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勢力進入“滿蒙”

◎日本侵華與“大陸政策”

從公元前210年徐福率3000童男童女為秦始皇求長生不老的靈丹妙藥（日本人至今仍築廟建祠奉徐福為朝拜之對象），到唐代鑒真和尚東渡日本傳經送法，中日兩國間綿長而深遠的友誼就一直被兩國人民繼承和發展著。即使到了16世紀，中國東南海疆屢遭倭寇騷擾，也未影響兩國間傳統友鄰的關係。隻是到了近代，情況才發生了變化，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變成了侵略中華的敵人。

19世紀是世界資本主義迅猛發展的時期，采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推行資本主義製度，成為當時世界不可抗拒的曆史潮流。與中國同樣麵臨著民族危機的日本，從1868年起開始了旨在改變社會性質、發展生產力、跟上曆史潮流的“明治維新”運動。這場自上而下的改革運動，不僅使日本的社會形態從封建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而且化解了淪為半殖民地的危機，使日本成為亞洲唯一一個保持領土完整、躋身世界資本主義行列的國家。但是，擺脫了西方列強殖民枷鎖後的日本，保留並發展了軍事封建性的一麵，迅速走上了對外侵略、擴張的道路。

日本明治政府從其誕生之日起，就把侵略擴張定為最高國策，確定了一個在東亞樹立霸權、以朝鮮和中國為主要侵略目標的“大陸政策”，聲稱：“第一期征服台灣，第二期征服朝鮮，既皆實現，惟第三期之滅亡滿蒙，以及征服中國全土，使異服之南洋及亞細亞全帶無不畏我服我。”1868年明治天皇發表《天皇禦筆信》宣布，要“繼承列祖列宗之偉業”，“開拓萬裏波濤，布國威於四方”，表明了以武力征服世界的狂妄野心。“大陸政策”成為日本製定一切具體侵略政策的最高原則，而後日本對中國及世界其他國家的侵略也無不體現了這一原則。

1889年底，大軍閥山縣有朋組閣，擔任日本首相。翌年3月，他向明治天皇提出：“國家獨立自衛之道，一是捍衛主權線，一是保護利益線。何謂‘主權線’，國家之疆域是也。何謂‘利益線’，即同我主權線安全緊密相關之區域是也。”極力鼓吹“保護利益線”，推動日本軍國主義的擴軍備戰活動，使對外擴張侵略的“大陸政策”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

從19世紀70年代起，日本統治集團就開始實踐其“大陸政策”。先是擅自宣布與清朝有宗藩關係的琉球國為其“內藩”，繼而入侵中國台灣、征略朝鮮，取得了向朝鮮派兵的特權。1894年，日本在做了充分準備之後，終於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中國，挑起“甲午戰爭”，覆滅中國北洋海軍，迫使腐敗無能的清政府與其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攫取了對朝鮮的宗主權，割占了中國領土台灣島和澎湖列島，勒索了巨額賠款，占領了廣大的中國市場。奉行“大陸政策”的日本政府完成了其侵略計劃的頭兩期目標，即征服台灣和朝鮮。

甲午戰爭使日本一躍而為亞洲的強國，擠進了帝國主義的行列，也極大地助長了其軍國主義的惡性發展。19世紀末，帝國主義列強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日本攫取了中國福建省為其勢力範圍。1900年，日本又出兵2.2萬餘人，以當時出動兵力最多的國家，同德、法、俄、英、美、意、奧等國組成八國聯軍，侵略中國，鎮壓義和團運動。

