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論

毛澤東寫於革命聖地延安的《實踐論》和《矛盾論》兩篇光輝著作，創製了現代中國革命的哲學邏輯，塑造了現代中國革命實踐經驗的理論形態，描繪了中國共產黨如何引領人民進行革命的思想藍圖，開辟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民族化的中國道路。《實踐論》 《矛盾論》不僅是中國哲學史上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思想勞作和哲學創造，而且也是世界哲學史，特別是世界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一道具有中國式實踐哲學特色的獨特理論景觀。[1]毛澤東的革命和哲學不僅屬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而且它同樣屬於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屬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爭取自身解放的事業[2]。毛澤東之所以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偉大領袖，成為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世界曆史性偉人，當然可以從世界、曆史、人生，或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多維角度探討其原因，但有一個重大而深刻的因素我們永遠必須謹記，那就是，毛澤東有自己的哲學，有自己的理論智慧，有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實踐論》 《矛盾論》這兩篇永遠閃耀著智慧光芒的經典哲學篇章。

《實踐論》《矛盾論》：現代中國革命的哲學邏輯《實踐論》 《矛盾論》作為貫通古今中外的經典哲學著作，誕生在陝北黃土高原那片貧瘠、荒涼而又落後的土地上，誕生在戎馬倥傯、槍林彈雨的戰爭與革命的艱難歲月中，不能不說是世界哲學史上難以想象的一個思想奇跡。但是，正是因為它的這一深深紮根於中國大地和中國革命的理論特性和實踐品格，它才為中國共產黨人一

提供了如何解答理論與實踐、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統一的理論框架和哲學範式，才深刻而有力地鑄就了現代中國革命的哲學邏輯，構架了現代中國革命經驗的理論形態。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為我們揭開了現代中國的革命之所以獲得曆史性成功的哲學秘密。

《實踐論》《 矛盾論》雖然寫作在黃土高坡延安窯洞那晦暗不明的燈光下，講演在抗日軍政大學那簡陋異常的校舍中，但正因為它深深地根植於現代中國生活實踐的土壤[3]，反映著中國共產黨人的真切的理論渴望和實踐需求，它才能夠像“普照的光”一樣照亮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世界，灑遍了現代中國革命的遼闊大地，並由此奠定了中國共產黨思想路線的理論基礎，成為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並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思想靈魂和哲學旗幟，從而結束和改變了1840 年以來中華民族被外來列強肆意憑陵的屈辱命運，提供和重構了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觀方法論的基本框架，也因此革新塑造了有著五千年文明的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並最終影響和重塑了現代世界曆史的基本格局和發展麵貌[4]，為現代人類文明和世界和平作出了獨具特色的哲學貢獻。

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作為貫穿於毛澤東思想各個組成部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創造性的運用和發展，是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土地上成功地領導人民進行革命並取得偉大勝利的思想工具，具有鮮明的時代精神和中國特色，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革命性變革。在由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有機構成的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中，實事求是無疑構成了三個組成部分的先決條件，發揮著主導作用，是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和根本點。實事求是作為一個傳統文化命題，經由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運用於中國社會實踐的創造性闡釋而轉換成了一個有著巨大思想內涵、深刻曆史內容和鮮明時代特點的科學的哲學論斷，並由此成為中國共產黨人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思想路線。這是毛澤東具有世界眼光又立足中國土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運用於中國革命實踐的偉大創造。

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生命線。在反對、批判和破除黨內各種主觀主義的錯誤思潮，特別是“左”傾教條主義，創建這一思想路線的偉大曆程中，毛澤東寫下了一係列既高屋建瓴，又深入淺出的思想傑作，對思想路線做了多方麵多維度的闡釋和發揮，《實踐論》和《矛盾論》是這些思想傑作中最具典範意義的代表作。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通過創造性地闡釋理論與實踐、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辯證統一這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原則，為引領中國共產黨人如何立足於中國革命的實際去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確立了一個哲學邏輯，提供了一個理論形態，開辟了一條思想道路。《實踐論》《 矛盾論》為中國共產黨人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作出了獨特貢獻。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哲學秘密：堅持理論與實踐、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5]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哲學秘密，就在於堅持理論與實踐、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社會的具體實踐相結合。

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創新與曆史實踐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是因為毛澤東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曆史性飛躍提供了之所以可能的一個哲學秘密：堅持理論與實踐的具體的曆史的統一，堅持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辯證統一這一矛盾問題的辯證法。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生曆史性飛躍之哲學秘密的合理回答，需要有一個能夠對它進行有力闡明的解釋框架和哲學範式。而這個解二

釋框架和哲學範式不能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邏輯進程和實踐進程之外尋找，因為它就紮根於、存在於中國共產黨自身的實踐邏輯、理論邏輯和曆史邏輯中。[6] 創製理論與實踐、普遍性與特殊性的有機統一這個充滿著巨大生命張力的解釋框架和哲學範式，繪就現代中國革命究竟如何進行的理論圖式和哲學模型，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領袖毛澤東的一個偉大創造。

