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貪欲奢瓜分中國 太操切變法受挫
光緒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初冬的一個夜晚，天下著蒙蒙細雨，山東魯西巨野縣城西北十餘裏的小村張家莊，一片靜謐。時近二更，十幾個手持匕首或紅纓槍的人悄悄接近村頭的一戶四合院。這是一個普通的中式四合院，不同的是門樓上有一個鐵做的十字標誌，這是一所德國天主教教堂。
1890年，德國獲得在山東傳教的權利後，教會勢力迅速發展，偏僻貧窮的魯西南小縣巨野，短短幾年間天主教堂就發展到二十餘個。天主教與中國傳統文化格格不入，尤其是隻認上帝不認祖宗，中國人最不能接受，所以正統的人很少入教。教會為了發展教徒，難免不擇良莠，吸收了一部分名聲不佳者入會。一些不良教民依仗教會的勢力橫行鄉裏，民教矛盾因之日漸突出。因為朝廷不想惹糾紛，一旦有民教衝突，往往袒護教會，而百姓則視教民和袒護教會的官員為奸人。
張家莊教堂是巨野縣的中心教堂，主教薛田資負責整個巨野的傳教事宜，今晚十幾個人就是衝他而來。他們有人負責守門，有人負責在外圍放哨，有人負責破窗而入。當他們砸窗的時候，有人從裏麵開槍，但隻開了幾槍就沒子彈了。他們得以破窗而入，殺死了裏麵的兩個傳教士，卻發現其中並無薛田資。聽到槍聲的教民趕來，這幫人便匆忙逃走了。
原來，當天晚上有兩個外地的教士路過張家莊教堂，薛田資把臥室讓給客人住，自己去住南屋。他的臥室與更衣室相通，而更衣室的門並未關，他發覺有人進院後，摸了一根門閂躲在門後，結果搜他的人以為他已經逃走。他得以僥幸逃過一命，連夜逃到濟寧，發電報給德國駐華使館，德國使館立即轉電德國政府。
這就是著名的巨野教案。
清廷獲悉消息，立即發出諭旨命山東巡撫李秉衡速派司道大員馳往巨野破案，限十五日將凶盜拿獲懲辦。李秉衡派臬司毓賢和兗沂曹濟道錫良馳往查辦，在巨野先後逮捕五十餘人。一部分人隨後放了，有些人經不住嚴刑拷打死了。最後是以入室盜竊殺人結案，處死了三個所謂正凶。
但不管清廷以什麽樣的結果結案，這個事件給了德國占據膠澳（青島）的借口。甲午戰爭後，俄、德、法三國聯合向日本施壓，逼迫日本放棄割讓遼東半島的要求，大清得以三千萬兩白銀贖回遼東。三國並非義務幫忙，都希望得到回報。德國看中的就是山東半島的膠澳，希望據之為海軍基地。巨野教案發生後，德國政府十分驚喜，德皇下令遠東艦隊強占膠澳。
德國艦隊入膠澳時，清軍守將章高元正在打麻將，認為他們是路過，不必大驚小怪。等他打完麻將時，已滿街都是德國兵。他連忙召集士兵，但將士們手裏都是空槍，大家連忙去庫裏取子彈，發現彈藥庫已被德軍占領。章高元去和德軍將領理論，德軍將領卻回答道：“我奉本國之命進占，沒有道理好講。你隻管率你的軍隊退出就是，我們不會傷害你。”章高元不敢擅離職守，被德軍囚於艦中。
甲午戰後，李鴻章出訪俄國，奉旨與俄國簽訂《中俄密約》，兩國結成軍事同盟，中國受到侵略，俄國將給予幫助。如今德國占據膠澳，李鴻章去與俄國人交涉。俄國借幫助中國為名，派軍艦進駐了旅順、大連，不但不幫助中國，反而拒絕出港。清廷這才明白，已經落入了德俄的圈套。
袁世凱從《申報》上看到德國占據膠澳的消息，已經是十幾天後的事了。他認為這不是個好苗頭，恐怕會引起連鎖反應。這天，他收到康有為從上海發來的電報，說他即將乘輪北上，希望在津門一晤。袁世凱揚著電報對參謀營務處總辦徐世昌道：“菊人大哥，康南海滿腦子主意，他來了正好，且聽聽他有何高見。”
徐世昌半年前應邀入袁世凱幕府。上年底他的母親去世，丁憂在籍，沒了俸祿，養家艱難，袁世凱以參謀營務處總辦相邀，月俸一百六十兩；而且他希望以文修武，給仕途帶來轉機，因此欣然入幕。袁世凱的小站班底中，進士出身唯徐世昌一人，除了擔任參謀營務處總辦外，還加“諮謀”的頭銜，其職責包括考閱各學堂文卷、考核兵目操法、校訂行軍攻守陣式圖說、改訂講訓各兵官功課，而且袁世凱外出時，可以全權處理軍務，儼然小站二號人物。
康有為要與袁世凱會麵，這樣重要的事情當然少不了徐世昌的參與。袁世凱估算了康有為的行程，和徐世昌等一行人提前趕到天津，特意在最有名的利順德飯店給康有為預訂了住處。知道康有為好熱鬧，袁世凱又提前約了天津水師學堂總辦嚴複，北洋大學堂總辦王修植，還有《國聞報》主筆夏曾佑。這幾個人都是新派人物，見多識廣，袁世凱隻要到天津，必約他們相聚，暢談古今中外，康有為熱衷於辦報講學，與這幾個人肯定能說到一家。
康有為所乘的輪船下午趕到，當天晚上入住利順德酒店，主客加陪客共八個人。康有為身材高大，胡須修長，目光炯炯有神，初次相見的人無不為他的風采所傾倒。袁世凱所找的陪客果然正合康有為性情，他對每一位陪客都是抱拳鞠躬，朗聲大笑，詢問完姓名，又問籍貫郡望、有何物產以及鄉裏的長老、豪傑之士，有時候還取西洋鉛筆記錄下來，藏於夾袋之中。大家慷慨激昂，談到德國強占膠澳，康有為仰麵長歎，幾乎落淚：“德人占我膠澳，他國必將效尤，如蟻慕羶，聞風並至，諸國鹹來，瓜分豆剖。我大清好比地雷四伏，藥線交通，一處火燃，四麵皆應！大清真到了存亡之秋也！可惜當道諸公，高臥不醒，袖手熟視……”說話至此，康有為已經哽咽不能成聲。
見狀，袁世凱出言詢問道：“南海大哥，且慢傷感，你最有見地，且說說大清出路何在？”
