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舅甥之間

永徽六年（655年）的皇後廢立事件，影響深遠，因此曆代史家多有論述，大致有以下幾個觀點：

（一）美色所惑說。

（二）關隴集團與山東豪傑之爭。

（三）士族與庶族之爭。

（四）君權與相權之爭。

千百年來流傳的多是第一種說法，即“女禍論”，指高宗昏庸無能，為武昭儀美色所惑，完全是她擺布的棋子，在其操縱下殺了對大唐忠心耿耿的顧命大臣長孫無忌等人，從而種下亡國禍根。世易時移，如今當然沒人再用這樣帶有明顯歧視性的詞語，代之以頗具浪漫色彩的“愛情說”，講一個膽小沒用的男人，為了給愛人一個正室的名分，如何在愛情力量的激勵之下，鼓起了堂·吉訶德挑戰大風車似的勇氣，把於他有大恩的叔叔伯伯們一口氣宰了個精光，從而成全了他和愛人的一段傾國姻緣。明明是老鼠吃大米，偏說成是老鼠愛大米，大約也是國人善良心態的一種體現吧。然而對於一個君王來說，政治利益才是其首先考慮的問題，李治若真對顧命大臣們信任有加，倚之為國之棟梁，大可采用折衷的辦法，如後來唐明皇便讓武惠妃享有皇後的待遇卻無皇後的名分，豈會為了一個寵妃而自毀長城？考慮到長孫家與李唐皇室姻緣交錯，淵源極深，高宗兩位同父同母的姐妹長樂公主與新城公主均聯姻長孫家族，而竟采取貶謫、殺戮乃至禍連九族這樣的極端手法，著實令人深思。所謂因武媚姿色惑人而被其操縱，不過皮相之論，不足深究。

而“關隴集團與山東豪傑之爭”一說，則是由陳寅恪先生提出來的，指李唐皇室承宇文泰開創之關中本位製，製度上以府兵製為支柱，人事上以關隴集團為軸心，其間不容別一統治階級存在。故太宗晚年為國本計，大力扶持長孫無忌為代表的關隴貴胄，打壓山東寒族，殺劉洎、推倒魏徵碑、貶逐李勣等，均為其執行關中本位製確保傳位順利的一係列具體手段。故此以李勣、許敬宗、李義府（李義府為劉洎引薦）為代表的山東庶族地主，便擁護同為山東庶族出身的武氏為後，而以長孫無忌、褚遂良為代表的關隴貴族，則擁護同樣出身士族的王皇後，雙方遂展開一場驚心動魄的爭鬥，最終以關隴集團的全麵敗北而告終。而武後掌權之後，“其氏族本不在西魏以來關隴集團之內，因欲消滅唐室之勢力，遂開始施行破壞此傳統集團之工作，如崇尚進士文辭之科破格用人及漸毀府兵之製等皆是也。此關隴集團自西魏迄武曌曆時既經一百五十年之久，自身本已逐漸衰腐，武氏更加以破壞，遂至分崩墮落不可救止。其後皇位雖複歸李氏，至玄宗尤稱李唐盛世，然其祖母開始破壞關隴集團之工事竟其身而告完成”。[17]

陳先生認為，李唐國本之所固，正在於由西魏以來的關中本位製度，故此太宗時天下府兵六百餘所，關內道獨占二百六十多所，總數的三分之一以上，而江南嶺南諸道多不過十餘所，乃至兩三所，故此形成了舉天下之力而不敵關中的強幹弱枝局麵。故此欲移唐祚，隻能由高層開始方能成功，這也是武後何能以一婦人而製天下、各方叛亂均可輕易撲滅的緣故。然武後自垂統以來，為滅唐興周而有意破壞關中本位政策，大殺李唐舊臣，開科舉提拔寒門，聽任甚或破壞均田製和府兵製，轉移全國重心於山東洛陽，均作如是解。至玄宗時，各項舊製已然大壞不可收拾，不得不改易新製，而兵製改革因聽信李林甫讒言而走入歧途，以關中為本位的強幹弱枝局麵不複存在，地方大員始可為患，遂釀成安史之亂，為中國曆史別開一新世局。陳先生據此認為，“武周之代李唐，不僅為政治之變遷，實亦社會之革命”[18]，而這一切的起點，便是永徽六年的立後之爭，而武氏之立後，實為“吾國中古史上一轉折點”[19]。