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之日起，就始終存在著一個馬克思主義如何中國化的問題。這一問題關係到中國共產黨的生死存亡，關係到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得失成敗。而這一問題的核心或實質，是如何實現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社會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這是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能否沿著合理、健康和正確的道路前進發展的關鍵所在。而這個重大而基本的問題之得到解決，不是教條式地照抄照搬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原則，也不是機械地聽命於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的那遙遠空間的外部指令，它需要的是中國共產黨人立足中國土地與中國革命實際，同時又合理並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精神實質的哲學智慧和曆史智慧。

中華民族是一個富於深厚曆史意識，同時又具有博大包容胸襟的民族。浸潤著這一深厚人文精神傳統，同時又具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眼光和開拓創新精神的毛澤東，就成為中國共產黨內善於總結中國悠久曆史經驗和近現代中國革命邏輯、吸收外來先進思想並用它指導現在、謀劃未來的思想大師和革命領袖。這個曆史經驗就是中國的深厚曆史傳統和複雜基本國情，就是中國共產黨人進行現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實踐經驗[7]，就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俄國十月革命的劃時代的成功實踐，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風起雲湧的革命解放運動；這個外來的先進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就是國外一切能夠為我所用的思想、理論和哲學，就是包括蘇聯在內的其他一切國家的、當時能夠加以汲取的哲學家思想家們的進步思想和精神成就。從這樣一個曆史背景出發，我們就可以理解毛澤東為什麽在戰亂頻仍、戎馬倥傯的艱苦卓絕的戰爭歲月中，仍然高度重視並曆時一年主導起草了在1945 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上通過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這是我們黨把自身革命實踐的曆史經驗（包括曆史教訓）提升為理論形態的一個經典案例。

也正是從這樣一個基本原因出發，我們就可以理解毛澤東為什麽在國內外大敵當前、兵臨城下的槍林彈雨中，在形勢複雜的政治鬥爭、軍事戰爭中依然廢寢忘食、博覽群書、精深研究，不僅反複閱讀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而且還廣泛搜集、涉獵古希臘哲學家、斯賓諾莎、盧梭、康德、黑格爾等西方哲人的著作，寫下了大量的批注和讀書筆記；同時他那底蘊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以及對傳統文化的觀念和語言駕輕就熟地運用的天才般的能力和水平，所有這一切都為他準備、提供和積累了豐富的思想前提、理論資料和語言資源。這是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從事偉大的哲學創造、創製現代中國革命的哲學邏輯、為中國革命找到一條正確道路的根本原因所在。

馬克思主義究竟如何中國化？如何在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上提供一個解決這一重大問題的理論框架和哲學範式？這是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必須麵對而不能回避的一個急迫的、根本性的課題。正是由於這一問題關乎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人的生死存亡，毛澤東才反複強調主觀主義、本本主義、教條主義對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革命的嚴重危害。毛澤東諄諄告誡中國共產黨人“要分清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和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8]，把教條主義和本本主義尖銳地批評為“臭的馬克思主義”“死的馬克思主義”。[9] 毛澤東深刻反思和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的基本經驗和曆史教訓，終於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運用於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正確道路，並從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高度，對這條正確的革命道路進行了深入淺出的哲學論證，強調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堅持知與行、理論與實踐之具體的曆史的統一，提出矛盾的共性與個性、普遍性與特殊性、絕對與相對之相互關係問題，是關於“矛盾的問題的精髓”的重要的、著名的哲學論斷，並以極其鮮明、科學嚴謹的理論態度和哲學語調，諄諄告誡中國共產黨人“不懂得它，就等於拋棄了辯證法”[10]，從而在哲學上為中國共產黨人提供了如何解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核心問題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偉大的認識工具和思想武器，同時也為我們從哲學上、理論上解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變革曆程和曆史飛躍，提供了一個依然富有強大生命力的基本的解釋框架和哲學範式。

毛澤東思想是培育和武裝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的理論工具和精神武器，是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在摧毀舊世界、建立新社會的過程中之所以戰無不勝、無可匹敵的核心價值觀、思想秘密和精神武器。這是我們解讀“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這個每一個普通的中國老百姓都耳熟能詳的曆史命題的答案之所在。

毛澤東思想這一偉大思想事件的產生，以及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所獲得的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勝利和現代民族主權國家的建立，社會主義製度在中國大地上劃時代、破天荒般的創製，從哲學的解釋框架和解釋範式上來說，它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所創造性闡釋和發揮的，堅持理論與實踐之具體的曆史的統一，堅持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辯證的有機的統一之世界觀方法論的必然產物。毛澤東從哲學上論證和闡明的關於理論與實踐、普遍性與特殊性統一的理論框架和哲學範式，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曆史性飛躍過程中的最重大的、具有裏程碑意義的哲學創造。這一重大的哲學創造所鑄就的現代中國革命的哲學邏輯和理論形態，成就了一百多年來中華民族前赴後繼、夢寐以求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偉大勝利，成就了現代中國主權國家的建立這一世界曆史性的重大事件。