“大清出路，舍變法絕無二途，我已經數次上書皇上，可惜皆如泥牛入海。我此次進京，就是要再上書皇上，但願皇上能夠覺醒發憤，果斷變法，與民更始，振作國威。”
聽了這話，徐世昌插言道：“南海先生主張變法，國人盡知，先生打算推行哪些新法，願聞其詳。”
“方方麵麵都應當變。簡而言之，破資格以勵人才，厚俸祿以養廉恥；停捐納，汰冗員，專職司，以正官製；變科舉、廣學校，譯西書以成人才；懸清秩功牌，以獎新藝新器之能，創農政商學，以為阜財富民之本；改定地方新法，推行保民仁政，潔監獄，免酷刑，修道路，設巡捕，整市場，鑄鈔幣，開礦學，保民險，重煙稅，罷厘征。庶政盡舉，則民心安定，國家富強，大清必轉危為安。”
眾人不得不佩服康有為好口才，一口氣說下來，真正是如數家珍。不過，袁世凱認為要一口氣變這麽多庶政，實在是不切實際，便問：“南海先生，這些庶政無一不需要變革，問題是守舊重臣太多，如何才能紮實推行？”
“上上之策便是皇上能夠憤然覺醒，乾綱獨斷，效法俄皇和日皇，以俄國大彼得之心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隻要皇上下詔明定國是，與海內更始，延見庶臣，盡革舊俗，一意維新，普天之下必然歡呼雷動，士氣奮躍，群起響應，大事何愁不成！”
康有為把一切希望寄予皇上一道詔書，袁世凱絕不敢苟同：“如今朝中大員，多抱殘守缺，即便皇上發布明定國是詔，恐怕也不會那麽容易。”
“那簡單得很，誰反對變法，便罷誰的官，一二品大員殺上幾個便無人再敢阻撓。”康有為拿手在桌上一劈，仿佛已經剁下一個大員頭顱。
眾人都不作聲，大約都覺得康有為視事太易，徐世昌轉移話題道：“大清積貧積弱，弱肉強食的形勢下，弱國自保之道，不少人主張應與強國結盟，互為聲援。甲午戰後，俄德法幹涉還遼，不少人主張應當引俄國為援，可如今的形勢，俄國是否真的能幫大清，實在沒有把握，南海先生是什麽看法？”
“與俄國結盟，無異於引狼入室。”康有為斷然否定，“如今在大清的強國，俄、德、法是一派，英、日、美是一派。俄、德、法三國因為幫助索回遼東，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以及部分封疆大吏都傾心於俄國，以為俄國可恃。其實大錯特錯。諸位回顧一下，便可知俄國割占我領土最多。諸位請想，結這樣的強鄰是自衛，還是引狼入室？最可惡之處，俄國每次總是趁火打劫，總說是為大清著想，戴著朋友的麵具，行吞我國土之實。此次俄國軍艦進入旅順、大連，名義上是要幫助大清抵抗德國，我敢說旅順、大連已入虎口，諸位不信，可待來日驗證。”
袁世凱回道：“是，我和大家都為此擔憂，南海先生有何高見。”
“俄德法靠不住，大清應當聯英、日以抗俄德。”
嚴複搖搖頭道：“英、日又如何能靠得住？尤其是日本，剛割我台灣，舉國痛恨，南海先生何有此議？”
“正因為日本剛割我台灣，才對大清暫無野心。中日唇齒相依，大清亡，則日本必危。我在漢口曾會見日本參謀部大佐神尾光臣，他對我說，‘貴國亡，必及我，我不聯貴國，將聯誰？今列國師艦，吮血磨牙，不於此時臥薪嚐膽，練兵興學，大清何以圖存！日本極願支持大清變法，一如日本明治維新，則大清必成亞洲強國，屆時中日睦鄰，聲氣互應，試看全球何國敢輕於一試？’他又對我說，‘如聯盟計成，日本當與英國一起，鐵軌資焉，國債資焉，兵輪資焉，一切政學資焉。’我對英國曆史也略有考察，康熙十一年，英國為救西班牙力主與法國開戰，嘉慶元年，為救普魯士再與拿破侖開戰，光緒二年，又與法、奧、意三國聯合抗俄，以救土耳其。由此觀之，英國真救人之國也。如今英國在大清利益最多，因此必不願他國逞威大清；俄、德國幹涉還遼，日本對之抱恨甚深，因此聯英日以抗俄德，是最可行之計。如此，則東、西、南三麵金甌永固，北之俄國必將暫斂利爪，暫藏銳齒，我可得數年變法圖強之日。”
康有為的分析不能說沒有道理，但大家覺得聯日、英也非善策。但康有為對此頗為自負，滔滔不絕，眾人連插話的機會都難得。
袁世凱回到小站，一直在思考德國占據膠澳、俄國進駐旅順、大連的事情，也反複思考康有為的改革主張，有時想起康有為慷慨激昂的鼓動，也覺得心潮澎湃，如果大清如此快刀斬亂麻的一番變革，也許能日新月異，不數年間得以富強。但他很快又覺得康有為的主張有不妥之處，但到底問題出在哪裏，自己也沒有頭緒。
此時又傳來消息，朝廷與德國駐華公使的交涉並不順利，德國不但堅持要賠款、修複教堂，還要占據膠州灣，並要求在山東境內修築兩條鐵路，一條由膠州灣經濰縣、益都（今青州）、博山、鄒平等地達濟南，另一條由膠州灣經沂州（今臨沂）、萊蕪至濟南，而且德商享有鐵路沿線兩側三十裏以內的開礦權。如果朝廷答應了德國的要求，整個山東就淪為德國人的勢力範圍，而俄國很有可能強占旅順、大連，將對京津形成夾擊之勢！
朝廷一定正急於尋求救國良策，自己必須抓住時機上書朝廷，一則為國分憂，二則如果自己的建議被采納，便是一個出人頭地的良機。他覺得康有為的變革主張雖然鼓舞人心，但不免有些不切實際，無論是端正、持重的翁同龢，還是動輒把祖宗之法掛在嘴上的榮祿，恐怕都不支持。那麽自己提出一個更穩妥、切實的方案來，也許會得到各方的認可，甚至會再次被皇上召見。自己如今已經是按察使，出任封疆或部堂也並非是白日夢。這樣一想，袁世凱信心大增，關起門來，思考他的改革方案。
這樣又想了一天多，又與徐世昌密議一上午，袁世凱總算拿定了主意。到了下午三點多，他估計阮忠樞已經起床，就著人把他叫到簽押房道：“鬥瞻，你怕是要辛苦一下了。”