由於俄、德、法三國的幹涉，日本未能在甲午戰爭後將遼東半島攫為己有，遂與沙俄結下宿怨。1904年2月8日，耿耿於懷的日本終於不宣而戰，在中國東北發動了日俄戰爭。結果沙俄大敗，以《樸次茅斯條約》為信，承認日本在朝鮮的獨占利益，將旅順口、大連及附近的領土和領海的租借權，以及與之相關的一切權利、特權和財產全部轉讓給日本。隨後，在不久的幾年內，日、俄又三次簽訂密約，互相承認對方在中國東北、內蒙古的侵略利益。從此，日本的侵略勢力滲透到了中國東北。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利用西方列強無暇東顧之機，欲逞其獨霸中國的野心，首先出兵山東，繼而又厚顏無恥地向袁世凱政府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激起全國人民的憤怒和抵製。日本政府不得不改變侵略策略，采取了以經濟侵略為主的政策，特別是加強了對中國東北地區的經濟擴張活動。

20世紀20年代後期，日本國內發生了空前嚴重的金融危機，急於擺脫困境的日本政府決定對中國采取強硬政策。1927年4月，日本陸軍大將、政友會總裁田中義一出任總理兼外相，組成了新內閣。同年6月27日至7月7日，在東京首相官邸召開了以製定新的對華政策為目的的“東方會議”，出台了一項《對華政策綱要》，其核心內容便是加強對中國東北和內蒙古的控製與掠奪。

“東方會議”的召開，表明日本政府在堅定不移地推行“大陸政策”方麵又步入了一個新的、最為瘋狂的階段。隨後不久爆發的九一八事變就是明證。

◎日本在中國東北設置的侵略機構

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中國東北地區是指黑龍江、吉林、遼寧、熱河四省，其東部和北部為黑龍江、烏蘇裏江，與沙俄交界，東南部隔鴨綠江、圖們江與朝鮮為鄰，南瀕渤海、黃海，與日本隔海相望，總麵積130餘萬平方公裏。日本帝國主義又稱其為“滿洲”。

自古以來，東北地區就屬於中國。遠在舊石器時代，中華民族的祖先就生活在這片土地肥沃、物產豐饒、資源雄厚的廣袤土地上。自先秦至西漢，東北一些地區就已納入中國版圖。唐太宗李世民統一中國後，在東北地區設立了行政機構，由中央直接管轄。自此以後，曆代王朝都在這裏建立官署，行使統治權。但是，自1840年歐美資本主義列強以堅船利炮轟開了清王朝大門，中國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後，無論邊疆、內地，人民都遭盡了列強的淩辱與**，東北地區亦無例外。最早伸向東北的侵略勢力是沙皇俄國。從19世紀中葉開始，沙俄就以各種手段強占了中國黑龍江以北、烏蘇裏江以東的大片領土，攫取了許多特權。日俄戰爭後，日本從沙俄手中奪得了它在東北的眾多利益，繼承了沙俄的侵略衣缽，在這片富饒的土地上肆虐著……

漢、滿、蒙、回、朝鮮、達斡爾、鄂溫克、鄂倫春、錫伯、赫哲等民族一直生活在東北這片美麗而富饒的黑土地上，他們與全國人民一起構成了中華民族大家庭。其中滿族的祖先興於白山黑水之間，在先秦時稱肅慎，遼以後又稱女真，以打獵、農業為生。1635年，清太宗皇太極改女真為滿洲，辛亥革命後通稱“滿族”。由此可知，“滿洲”不是地區，而是民族的稱謂。很顯然，居心叵測的日本帝國主義將東北稱作“滿洲”，將東北與內蒙古東部地區叫作“滿蒙”，是別有用心的。

而以“關東”謂東北則可上溯至周末秦漢之際，那時將函穀關以東的諸侯稱為“關東”諸侯。後來也因東北地處山海關以東而籠統稱之為“關東”。日俄戰爭後，日本把攫得的遼東半島租借地改稱“關東州租借地”，並將之劃分為大連、旅順、金州三個行政區，設官建製，進行名副其實的殖民統治。旅順、大連地區也因此成為日本侵略東北，並與沙俄抗爭的橋頭堡和軍事、能源基地。

從1906年開始，日本為了鞏固其既得利益和進一步獨霸東北，在中國東北相繼建立了一些侵略機構，在政治、軍事、外交、經濟和思想文化等方麵互相配合，進行各種侵略活動。其中主要有關東廳、關東軍司令部、領事館和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等。