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曆史性飛躍所取得的最重大的理論成果和實踐成果。

毛澤東思想究竟是如何產生的？這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問題當然可以有不同的解釋角度，但無論從什麽角度加以闡明和回答，我們都不能回避這樣一個最基本最重大的事實：毛澤東思想是在同主觀主義之表現形式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進行理論鬥爭和思想鬥爭的過程中，特別是在同黨內“左”傾教條主義的尖銳鬥爭中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那麽，中國共產黨內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最根本的問題究竟是什麽？這個最根本問題，就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相互關係問題上，存在著把本來應當是辯證統一的兩個方麵割裂開來的嚴重錯誤傾向。在中國共產黨的早年時期和幼年時期，這種錯誤思想幾乎斷送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在回應黨內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巨大挑戰的過程中，毛澤東逐漸形成了解釋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哲學理論框架：必須堅持理論與實踐、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辯證統一這一為毛澤東加以創造性發揮的，具有中國特點、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

因此我們必須從上述這一曆史背景和實踐背景出發，來認識、把握和闡明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毛澤東思想是以毛澤東為卓越代表的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在引領中國人民迎接內憂外患的嚴重挑戰、挺立於現代世界民族之林過程中的一次偉大的哲學創造和理論創新，是出現在20 世紀東方曆史地平線上的一次輝煌壯麗的思想日出。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結構和曆史意義，是通過確立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作為自己的活的靈魂，通過闡釋知與行、理論與實踐的具體的曆史的統一，通過提供作為矛盾問題之精髓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共性與個性、絕對與相對的辯證統一的基本理論原則和哲學解釋框架，破解了中國革命究竟如何進行的巨大、深刻而艱難的理論任務和曆史課題，為中國共產黨人提供了如何引領中國人民進行革命的無堅不摧的哲學武器，鍛造了中國共產黨人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袖集團的哲學範式和辯證思維方式，從而為斷然拒絕“左”傾、右傾機會主義，特別是“左”傾教條主義給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造成嚴重危害提供了世界觀方法論，創造性地解決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道路、領導和依靠力量等一係列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從哲學理論和哲學思維上培育、提高和增強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生存能力、發展能力和革命能力，從而為中華民族贏得近代一百多年來空前未有的國家獨立和人民解放，為中國真正跨入現代世界民族之林，為建設現代主權—民族國家創立了一個基本的哲學邏輯和理論前提。

毛澤東的哲學觀念和實踐智慧構成了毛澤東思想的內在靈魂，成為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在西方列強、國內敵人強力威逼的血雨腥風、槍林彈雨中，依然從容應對、勝利前行的製勝法寶。在《實踐論》中，毛澤東通過深刻揭示認識運動的基本規律，創造性地闡明了中國共產黨人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原則、在知與行的具體的曆史的統一中科學性地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秘密。在《矛盾論》中，毛澤東把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共性與個性、絕對與相對的關係視為“矛盾的問題的精髓”，著重強調了研究矛盾特殊性的極端重要性，闡明了作為矛盾特殊性之表現形式的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麵與次要方麵的對立統一及其轉化的基本規律，說明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如何結合的問題，上升到哲學世界觀方法論的高度加以把握和總結，並由此深入論證和清晰界定了關係到中國共產黨人生死存亡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從而找到了如何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現中國共產黨人自身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曆史邏輯和現實道路。

《實踐論》和《矛盾論》的當代意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11]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之能獲得民族民主革命勝利、建立社會主義製度、贏得自己執政地位的指導思想，同時也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之能夠成功地開辟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二次曆史性飛躍的基本的理論前提。

毛澤東關於知與行、理論與實踐之具體的曆史的統一，關於普遍性與特殊性、共性與個性、絕對與相對之事物的“矛盾的問題的精髓”的矛盾法則和哲學智慧，不僅深刻地說明了毛澤東思想何以誕生的哲學邏輯和理論秘密，而且也為我們研究和闡釋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理論變革何以可能的秘密、方法和機製，曆史地、先行地提供了一個基本的解釋框架和哲學範式。

1. 鄧小平理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辟經由鄧小平卓越的政治發揮和思想創造，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由現代中國革命的哲學邏輯，轉換成了當代中國變革的哲學邏輯。

鄧小平為什麽第三次複出後一再強調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係？為什麽一再強調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根本點和出發點？為什麽一再強調解放思想的重大作用，並把它同實事求是緊密聯係在一起？為什麽大力支持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並高瞻遠矚地意識到它的思想解放的深遠曆史意義？為什麽提出黨和國家的領導體製改革這一重大問題？為什麽一再強調計劃和市場的相互關係問題？為什麽反複強調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等一係列重大問題？

所有這一切關乎當代中國前途和命運的重大問題的合理答案，三

我們都必須回到當時的曆史背景和時代語境中才有可能找到。

鄧小平在1977 年第三次複出時麵臨的最大挑戰，從思想路線和實踐觀念上來講，是我們黨內自1957 年以來就存在的、在十年“**”中登峰造極的“左”傾教條主義。而鄧小平在當時的曆史背景下反對“左”傾教條主義的思想武器，就是作為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和活的靈魂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就是毛澤東關於理論與實踐、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統一的哲學邏輯和理論框架。我們有理由認為，鄧小平以巨大政治勇氣和深刻思想智慧作出的“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經典、重大、著名論斷的哲學基礎，就是來源於毛澤東關於理論與實踐，特別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統一的矛盾辯證法。