阮忠樞回道：“四哥吩咐就是，我抽上幾泡，一夜不睡也沒問題。”
“我要你幫我寫一份上翁師傅的稟帖，請他轉奏皇上。”袁世凱把想法告訴阮忠樞，因為他是三品按察使，沒有專折上奏的權力，所以必須通過有資格的人轉奏。他反複思考，太後身邊聚集的是老臣，張口閉口“祖宗之法”，與他們談變法，無異於對牛彈琴。如今對變法有興趣的是皇上，而皇上最寵信的就是翁師傅，自己的稟帖上給翁同龢才最有可能遞到光緒的龍案上。
“這個稟帖先說清我對引強國為援的看法。現在有人主張引俄國為援，抵抗德國，南海先生說得不錯，這是引狼入室，俄國唯利是圖，又如何肯為我而仇德，更不願把德國人趕到英國人的懷裏；南海先生主張聯日、英以抗俄，依我看也是五十步笑百步。如今俄國儼然認東北數省為其版輿，英國儼然視大江南北為其範圍，日本窺浙、閩，法國圖滇、桂，鷹瞵虎眈，擇肉而食，大清再彈以夷製夷的老調，根本行不通。俗話說，求人不如求己，大清的出路，隻有靠變法自強。”
阮忠樞大聲讚同道：“四哥說的對，西人有瓜分大清之說，而且還有洋人畫了圖畫，就登在《申報》上。他們好比是堵在大清門口準備搶劫的強盜，讓他們來保護我們，豈不是緣木求魚？當年甲午之戰，他們大罵李中堂靠列國調停誤國，如今他們倒要拾李中堂的牙慧，還以為是救國良策。”
“鬥瞻，你說的這幅洋人瓜分大清圖畫很重要，你幫我找一找。大清的出路唯有變法自強，但到底該如何變法自強，南海先生的一些觀點我不能苟同。”袁世凱一邊想一邊說，“南海先生主張像日本明治維新一樣，請皇上發布一道定國是的詔書，他認為就會萬民歡呼，變法得行，這恐怕視事太易。大清變法，我以為應當由下而上，下麵先試行，這樣萬一有什麽不妥，朝廷有回旋的餘地。我的想法是，先擇三四個省作為試點，試點成功，再推行全國。
“第二點不敢苟同，南海先生主張把大清各項製度都推倒重來，官製、軍事、賦稅、經濟、工商全麵推開。這恐怕頭緒太多，自亂手腳。我以為，試點的省份應當選取幾個重點事項先行變革，比如，用人、理財、練兵，這三項是事關國家興亡的要政，先就此三項進行改革，綱舉目張，其他改革隨後跟進，似乎更有把握。
“第三點，南海先生太急於求成，主張把反對變法的罷官，甚至殺幾個一二品大員，如此偏執的辦法是樹敵自困。最近我查了一下曆史上的變法者，下場大多淒慘。要變法，必然有人利益受損，但最好盡可能地讓受損的人少而再少。比如那些反對變法的一二品大員，南海先生主張罷斥甚至殺掉，我認為對這些人，可厚祿以養之，崇秩以榮之，把他們體體麵麵養起來，明升暗降，不讓他們管事，自然也就不再擋道。鬥瞻你想，假如上司要辦一件事，咱們不支持，他就要殺掉我們，我們會怎麽樣？來個魚死網破！”
阮忠樞回道：“四哥的說帖處處與康南海先生相比照，更顯得切實可行，我想翁師傅應當更感興趣。”
袁世凱擺手笑道：“這隻是我們的一廂情願，至於翁師傅會怎麽想，實在無從推測。鬥瞻，我是對照南海先生的主張來談我的主張，你可別把我的說帖弄得像與南海先生打擂台，那就自討沒趣了，以後我怎麽見南海先生？”
“這何須四哥吩咐，要連這點意思我也領會不準，這文案就該換人了。”
“好，你辛苦辛苦，到時候我請你一醉方休。”
康有為中進士後，授職工部主事，是個六品小官，沒有上折的權力，因此他將《上清帝第五書》呈給工部尚書，請代為轉遞。但工部滿漢兩尚書審閱後，覺得狂悖之語太多，不肯代呈。康有為不甘心，在京中頻繁活動，上自軍機大臣、總署大臣，下至翰林、台諫官員，隻要得到機會，他就侃侃而談，宣傳變法主張，或者把他的《上清帝第五書》抄件塞給人家。老成持重的人都視之為輕狂，根本不屑與之交談。軍機大臣、總理衙門大臣中，隻有他的老鄉張蔭桓對他的主張頗感興趣。最佩服康有為的是翰林、台諫官員，尤其是兵部掌印給事中高燮曾讀過康有為的上書抄本後，十分佩服他的才學，呈上《請召對康有為片》，認為康有為學問淹長，才氣豪邁，熟諳西法，具有肝膽，於將來中外交涉為難處，不無裨益，奏請光緒破格錄用康有為，派他出遊各國，通過外交手段化解列國瓜分大清的危局。當時光緒正被德國占據膠澳事件弄得不勝其煩，而軍機大臣總理衙門大臣又都拿不出好主意，翁同龢、張蔭桓與德國公使談判，德國寸步不讓。而康有為的出現讓光緒看到了一線希望，所以召見軍機大臣時，決定傳旨召見康有為。首席軍機大臣恭親王奕訢，很看不慣康有為的輕狂，勸說道：“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見。今康有為乃小臣，皇上若有所詢問，命大臣傳問即可。”
軍機大臣中，排在恭親王之後的是禮親王世鐸，從無主張，而後就是翁同龢。而翁同龢為人穩健謹慎，對康有為的乖張也有些看不慣，對他操切的改革主張也存疑慮，因此由大臣傳問康有為的事情也就拖了下來，一拖就拖到了小年，各衙門馬上就要封印放假了。
翁同龢就是在臘月二十三這天收到的袁世凱說帖，當時與德國公使交涉很不順利，心中正焦躁不安。看了袁世凱的說帖，覺得對列國形勢的分析很有見地，反對引列強為援的主張也頗有道理，但如何變法，如何破解危局，又太空泛。他心裏覺得，袁世凱練兵有模有樣，談變法不過是湊熱鬧罷了，因此順手把這份說帖撂到了一邊。
康有為遲遲得不到召見，光緒有些著急了，下旨總理衙門大臣盡快召見。正月初三下午，康有為來到總理衙門西花廳接受詢問。參加問話的大臣有五人：總理衙門大臣李鴻章、兵部尚書榮祿、戶部尚書翁同龢、刑部尚書廖壽恒、戶部左侍郎張蔭桓。首席軍機大臣恭親王、總理衙門王大臣奕劻因為會見英、法公使沒有參加會見。