被列入關隴集團的反對派主要有長孫無忌、褚遂良、於誌寧、韓瑗、來濟等人，被列入山東豪傑的主要有李勣、許敬宗、李義府等人。其領袖人物分別是長孫無忌和李勣了，太宗當日以他們同為輔政大臣，本有平衡之意，而高宗便是得山東集團領袖李勣之助，遂不顧關隴貴胄的反對而悍然行事。陳先生為隋唐史一代宗師，立論高遠，氣魄宏大，其關中本位製影響很大，原非小輩所能妄斷。然陳先生的研究多是從大處著手，並未充分注意到也不可能都注意到每個細節，許多學者因此跟他有過商榷，認為陳先生有關“關隴集團”“山東豪傑”的論述雖然精妙，但無論何事都往這上麵一套未免有亂貼標簽之嫌。陳先生自己也承認褚遂良和許敬宗論出身及非關隴集團也非山東豪傑，不過黨附他人。於誌寧雖出身關隴集團，但在立後之爭中態度中立，不敢表態。而上表勸諫反對立武氏為後的來濟，本為舊隋大將來護兒之子，江都之難中為關隴軍事貴族宇文化及所殺的來氏家族唯一幸存者，怎麽也算不上關隴集團中人。其勸諫當是出於太宗朝之忠諫遺風，並非為關隴集團利益著想。而長孫無忌打壓的政敵之中，同樣也有李道宗這樣的關隴集團中人。因此，僅以地域出身來解釋永徽六年（655年）的立後之爭，個人以為理由是不太充分的。

也是鑒於這一點吧，在此基礎上又推出了士族與庶族之說，長孫無忌自然是士族高門的代表，而武氏則是庶族寒門的保護神，被曆史的大潮流推倒了前台。客觀地講，武後臨朝稱製之後，大開科舉破格用人，的確有打壓支持李唐的士族勢力的一麵，其理如同隋楊篡周之後急於擺脫舊日關隴同僚而開科舉，然而，這僅僅局限於支持李唐的士族勢力。她本人對士族並不反感，甚至還相當看重，她為愛女太平公主擇婿薛紹，聽說薛紹的嫂嫂蕭氏出身寒微，竟說“我女豈可使與田舍女為妯娌邪！”打算下令薛紹的哥哥休妻，直到別人提醒蕭氏其實出身蘭陵蕭氏，國之舊姻，才告罷休。具體而微到永徽六年（655年）的皇後廢立，更不可以武斷地說成是士族與庶族之爭了。

因此，這場立後廢後之爭，實為曆史上屢見不鮮的君權與相權之爭，大權旁落的年輕皇帝與威名震主的顧命重臣的權力之戰。鬥爭的主角，既非狐媚惑主、急於上位的武昭儀與忠於先帝遺詔、誓保王皇後的輔弼重臣的忠奸之爭，也非山東庶族軍方代表李勣對陣關隴貴胄文官領袖長孫無忌，而是當今大唐皇帝李治，如何對待權傾朝野的三朝老臣長孫無忌，他的舅舅，他的恩人。

曾跟人笑說李治大概是唐代最被低估的皇帝，李治的問題是不僅有個儒家聖王的老爸，還有個空前絕後的太太，任何人給這麽兩位一前一後一擠對，也都會變得什麽也不是。印象深刻的是李治曾登安福門觀百戲，之後對侍臣說：“我聽聞吐蕃人喜歡打球，這也是好的習俗，曾經一度觀之。昨日登樓便有一群吐蕃人打球，故意要使朕見到。這些吐蕃人以為朕喜愛打球，所以就馳騁表現。如果以此思量，帝王的一舉一動影響深遠，豈能太隨意輕率，所以朕已經焚毀此球以此作為自誡。”[20]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政治秀，可是現在幾乎所有的文章裏這位不願被吐蕃人看成球迷的唐朝皇帝都變成了他父親唐太宗。這類事例還有很多。雖說高宗的確對武則天的崛起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不過成王敗寇到這個地步，也難怪他鬱悶。說來高宗朝的文治武功頗為顯赫，而且大部分是顯慶之後長孫失勢而武後尚未獨掌握朝政之際高宗自己取得的，其治國能力較曆代守成之君不遑多讓。太宗晚年，曾讓當時還是太子的李治監國，對他處理政務的能力也表示滿意，隻是擔心他的性格容易被人操縱，知子莫若父，太宗對於李治的評估的確是很準的。不過，永徽年間他被長孫無忌逐步架空應該說並不完全是他性格的問題，權力交接過程中羽翼未豐的年輕君主被顧命大臣壓製之事曆代均不少見，而李治的情況，尤為特殊，因太宗一開始並沒有把他視為太子人選，很長時間內他沒有屬於自己的強硬班底，他的太子之位，是當年承乾與李泰爭位兩敗俱傷之後才得來的。而長孫無忌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極其關鍵，可以說沒有無忌的力挺，便不會有李治的登基。事情要從貞觀後期的太子廢立之事講起。