這裏的“社會主義”，說明中國共產黨人繼續堅定不移地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這裏的“走自己的道路”“中國特色”，說明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社會主義，同時必須深深地根植於中國土地，適合中國國情，傳承中國傳統，具有鮮明的中國特點和民族特性，反映中國人民的根本願望，傾聽中國現代化實踐的客觀要求，而不是機械盲目地照抄照搬他國的經驗、理論和模式。這就是說，毛澤東關於知與行、理論與實踐之具體的曆史的統一的基本原則，關於普遍性與特殊性、共性與個性、絕對與相對之相互關係的辯證法的理論觀念和哲學智慧，已經作為“矛盾的問題的精髓”自然而然地奠基在鄧小平理論的哲學基礎中了。

鄧小平斷然否定“**”的錯誤路線，以偉大政治家的戰略勇氣重新確立並發展了我們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清醒而果斷地作出了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到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建設偉大戰略轉移的曆史性決定；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關於矛盾問題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之辯證統一的實踐哲學，科學地解決了如何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改革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這一中心問題，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意義深遠的重大科學論斷，圍繞著“什麽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具有巨大開放性而拒絕了獨斷性的根本問題，在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精神文明等方麵實現了重大的理論突破；深刻洞察並科學闡明了當代世界從“戰爭與革命”

到“和平與發展”的重大曆史性轉折，在世界大地上率先突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的、主導了東西方兩大陣營幾十年的冷戰思維方式，在理論上與實踐上曆史性地重構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相互關係，斷然摒棄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絕對對立而不能相互借鑒的意識形態教條，有力打通了中國的社會主義與外部世界，特別是與資本主義世界進行普遍交往的理論通道和實踐通道。鄧小平理論因此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二次曆史性飛躍的變革曆程，實現了社會主義從傳統形態到現代形態的曆史性革新，破解了20 世紀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和共產黨人執政史上的“世紀性難題”，從而不僅在理論形態上，同時也更在實踐形態上，曆史性地展示了中國共產黨人引領中華民族在21 世紀何以複興的基本秘密。這是鄧小平運用毛澤東關於理論與實踐、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統一的哲學範式和解釋框架，創造性地解決當代中國問題、開辟改革開放全新之路的卓越範例，在整個世界社會主義史上也是濃墨重彩的經典篇章。

中國共產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曆史一再證明，反對“左”傾教條主義一直是關係到中國共產黨人生死存亡的重大任務之一。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每當處於曆史發展的重大轉折時刻，都強烈地提出思想解放和理論創新的曆史任務，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為了破除主觀主義，特別是“左”傾教條主義，重新獲得既能夠自我變革、自我發展，而又善於對外開放、合理借鑒的新的思想資源和理論形態。鄧小平之所以在中國社會發展的又一個關鍵時刻，在88 歲高齡之時仍千裏迢迢不辭辛勞地視察中華大地並發表南方談話，深刻批判姓“資”還是姓“社”的爭論，強調計劃和市場的非社會製度的屬性，作出“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2] 的著名論斷，目的都在於斷然拒絕、否定和排除“左”傾教條主義可能帶給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嚴重危害。這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能夠批判性地超越前人，從傳統形態的社會主義走向現代形態的社會主義的哲學秘密和理論秘密所在，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贏得新的卓越的執政能力和現代化的領導水平的深層理論原因，是當代社會主義中國之能夠順乎世界潮流、充滿生機與活力並取得而且將繼續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之一。

毛澤東在《實踐論》和《矛盾論》中所創製的現代中國革命的哲學邏輯，毛澤東提出的理論與實踐、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統一的矛盾的辯證法和基本原則，與鄧小平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之間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不斷發展。

2.“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得以產生、發展的基本曆史背景和理論框架，就是毛澤東在中國大地上建立的社會主義製度，就是鄧小平開辟和奠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道路。

江澤民為什麽強調“馬克思主義具有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為什麽強調發展馬克思主義要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為什麽作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這一重大戰略決策？為什麽提出並實踐“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一曆史性的意義深遠的重大治國理念？為什麽把尊重和保護人權莊重寫入憲法？為什麽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一再強調“文明的多樣性”？

所有這些問題的哲學背景和理論基礎，同樣隻有在毛澤東關於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理論與實踐之具體的曆史的統一，在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統一的矛盾辯證法中，才能夠得到合理和有說服力的回答。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貢獻，有兩個方麵需要在這裏特別提到，一是在鄧小平一係列理論觀點的基礎上，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理論框架，並由此提出並確立了實踐市場經濟的係統的政策體係和體製機製；二是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邏輯和發展要求，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一曆史性的意義深遠的現代治國方略，並由此提出並在憲法中寫入了“尊重和保護人權”這一極其重大的現代政治理念和基本法治原則。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具有裏程碑意義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之所以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路上的重大成果，根本原因就在於，中國共產黨人一方麵順應當代世界走向市場經濟和法治國家的時代潮流，一方麵又深深根植於中國土地，以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以中國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堅持理論與實踐、普遍性與特殊性之統一的世界觀方法論和實踐哲學的辯證法，把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與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的新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對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執政興國的一係列重大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科學地回應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社會階層不斷分化的新的現實的要求，為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推進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自我完善、自我發展提供了新的理論武器。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和中國改革開放的最新實踐相結合，科學地分析和判斷世情、國情、黨情，排除了各種幹擾和影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健康前進的“左”傾、右傾教條主義，進一步回答了“什麽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創造性地回答了“建設什麽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深化了對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解，深化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在鄧小平“三步走”