1906年6月7日，根據日本天皇第142號敕令，“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成立，負責經營中國東北地區的鐵路運輸業。11月26日“滿鐵”正式成立，1907年4月1日正式營業。正如“滿鐵”第一任總裁後藤新平所說，設立“滿鐵”，並非“把滿鐵看成為一個營利的鐵路事業，而欲使之成為帝國殖民政策或我帝國發展的先鋒隊”。1907年“滿鐵”成立了龐大的情報機構——“滿鐵調查部”，專門搜集中國政治、經濟、軍事等情報，為日本決策機構製定侵華尤其是侵略中國東北的政策提供依據。因此，“滿鐵”不僅是日本的一條貪婪地吸吮東北人民血汗的吸血管，而且是其在中國兼有政治、經濟、文化、情報等多種職能的綜合性侵略機構。

關東廳的前身是關東都督府，關東都督府的前身是關東總督府。關東總督府是根據1905年9月26日日本頒布的《關東總督府勤務令》成立的。1906年8月1日，日本政府以第196號敕令公布《關東都督府官製》，成立關東都督府，撤銷關東總督府。1919年4月12日，日本政府以第94號敕令公布《關東廳官製》，成立關東廳取代關東都督府，其職能是“管轄關東州及南滿洲的鐵道線路警務”和“監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事務”。但實際上它是日本政府在中國東北設立的殖民政權機構，盡管名目頻繁更迭，其侵略本質絲毫也沒有變化。

1906年，日本政府在奉天（今沈陽）設立了第一個總領事館，隨後又在安東、吉林、長春、齊齊哈爾、鐵嶺、遼陽等地設立了領事館或領事分館。這些大大小小的領事館同“滿鐵”、關東廳一樣，成為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東北進行侵略的一個個橋頭堡。

1907年，日本在中國東北駐紮一個步兵師團和六個鐵道守備隊的兵力，隸屬關東都督府陸軍部。這是早期的關東軍。1919年4月，日本將關東都督府改為關東廳時，將原關東都督府陸軍部升級為“關東軍司令部”，實行所謂軍政分治。從此，關東軍正式命名。

日本關東軍主力為陸軍步兵師團。因各師團均有留守部隊在國內，故其編製略小於日本國內常設師團。關東軍每師團編步兵旅團兩個，騎兵聯隊、野炮兵聯隊、工兵聯隊、通信隊、輜重隊各一個，定額為10583人。到九一八事變前，關東軍兵力增至2萬人。

關東軍以其在中國東北的特殊地位和條件，充當了日本武力侵占東北的急先鋒。雖然日本《關東軍司令部條例》規定：“關東軍司令官以陸軍大將或陸軍中將任之，直隸於天皇，統帥關東州及南滿洲陸軍諸部，擔任關東州之防務及南滿洲鐵路線路之保護事宜”，但這隻是冠冕堂皇的條文而已。從其所作所為的事實來看，可以說，關東軍是日本軍國主義解決“滿蒙懸案”問題的主要侵略工具，是日本“大陸政策”的有力執行者。從發動九一八事變，武力占領全東北，拚湊偽滿政權，到強占熱河，入侵華北，製造事件，進攻蘇聯，乃至建立細菌部隊，實施慘絕人寰的細菌實驗和細菌戰，日本關東軍對中國人民犯下了罄竹難書的滔天罪行。

日本在中國東北設置的這些既有分工又相互配合的侵略機構，把侵略的觸角伸向了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的各個角落，編織了一張無形的殖民統治網，為日本帝國主義侵占中國東北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日本關東軍巨頭

在日本關東軍製造九一八事變，侵占中國東北全境的過程中，關東軍司令本莊繁、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參謀石原莞爾成為主要的策劃者和發動者。

