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論02
1935 年1 月，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和全軍的領導地位。但是，遵義會議畢竟是在國民黨軍隊圍追堵截紅軍的長征途中舉行的，隻能對當時最迫切的軍事問題和中央領導機構問題做些調整，更深層次的思想路線和思維方式問題，還來不及係統和全麵地加以解決。到達陝北後，毛澤東撰寫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等著作，解決了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等一係列重大問題。但是，一定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是以一定的思想路線為基礎的，僅有對錯誤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的批判，還不可能徹底克服其錯誤和影響，因此還必須從思想路線上對黨內存在的各種各樣的錯誤思想，特別是“左”傾教條主義進行徹底清算。寫作《實踐論》和《矛盾論》正是為了承擔和解決這一重大任務。中國革命的發展要求我們黨從哲學理論的高度徹底厘清黨內的種種錯誤認識，批判錯誤路線的世界觀，批判作為主觀主義表現形式的教條主義、經驗主義的思想方法，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的基本觀點教育幹部，統一思想，以提高全黨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能力和水平。
其二，思想界從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到唯物辯證法的論戰。
20 世紀30 年代初，中國思想界爆發了一場關於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論戰。論戰從一開始就帶有濃厚的哲學色彩。與有關社會性質的大論戰相呼應，中國的思想界展開了有關辯證法的論戰。這場論戰首先是由張東蓀等人批評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開始的，隨後，葉青等人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對張東蓀進行所謂的批判，散布了許多具有欺騙性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觀點。艾思奇等人又針鋒相對地批判了張東蓀、葉青等人對唯物辯證法的批判和歪曲。這場哲學論戰擴大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在中國的影響。
其三，從國內外環境分析，當時蘇聯的社會主義事業蓬勃發展，蘇聯哲學界對德波林學派進行了有力的批判，這是一個十分有利的國際環境，使我黨能夠對教條主義者思想理論的國外根源保持一定的距離和理論意識；在國內，“西安事變”後國共兩黨實現第二次合作，陝北局勢相對穩定，國內翻譯出版的一些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和文章已經能傳送到延安。陝甘寧邊區掀起幹部、戰士學文化、學哲學的熱潮，也為《實踐論》和《矛盾論》的寫作和講演創造了有利的思想條件和理論環境。
其四，《實踐論》和《矛盾論》是三個來源匯流的成果。
第一個來源，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在十分艱苦和惡劣的條件下，毛澤東依然千方百計搜集並反複閱讀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哲學著作，其中最主要的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列寧的《唯物論和經驗批判主義》《 關於辯證法的筆記》，普列漢諾夫的《論一元論曆史觀的發展》等書。[23] 蘇聯哲學家在20 世紀30 年代寫成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教科書，也為毛澤東《實踐論》和《矛盾論》的寫作提供了直接的哲學資源和理論準備。毛澤東閱讀了三本蘇聯30年代的哲學教科書：西洛可夫、愛森堡等合著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米定等著的《新哲學大綱》，米定等著的《辯證唯物論與曆史唯物論》（上冊）。毛澤東撰寫《實踐論》和《矛盾論》時，認真閱讀了這幾本書並做了許多摘注和批注。批注中既有對原著的概述、歸納，也有對原著觀點的批評、質疑，然而更多也最具特點、最有針對性的，是毛澤東聯係中國實際、聯係中國共產黨黨內存在的主觀主義所做的發揮。[24] 毛澤東作為職業革命家、軍事家長期戎馬倥傯，日理萬機，沒有太多的閑暇從事純哲學理論的研究，他的許多論著，多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對較為具體層次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軍事、黨建等問題做具體分析，因而一般屬於應用哲學範疇。然而到了這個時期，毛澤東有了較為充足的閑暇時間。
他不僅發憤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哲學著作，還涉獵了不少西方哲學著作。根據美國記者斯諾的回憶，毛澤東所讀的書“不僅限於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而且也讀過一些古希臘哲學家、斯賓諾莎、康德、歌德、黑格爾、盧梭等人的著作”[25]。廣泛而深入的閱讀和研究，使得毛澤東擴大了自身的哲學知識麵，較好地掌握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他的哲學智慧和哲學思維的水平也由此得到了升華和飛躍。
第二個來源，是中國傳統哲學。毛澤東青少年時代就熟讀《易經》《 道德經》等傳統經典。中國深厚的曆史文化傳統哺育、浸潤了毛澤東的一生，中國悠久的傳統文化和哲學思想無疑深刻地影響了他。他熟諳曆代先賢的哲學思想，尤其是辯證法思想對他的影響尤大。先賢的思想文化和哲學遺產，經過他的批判、改造、提煉、加工後，也創造性地融入《實踐論》和《矛盾論》的思想內容和語言風格之中。這也使得我們非常明顯地感受到《實踐論》和《矛盾論》在遣詞造句、敘述風格、用典舉例等方麵處處體現出中國氣派、中國特色和中國風格，用簡潔的文字、熟悉的案例和明白易懂的形式，通俗而生動地講述了辯證唯物主義的深刻道理。