封建製度下太子當立嫡立長，長孫皇後為太宗育下三位嫡子——太子承乾，魏王李泰，及晉王李治。承乾為人聰穎，多次監國期間也挺受太宗讚許，不幸腿有了毛病，慢慢的走路都有些困難。太宗是個完美主義者，他自己本非嫡長子出身，對立嫡以長的製度並不太看重，情感的天平便漸漸向被譽為“聰敏絕倫”“文辭美麗”的魏王李泰傾斜，承乾因此憂懼不安，頗有些自暴自棄的舉動，加之李泰不住挑撥，約在貞觀十年（636年）長孫皇後去世前後，太宗便產生了更換太子的念頭。[21]與此同時，太宗對李泰的恩賞越來越重，屢有逾製之舉，許開文學館，每月賞賜超過皇太子等。隨著太宗的心思越來越不加掩飾的流露，李泰身邊也有了越來越多的支持者，如駙馬房遺愛、柴令武等，細心的朋友會發覺，這些人正是日後高陽公主謀反一案中的主角。對於泰的奪嫡之謀，反對最厲害的便是魏徵和褚遂良，二人均多次勸諫太宗不可對泰有逾製的封賞，一般理解為這是兩位大臣的忠直，然內裏卻另有乾坤——堅持嫡長子製的魏徵一直是太子承乾最有力的支持者，而褚遂良則日後和長孫無忌一起合力將晉王治推上了太子寶座。當時大臣分為兩派，擁護承乾的有魏徵、侯君集、於誌寧、杜正倫等，擁護李泰的有劉洎、岑文本、馬周、崔仁師等。貞觀十七年（643年）魏徵去世，承乾感到自己的太子之位岌岌可危，冒險舉事失敗，太子黨全軍覆沒，侯君集被殺，杜正倫被貶，此二人均為魏徵所薦，太宗於是懷疑魏徵“阿黨”。褚遂良因敢於向太宗進諫，且許多問題上見解與魏徵相同，很受魏徵器重，曾將“前後諍諫言辭”抄示褚遂良。但魏徵死後，太子案發，政治形勢已然大變，已投靠長孫無忌的褚遂良便將此事告發了。此時諸事並發，盛怒之下的太宗下令中止衡山公主與魏徵之子叔玉的婚約，並推倒了魏徵的碑，為封建時代一段十分罕見的君臣之情畫上了一個並不完滿的休止符。

停婚仆碑標誌著擁護太子的大臣集體失勢，其後太子之師於誌寧雖因為人正直、才學出眾再度起用，但一直不敢再涉入政治漩渦中，一般都是隨大流唯唯諾諾而已。永徽六年（655年）的皇後之爭中，他持中立的態度，但因為是太子忠的老師，所以還是受牽連被貶官。說來於誌寧也夠倒黴的，誰讓他品行和才學名聞天下，要給太子找老師第一個都會想到他，於是連當了兩位倒黴蛋太子的老師，再怎麽置身事外也跑不掉。而那麽多文武重臣都卷入這場謀反案，也大大動搖了太宗的自信，以往君臣一體的良好關係籠罩上了一層陰影，他開始用疑忌的眼光看待大臣們，信任越來越集中到長孫無忌這樣多年知己兼姻親的身上。正是在這種心態之下，長孫無忌向太宗力薦李治得以成功。