戰略目標的基礎上，為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做了進一步係統的理論分析、戰略規劃和策略設計，全麵勾畫了建設這一曆史性目標的宏偉藍圖，進一步培育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執政理念和執政意識。“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麵，提出了一係列緊密聯係、相互貫通的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構成了一個係統全麵的科學理論，開創了全麵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局麵，人民生活總體上實現了由溫飽到小康的曆史性跨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堅持理論與實踐、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統一的矛盾原則，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應對和解決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所提出的重大問題，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真正實現了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意義深遠的曆史性轉變，在世紀之交續寫出新的篇章。

3. 科學發展觀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深化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論等一係列重大戰略思想的提出，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

胡錦濤為什麽一再強調求真務實，並提出解放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法寶？為什麽提出保護合法的私人產權並寫入憲法，並在此基礎上出台了意義重大而深遠的物權法這一裏程碑式的傑作？為什麽堅定不移地斷然拒絕封閉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幟的邪路？為什麽諄諄告誡中國共產黨人和全體國民“不折騰”，反複強調必須走科學發展的和諧社會之路？為什麽在世界舞台上莊重而嚴肅地提出構建和諧世界的重大政治主張？

所有這些問題的哲學邏輯和理論前提，同樣隻有在毛澤東關於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理論與實踐、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統一的矛盾法則中，才能夠得到曆史的和有說服力的回答。

不始終堅持知與行、理論與實踐的具體的曆史的統一這一基本原則，就做不到既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又實現馬克思主義的與時俱進，作出新的重大理論創新；不始終堅持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統一的矛盾辯證法，就做不到既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又堅定不移地立足中國實際，破除各種形式的教條主義，走自己的科學發展之路。

理論與實踐、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係作為毛澤東破解中國革命和建設規律之謎的哲學邏輯和理論智慧，是每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繼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變革曆程的偉大的哲學工具。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論等一係列重大戰略思想的提出，是以新一代中國共產黨人自覺運用這一哲學工具，科學判斷和理性傾聽新世紀新階段的時代特征和實踐要求，認真麵對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和新挑戰，既立足中國又放眼世界，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當代中國的最新實踐相結合所進行的重大理論創新，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為實現中國經濟社會的科學發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人類和諧世界，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為深入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站在新的曆史起點和時代高度上對共產黨執政經驗的深刻總結。

胡錦濤強調指出，必須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並把這一關鍵問題作為中國共產黨執政半個多世紀的首要的基本經驗。這個首要的基本經驗說明，如果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普遍套用的教條，如果不深入研究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不斷變化的實踐，如果不堅持理論與實踐之具體的曆史的統一，如果不把普遍性與特殊性之相互關係的世界觀方法論這個“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作為哲學工具，科學發展觀、執政能力論與和諧社會論就不可能產生。

胡錦濤基於中國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基本經驗和曆史教訓，提出解放思想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大法寶的重要論斷，成為推進當代中國的理論創新和實踐變革的方法論原則。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論等一係列重大戰略思想的提出，是以胡錦濤為代表的當代中國共產黨人順應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潮流，基於中華民族的複興大業，在中國土地上所書寫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嶄新篇章，是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變革之路上所樹立的新的裏程碑。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努力把占有人類五分之一人口的、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納入科學發展的和諧社會的框架中，並以獨特的中國式智慧倡導和推動和諧世界的建構，宣示了當代中國共產黨人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的宏偉曆史抱負，展示了古老而年輕的中華民族勇於擔當人類的和平使者與發展責任的世界曆史使命的博大胸襟。

科學發展觀的一個意義重大而深遠的創新和突破，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法治國家的基本框架下，合乎邏輯地提出保護合法的私人產權並寫入憲法，並在此基礎上出台了法治文明的重大成果——物權法。

傳統社會主義的問題之一，是對馬克思“資本的偉大的文明作用”[13] 這一資本邏輯的哲學智慧和列寧利用資本的諄諄告誡沒有引起足夠的理論注意和實踐重視。列寧曾經指出：“如果沒有資本的幫助，要保持無產階級政權是不可能的。”[14] 蘇東劇變使得列寧的擔憂和預言成為悲劇性現實。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所遭受的這一重大挫折，曆史性地證明了，馬克思關於“資本的偉大的文明作用”的曆史論斷和辯證智慧是多麽深刻有力；同樣也曆史性地證明了，列寧關於利用資本建設社會主義的政治智慧和發展戰略是多麽高瞻遠矚。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社會主義理論中沒有私有產權的法律性概念。而在現代市場經濟的基本架構中，資本邏輯與財產權邏輯必然產生、形成不可分割的內在關聯，因此如何在社會主義理論的框架中係統地表達財產權這一重大問題，就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利用資本的根本途徑之一。索托認為，財產權表述是創造出充足資本的根本原因，但“第三世界和前共產主義國家，並不具備這種表述體係”，“缺少一套係統化的正規所有權製度，現代化市場經濟就不可能出現”。[15] 當代中國共產黨人以前所未有的巨大政治勇氣和理論膽識，總結曆史，直麵現實，開拓未來，進行了社會主義的理論創新和製度創新，為在中國大地確立現代意義上財產權表述體係，提供了空前未有的政治法律空間，從而開辟了一個既利用資本又限製資本的、創造社會財富的生機勃勃的社會空間和實踐空間。