第三個來源，是中國革命的實踐經驗。這是需要我們在這裏特別強調和說明的一個來源。毋庸置疑，中國革命是在俄國革命的影響下發生的，共產國際幫助了中國革命。但是，一係列複雜的現實鬥爭和殘酷的革命實踐教育了中國共產黨人：要取得革命的勝利，沒有馬列主義不行；有了馬列主義，不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也不行。中國革命在不斷克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錯誤和失誤中，取得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這是毛澤東寫作《實踐論》和《矛盾論》的最重要的實踐來源。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之所以不同於一般的哲學著作，之所以能夠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推進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發展，之所以成為現代中國革命的哲學邏輯和理論形態，並由此開辟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民族化的中國道路而享有獨特地位，這應當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七七事變”前後的幾個星期裏，中國共產黨的軍隊陸續開赴前線。而在延安，抗大正準備辦一個青年幹部培訓班。這批青年學生將經過三個月的短期培訓，準備在今後幾年做政治輔導工作。由於哲學基礎知識培訓的需要，在黨中央的要求下，毛澤東在日理萬機的工作中騰出時間，比較集中地對中國革命的曆史經驗進行了深入的哲學思考和理論概括，用幾個星期時間寫成了一些簡明扼要、意蘊深刻的哲學講義，《實踐論》和《矛盾論》就是在這樣的時代狀況和曆史情景中完成的。
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實踐論》和《矛盾論》是現代中國革命的哲學邏輯，是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人民進行革命的哲學靈魂。
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在深刻總結中國革命經驗、深入批判各種各樣的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錯誤思想的基礎上，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既繼承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精神，又具體地、巧妙地、靈活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思想。
《實踐論》和《矛盾論》是現代中國革命的哲學邏輯和理論形態。那麽，究竟什麽是現代中國革命的哲學邏輯？究竟什麽是現代中國革命實踐經驗的理論形態？對這一哲學邏輯和理論形態的深入挖掘、科學提煉和準確表達，究竟有什麽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這應當是我們研究《實踐論》和《矛盾論》之貢獻和意義的基本出發點和落腳點。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中國共產黨人能否成功地進行革命的要害或關鍵所在，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核心問題，就在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究竟如何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而恰恰是對這一核心問題的如何回答，構成了對正在成長中的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最大挑戰。《實踐論》和《矛盾論》是對這一核心問題和最大挑戰的理論思考和哲學應答，它們係統、全麵、深刻地總結和概括了現代中國革命的曆史經驗[26]，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從普遍性與特殊性的有機統一上闡明和解決了馬克思主義如何中國化這一要害或關鍵問題，為中國共產黨人提供了在這一艱難路程中迎接各種挑戰，特別是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嚴重挑戰的哲學武器，這是《實踐論》和《矛盾論》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的最大貢獻。
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核心問題的應答相對應，《實踐論》和《矛盾論》第一次從哲學邏輯和理論形態上，概括和總結了現代中國革命中存在著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與主觀主義的思想路線進行鬥爭的基本內容和發展規律。毛澤東在《實踐論》和《矛盾論》中所創造性提煉出的堅持理論與實踐的具體的曆史的統一，堅持作為矛盾的問題的精髓”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共性與個性、絕對與相對的辯證統一的哲學範式和解釋框架，是我們黨在政治、組織、思想、路線、軍事上同“左”右傾機會主義，特別是同“左”傾教條主義進行鬥爭的曆史經驗的科學總結，深刻揭露了“左”右傾機會主義，特別是“左”傾教條主義的認識根源和思維方式上的根本缺陷，為我們黨在當下和未來的革命實踐中避免主觀主義的思想路線提供了哲學根據。
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實踐性、批判性和革命性，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民族性、時代性和大眾性，在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中，得到了史無前例、無與倫比的卓越體現，得到了鋪張揚厲、暢快淋漓的科學發揮。