榮祿首先問話：“大清製度行之最久，最為完善，為什麽一定要改變祖宗的成法呢？”
康有為回答：“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談祖宗之法？譬如這總理衙門是外交之署，也係祖宗之法所未有，因時製宜，不得不變。”
刑部尚書廖壽恒對變法不甚了了，但又十分感興趣，因此問道：“變法絕非易事，應該如何著手？”
“宜變法律、官製為先，應開製度局作為立法機構，盡快變更故有的律例和各部院衙門，隻有建立新政局，才能推進新變法。這是最重要的事情，是改良新政的基礎，日本明治維新便是如此。其他各國維新變法，也無不如此。”
聞言，李鴻章插問道：“你的意思是，六部盡撤，則例盡廢嗎？”
康有為回道：“今日列強並立，強狼環視，大清舊有製度不僅無法適應世界新局勢，而且弊政重重，大清所以積弱，正是這些舊機構、舊律例、則例所造成。大清要獲新生，必須將這些舊製度全部廢除，這些舊衙門即使不能盡撤，也應斟酌改定，唯有如此，新政才能推進，否則，處處掣肘，難見實效。”
“要推行變法，必須有經費做保障，變法所需款項又該如何籌措？”翁同龢是戶部尚書，最關注經費問題。
“其實簡單得很，日本設立銀行發行紙幣，法國實行印花稅，印度征收田稅，都非常有效。大清幅員廣大，隻要改變了製度，稅收可立增十倍。此外，還可大借洋款，以行新政。”康有為成竹在胸，接著，他慷慨激昂又闡述了法律、度支、學校、農商、工礦、鐵路、郵政、會社、陸海軍之法，“日本維新，仿效西法，法製甚備，與我相近，最易仿摹。我正在編纂《日本變政考》《俄彼得變政記》，可為新政參考。”
這次會見從下午三點一直持續到六點，天已經黑透了。榮祿不願聽一個六品小官的信口雌黃，不到一半就離席。李鴻章對康有為的評價是“說的比唱的好聽”。翁同龢則認為康有為“狂甚”。就大部分人而言，都覺得康有為口才極好，但對他的改革主張，其實說不上支持還是反對，因為大家對如何變法都是門外漢，自然無從評價。
第二天光緒召見軍機，詢問昨天五大臣會見康有為的情況，恭親王雖然未參加會見，但已經與榮祿等人有過溝通，因此建議讓康有為上個條陳，若其主張有可采納之處，再召見不遲，其實這不過是拖延之策。
翁同龢與張蔭桓與德國公使經過兩個多月的談判，最後仍然未能阻止德國占據膠澳。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十四（公元1897年3月6日），中德簽訂《膠澳租界條約》，膠州灣租與德國九十九年，其間完全歸德國管轄；膠州灣沿岸百裏內劃為中立區，但德國軍隊自由通行；準許德國在山東境內修兩條膠濟鐵路，沿線三十裏以內開礦權歸德商。而在俄國的強逼下，李鴻章主持簽訂《中俄旅大租地條約》，旅順、大連及其附近水麵租與俄國，為期二十五年，期滿可“相商展限”。俄國在租借地內享有治理地方和調度水陸各軍等全權，清政府無權駐軍。整個遼東半島，未經俄方許可，中國軍隊不得進入。中國同意俄國從中東鐵路修一支線到旅順、大連，此支路經過地方，（中國）不將鐵路利益給與別國人。也就是說，整個東北，淪為俄國的勢力範圍。而法國也提出要求，中國不得將雲南、廣東、廣西等省讓與他國，並承建法屬越南至雲南昆明的鐵路，還提出租借廣州灣。英國則在動議拓展香港租界，並提出租借山東的威海衛……列國瓜分中國已成事實。
翁同龢作為光緒最倚重的大臣，麵對國家被瓜分豆剖的形勢幾乎束手無策，自然萬分焦灼；更令他難堪的是，當年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他率領一幫清流群起而攻之，如今自己也親手簽訂租地條約，李鴻章幾次含沙射影譏諷，自己隻有故作糊塗。
這天下午，袁世凱求見，更令他徒增焦躁。
寒暄過後，袁世凱從衣袋裏掏出一張《申報》，上麵載有一幅《時局圖》。地圖上，東北是一隻北極熊，這是指沙俄占據東北；南邊是一隻青蛙，把兩廣和雲南攬入爪中，這是指法國占據西南；而長江流域，則是一隻猛虎，這是指英國占據長江……漫畫的兩邊，寫著“不言而喻，一目了然”。列國瓜分中國的形勢的確一目了然。
“中堂，大清真是到了萬分危急的關頭。卑職夜不能寐，希望能為國家盡力，為朝廷分憂。卑職一個多月前曾上書敬陳管見，不知中堂是否寓目？”
翁同龢想了想，是有那麽回事：“哦，我已經看過了。對列國形勢的分析，很有見地。”
翁同龢再無下言。袁世凱明白，自己的稟帖翁同龢並不欣賞，或者沒有認真閱讀，但這並不影響他繼續表白：“中堂，依卑職淺見，大清目前唯有變法一途，才有民富國強之日。”
“這已經是天下人的共識。朝廷也在考慮變法，但如何變，尚未有頭緒。”
“卑職以為，變法雖然迫切，卻不能操之過急，更不可頭緒太多。應當先在三四省試點，先在用人、理財、練兵三大端上取得經驗，而後在全國推行。”
“先在這三大端上變法，半年多前盛杏蓀就有此議。而且如何變革，他說得十分詳細、具體。”翁同龢言外之意，袁世凱的建議太過空泛、籠統。
“卑職一定好好向盛大人的請教。朝廷要變法，必然要由中堂主持大計，卑職願為中堂驅策。若中堂能在數省先行嚐試，卑職極願前往，不計榮辱，不避斧鉞，為變法大業蹚蹚路子。”