中國共產黨關於財產權問題的修憲，成為當代中國政治—法治文明發展進程中裏程碑式的傑作。物權法開啟了中國民法典的偉大序篇，成為中國從傳統社會主義向現代社會主義變革曆程中的一個基礎性工程，意義深遠而重大。它使中國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成果以法律的普遍性形式加以確認，為確立資本與財產權的深刻邏輯關聯開辟了現代法律通道，為確立係統化的所有權表達製度作出了關鍵性突破，表明中國的市場改革已奠立在現代文明的堅實基點之上。

胡錦濤要求中國共產黨人和全體國民“牢固樹立依法平等保護和正確行使財產權利的物權觀念”[16]，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審時度勢推進法治文明的莊嚴宣示。中國物權法的誕生，標誌著中國共產黨人既堅定不移地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與時俱進地基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邏輯進行了重大創新，也是中國公民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法治原則所提供的開放性空間中，財產權意識空前覺醒的一個時代標誌。[17]科學發展觀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基於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針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新階段新問題新挑戰而提出的重大戰略思想。

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戰略任務，深刻反映了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內在要求，體現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願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戰略思想，作為當代中國共產黨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重大理論創新，是對馬克思主義關於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豐富和發展，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的進一步深化，是對共產黨執政規律認識的科學提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戰略任務，為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提供了根本保證，為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奠定了科學的理論思路和政策機製基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論與實踐，標誌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布局由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三位一體，發展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位一體，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執政理念和執政實踐的又一次重大躍遷。

建設和諧世界是以胡錦濤立足中國、放眼世界所提出的重大政治主張。胡錦濤把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與中國傳統的和諧價值觀創造性地結合起來，著眼於構建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的有機統一，逐步形成了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構建和諧世界的世界政治理念和重大發展戰略，極大地拓展深化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觀的哲學內涵和理論內容。和諧世界的世界政治理念為在當代世界的不同社會製度、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進行理性對話、平等合作提供了嶄新的思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麵對不同民族國家之間在價值觀和民族認同上的分歧、對立和衝突，強調國際社會應當表現出足夠的政治智慧、寬廣的政治胸襟和明智的政治戰略，建立特殊形式的有效的溝通、對話渠道，以消除由於價值觀、傳統認同和利益分配等等的對立而造成的嚴重的矛盾、衝突乃至戰爭。中國政府倡導的共建“和諧世界”的世界政治哲學，是數千年來華夏民族孜孜以求的“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傳統價值觀在全球化條件下的當代表達，是馬克思世界曆史理論之普遍交往觀、世界文學觀的發展了的當代闡釋，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與偉大的民族傳統創造性結合的當代形態。

（1）習近平是運用和實踐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光輝典範習近平一貫重視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對中國共產黨人觀察、認識和處理中國問題和世界問題的重大意義，一再諄諄告誡黨的各級領導幹部要學習、理解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觀察、認識和處理實際工作中的各種問題。習近平反複強調，辯證唯物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我們黨要團結帶領人民協調推進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全麵深化改革、全麵依法治國、全麵從嚴治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必須自覺堅持和運用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增強辯證思維、戰略思維能力，努力提高解決我國改革發展基本問題的本領和能力。

習近平始終堅持和強調理論與實踐的統一這一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方法論的基本原則。要求我們學習和掌握認識和實踐辯證關係的觀點，不斷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習近平強調，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我們要在迅速變化的時代中贏得主動，要在新的偉大鬥爭中贏得勝利，就要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基礎上，以更寬廣的視野、更長遠的眼光來思考和把握國家未來發展麵臨的一係列重大戰略問題，在理論上不斷拓展新視野、作出新概括。要求我們根據時代變化和實踐發展，實現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良性互動，在這種統一和互動中發展21 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習近平要求我們堅持從客觀實際出發製定政策、推動工作。當代中國最大的實際，就是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我們認識當下、規劃未來、製定政策、推進事業的客觀基礎。習近平立足我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征，著眼於解決發展中的深層次問題和改革中的重點難點問題，提出了一係列具有戰略性、前瞻性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舉措。針對當前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強調要堅持主題主線，切實把推動發展的立足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針對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麵臨的新形勢，強調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處理好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全局和局部、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改革發展穩定等一係列關乎中國社會健康發展的重大關係。習近平的這一係列論述深刻體現了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和基本要求，對我們黨指導當前和今後很長一段時間的工作提供了世界觀方法論的指南。

習近平強調必須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強調我們的各項工作都要經得起實踐、人民、曆史的檢驗，黨的各級領導幹部要創造出經得起實踐、人民、曆史檢驗的業績。他反複強調空談誤國、實幹興邦；要發揚釘釘子精神，樹立正確的政績觀，樹立功成不必在我的理念，多做打基礎、利長遠的事，一張好的藍圖幹到底。