《實踐論》和《矛盾論》作為毛澤東哲學的神來之筆，無論就其明確的主題、批判的對象，還是就其分析和論證問題的方式；無論就其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把握和蘇聯已有哲學成果的汲取和超越，還是就其所表達的為中國共產黨人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無論就其把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與傳統中國文化創造性結合的卓越嚐試，還是就其所展示的中國革命的曆史與邏輯的有機統一；無論就其對中國與世界大勢的清醒意識和宏觀駕馭，還是就其對曆史和現實的具有深刻穿透力的哲學智慧，以及對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錯誤思潮的入木三分一針見血的分析批判……在所有這些方麵的意義上，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不僅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將領，而且同樣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普通幹部、士兵和工農大眾易於接受、便於掌握和靈活運用的世界觀方法論的傑作，並由此成為中國乃至世界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思想創造和哲學篇章。
【本章注釋】
[1] 蘇聯著名哲學家尤金曾高度評價毛澤東的著作：“傑出的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同誌的選集的出版，不但對於中國共產黨，而且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都是一個重大的事件。”“中國共產黨不是教條式地、而是創造性地領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成功地把馬克思主義理論應用於中國這樣的國家，因而大大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一切兄弟共產黨，一切擁護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的鬥士們，在讀毛澤東同誌的著作時，都會找到四分之一世紀以來英勇的革命戰爭的許多卓越範例。”（許全興、陳葆華、馮國瑞編：《國外毛澤東思想研究文選》（黨校內部發行），1987 年版，第10頁—第20 頁）
[2] 毛澤東及其哲學思想影響了世界政治，同時也影響了世界哲學，尤其是世界馬克思主義哲學。從政治影響來說，我們可以從毛澤東逝世後國際社會的反應中得到證明。如墨西哥《國民報》發表社論：“墨西哥總統認為，毛不僅是現代史的主角之一，而是對改變世界生活發生作用的權力中心之一的象征，而且是最有遠見的第三世界捍衛者之一”，“對於墨西哥和第三世界來說，本世界最偉大的人物之一毛澤東是窮國人民的偉大朋友和全人類的導師。”（許全興、陳葆華、馮國瑞編：《國外毛澤東思想研究文選》（黨校內部發行），1987 年版，第107 頁）從哲學思想來說，毛澤東的哲學思想，特別是《矛盾論》，在西方學界的影響也是值得注意的：“事實上，毛澤東的《矛盾論》在20 世紀50、60 年代對法國馬克思主義者的影響是很大的，甚至被稱做是‘結構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之一’。《保衛馬克思》（1965）一書當中的兩篇文章，即《矛盾與多元決定（研究筆記）》和《關於唯物辯證法（論起源的不平衡）》專門討論了毛澤東的《矛盾論》中的辯證法問題。阿爾都塞認為毛澤東關於矛盾不平衡性的理論直接影響了他的‘多元決定’理論的形成。此書出版後，阿爾都塞即將其寄送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據說毛澤東在收到書之後曾表示希望阿爾都塞到中國訪問。但是……阿爾都塞最終沒有成行。”（尚慶飛：《國外毛澤東學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141 頁—第142 頁）[3] 早在1937 年，斯諾就深刻地理解到毛澤東和他的思想之所以具有巨大生命力和遠大前途的原因所在：“切莫以為毛澤東可以做中國的‘救星’。……但是，不可否認，你覺得他的身上有一種天命的力量。這並不是什麽曇花一現的東西，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覺得這個人身上不論有什麽異乎尋常的地方，都是產生於他對中國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這些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貧窮饑餓、受剝削、不識字，但又寬厚大度、勇敢無畏、如今還敢於造反的人們——的迫切要求作了綜合和表達，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假使他們的這些要求以及推動他們前進的運動是可以複興中國的動力，那麽，在這個極其富有曆史性的意義上，毛澤東也許可能成為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美）埃德加· 斯諾：《西行漫記》，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1979 年版，第62 頁）[4] 巴基斯坦總理布托曾這樣高度評價毛澤東的豐功偉績：“毛澤東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曆史顯得渺小。他的強有力的影響在全世界億萬男女的心中留下了印記。毛澤東是革命的兒子，是革命的精髓，確實是革命的旋律和傳奇，是震動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締造者”，“毛澤東沒有死，他永垂不朽。他的思想將繼續指導各國人民和各民族的命運，一直到太陽永遠不再升起。如果僅僅是從中國的範圍來衡量他的劃時代的功績，那將有損於對這位非凡人物的紀念”，“毛澤東的名字將永遠是窮人和被壓迫者的偉大而正義的事業的同義語，是人類反對壓迫和剝削的鬥爭的光輝象征，是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勝利的標誌。”（許全興、陳葆華、馮國瑞編：國外毛澤東思想研究文選》（黨校內部發行），1987 年版，第88 頁）[5] 參見劉敬東：《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統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基本經驗》，載《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09 年第2 期。
