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準備武力占領中國東北

◎危機中的蠢蠢欲動

在1929年空前的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和打擊下，原已蕭條不振的日本經濟幾乎遭到滅頂之災：進出口貿易額下降、農產品價格暴跌、大批工礦企業倒閉……隨之而來的就是國民收入銳減、國庫空虛、失業人數猛增、社會各種矛盾趨於激化，可謂是危機四伏。

經濟危機必然帶來政治危機。國內階級矛盾激化，而朝鮮、台灣殖民地等備受剝削壓迫的人民也揭竿而起，不斷掀起反日鬥爭。國內外經濟、政治危機交加，使日本統治陷入困境。

日本政府、軍部以及在社會上日趨抬頭、形成勢力的各種法西斯右翼團體，對於日本如何擺脫窘境，都在探討和製定自己的政策和綱領。危機中不得不作出反應的濱口政府於1929年9月提出實施“產業合理化”政策，其主要內容是統製企業、提高效率、改善產業金融和使用國貨等，大力支持壟斷財閥的發展；對外則主張以“和平”手段進行擴張和侵略。而日本軍部則積極主張沿著“東方會議”所確定的“滿蒙分離政策”走下去，繼續加強對中國東北的控製和侵略，把國內危機盡早盡快地向外轉移。在實施步驟上，軍部內部存在著差異，一種是陸軍和社會上法西斯勢力叫囂的“國家改造先行論”，他們主張先推翻國內的“政黨政治”，建立“軍部內閣”，然後對外實行武力擴張，以擺脫經濟危機。另一種則是以石原莞爾為代表的關東軍所主張的“確保滿蒙先行論”，鼓吹率先使用武力侵占中國東北，增強國家實力，轉變日本“國運”。兩種侵略理論的鼓吹和叫囂者都各自按著自己的既定方針做著準備。

法西斯勢力猖獗成為日本這次經濟危機中政治上的一個明顯特征，日本法西斯團體從1919年“猶存社”成立開始，到1932年已達1965個。在此期間最具代表性的軍事法西斯團體，是1930年以參謀本部俄國班班長橋本欣五郎中佐為首的法西斯少壯派軍官結成的“櫻會”。其宗旨是“以國家改造為最終目的”，並聲稱，為此目的在“必要時即便行使武力亦在所不惜”。這種“國家改造先行”的理論指導著他們為由軍人建立“以天皇為中心的活潑明朗的國政”而積極籌劃著具體、細致的施政綱領。

1931年初，橋本與社會上的法西斯分子大川周明勾結，策劃發動政變。他們準備乘3月20日的第59屆日本議會開幕之機，由大川周明策動暴徒示威，陸軍第一師團出動，以“維持秩序”的名義包圍會場，然後由將級軍官硬闖議會，脅迫內閣辭職，擁戴一向主張將“滿洲”置於日本統治之下，並對首相寶座頗有野心的陸相宇垣一成組成“軍部內閣”。但在事變發生前夕，橋本不慎走漏了風聲，大川周明精心組織的1萬人遊行示威、乘機奪權的計劃，也因隻有幾十人參加而宣告破產。以奪取首相之位、實行侵占中國東北策略為目的的宇垣一成聽到執政的民政黨讓他當下界首相的消息後，也隨即改變主意，在3月10日發出製止政變的命令。法西斯分子蓄謀的“三月政變”流產，“國內先行論”的第一次實踐受挫。而自以為首相寶座非己莫屬的宇垣一成也隻被授予了朝鮮總督的位子。此後，橋本也逐漸改變策略，認為“國內先行”並不現實，轉而支持“外地先行”的主張，明確表示：“現在讓外地先幹吧！”

在這種形勢下，陸軍中的“確保滿蒙先行”的勢力顯著抬頭。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是這種主張的代表人物。1931年3月，板垣向日本陸軍步兵學校的學員作題為《從軍事上所見到的滿蒙》的演講，說“滿蒙對帝國的國防和國民的經濟生活具有很深的特殊關係”，“在這裏形成了帝國國防的第一線”，“是帝國自給自足所絕對必需之區”，因此，占有“滿蒙”是“實現日本帝國遠大理想的使命”，極力鼓吹占領中國東北。