翁同龢終於明白，袁世凱何以一而再再而三提議要在三四省試行變法，原來他有意出任封疆。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一個捐班出身，竟有此妄想！翁同龢是“狀元宰相”，最看重兩榜出身，對袁世凱這樣連舉人功名也沒有的人是很不以為然的。因此對袁世凱謀求封疆的野心感覺十分可笑。他有愛才的名聲，但恥於受人請托、為人謀職，他認為非君子、賢臣所為。袁世凱滔滔不絕，講他試點變法的主張。翁同龢耐著性子聽了幾分鍾，並不去接袁世凱的話茬，而是轉移話題道：“慰廷，朝廷派你去練兵，寄予厚望，你要把全副心思放到練兵上，為朝廷練出一支勁旅，不要辜負大家的期望。”
翁同龢的意思已經十分明白，袁世凱如果再有所言，便是自討沒趣，就識趣地告辭了。
在光緒的一再催促下，康有為的《外釁危迫，分割洊至，宜及時發憤，大誓君臣，開製度新政局折》也就是他的《上清帝第六書》，由總理衙門呈遞到禦前。康有為的建議，主要是借鑒日本明治維新，大誓君臣以明革舊維新之誌；設製度局於宮中，並下設十二分局，專責新政事宜；許天下人上書言事，廣采博議。光緒聽說康有為還著有《俄彼德變政記》《日本變政考》，便命總署大臣催促呈來。康有為對著作再進行修改，每一卷前都加按語或評論，每完成一卷便進呈一卷，光緒則如饑似渴呈一卷讀一卷。
對到底誰來主持變法，帝後心中各有人選。光緒對康有為的才能已十分欣賞，他所期望的應當是翁師傅主持，康有為等人具體操辦；慈禧並不反對變法圖強，因為她也不願大清一再受到列強的欺淩，但變法的前提是不能丟了祖宗的大法，不能有損滿洲的權勢。她希望老成、持重的人來輔佐皇帝，現成的人是恭親王。但恭親王身體一直不好，陰曆二月後幾乎不能正常入值。接下來就是翁同龢，但她對翁同龢不能放心，因為他與光緒的關係太密切，光緒對他太倚重，將來難免會挾天子而令諸侯。三月底，大學士徐桐出奏“請調張之洞來京麵詢機宜”，慈禧和光緒對這個建議都不反對，如果由多年封疆、洋務自強搞得有聲有色的張之洞入京輔政，的確是個不錯的選擇。可就在張之洞整裝北上的途中，卻發生湖南船幫放火燒漢口海關並延燒到日本領事住宅的事。並不願張之洞進京的翁同龢借機向光緒建議，令張之洞立即回任，妥善處理，以免再引起國際糾紛。張之洞因而與變法失之交臂。
恭親王的病情加重，慈禧和光緒先後多次前去探望。在恭親王臨去世前一天，光緒在病榻前詢問“六叔”，朝中人物誰可大用？恭親王推薦了兩個人，一個是李鴻章，認為他有經世致用的學問，久經磨煉，不是隻耍嘴上功夫的人；另一個是張之洞，有多年的封疆經驗，躬身地方改革，且有維新之才，中西學問貫通，可做變法主持人。
“六叔”沒有推薦翁同龢，光緒有些不甘心問：“六叔以為翁師傅如何？”
恭親王硬撐著病體坐起來，鄭重地說道：“皇上重用此人，是聚九州之鐵，不能鑄此錯也。”
恭親王以為翁同龢在甲午戰爭中不了解敵我情勢，一味主戰，聚集一幫書生交章彈劾，隻圖整垮李鴻章，而不顧國家安危。他給翁同龢下了八字考語——居心叵測，怙勢弄權。
恭親王如此評價翁同龢，大出光緒的意外。但將死之人的勸告，不能不特別重視。回想二十餘年來的君臣際遇，他一直感激師傅，但仔細想想，“六叔”的評語也並非全然偏見。對變法的人選，光緒越來越看好康有為，戶部侍郎張蔭桓也一再推薦，但翁同龢則一直不表態；此前有調張之洞入京的上諭，後來翁同龢又從中阻撓。聯係起來思考，光緒開始對一直敬重的翁師傅有所不滿了。
翁同龢的得力助手戶部侍郎張蔭桓曾出使日本，是有名的洋務派，他與康有為是同鄉，對康有為聯日、英禦德、俄以及全麵變法的主張都十分支持。翁、張兩人在變法問題上便產生了分歧。張蔭桓建議光緒，變法非翁師傅主持不可，不妨逼著他向前邁一步。
於是第二天，光緒讓翁同龢傳知康有為，再進呈一套《日本變政考》。
翁同龢回道：“臣與康有為沒有來往。”
“為什麽？”
翁同龢回答：“此人居心叵測。”
光緒帝問：“從前為什麽不說？”
“從前不甚了解，近來了解多了，發覺其人狂甚，善偽詐。”
次日翁同龢並沒有進康有為的《日本變政考》，光緒十分生氣，翁同龢回稟：“皇上如果非要看康某人的書，讓總署進呈好了。”
翁同龢很少有違抗聖意的時候，但為了表達他對康有為的態度，再次拒絕進呈康有為的書籍。
光緒十分不悅，由此認為翁同龢是嫉賢妒能，已成為變法的障礙。
光緒決心已下，但要變法，非有慈禧的同意不可。這天他召見奕劻時說道：“朕決心已定，決不做亡國之君，若不予我權，朕寧願遜位。”
奕劻跑到頤和園轉達光緒的意思，慈禧十分生氣：“他不願坐此位，我早就不願他坐之。”
榮祿問奕劻：“皇上到底想怎麽樣？”
“看皇上的意思，是要變法自強。”
榮祿道：“幾千年之法，如何能夠輕易變掉？若如康有為所言，無異於癡人說夢。不妨讓他們亂鬧幾個月，鬧得天下共憤，那時候太後再收拾不遲。”
慈禧對奕劻道：“好，那你去告訴皇上，變法自強也是我的素誌，當年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他們要搞洋務，遇到那麽多困難我都支持了他們。皇上要變法自強，可以，但祖宗的大法不能丟。”
奕劻走後，慈禧問榮祿道：“翁同龢這些天在幹什麽？是不是他從中攛掇皇帝？”
“那還用問？自從他掌了軍機印鑰，得意忘形得很。”
軍機處有枚方形銀印鎖在印匣中，而印鑰則由軍機領班佩帶。禮親王世鐸久病不入值，恭王即逝，王府將印鑰轉交翁同龢，象征著大權已經轉移。此前軍機處當家的實際是剛毅，他有時直接奉慈諭辦理奏折，翁同龢連奏折也不能全閱。如今印鑰在握，剛毅休想再敷衍。翁同龢十分激動，像變了一個人。剛毅本來是翁同龢引入軍機，用以製衡李鴻藻的，沒想到很快反目為仇，成為太後麵前的紅人。翁同龢與張蔭桓聯手推薦康有為，意欲借康有為之手借變法之名奪取朝廷大權的說法，就是剛毅在榮祿、太後麵前放出的風聲。