[6] 我們在本“導讀”中一再闡述的一個中心主題是，《實踐論》《矛盾論》提供了現代中國革命的哲學邏輯。關於這一重要問題，美國學者萊文也給予高度重視，他認為“研究毛澤東的哲學思想不能離開毛澤東的政治實踐，毛澤東的哲學思想是他的政治實踐的理論化。‘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所做的，隻是對他關於中國獨特性的正確理論加以抽象，並以此為基礎，借助於列寧的《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建構起一種一般的曆史分析方法。他在延安時期的貢獻，是把這些理論以一種普遍方法和第三世界革命的思想體係的形式表述出來’”。“就理論與實踐比較的角度而言，毛澤東更多地是一個實行家、實踐家，而不是理論家，更不是專門意義上的哲學家。而且，從現代學術規範、學科劃分的角度看，毛澤東是很難進入純粹學術思想史、哲學思想史係列的。然而哲學存在於生活中，它是時代精神的菁華，它深深地紮根於現實生活的土壤中。”（尚慶飛：《國外毛澤東學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472 頁）[7] 尤金非常敏銳地意識到毛澤東的哲學著作之為中國革命經驗的理論形態這一特點，認為“毛澤東的著作之所以使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感到興趣，是因為他經常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觀點來闡明革命經驗”。（許全興、陳葆華、馮國瑞編：《國外毛澤東思想研究文選》（黨校內部發行），1987 年版，第19 頁）
[8]《毛澤東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73 頁。
[9]《毛澤東文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331 頁—第332 頁。
[10]《毛澤東選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20 頁。
[11] 劉敬東：《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統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基本經驗》，載《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09 年第2 期。
[12]《鄧小平文選》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75 頁。
[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390 頁。
[14]《列寧選集》第2 卷， 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第454 頁— 第455 頁。
[15]（秘魯）赫爾南多· 德· 索托：《資本的秘密》，華夏出版社2007 年版，第5 頁—第6 頁。
[16] 胡錦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體學習會議上的講話》，新華網2007 年3 月24 日電。
[17] 劉敬東：《在曆史與倫理之間——現代性問題的一個考察》，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8 年第6 期，同時參見《馬克思世界曆史理論：中國個案》，光明日報出版社2010 年版，“餘論”部分。
[18] 餘源培、夏耕：《辯證法故鄉的哲學新葩——毛澤東的〈矛盾論〉》，雲南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1 頁。
[19]《毛澤東選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282 頁。
[20]《毛澤東選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299 頁。
[2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第121 頁。
[22]（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或自然法和國家學綱要》，範揚、張企泰譯，商務印書館1961 年版，第12 頁。
[23] 龔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澤東的讀書生活》，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1986 年版，第24、25、69 頁。
[24] 餘源培、夏耕：《辯證法故鄉的哲學新葩——毛澤東的〈矛盾論〉》，雲南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33 頁。
[25]（美）埃德加· 斯諾：《西行漫記》，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1979 年版，第68 頁。
[26] 羅森塔爾、尤金編的《簡明哲學辭典》中的下麵一段文字是頗有見地的：在長征勝利結束後，中國共產黨為了從思想上和組織上鞏固黨的隊伍，必須徹底批判黨內存在的“左”右傾機會主義，“毛澤東在其哲學著作《實踐論》（1937）、《矛盾論》（1937）中完成了這些任務。這兩部著作是根據中國曆史和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具體材料創造性地解決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問題的卓越的典範。”（許全興、陳葆華、馮國瑞編：《國外毛澤東思想研究文選》（黨校內部發行），1987 年版，第65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