承乾被廢之後，太宗本有意立愛子泰為太子，公開為愛子在朝堂上吹噓，轉述李泰欲百年後殺子傳位晉王治的承諾，不想褚遂良當麵揭穿——哪有自己已經據有天下之後，竟會殺子傳弟的？這樣說隻能證明魏王的心底險惡和虛偽而已。以太宗的政治經驗，原本不難看破這一點，隻因惑於一點愛子的私心而已。加之承乾謀反案發後說的一番話，一直在太宗頭腦中盤旋：“臣貴為太子，更何所求？但為泰所圖，特與朝臣謀自安之道。不逞之人，遂教臣為不軌之事。今若以泰為太子，所謂落其度內。”太宗想想此話也有理，派人一查，的確查出李泰確有不少不軌舉動。而此時李泰奪嫡心切，難免破綻百出，想到唯一威脅自己爭儲位的隻有幼弟李治，於是跑去威脅李治，此事為太宗獲之。冷靜下來的太宗終於意識到立泰的不妥，認為李泰心性險惡不能兼容兄弟，也難以得到朝中關隴重臣的支持，別無選擇之下唯有立治為太子。然而才華橫溢的泰一直是太宗最為鍾愛的兒子，陷入理智與情感中的太宗矛盾萬分，《通鑒》有載：

承乾既廢，上禦兩儀殿，群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於床，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治。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上謂治曰：“汝舅許汝矣，宜拜謝。”治因拜之。上謂無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議何如？”對曰：“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久矣，乞陛下試召問百官，有不同者，臣負陛下萬死。”上乃禦太極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謂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險，皆不可立。朕欲選諸子為嗣，誰可者？卿輩明言之。”眾皆歡呼曰：“晉王仁孝，當為嗣。”

立儲之事，至此塵埃落定。單獨留下來的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便是太宗心目中的托孤重臣人選，房玄齡先於太宗去世，褚遂良黨附長孫無忌，最值得注意的兩個人，便是長孫無忌與李勣。

（一）長孫無忌。在兩儀殿中，太宗的一個舉動十分不同尋常——上謂治曰：“汝舅許汝矣，宜拜謝。”治因拜之。可見長孫無忌在立晉王治為太子一事中所起的作用。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久矣，乞陛下試召問百官，有不同者，臣負陛下萬死。”從這些言辭裏，我們可以察覺到無忌的一言九鼎，隱隱然已有領袖群倫的架勢。之後太宗不滿李治的仁弱，擔心他控製不了局勢，忍不住在長孫無忌麵前抱怨，認為不如吳王恪，當即被長孫頂了回去。（上疑太子仁弱，密謂長孫無忌曰：“公勸我立雉奴，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奈何！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為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己之甥邪？”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願陛下熟思之。”上乃止。）

雖說太宗隻是說說而已，不大可能廢嫡立庶，將奪嫡的爭權之戰的對象範圍從局限於嫡子之中，擴大到所有生子之中，帶來政治局麵的大動**，否則也不會隻和長孫無忌密語，長孫無忌卻因此留了心。某日太宗因小過欲殺侍臣，長孫無忌教導李治犯顏直諫，言辭激烈，太宗轉怒為喜，收回成命，對李治刮目相看，從此再也不提更換太子一事了。凡此種種，說沒有長孫無忌，李治絕不可能當上皇帝，決不為過。當然，長孫無忌也是有私心的，雖說泰和治都是他的親外甥，但泰的身邊已有一群支持者，多與無忌政見不合，且泰自恃太宗的寵愛，對這個舅舅並不是十分尊敬，相比之下柔弱的李治要容易控製得多。而這點私心，太宗也有所察覺，在抱怨李治不如吳王英武而長孫表示反對的時候，太宗便說了一句重話：“你這麽反對，是因為李恪不是你的親外甥嗎？”（公以恪非己之甥邪？）然而無忌作為太宗的多年至交，始終是貞觀群臣中最得太宗信任的人物。