石原莞爾在他的“世界帝國”的構想中，把“滿蒙”視為日本國運發展的重要戰略據點。他認為，如果日本能完全控製“滿蒙”，則俄國東進不易，朝鮮統治可初告安定，確保東亞之和平，並為南取南洋奠定基礎。還胡說什麽，進占“滿蒙”是一種“正常”“正義”行為，進兵中國，解救4億中國人於水深火熱的軍閥混戰之中，是“日本人的天職”。1930年7月，石原莞爾還向內閣官員提出，“日本的理想”應當是“驅逐滿蒙公敵東北軍閥，實行日、華、鮮、蒙四民族共存共榮”。

1931年5月，板垣、石原鼓動關東軍軍官，說占有“滿蒙”是日本擺脫國內經濟危機的唯一辦法。板垣斷言，僅憑日本薄弱的工業基礎，利用“國內的手段”，是解決不了日本經濟困難的。石原論證說，唯有開發“滿蒙”，活躍經濟，解決失業才有希望。

這股“國外先行”的論調，給一向視“滿蒙”為其生命線，時刻準備武力占領“滿蒙”的日本統治階層注入了新的、極富煽動性和實踐性的因素。從此，關東軍開始公開鼓吹武力占有中國東北，並把侵占東三省作為擺脫國內經濟危機、進而爭霸遠東的首要任務。

◎“滿蒙危機”論甚囂塵上

張學良主政東北後，日本仍然賊心不死，逼迫張學良繼續進行所謂“滿蒙”問題的解決與交涉。但張學良非但不予“合作”，相反，卻頒布了許多公開的和秘密的法令，限製日本勢力在東北的擴張。日本駐奉天總領事館代理領事森島守人對此評論說：“張作霖時代的排日、抗日活動，一般來說，還沒有越出自發的、偶然的範圍，也沒有什麽思想背景和組織體係。但是張學良時代的排日、抗日，已不是個別事件的反複和繼續，而是在一定的思想指導下，基於一貫的方針，采取一定的組織形式而進行的。”“張學良時代的對日態度，已從排日事件發展為對日攻勢，而以鏟除日本在滿蒙的特殊地位為目標。”結果日本從張學良的身上沒有得到一絲一毫的好處。與此同時，東北三省人民麵對日本帝國主義變本加厲的侵略活動，掀起了提倡國貨、拒絕毒品、護路爭權等愛國抗日活動。因此，從1930年下半年開始，日本國內外掀起了一股所謂“滿蒙危機”的喧囂浪潮。

“滿蒙危機”輿論的第一次沸騰是緣於張學良企圖以借助歐美資本發展東三省的交通和工業，來逐步擺脫日本帝國主義的控製而起。1930年1月，東北張學良當局與荷蘭築港公司訂立借款合同，建設葫蘆島港。同時，東北交通委員會設想在數年內自己修築鐵路1萬公裏。顯然，這種政策對日本侵略勢力的擴張必將起到抵製作用，因此引起了日本的強烈不滿，認為侵犯了它在“滿蒙的特殊權益”。滿鐵日人的法西斯組織“滿洲青年聯盟”為此大造“滿蒙危機”的輿論。

“滿洲青年聯盟”於1928年11月成立，該組織在成立宣言中聲稱：“努力開發滿蒙，排除外來暴力，使之獲得獨立和自由。”它製定的方針就是“必須使滿蒙的土地真正成為我們的理想之鄉”。所以它從成立伊始就充當了日本帝國主義為發動侵略而製造輿論的先鋒軍。

1930年6月，“滿洲青年聯盟”的成員到處散發傳單，妄稱葫蘆島港的建設對日本“孕育著危機”。為了喚起國內輿論的支持，“滿洲青年聯盟”於次年6月派遣其成員回到日本本土的東京、大阪等地煽風點火，叫囂：在滿洲的日本人的生存權受到中國政府的“**和壓迫”，“滿蒙”發生了危機；日本政府與國民正在“火山口上悠閑跳舞，如果朝野坐而視之，帝國權益將被消滅，亡國之運必將籠罩祖國”；失掉“滿蒙”會使新興的日本受挫，日本也將在全世界麵前失去所有的光榮；“在全部既得利益將廢於一旦之虞”，要奮起促使9000萬同胞猛醒，奪回“滿蒙”。