被稱為“侵略中國的急先鋒”的本莊繁是製造九一八事變的罪魁禍首。1876年5月4日，本莊繁生於日本兵庫縣。1897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與荒木貞夫、真崎甚三郎、阿部信行、鬆井石根等被稱為陸軍士官學校九期的五員大將。他曾以中尉身分參加日俄戰爭。在陸軍大學讀書期間，他結識了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並與之結為兄弟。畢業後，曆任日本參謀本部中國班員、“滿蒙班”班長、中國課課長等職，對中國東北和內蒙古情況漸至熟悉。清朝末年，本莊繁以駐華使館副官身份活動於北京、天津、上海、漢口、南京等地，專門研究中國問題，並在1921—1923年被東北實力派人物、奉係軍閥領袖張作霖聘為軍事顧問。本莊繁也因此成為熟悉中國內情的“中國通”，為日後侵華打下了基礎。

1931年8月1日，日本參謀本部任命多年來在中國活動的“中國通”本莊繁為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在東京接受任命後，帶著天皇布下的秘密使命，立即奔赴旅順，就任關東軍司令，與結拜兄弟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等一道秘密策劃武裝衝突，企圖一舉侵占中國東北。九一八事變為日本侵華揭開了序幕。

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宣布為甲級戰犯並判處絞刑的板垣征四郎，是一個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罪犯。他在策劃九一八事變、製造偽滿洲國傀儡政權的陰謀中扮演了主要角色。1885年1月21日，板垣出生於日本岩手縣岩手町沼宮內。自幼年時起，板垣就夢想“長大之後當大將”，青年時代則“懷著到中國大陸去活動的夢想”，與同在陸軍大學讀書、懷有同樣夢想的岡村寧次、土肥原賢二、磯穀等組成“對處理滿洲事變作出了很大成績”的“一夕會”，後雖解散，但“四將軍並沒有失落了對大陸的熱情和向大陸擴張的誌向”，畢業後被相繼派往中國，為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效力。

1916年板垣從日本陸軍大學畢業，1917年在參謀本部任職，駐昆明、漢口，踏上了實現其夢想的中國領土。自幼在“武士道”思想灌輸和培育下的板垣，把侵略東北視為當然，竟**裸地叫嚷：“滿蒙”對日本帝國的“國防和國民的經濟生活有很深的特殊關係”，侵略中國的東北和蒙古“是當前的急務”。“我敢於毫無顧忌地公然向世界宣布，這是（日本）帝國的現實問題。”1922年，板垣到參謀本部中國課任職，專門從事侵略中國活動。1929年被調任關東軍高級參謀，與本莊繁、石原莞爾等沆瀣一氣，秘密策劃武裝侵占中國東北的陰謀。

策劃九一八事變的另一重要人物石原莞爾，他雖以一名普通的、名不見經傳的中佐級軍官起家，但卻是一個頗有“思想”的人物。1889年1月18日，石原莞爾出生在日本山形縣鶴岡市的一個書香門第之家，自幼接受軍事教育，相繼入陸軍士官學校、陸軍大學讀書。畢業時，學校對他的評語是“石原的頭腦是陸大創辦以來最優秀的”，而稱其人為“粗野且不在乎”。石原把他所接受的日本軍國主義教育及留學德國所吸收的歐洲軍事思想，與佛教的信仰結合在一起，以一係列的著文和計劃，提出了所謂的“石原構想”。

石原認為，發源於中亞的兩支人類文明，發展至今形成隔著太平洋而互相對峙的局麵，它們將要通過戰爭走向統一，從而創造出最後最高的文明。而這場戰爭將是以日美為中心的真正世界大戰。這個“世界最終戰論”的實現是以戰爭為手段的，而這場戰爭將“首先是持久戰爭，然後是決戰戰爭”，因而對“滿蒙”的占有則是持久戰中的重要一環，“滿蒙”的戰略地位與經濟價值是日本走向世界帝國途中所必不可少的。

