊唁之機，再向張學良“進諫”，威脅說：“不幸倘若東三省蔑視日本的警告，擅掛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具堅固決心，而取自由行動。”參加會談的日軍少將佐藤安之助也公然叫囂：“貴總司令若背乎田中首相心理，就將發生重大事情。”日本人的威脅根本不能動搖張學良易幟統一的堅定信念，當即聲明：“我決心以東三省人民為轉移，我不能違逆東三省人民的心願而有所作為！”

對張學良軟硬兼施的日本田中內閣由於皇姑屯事件發生後在國際上的孤立地位，以及張學良的堅強意誌和全中國人民對東三省易幟的一致擁護，終於意識到這是一股任何力量都不能逆轉的曆史潮流，不得不承認東北易幟乃是“中國內政問題”，強加的壓力對此無濟於事。

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顧全大局，順應曆史潮流，毅然宣布東北易幟。

然而，對中國東北垂涎已久的日本帝國主義，根本不會放棄自明治維新特別是“東方會議”以來一貫的侵華政策，新的侵略陰謀又在醞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