“滿洲青年聯盟”成員在國內還遍訪日本首相、外相、陸相、軍界實力派人物，以及工、商、財界、報界和朝野知名人士，申明主張，尋求支持，要求對中國采取強硬政策。參謀本部作戰部長建川美次對來訪的團員說，軍部已下最後決心。極力鼓勵他們去說服有關當局，加緊活動，使輿論沸騰起來。

“滿洲青年聯盟”還把他們的觀點、思想整理成文，炮製了一份題為《滿蒙問題及其真相》的小冊子，在國內各界廣為散發。叫囂：茫茫波濤中的一塊岩礁都確定了領土權的今天，代替“滿蒙”的地方在何處可得？鼓吹日本占領中國東北。

與此同時，原滿鐵理事、眾議院議員鬆岡洋右把山縣有朋關於“滿蒙”是日本“生命線”的謬論進一步發展深化。從1931年春開始，鬆岡洋右開始在議會內外散布“滿蒙生命線說”。他在《動**之滿蒙》中寫道：“滿蒙”的地位，“對我國來說，不僅在國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對國民經濟也是不可少的。換句話說，作為一個現實問題來看，不僅在我國的國防上，就是在經濟上，也可以說是我國的生命線”。他還煽動說，“想到在滿蒙有許多同胞僑居和巨額的投資，還有用鮮血寫成的曆史的關係”，日本對“滿蒙”生命線“要牢牢確保和死守”。在鬆岡洋右的荒謬理論的影響與鼓動下，日本軍部甚至要求記者、講演者及各種媒體都必須宣傳“滿洲是日本的生命線，日本必須囊括滿洲”。

九一八事變前，日本法西斯分子、滿鐵東亞經濟調查會理事長大川周明還組織了一大批右翼分子廣泛宣揚“滿蒙生命線”論，在日本各地召開各種政治講演會達135次之多，聽眾超過10萬人。

1931年1月，中國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王正廷宣布：中國政府決心以最大的努力達到廢除1840年以來不平等條約中簽定的領事裁判權的目標。中國政府從5月開始與日本政府交涉治外法權問題，雖然暫時還無意收回日本在東北和山東的“特殊權益”，但別有用心的日本政府竟借此再次掀起“滿蒙危機”的叫囂。日本外務省向報界散布說中國政府已表示要收回旅順、大連租借地和南滿鐵路，在日本新聞界引起**，以此發揮報紙、雜誌等媒體的力量，大造“滿蒙危機”的輿論攻勢。他們四處叫喊：危機加深了，中國收回國權運動已使日本在滿蒙的特殊地位岌岌可危了，日本一定要不遺餘力地拯救生命線等。

日本右翼團體“大雄蜂會”、全國統一性的退伍（役）軍人組織“在鄉軍人會”也興風作浪。他們在全日本廣泛組織講演會、座談會，大肆渲染“滿蒙危機”，胡說什麽“日本有責任拯救災難深重的滿蒙，使之成為民族協和的理法國家”。實際上就是要變中國東北為其殖民地。

而此時的關東軍更是火上澆油，四處散布“生命線”和“滿蒙危機”的強盜理論。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在題為《關於滿蒙問題》的演講中，進一步闡發“生命線——第一線”謬論：“滿蒙不僅與我國領土毗連，在地理及曆史上具有最密切的關係；而且，食品上固不待言，還擁有煤、鐵等豐富的工業必需原料，在我國的自給自足上是絕對必要的地區。”隻有“滿蒙問題的根本解決”，才是日本擺脫危機的唯一途徑。否則，就連在朝鮮也難維持統治。關東軍司令官菱刈隆也到處宣揚“滿蒙之地與帝國之國防及帝國之生存，具有很深的特殊關係”，“對滿蒙問題作根本性的解決，實乃完成崇高使命之第一步”。一時間，呼籲解決“滿蒙危機”的聲音蓋過一切，成為全日本和關東軍最神聖、最崇高的“帝國國策”。