習近平要求我們學習和掌握事物矛盾運動的基本法則，強調增強問題意識、堅持問題導向，承認矛盾的普遍性、客觀性，善於把認識和化解矛盾作為打開工作局麵的突破口。我們黨領導人民幹革命、搞建設、抓改革，從來都是為了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對待矛盾的正確態度，應該是直麵矛盾，並運用矛盾相輔相成的特性，在解決矛盾的過程中推動事物發展。麵對複雜形勢和繁重任務，首先要有全局觀，對各種矛盾做到心中有數，同時又要優先解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麵，以此帶動其他矛盾的解決。協調推進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全麵深化改革、全麵依法治國、全麵從嚴治黨，是當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中必須解決好的主要矛盾。既要注重總體謀劃，又要注重牽住“牛鼻子”。在任何工作中，既要講兩點論，又要講重點論。

習近平要求我們學習和掌握唯物辯證法的根本方法，用聯係的觀點和發展的觀點認識問題、解決問題。“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 要求我們以全局的視野、長遠的眼光看問題，是習近平觀察思考中國和世界問題始終秉持的立場和角度。不斷增強辯證思維能力，提高駕馭複雜局麵、處理複雜問題的本領。當前我國社會各種利益關係十分複雜，這就要求我們善於處理局部和全局、當前和長遠、重點和非重點的關係，在權衡利弊中趨利避害、作出最有利的戰略抉擇。全麵深化改革，要突出改革的係統性、整體性、協同性，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要加強調查研究，堅持發展地而不是靜止地、全麵地而不是片麵地、係統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聯係地而不是靜止孤立地觀察事物，準確把握客觀實際，真正掌握規律，妥善處理各種重大關係。習近平的這些重要思想，充分體現了既統領全局又突破重點、運用唯物辯證法認識和解決中國問題的高超領導藝術。

（2）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引領和推動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勝利遠航

習近平創造性地堅持毛澤東關於知與行、理論與實踐的具體的曆史的統一這一基本原則，堅持普遍性與特殊性、共性與個性的辯證的有機的統一這一矛盾問題的精髓，在探索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進程中，既高度自覺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則，又大膽地、與時俱進地進行了一係列重大理論創新，即立足中國大地和文化傳統，以高遠的戰略眼光、巨大的理論勇氣和深刻的實踐智慧，在治黨治國治軍、內政外交國防等各個領域，在理論上提出了一係列重大戰略主張和戰略部署，在實踐上推進和落實了改革開放的一係列重大舉措，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進程中邁出了新的堅實步伐，取得了一係列新的重大突破。

“四個全麵”的戰略布局是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在中國改革發展進入深水區的關鍵時刻，為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大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而作出的戰略布局和戰略安排。“四個全麵”是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特別是毛澤東關於理論與實踐之具體的曆史的統一、關於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相互關係之矛盾問題的精髓的辯證法則，所提出的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重大戰略思想和戰略布局。這一重大戰略思想和戰略布局是在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建設和改革發展到全新發展階段的客觀要求，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之變革邏輯的必然產物。深刻認識“四個全麵”的關係，深入把握戰略目標與戰略舉措的全麵性、辯證性和統一性，統籌安排、協調推進“四個全麵”的戰略目標和戰略舉措，是引領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具有長久意義的重大戰略方針。

“四個全麵”的戰略思維和戰略布局以宏觀的總體視野，立足世情、國情和黨情，針對中國改革開放進入新階段的新問題和新特征，所提出的戰略目標和戰略舉措。“四個全麵”的戰略布局作為統一整體必須協調推進。而如何做到協調推進，這裏就有一個世界觀和方法論問題。毛澤東關於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麵與次要方麵的經典論述，為我們提供了認識和推進這一重大問題的方法論原則。習近平強調，“既要注重總體謀劃，又要注重牽住‘牛鼻子’”。這決定了“四個全麵”的內容，既有目標又有舉措，既有全局又有重點。四者不是簡單並列關係，而是有機聯係、相互貫通的頂層設計。習近平對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的這一闡述，是對“四個全麵”戰略布局哲學基礎的深刻揭示。我國是一個正在迅速崛起的發展中的大國，不僅地域遼闊，人口眾多，而且各方麵各領域的情況差異巨大，需要處理和解決的矛盾和問題複雜眾多，因此絕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必須堅持兩點論和重點的統一，通過著力解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麵，帶動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麵的解決。

“四個全麵”的戰略布局是習近平始終堅持理論與實踐的具體的、曆史的統一這一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方法論的基本原則，深刻傾聽中國和世界關於發展問題的新的時代呼聲和時代要求，深刻總結國內外發展經驗教訓、深刻分析國內外發展大勢，審時度勢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這一關於發展問題的意義深遠的五大發展理念，實現我們黨關於發展理念的又一次與時俱進和重大創新。五大發展理念作為在全新時代背景下提出的新發展理念，是關係我國發展全局的一場深刻的理論變革，是“十三五”乃至更長時期我國發展思路、發展方向、發展著力點的指導方針，對破解發展難題、增強發展動力、厚植發展優勢具有重大指導意義。五大發展理念是我們黨認識和把握中國社會發展規律、中國共產黨執政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新的重大飛躍，豐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寶庫，是推動中國經濟社會健康和可持續發展、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思想指引和行動指南。