（二）李勣。這幾位在場重臣之中，以李勣的出現，最為突然，這是這位長期駐守並州長達十六年的大將首次進入政治中樞。李勣成名甚早，早在高祖時代在軍中的威望便可與李靖比肩。然而太宗繼位後，他卻一直留守在並州，從未做過京官參與過朝中大事。貞觀十五年（641年）征拜兵部尚書，但也未曾赴京。並州為李唐龍興之地，緊靠突厥及薛延陀，確實非常重要，但貞觀十七年（643年）前，李勣明顯不如李靖、侯君集那般受太宗器重。這時征調入京，一般認為是李靖已老，侯君集被誅殺，太宗不能不倚重李勣了，但大多忽略了一點，李治在為晉王時遙領並州大都督，正是李勣的頂頭上司。李勣的另一重身份，便是李治並州大都督府的長史。故此，太宗在貞觀十七年（643年）後對李勣大加恩寵，不僅在於李勣文武雙全，在軍中頗具影響力，也是考慮到他與李治的這一重淵源，期望他日後能為兒子保駕護航。《舊唐書》載：“（貞觀）十七年（643年），高宗為皇太子，轉勣太子詹事兼左衛率，加位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宗謂曰：‘我兒新登儲貳，卿舊長史，今以宮事相委，故有此授。雖屈階資，可勿怪也。’”將這一重關係說得很明白，李勣至此方得拜相，同中書門下三品意同宰相的規定至此而始。然而，李勣雖然進入了中央，但地位遠遠不能和長孫無忌相比。他長期遊離在決策圈之外，和長孫無忌又素無交情，頗覺勢單力孤，因此貞觀十九年（645年）太宗征高麗，他是最積極的響應者，也有借此立功擴大影響力之意。

另一方麵，李泰雖然失勢，但畢竟是太宗自己處置的，支持魏王的官員受牽連不是很多。像馬周、劉洎等等，均被太宗派去輔佐李治，李治的東宮班底，便是由這樣一支矛盾重重的隊伍組成。而在永徽六年（655年）立後事中大顯身手的許敬宗，也在此時進入東宮，位居太子右庶子。他既非承乾黨，也非魏王黨，倒是李治自有的班底之一了。太宗征高麗時命太子監國，“敬宗與高士廉等共知機要”，可見頗得李治信任。然而李治剛剛繼位，許敬宗便被人彈劾貶官，排擠出政治中樞。人人都知許敬宗因擁護武昭儀為後而東山再起，卻忽略了他原本是高宗舊臣這一點，此處特加以闡明。了解了這些之後，再看永徽六年（655年）這場立後之爭，或許會有新的看法吧！

貞觀末年諸子爭儲，承乾和魏王各結要臣，文武官員也“各有附托，自為朋黨”，嚴重影響了政局的穩定，迫使太宗最後不得不另選李治以折衷調和。然而李治柔弱的性格，一直是他的一塊心病，於是貞觀十七年（643年）正式冊立李治為皇太子之後，太宗采取了一係列行動，拔除國內國外的不穩定因素，以確保唐王朝的長治久安。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麵：

一、以武力掃除敵國，讓李治能夠麵對一個相對單純的國際環境。

二、整肅清理國內不服李治的勢力和可能對李治不利的大臣，確保政局的穩定。

三、選好輔政大臣，保障政權的順利交接。

國際方麵，貞觀後期的對外戰事明顯比初期頻繁得多，且多以武力快速解決，顯得越來越缺乏耐心，頗有欲在生前盡量解決所有爭端之意。親征高句麗也是在這種“不遺子孫後患”的心態下發動的。此役雖未達到一戰滅國的效果，唐軍並未因此停下征伐的步履。僅僅在高句麗戰事結束後的第二年，便以李勣掃平漠北強國薛延陀，理由是在唐和高句麗開戰時該國頗有些不老實。一戰滅國之後，太宗更乘勢巡幸北荒，敲山震虎地將鐵勒、回紇諸部落安撫加恐嚇一番，漠北悉平。西南，自文成公主和親吐蕃之後，雙方關係尚屬融洽，貞觀末年，吐蕃讚普鬆讚幹布更助唐使王玄策破中天竺。西北，以阿史那社爾開西域，針對西突厥汗國發動以吞並整個西域為目標的昆丘道行軍，唐軍殺焉耆王，俘虜龜茲王，“綁架”於闐王入侍，招撫西突厥各部，在碎葉以東的天山南北都取得了重大勝利，唐王朝從此確立了對西域的統治地位。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即太宗去世前一年，首置安西四鎮，以安定西域，守護隴右，捍衛關中。