“石原構想”的最終目標就是日本要用武力征服世界，而其第一步計劃則是占領“滿蒙”。1928年10月，石原莞爾調任關東軍參謀和作戰主任後，為了實踐其理論和主張，與舊識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合作，策動了九一八事變。時有“石原理論、板垣實力”的說法，充分說明石原在關東軍發動的九一八事變中的地位和作用。

日本侵華“圖謀”——“東方會議”

1927年初，日本國內爆發了全國性的金融危機，日本經濟受到猛烈的衝擊。工潮、農潮、學潮延綿不斷，國內政局動**不安。4月下旬，樞密院趁機發動政變，推翻了若木規內閣，由政友會總裁、陸軍大將田中義一出任首相兼外相，執掌日本政權。田中內閣旨在改變前任外相幣原喜重郎的所謂“軟弱外交”，對華實行強硬外交。剛剛組閣的田中義一曾對奉係軍閥領袖張作霖的日本首席顧問町野武馬說，這次他出來組閣，“主要是想解決中國問題，亦即處理滿洲的問題。滿洲是日本的生命線，如果保持滿洲的現狀，國內會有許多的意見，我無法應付下去。也許將爆發戰爭，但我不希望有戰爭。不過不得已時，恐怕隻能打了”。明確地表達了對華政策的基調，即積極幹涉中國內政，以武力侵占中國東北。這也最終成了在隨後六七月間田中組織召開的一次有軍事、外交主要頭目參加的、被稱為“東方會議”的核心內容。

田中義一是日本長州軍閥嫡係繼承人，是日本昭和時期軍閥當政的第一人，在製定侵華政策、推進對華侵略方麵，以他為首的內閣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田中於1863年6月22日出生在日本長州藩荻，不足7歲即入岡田謙造家塾接受漢學啟蒙。1883年考入陸軍士官學校，1889年進入陸軍大學學習，畢業後加入陸軍。1894年田中在參加侵略中國的甲午戰爭中，因編製的《作戰動員計劃》被軍部采納，受到上司賞識而被晉升為上尉，並躋身陸軍參謀本部。1904年在日俄戰爭中出任侵略中國東北的滿洲軍參謀，以後則致力於加強軍隊建設。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田中以“中國通”的軍人身份活動於中國的東北和上海等地，與軍閥段祺瑞、張作霖等勾結，擴張日本在華勢力，並結交了以後在他擔任首相期間成為其得力助手的久原房之助、山本條太郎和森恪等。歸國後寫成《對中國經營之我見》，對控製中國經濟命脈野心勃勃。1918年後晉升為大將，受封男爵，兩次出任陸軍大臣，位至政友會總裁。

田中的侵華野心由來已久。早在1913年他就在《滯滿所感》一文中鼓吹，日本應“伸張國運”，由島國發展成為“大陸國家”，使滿洲成為日本移民“永住之地”，“開發滿蒙寶藏”，修築鐵路，實現以“日本海為中心之國策”。所以，田中在上台第三天就在向國內外發表的新一屆內閣的施政綱領中指出，目前“對我國及遠東直接迫切的重大問題是中國的局勢”，日本“對中國國民的正當要求深表同情，尤其考慮國內外形勢，為實現其要求，將不惜予以相當援助”。明目張膽地表示將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幹涉中國內政。還聲稱：“如中國發生共產黨的活動，無論其結果如何，作為直接最受影響的我國立場以及對保持東亞全局負有重大責任感的日本，對此絕無不予關心之理。”毫不掩飾地表明了田中內閣堅決反共的立場，並準備扮演“亞洲憲兵”的角色。很顯然，田中內閣的對華政策將一改前任外相幣原喜重郎的所謂“軟弱外交”，實施其“積極”的、強硬的外交政策。