“此人不能留在皇帝身邊。”慈禧考慮了一番道，“皇帝對他依賴太深，又有一幫清流視他為馬首，他要挾天子而令諸侯，不知要鬧到什麽地步。”
如果罷掉翁同龢，按資曆，軍機上就排到剛毅了。剛毅為人粗率，經常念白字，必須找一個資曆讓剛毅無話可說，又為太後所易駕馭的人入軍機作秉筆之人。想來想去，最後決定調有“琉璃球”之稱的北洋大臣、直隸總督王文韶入值。他是進士出身，任過湖南巡撫，早在光緒四年至光緒八年就曾入值軍機，資曆足夠，如今年近七十，老成持重，為人又善權變，慈禧能夠放心。由他入值軍機，遞補翁同龢罷後空出的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
那麽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派誰去？榮祿毛遂自薦道：“奴才願去直隸，給太後守京津門戶。”
何止守京津門戶？政局詭譎之際，直隸總督手握最精銳的北洋大軍，將左右政局！
“我實在舍不得你出京，朝中這一攤子事沒有老成持重的人佐理實在不能放心。可直督又太緊要，不是隨便可以坐的，也隻有你去坐鎮，我才能放得下心。”說完這些，慈禧又問，“袁世凱這人如何？你有把握拿得住他？”
“太後放心，當初推薦他去小站練兵，後來他被胡景貴參劾，他都知奴才的情。再說，北洋也不隻他的七千餘人，聶士成的幾萬人也可以依靠。”
“大局在握，無非人、財、兵三權。兵權由你出鎮直隸，財權有王文韶掌握，就是怕皇帝將來所用非人，神器濫授，就難免騎虎難下。”慈禧還是有些不放心。
“奴才以為太後不能放任，尤其一二品大員補缺，太後必須能幹預得到。”榮祿建議。
“這幾件事你心裏有數，幾道上諭也不妨先有所準備，不過，萬勿為外人所知。”慈禧叮囑榮祿。
“嗻！”榮祿響亮地應一聲，“奴才遵旨。”
禮部侍郎徐致靖、山西道監察禦史楊深秀上折，建議朝廷明降諭旨，著定國是，宣布維新之意。光緒深以為然，在獲得慈禧支持後召見軍機，讓翁同龢擬《定國是詔》。
1898年6月11日（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翁同龢所擬定的詔書正式頒布，曆史上被認為是戊戌變法開始的象征。翁同龢擬定的詔書並非康有為所主張全麵變法，更沒有康有為的偏執激烈，一言以概之，是“守舊圖新”。詔書中最關鍵的幾句話說：“嗣後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采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誌，精益求精，毋徒襲其皮毛，毋競騰其口說，總期化無用為有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很明顯，翁同龢主張把聖賢義理之學作為根本，並非全然西化。
對這個《定國是詔》，康有為等人不滿意，光緒也覺得未盡其願。但總之是開了個頭，開了頭，就有步步深入的機會。康有為急於輔佐光緒推行變法，因此他策動徐致靖上書推薦人才，所推的人都是後來著名的維新派，除康有為外，還有張元濟、黃遵憲、譚嗣同、梁啟超。張元濟是總理衙門章京，傾心變法維新；黃遵憲此時人在湖南，署理湖南按察使，他曾經出洋擔任過駐日參讚、舊金山總領事、駐英參讚、新加坡總領事等職，與當時湖南巡撫陳寶箴是支持變法的新派人物，曾與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在上海創辦《時務報》，此時全力幫助湖南巡撫陳寶箴推行新政；譚嗣同也深受康梁的影響，此時在黃遵憲的支持下興辦時務學堂，宣揚的正是維新變法。這份薦折，幕後捉筆其實是康有為，對自己的推薦當然是不吝筆墨，“其才略足以肩艱钜，其忠誠可以托重任，並世人才實罕其比。若皇上置諸左右以備顧問，與之討論新政，議先後緩急之序，以立措施之準，必能有條不紊，切實可行，宏濟時艱，易若反掌”。顯然，康有為是想通過徐致靖的上奏實現主持變法。
為了爭取慈禧對變法的支持，光緒將《日本變政考》《俄彼得變政記》《各國興昌記》《泰西新史攬要》《校邠廬抗議》五本書呈給太後。太後不怎麽愛讀書便道：“皇帝，你就把這些書的內容講給我聽聽。”
光緒先後兩天都跑到頤和園給慈禧講書。前四本全是康有為的著作，隻有《校邠廬抗議》是馮桂芬早在三十多年前著就出版的，全書內容涉及政治、軍事、文化、生產、經濟等，其中采西學、製洋器、改科舉等多項建議早被洋務派李鴻章、張之洞等人所采納。如何處理中西關係，馮桂芬提出的原則是“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並不主張全盤西化。慈禧聽後說道：“這五本書，依我看唯有《校邠廬抗議》最好。”光緒見太後對此書感興趣，立即表示將重印該書，京官們人手一本。