習近平以馬克思主義戰略家的遠見卓識，以將改革進行到底的巨大勇氣，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把毛澤東在《實踐論》和《矛盾論》中所反複要求的理論與實踐相一致、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統一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原則運用於分析中國和世界的矛盾和問題，在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麵實現了重大突破。在理論上，習近平提出了一係列重大主張，形成了一個包括一條主線、一個夢想、四個全麵、五大發展理念、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等內涵豐富、結構完整的思想體係。在實踐上，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了一係列重大決斷、采取了一係列重大措施，多點發力、重點突破、縱深推進，在內政和外交兩大領域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重大成就。習近平治國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涵蓋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等六大領域，體現在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麵，是一個內涵豐富、結構完整的思想體係。

習近平胸懷祖國放眼世界，既全麵把握世界經濟政治總體格局，又善於分析世界矛盾體係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麵，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世界政治理念和“一帶一路”的重大倡議，為推動全球治理、推動世界和平與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展示了高超的中國智慧、提出了自信的中國方案、采取了有力的中國行動。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變革曆史進程，是中國共產黨人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統一的基本原則，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方法論，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在不斷總結曆史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又以理論創新引領社會變革的波瀾壯闊的辯證發展曆程。以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哲學為底蘊的理論創新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變革曆程的核心原則與內在靈魂，並由此構成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方式、生存方式和發展方式。

毛澤東《實踐論》和《矛盾論》中關於理論與實踐之具體的曆史的統一，關於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相互關係之為“矛盾的問題的精髓”的世界觀方法論和實踐哲學，為我們探討、研究和總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重大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的曆史經驗，全麵闡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曆史方位、實踐基礎、理論主題、時代意義，深入揭示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如何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理論邏輯、實踐邏輯和曆史邏輯，從而闡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曆次重大創新所由發生的深層的哲學邏輯和理論結構，並由此揭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的形成、深化和發展在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進程中所具有的重大而深遠意義，提供了一個仍然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哲學範式和解釋框架。

《實踐論》和《矛盾論》產生的時代背景與主要貢獻

自1921 年成立到20 世紀30 年代中葉前後，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政治上、思想上還不成熟的黨，在領導中國革命的實踐中經曆了一係列重大挫折，有時甚至嚴重到幾乎斷送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命運的地步。造成這些重大失誤和挫折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其中一個重要而深刻的原因是，中國共產黨黨內一直存在著相當嚴重的主觀主義錯誤，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是主觀主義的兩種表現形態。

《實踐論》和《矛盾論》寫作的最深刻的理論動機和實踐動機，就是從哲學上反思、批判和破除中國共產黨內嚴重存在的主觀主義錯誤。清除作為主觀主義表現形式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左”傾教條主義的嚴重錯誤及其危害，是毛澤東寫作和講演《實踐論》和《矛盾論》的時代背景和根本原因所在。

現實和前途。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積十數年革命風雨的艱苦磨礪、戎馬倥傯的攻讀生涯和中國共產黨人的集體智慧，升華出了他的哲學結晶，向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展現出一個嶄新的哲學世界。他用剛遒灑脫、深入淺出的文字寫就了燦爛輝煌的哲學篇章，這就是兩位一體、相得益彰的光輝著作——《實踐論》和《矛盾論》。[18]《實踐論》和《矛盾論》是毛澤東同一時期的著作，分別寫於1937 年的7 月和8 月。這兩部著作寫作的共同目的，是批判和克服黨內存在的嚴重的經驗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所收入的《實踐論》一文的題解，說明了毛澤東寫作《實踐論》的直接原因：“在中國共產黨內，曾經有一部分教條主義的同誌長期拒絕中國革命的經驗，否認‘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這個真理，而隻生吞活剝馬克思主義書籍中的隻言片語，去嚇唬人們。還有另一部分經驗主義的同誌長期拘守於自身的片斷經驗，不了解理論對於革命實踐的重要性，看不見革命的全局，雖然也是辛苦地——但卻是盲目地在工作。這兩類同誌的錯誤思想，特別是教條主義思想，曾經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使得中國革命受了極大的損失，而教條主義者卻是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迷惑了廣大的同誌。毛澤東的《實踐論》，是為著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觀點去揭露黨內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這些主觀主義的錯誤而寫的。因為重點是揭露看輕實踐的教條主義這種主觀主義，故題為《實踐論》。毛澤東曾以這篇論文的觀點在延安的抗日軍事政治大學作過講演。”[19]《矛盾論》寫作的直接原因同《實踐論》一樣，是“為了同一的目的”[20]，也是為了反對黨內存在的主觀主義特別是嚴重的教條主義，為中國共產黨人正確地領導現代中國的革命，提供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工具。

馬克思說得好：“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是文明的活的靈魂”。[21] 黑格爾也曾經說過：“哲學的任務在於理解存在的東西，因為存在的東西就是理性。……每個人都是他那時代的產兒。哲學也是這樣，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時代。”[22]《實踐論》和《矛盾論》的產生也有其特定的曆史和時代背景。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曆史條件下，如何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形成中國共產黨人進行革命的正確的指導思想，是一個極為艱巨和十分複雜的理論任務。我們黨內曾長時間地存在著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嚴重錯誤傾向。教條主義者隻知道“唯書”“唯外”“唯上”，生吞活剝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中的隻言片語，生搬硬套，無視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和實踐邏輯，給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帶來了極大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