1924年6月至1927年4月，幣原喜重郎擔任日本外相，鑒於當時的國際形勢和日本的實力，他提出實行“協調外交”，即對美、英奉行適應華盛頓體係的方針，不與之發生對抗，采取協調辦法；對中國則以“尊重門戶開放”“尊重保全中國之主權與領土”為旗號，實行以經濟侵略為主，避免直接出兵等“蠻橫粗暴的方式”，貫徹“對中國之內亂嚴守不幹涉主義”的方針，力圖通過在中國軍閥中尋找代理人來擴大其在華的各項權益。但實際上，在日本權益受到損害的“關鍵”時刻，幣原外交仍主張不辭以武力幹涉，此乃帝國主義的本性使然。田中自從擔任政友會總裁時起，就猛烈抨擊幣原的“軟弱外交”，譴責他對“發生在我帝國特殊地區滿洲的動亂”態度“極為冷淡”，批評若木規內閣在對華問題上“毫無措施”“軟弱無能”“損害國威”。政友會在田中的領導下，與軍部、樞密院沆瀣一氣，以“刷新對華外交”相號召，大搞倒閣活動。因此，田中組閣後，製定新的對華方針和新的“滿蒙政策”，便成了“刻不容緩的急務”。

1927年6月13日，田中急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和駐上海、天津、沈陽等地總領事等回國開會，研究解決“急務”的謀略。最後議定召開一次有軍事、外交頭目參加的專門會議，策劃新的“滿蒙政策”。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首相在日本東京霞之崎外務大臣官邸主持召開了所謂的“東方會議”。參加會議的正式成員主要是外務、陸軍、海軍等省次官和陸軍參謀本部、海軍軍令部的次長，以及有關的局長和駐華公使、總領事等，共有22人。在外務省方麵有政務次官森恪、事務次官出淵勝次、歐美局長堀田正昭、亞洲局長木村銳市、通商局長齋藤良衛、情報局長小村欣一、駐華公使芳澤謙吉、駐奉天總領事吉田茂、駐上海總領事矢田七太郎、駐漢口總領事高尾享等，陸軍方麵有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陸軍部次官畑英太郎、參謀本部第二部長鬆井石根、軍務局長阿部信行等，海軍方麵有軍令部次長野村吉三郎、海軍部次官大角嶺生、軍務局長左近司等，此外還有大藏省理財局長富田、朝鮮總督府警務局長淺利和關東廳長官兒玉秀雄、滿鐵總裁山本條太郎等。會議實際主持者是森恪。

田中在開幕詞中說，因“最近中國的局勢極為混亂，因此政府執行對華政策時要慎重考慮。現中國戰局一時得到平穩，所以借此機會征求諸君的坦率意見，以供政府參考。同時想得到諸君對政府所執行的政策的充分理解，以便執行統一的徹底的政策，為此召開了這次會議”。由此看來，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就是製定對華政策，而且各級要員必須理解和遵行田中內閣從施政伊始就確立的強硬對華政策。他還特別強調，“發布新聞有十分留意小心之必要”，叮嚀與會各位“牢記本會之內容以絕對保密”。

會議期間，內閣各省和參謀本部、關東廳紛紛發表關於中國各方麵的概說、評論，詳盡研究討論了中國的政局，全麵分析了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的形勢，討論了張作霖與日本“特殊利益”的關係和日本出兵山東等問題。這次會議在侵略中國東北的策略上有兩種主張：滿鐵總裁山本條太郎主張以外交的、經濟的手段維護和擴大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東北的權益，即“內科方法”；而外務省政務次官森恪則主張用軍事手段，即武力侵占中國東北，被稱作“外科方法”。最後田中首相折中兩種侵略主張，於7月7日以訓示方式發布了《對華政策綱領》。