經過一輪胡蘿卜加大棒式的又打又拉，對境外勢力的優化組合了一番，唐帝國的國際環境大大改善。而國內政局的穩定，也是太宗十分關心的問題。按太宗的本意，是希望魏王派和晉王派團結一致，精誠合作的，立晉王為太子也有避免大臣結黨相互傾軋之意，繼馬周、劉洎被派去輔佐東宮之後，原魏王黨的岑文本又被升為中書令，可見其用心。然而太宗深心之中，始終更為信任長孫無忌為首的關隴舊部，且對於曾經卷入承乾與李泰之爭的大臣心有成見，這就為長孫一派打壓異己提供了機會。晉王治被立為太子之後，原來擁護魏王泰的大臣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壓，絕非偶然。先是崔仁師“忤旨”被貶，貞觀十九年（645年）太宗征遼，留太子監國，崔仁師與韋挺（也是魏王黨）共知海運，又別知河南水運，這是個苦差事，結果兩人皆以“失期”被免官。太宗回師之後將其重新起用，“甚承恩遇”“參知機務，被遇尤渥”，但褚遂良“頗忌嫉之”，終又以“罔上”之罪被貶外放。原魏王派的岑文本升為中書令之後不喜反憂，歎自己非勳非舊而得高官，責重位高，惶恐不安，應是感受到了這種山雨欲來的莫名壓力。或者是因為心理負擔太重，岑文本越發兢兢業業，疲累過度，不幸英年早逝。馬周為太宗一手提拔，淡泊謙衝，很會做人。唯有一向任俠使氣的劉洎依然故我，鋒芒畢露，終被卷入黨爭之中而遭橫死，成為政治鬥爭下的犧牲品。

劉洎“性疏峻敢言”，為貞觀後期最出名的諫臣，不僅對太宗多有規勸，同僚之中若有過失也同樣率直敢言。曾上書猛烈抨擊身在高位的懿戚元勳引薦官員多存私心，處事理案有徇私曲情之嫌，“勳親在位，品非其任，功勢相傾。……久妨賢路，殊為不可”。這種性格是否受人待見可想而知。納諫是帝王的職業道德，普通人沒有這個思想覺悟的還真有點吃不消。不過，劉洎的確也有不知輕重、政治敏感度不夠的毛病。他和岑文本同時被提拔為侍中和中書令，分掌門下和中書省，卻沒有岑文本那份懼月滿則虧的智慧。太宗征遼，命劉洎與高士廉、馬周留輔皇太子監國，臨行前對他深至叮嚀，托以社稷安危，要他小心行事。劉洎貿然答道：“陛下不必擔心，大臣如果有過錯的，臣立刻就殺了他！”太宗震驚於他的狂放，當即對他說：“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疏而太健，恐以此取敗，深宜誡慎，以保終吉。”這幾乎是警告了，而劉洎反誤解這是太宗對自己的信任，口出狂語，進一步加深了太宗的疑忌。

貞觀十九年（645年），太宗自遼東回師，途中病倒，劉洎與馬周入謁，出來在門口遇到褚遂良。劉洎哭著說：“聖體患癰，極可憂懼。”褚遂良歪曲原話，添油加醋地向太宗告狀，說劉洎認為太宗病倒沒關係，正好可以以伊尹、霍光等權臣自命，輔佐少主而鏟除異己。重病中的太宗十分惱怒，疾愈後親自審問劉洎，劉洎據實以答，當時在場的馬周也為他作證。然而褚遂良執證不已，太宗於兩派之間，始終更為相信褚遂良，於是賜洎自盡。太宗一般不輕易殺大臣，犯罪該殺的也十分慎重，此次居然偏聽偏信，置馬周的旁證於不顧，當是承乾事件的後遺症，以及征遼臨行前劉洎給他的印象十分不好之故。劉洎自盡之前，向獄吏要紙筆欲上奏遭到拒絕，劉洎死後太宗才知道這件事情，可能察覺到了什麽，卻又無法挽回，隻能把獄吏下獄懲辦一通。劉洎之死，雖與長孫無忌及褚遂良對於非我族類的排擠不無關係，但主要還是太宗對原魏王派官員不信任的心態作祟，是太宗執政生涯中的一個汙點。

經過一輪有意無意的清洗和排擠，原魏王派官員已所剩無幾。後馬周病故，高士廉、房玄齡、李靖等重臣也相繼去世，原本熠熠生輝號稱明星陣容的貞觀政壇逐漸黯淡了下來，太宗本人的身體健康也每況愈下，心境更是進入了沉沉暮年。在繼承人差強人意的情況之下，輔政大臣的人選也就變得越發重要。故舊凋零，社稷乏人，原本因避嫌而堅辭宰相之位的長孫無忌越來越受重用，地位穩步上升，在每次重大危機中，他除了表態支持皇帝的決定，幾乎都隱身幕後，沉默以對。在雲譎波詭、暗潮湧動的貞觀後期宮廷裏，他的沉靜和穩健，使得太宗對他越發看重，視之為寧定人心的中流砥柱，因此在為李治挑選輔政班子的時候，他是當之無愧的中心人選。這是太宗對於這位多年的好友兼姻親的信任，另一方麵，也是由於當時可堪大任的人物已不多了吧！