母子兩人，一個讀，一個聽，偶爾還發表一下議論，關係少有的融洽。休息的時候，慈禧慈祥地說道：“皇帝，咱大清屢受洋人欺壓，如今又麵臨瓜分豆剖的形勢，你心裏著急，不好受，我理解你的心思。變法自強，不光你這樣想，我也這樣想，大清上下也都在盼著國富民強。我說過，支持你變法，隻要不違背祖宗的大法，不損害咱滿洲的權勢，我無不讚成。可是有一樣，翁同龢必須罷黜。”說到這裏，慈禧的表情複又凜然，“有你六叔在，還能牽製得住他，如今你六叔不在了，他在軍機難免怙勢弄權。你是他的學生，不好嚴厲約束。這一條你若不答應，也行，那我就再恢複訓政，幫你看住翁同龢。”
恢複訓政，那豈不是又奪走了皇權？光緒沒有過多的猶豫：“這一條，我聽親爸爸的。”
“上諭你親筆寫好，就在明天宣示天下。”慈禧道。
“親爸爸，明天是翁師傅的六十八歲生日，可否過了明天？”光緒好像早就有罷黜翁同龢打算，隻是時間比太後的要求晚一點。
“不能遲於明天。你若覺得心裏不安，不妨賞得厚一些。我也賞他點東西，嗯，那就一柄折扇好了。”夏天賞扇本是常有的例子，隻是臨罷翁同龢前賞扇，則有“到一邊涼快去”的意思。
此事帝後算是達成了共識，慈禧又道：“康有為這個人你可以用，但不能重用。昨天榮祿與他在朝房相遇，問他曆代變法都會有人反對，他打算怎麽辦？他竟然說殺幾個一二品大員就行了。皇帝聽聽，這是辦大事的人該說的話嗎？但凡變法，總會有人反對，對反對的人盡量說服、爭取，若實在不能爭取，不過罷他的官就是了。動不動就要殺一二品大員，戾氣是不是太重了？”
“這個人，我聽說最近你要召見。天子召見小臣，必定要賞給高一些的官職。如今康有為是六品主事，你要賞，至少是五品京堂。且不急，等你看清了他的麵目再賞不遲。你六叔沒了，當初成立督辦軍務處是由你六叔領班，如今他沒了，這個督辦軍務處也沒必要再擺在那裏。康有為變法，不是要精簡機構嗎？我看先把這個機構精簡了吧。”
督辦軍務處是甲午戰爭開始、恭親王複出後成立的機構，當時海陸軍節節失利，朝廷調來各省勤王的練軍，雲集京師，歸督辦軍務處調遣，練兵的事宜也歸這一機構。光緒通過這一機構可直接過問、指揮軍事，從而削弱了李鴻章的作用。甲午戰爭結束後，督辦軍務處並未撤銷，重點轉向練兵，因此袁世凱的小站新建陸軍，雖然在直隸的地盤上，直隸總督王文韶卻無權過問。如今榮祿出任直隸總督，撤銷督辦軍務處，袁世凱的小站新軍則歸於榮祿節製。光緒當然明白這其中的利害，但慈禧的理由搬得上桌麵，因此他隻能同意。其實，即便太後的理由搬不上台麵，光緒多年養成的逆來順受的性格，也難得極力反對。
“我不能不對朝廷用人有所監督，這也是對你好。”慈禧拿出兩張紙，“這兩道旨意，你就抄一抄發下去吧。”
抄一抄發下去，就是光緒禦筆抄錄，再給軍機，以示是皇帝本人的意思。從前太後的意思經常以這樣的方式發揮作用。
光緒一看，第一道：
嗣後在廷臣工，仰蒙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後賞項，及補授文武一品，暨滿漢侍郎，均著於具折後恭詣皇太後前謝恩。各省將軍都統督撫提督等官，亦一體具折奏謝。
這就是說，京官二品以上，要具折向太後謝恩，也就表示係太後恩賞；而詣太後前謝恩，更帶有監督考察的意思了。地方官不必到京謝恩，但也要具折向太後奏謝。這意思就是，二品以上大員，非有太後首肯不可。
再看第二道：
命直隸總督王文韶，迅即入覲。以大學士榮祿暫署直隸總督。
“翁同龢罷相，總要有合適的人頂上去。榮祿和王文韶，老成持重，忠誠可靠，有這兩個人輔佐，你省心不少。”
這次會談，帝後達成一個默契，即光緒得到推進變法新政的權力，而慈禧則擁有兵權和用人監督權。
翁同龢在生日的當天接到被罷黜的上諭。不但翁同龢沒想到，就是大多數朝臣也深感意外，因為沒有任何征兆。出乎大家意料的還有一件事，就是康有為被皇上召見後，竟然沒有升官。幾乎所有的官員都認為，康有為深受光緒的賞識，他要做大官了。但召見後對他的任命，是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隻是從工部調到總理衙門，而其品級還是原來的六品。
變法在萬眾期待中推行著。所有的改革措施，都通過上諭下發，變科舉、興學校、辦實業、改兵製，精簡機構，保護傳教，這都是實的；虛的也不少，教育大臣們不許因循守舊，警告各衙門，不許無故請假，要求官員們認真學習西方的新理論，號召疆吏們要讓變法諭令做到家喻戶曉……一個多月的時間，便下發四十多道上諭。每一道上諭都要求速辦，各級官員們從最初的興奮轉而迷茫，因為每一項改革的要求還弄不清楚，如何能夠速辦？
第一項引起全國震動的變法新政是廢除八股。八股取士弊病實在太多，天下士子皓首窮經，耗盡心血，所學知識卻是百無一用。尤其是西方技術引進後，八股更顯得迂腐不堪。在維新變法前，貴州學政嚴修提出了開設經濟特科的建議，那些不懂八股而通西學、洋務的人才，經保送、考試後，量才授官，以解決西學不足的問題。在李鴻章等人的支持下，經總理衙門議定，光緒已下旨批準。但康有為認為這個方案太保守，他上書的同時以禦史宋伯魯的名義上折，建議光緒特下明詔，永遠停止八股，他認為此明詔一宣，則舉國數百萬士人，立可掃雲霧而見青天矣！光緒果然發布明詔，宣布自下科開始，鄉、會試和生童歲考，一律廢除八股。但事情並沒有像康有為說的那樣，數百萬士人不是掃雲霧見青天，而是覺得天塌了。因為他們從小孜孜於八股，全部心血耗於八股，而突然之間八股廢掉了，他們前途何在？而新政又未對他們的未來做出任何安排，結果是人人痛恨康有為、梁啟超，直隸的士子甚至放言要行刺康有為。