該綱領包括前言和正文的八條內容。前言中稱：“鑒於日本在遠東之特殊地位，對中國本土與滿蒙，自當有所區別”，公然地把中國領土分為“中國本土與滿蒙”，顯係已有把東北從中國肢解出去的野心。在冠冕堂皇的說辭之後，第五條露出了廬山真麵目，稱：“中國常有野心家乘政局不穩猖狂擾亂治安，並可能惹起國際不幸事件。”倘若日本在華權利利益及日僑生命財產受到“不法侵害”，日本“除根據需要采取斷然自衛措施予以維護外，別無他法”。對那些聽信“謠言”，“狂妄掀起排日、抑製日貨之不法活動分子，……固應解除其疑惑，但為維護我之權利，須進而采取適當措施”。這裏所謂的“斷然自衛措施”“適當措施”，不過就是出兵中國、幹涉中國內政的代名詞而已。《對華政策綱領》還特別強調，“對於滿蒙，尤其東三省地區，因與我國防及國民生存有重大利害關係，我國不僅必須予以特殊考慮，且對該地區和平之維持與經濟之發展，使之成為內外人士安居之所，作為接壤之鄰邦，尤須具有責任感”，“萬一動亂波及滿蒙，治安紊亂，有侵害我在該地特殊地位、權益之虞時，不論其來自何方，均應加以防護，並須做好準備，為保護內外人士在此地安居、發展，及時采取適當措施”。公然宣布一旦在滿蒙問題上出現與其侵略殖民政策相違背的事件，日本就必然采取強硬手段予以鎮壓。這表明，日本帝國主義入侵“滿蒙”乃至中國，已被列入當政者的議事日程，而采取實際行動隻是個時間和時機問題了。

為了根本解決“滿蒙”問題，會議通過四點決議：（1）對滿蒙問題的根本解決，要與東北的實際統治者張作霖進行合作；（2）若張作霖由關內敗退，則必須采取斷然措施，解除其武裝，由關東軍負責此事，必要時由朝鮮軍支援；（3）關東軍與朝鮮軍為解除奉軍武裝做好一切準備；（4）張作霖的奉軍如果敗退的話，由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發表聲明，因日本在東北享有特殊權益，反對並阻止國民政府軍進入東北。

東方會議還討論了對奉係軍閥領袖張作霖的處置辦法。外務省亞洲局長木村銳市在其《有關中國時局對策考察》報告中指出：“從張作霖的現狀來看，他在中國國內的各政治家、各團體、各軍人中間已威信掃地，……現在恢複他的政治威望，不過是空想。”如果日本為了保持住在“滿蒙”的權益，把張作霖作為唯一的支持對象，“是極為短見的，而且是很不策略的”。為此，“對他不但要絕對不予援助，必要時對他施加以相當壓力，亦在所不辭”。主張挑選適當人選代替他。而政務次官森恪和關東軍部分人甚至主張堅決踢開張作霖，武力占領東北。最後由於田中首相傾向於繼續利用張作霖，才決定予張作霖以“適當的支持”。但是田中的決定並沒有能夠阻止關東軍蓄謀殺害張作霖計劃的實施。

東方會議已把分離“滿蒙”作為日本的公開國策，從本質上講，它就是日本帝國主義企圖侵吞中國東北、向中國進攻的一次準備和落實的會議。東方會議的策劃人之一、政務次官森恪在偽“滿洲國”建立後不久，毫不隱諱地說，東方會議的內容，今天可以發表了，其中的要點就是，“滿蒙”的主權不僅屬於中國，日本也有權參與，“滿洲”的治安應由日本維持。策劃召開東方會議，主要是為了把“滿洲”從中國本土分割出去，搞一個特殊地區，讓日本政治勢力進入。他還說，由於露骨地把這些說出來，一定會遇到麻煩，所以才給它包上了一層“東方會議”的糖衣。

東方會議之後，1927年8月，由森恪主持在中國大連召開了有芳澤謙吉、吉田茂、兒玉秀雄等人參加的“第二次東方會議”，對東北地區鐵路的開發與控製、經濟掠奪及所謂“治安”問題進行了具體的策劃。會議主張日本應在“滿洲”實行強硬手段擴大其“權益”。

東方會議加快了日本帝國主義侵占中國東北，把“滿蒙”從中國分離出去的步伐。

九一八的炮聲臨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