綜合各種資料看來，太宗心目中托孤重臣的名單一早已經確定，即以長孫無忌為主，以褚遂良為臂助，以李勣為製衡。能被列入顧命大臣的人選，自然必深得太宗信任，然而作為精擅權謀的封建帝王，太宗對於任何人也都不是百分之百的毫無保留，仍然留有一重顧忌和防範。作為下一代領導班子中的核心人物，長孫無忌既是太宗多年知己又是其妻兄，作風穩健，也不缺乏決斷，玄武門事變力勸太宗奪嫡，貞觀年間輔政多年經驗豐富政績斐然，顯示其政治眼光和能力均非泛泛。雖有私心，但對外甥李治的關愛仍是有目共睹的，絕非作偽。其關隴貴胄的背景，一言九鼎的聲望，是太宗能找到的最合適的托孤人選。太宗對於他的擔心主要有兩重，其一是對他軍事能力的懷疑。貞觀末年，太宗品鑒群臣，對於無忌的評價是：“善避嫌疑，應對敏速，求之古人，亦當無比；而總兵攻戰，非所長也。”長孫無忌長於內政，卻不善軍事，加之個性“倨傲”，和武將關係疏遠，多有不合。（題外話一句，這種疏遠，不排除有無忌刻意為之的成分，“善避嫌疑”這四字評語也不是白來的，他也因此才能最終爭取到顧命大臣的權力。）隨太宗親征高句麗，大約使這一缺點暴露得更為明顯，因此必須有一位軍事強人來協助他處理國際事務。其二是對外戚專權的擔心。貞觀末年，無忌的專權之勢已然隱隱流露，太宗對其私心也有所察覺（詳見上文君臣二人論及李恪之事）。太宗本人熟通曆史，很清楚中國曆史上主幼國疑之際循環出現的外戚權勢過大的現象，隋文帝楊堅即是以外戚身份掌國輔政最後篡奪了北周的江山。特別是在繼承人李治性格“仁弱”的情況下，太宗不能沒有這層顧慮，於是采取了雙管齊下的方法。貞觀二十三年（649年），繼長樂公主下嫁長孫衝之後，再以嫡親女兒新城公主下嫁長孫詮，鞏固兩家聯姻，動之以情。此外，以與長孫無忌關係疏遠的李勣執掌軍事，分之以權。如此既有協助，又有製衡，李勣被列入執政人選，也就顯得至關重要。

至於李勣其人，向來不願卷入政治漩渦中，這可以說是曆經瓦崗時代、李唐開國之後飽經世故的生存智慧，也可以說是恪守為臣本分，“軍人不參與內鬥”的職業道德。李勣在當時的名聲很好，為故主李密收葬，被竇建德俘虜之後，不顧其禮遇想方設法回歸李唐的麾下，這些都為他贏得了忠義的美譽，被高祖讚為“純臣”。玄武門事變中他婉拒了太宗要他協助的請求，當時太宗雖不免悻悻，然情形易位之後倒又覺得軍人不參與政治的可貴，省了不少心。李勣文武雙全，在軍中威望很高，又是李治的舊屬，是太宗心目中比較理想的軍事大總管。不過，太宗對於武將的防範，又比文臣更為嚴厲。畢竟，國家的權力基礎說穿了就是暴力機關，文臣盡管大權在握，要達到造反的程度卻難。而貞觀諸將至此大多凋零，李勣是當時老臣中唯一有掌握全權兵力之資格、能力和威信的人，他所處的地位才是老臣中最危險的。因此，太宗並未將他作為臨終托孤的對象，而是將他置於長孫無忌之下，以文臣主導，以武將輔佐，一方麵不至於直接挑戰威脅到長孫的地位，也就不會引起長孫無忌的敵意而引發內耗，造成類似劉洎之死那樣的不愉快，另一方麵也是避免手握軍權的人物權勢過甚，那便無人能治了。