◎侵略方案出籠

在甚囂塵上的“滿蒙危機”論的浪潮中，日本參謀本部從1930年底就開始秘密醞釀和製定解決“滿蒙危機”的方案。

1931年4月，由參謀本部情報部長建川美次（不久調任作戰部長）主持，歐美課長渡久雄、中國課長重藤千秋、中國班長根本博、俄國班長橋本欣五郎參與製定的《昭和六年度情勢判斷》出台，提出了“以解決滿蒙問題為先行條件”的主張，要求從根本上解決滿蒙問題，並製定了具體實施的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建立一個親日的新政權，用以代替張學良政權；第二階段是使這個新的親日政權從中國主權下分離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第三階段是使日本實現對滿蒙的占領，即變滿蒙為日本的領土。該文件成為日本武力侵占東北的綱領。

6月11日，在急不可待的關東軍的催促下，日本陸相南次郎秘密組建一個由建川美次為委員長，軍事課長永田鐵山、補任課長岡村寧次、參謀本部編製動員課長山脅正雄、歐美課長渡久雄、中國課長重藤千秋等五人為委員的省、部核心會議小組，籌劃製定解決“滿蒙問題”的具體方案。僅僅過了八天的時間，到了6月19日，即甩出一份《解決滿蒙問題方案大綱》的草案。《大綱》包括八條內容，其核心是：

（1）關於緩和張（學良）政權的反日運動，以外務當局的交涉為主。

（2）如果反日運動變得激烈，則有必要采取軍事行動。

（3）通過各種渠道，讓日本國民和世界各國了解滿洲反日行動的實際情況。事前采取周密措施，以便萬一需要采取軍事行動時，能得到國內輿論的支持，也不致於引起各國的反對和對日本施加壓力。

（4）關於采取必要軍事行動時所需兵力及其行動應如何指揮，由參謀本部擬訂方案。

（5）為謀求國內外的諒解而采取的措施，力求在一年內即於明春以前生效。

《大綱》明確規定了日本對中國東北“采取軍事行動”的方針、步驟和措施，是日本具體侵略行動的綱領。從《大綱》內容可知，日本軍部已決定最遲將在1932年實行武力侵占中國東北。

7月初，日本陸軍省為了落實《大綱》的精神，把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密召回國，向他詳細解釋了《大綱》的旨意和縝密的計劃，並把《大綱》作為指令傳達給關東軍司令官。

急於發動侵略戰爭的日本關東軍哪裏能夠再等待一年的時間？他們認為，眼下是發動戰爭的最好時機。首先，英、美、法等國因經濟危機而自顧不暇，無力再在遠東插足，而蘇聯此時正是萬物蕭條、百廢待興，其力量還不足以與日本抗衡。因此，如果日本在這一年對中國東北大動幹戈，不會遭到來自其他國家的反對和幹涉。所以關東軍主張“立即動手”。於是，他們在接到陸軍省關於執行《大綱》精神的指令後，出台了一份《關於形勢判斷的意見》，不同意陸軍省的主張，提出：一要立即動手，一年時間太長，實在難耐；二要占領滿蒙，立即使之成為日本領土，反對陸軍省分三個階段進行的計劃；三是不能坐等機會，守株待兔，而要看準機會自己動手，製造契機，迅速解決滿蒙問題。

不久，關東軍參謀板垣征四郎攜帶著《關於形勢判斷的意見》回到日本，與日本政界、軍界要員廣泛接觸、會談，確知國內各界也在積極準備發動武裝侵略東北的活動，因此對於關東軍行動的進一步深化增強了信心，也下定了決心。

其實，在參謀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的精心策劃下，關東軍於1931年5月就製定出了《處理滿蒙問題方案》，聲稱：在非常情況下，關東軍應有自行決定顛覆張學良政府、占領滿蒙的決心。6月末，在沈陽柳條湖附近炸毀鐵路的計劃也已經在關東軍上層領導層中傳播開來。而板垣的這次日本之行，不過是探探口風而已。一旦得到了日本政府和軍部的首肯與支持，那麽關東軍出兵計劃的實施就在於時機與時間的選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