到底依靠什麽人推行變法？康有為三番五次上書，請在中央設製度局，下設法律局、稅計局、學校局、農商局等十二專局，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地方則設新政局，負責一切新政的籌劃施行。光緒覺得這項新政關係最為敏感的人事權很難獲得慈禧的支持，他不敢貿然下旨，而是讓總署先行討論。因為總署是與外國人交涉的機構，總體上思想比較開化，容易獲得通過。總署討論了十幾天，回奏認為，現有的部院衙門完全可以承擔變法事項，沒有必要疊床架屋，再設製度局和十二專局。光緒對這個結果很不滿意，要求總理衙門與軍機處再議。
拖了二十多天，光緒生氣了，每天都逼問結果。軍機領班是禮親王世鐸，但他正在病中。接下來就數剛毅，他回奏道：“康有為這是要廢棄我們軍機處，我們寧可忤旨，也絕不同意開設。”
王文韶是漢軍機裏麵資曆最老的，且最善變通，也附和道：“皇上心意已決，必定按康某人意思辦，我們若全部駁回，則皇上可直接明發上諭，那我們更沒辦法阻止了。我們隻有用略作敷衍的方式辦理。”
王文韶的辦法就是偷梁換柱。比如，康有建議選二十餘天下通才進製度局議定製度，議奏改為從翰詹科道中選二十人以備顧問；再如康有為要求開設法律專局，軍機處則回複，六部明確專人負責修改律例；對設學校局的建議，奏稱京師已辦大學堂，各省已奉旨辦中小學堂，不必再設局；康有為要地方設新政局，軍機處奏議由督撫責成州縣妙選人才參與新政……這樣，沒有一條駁回，但沒有一條按康有為的設想進行。唯有讚同設立的是農工商總局，用以推進農工商業。
康有為十分憤怒，再上書建議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太仆寺、鴻臚寺、大理寺六個衙門，光緒下旨令李鴻章拿出裁撤辦法。李鴻章認為全然裁撤這些衙門，原有的官員必然生計無著。他的辦法是詹事府並入翰林院，通政司並入內閣，太仆寺並入兵部，大理寺並入刑部，光祿寺、鴻臚寺並入禮部。人員整體並入，將來慢慢消化。然而，光緒認為李鴻章的辦法是形撤實未撤，不同意他的並入方案，下旨不但撤掉這六個衙門，而且還要裁撤督撫同城的廣東、雲南、湖北三省巡撫，裁撤各省中沒有糧運任務的督糧道和沒有鹽場的鹽法道，而對這些官員如何安置則沒有拿出措施。京中一時謠言紛飛，甚至盛傳六部九卿也將裁掉。被撤掉的衙門人心惶惶，作鳥獸散，無人過問，甚至有些衙門的門窗也被人卸走。
然而康有為一而再親自上書或通過支持維新的禦史、翰林上書，提醒光緒各級不能速辦，是因為有頑固派，與維新勢不兩立，“或年老不能讀書，或氣衰不能任事。不能讀書，則難考新政，不能任事，則畏聞興作。唯一己之利祿為事，故不思外患。朝廷必使用賞罰之大柄，嚴懲守舊之徒”。他認為變法不能有片刻的遲疑和停滯，“方今不變固害，小變仍害，非大變、全變、驟變不能立國也”。如何應對反對意見，他認為最有效辦法，是請光緒禦門誓眾，他天真地認為，隻要皇帝與大臣們在乾清門共同宣誓，就能使內外臣工盡棄舊習，徹底變法。最為瘋狂的是，他在以楊深秀的名義上《請禦門誓眾，更新庶政折》中，說當年趙武靈王為了實行改革罷免了公叔成，秦孝公為了實行改革罷免了甘龍，日本天皇為了改革罷免了幕府藩國，俄國彼得大帝為了實行改革而誅殺了近衛大臣。所有這些措施，就是為了使改革大見成效。這份奏折傳出來，眾官員都傳，康有為鼓動皇上誅殺近衛大臣！
這時候康有為的好友禦史文悌上了一個《嚴參康有為折》。文悌是正黃旗人，參加過康有為組織的保國會，是滿人中知名的維新派，與康有為交往十分密切。文悌此時參劾康有為，一方麵對康有為四處托人甚至為禦史捉刀自薦的行為不屑；再就是康有為曾經讓他鼓動禦史伏闕痛哭，力請變法。文悌認為此舉有結黨之嫌，沒有做。最主要的是兩人在變法的思路上也產生分歧，尤其是對康有為以莫須有的罪名整人看不慣，“以康有為一人在京城任意妄為，遍結言官，把持國事，已足駭人聽聞；而宋伯魯、楊深秀身為台諫，公然聯名庇黨，誣參朝廷大臣，此風何可長也！”
按文悌的說法，他是看不慣康有為所為才具折彈劾；但康有為則認為，他是受許應騤的唆使而出頭。光緒相信康有為，下旨說文悌受人唆使，不勝禦史之任，退回原衙門。禦史退回原衙門，例不補缺，不派差，與革職無異。康有為鼓動禦史參劾大員未受任何處分，文悌參劾康有為卻被免職，為文悌不平者大有人在。也有人拍手稱快，認為是康有為一夥狗咬狗。
這時，受到光緒表彰的變法模範湖南巡撫陳寶箴也具折參劾康有為。陳寶箴支持康有為、梁啟超的變法主張，他主政下的湖南變法新政成效頗著，被康有為引為同道。而陳寶箴參劾康有為主要問題出在《孔子改製考》。康有為著這本書是為了尋找變法理論依據，論證孔子是極力提倡並踐行變法者。他考據牽強，甚至不惜作偽，令正統士子所鄙視，而他倡導民權、抨擊封建綱常，不但思想守舊的大臣不能接受，就是熱心變法的陳寶箴也不能接受。陳寶箴認為《孔子改製考》傷理害道，奏請光緒讓康有為自毀其版。
維新派之間的紛爭還在繼續。當時上海有一份非常有名的民報《時務報》，康有為、梁啟超的大量文章正是在這張報紙上發表，康、梁也對該報給予了資金上的扶持。自變法開始後，康有為沒得到升遷，而他的弟子梁啟超也沒有得到升遷。為給弟子謀個好點的前程，也為變法創造輿論載體，康有為策動宋伯魯上折奏請將《時務報》收為官辦，報社移到北京，由梁啟超主筆。光緒讓老師孫家鼐議複，結果孫家鼐建議幹脆把康有為派到上海去督辦，光緒竟然答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