而另一位輔政大臣褚遂良，無論能力、聲望，還是背景，都不足與長孫無忌與李勣相比，太宗主要是看中了他的忠直和耿介。長孫無忌太聰明，李勣太圓滑，都不喜歡進諫，規勸李治接受群臣監督、不要行差踏錯的任務便落到了褚遂良的頭上。此外，長孫無忌身為首輔大臣位高權重，難免遭人嫉妒和政敵攻擊，王皇後個性柔弱，褚遂良也負起了保護外朝內宮的這兩位當家人的責任。太宗所揀選的三位輔政人物，大致就是宰輔、良將及諫臣了。

貞觀二十三年（649年），太宗幸京城郊外的翠微宮時病情急劇惡化，自感已不能回京，於是突貶李勣為疊州都督。李勣接旨，連家都不回便動身前往。數日之後，太宗病危，急召長孫無忌、褚遂良入內，托以身後之事，並對太子說，“隻要長孫無忌、褚遂良在朝，你不必為國家擔憂！”隨後又單獨對褚遂良說：“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是此人力。你輔政之後，不可讓挑撥離間之徒陷害無忌。若出現此事，非複我臣。”命褚遂良草擬遺詔之後，太宗病逝，時為五月二十六日事。柔弱的太子隻知道趴在舅父的身上哭泣，長孫無忌拭去眼淚，請他立刻接管朝廷，安撫內外，李治竟不能答。無忌忍不住道：“主上以宗廟社稷付殿下，豈得效匹夫唯哭泣乎！”乃密不發喪，急招禁軍飛騎護送太子由翠微宮回京，將諸事安排停當之後方公布太宗駕崩的消息，六月一日，高宗繼位，四日即招李勣回京，加特進二品，旋即拜相。

有說太宗生前貶謫李勣的一個原因，是李治於他無恩，這麽來一下，必能“致其死力”。兩唐書中均有類似記載：

帝疾，謂太子曰：“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仆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疊州都督。

唯《資治通鑒》記載為太宗密囑李治，若李勣徘徊顧望當殺之：

上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為仆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五月，戊午，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李世勣為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以當時的情況而論，太宗擔心李勣不服年少的太子，向太子這樣囑托是極有可能的，但說話時應隻有他父子倆。事後高宗可能會將這番話告訴李勣以示推心置腹，但不可能說出後麵那半截“如不願則殺之”的話，所以新舊唐書都隻記載了前麵的說辭。而《通鑒》的說法，可能是高宗說出了這話之後，旁人或者後人根據當時的情況而有了這樣的傳言，司馬光覺得有理而采集入史。不過，如果考慮到當時的情況就會知道將李勣調離京城的確事出有因。當時太宗在郊外病危，太子、長孫無忌等均隨侍在側，不在京城。既已確定無忌輔政，而李勣與他關係平平，又手握重兵，那麽將李勣暫時調離政治中樞就很有必要，如此方能確保政權交接的順利完成。這和太宗發喪獨不準李泰前來奔喪是同一個原因。李治繼位後對李泰不薄，這麽做主要還是因為非常時期減少不穩定因素吧。

一朝天子一朝臣，高宗繼位，加封長孫無忌為太尉，兼檢校中書令，知尚書、門下二省事，這是集三省權力於一身了。而以李勣為尚書左仆射、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兩位重臣都非常懂得避嫌，長孫無忌堅辭知尚書事，李勣則堅辭尚書左仆射。此外，太子少師於誌寧為侍中掌管門下省，太子左庶子許敬宗兼禮部尚書。新一代的領導班子，大致就是這樣。

李治繼位之後，國際國內都出現了一些問題，這是權力交接時的正常現象。東突厥車鼻可汗，及負責招降西突厥的阿史那賀魯接連反叛，名將高侃（高適的爺爺）生擒車鼻可汗，押送至京師，於是東突厥汗國所有部眾，皆為大唐封內之臣，以其地分置單於、瀚海二都護府，阿史那賀魯的叛軍也被唐軍擊敗，邊陲安定。國內則表現為對第三代領導班子的不信任。先是有人告長孫無忌謀反，李治問也不問當即處斬。接著褚遂良和許敬宗雙雙被人彈劾，褚遂良被告以低價強行購買他人土地，就是仗勢欺人搞土地兼並了，許敬宗的罪名是將女兒嫁給南蠻首領馮盎之子，收取大量彩禮，被告貪財害禮，“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落”。這理由現在看起來多少有點奇怪，嫌人家找的姑爺是少數民族，其實對方好歹也是嶺南大族。調查結果二人罪名均告成立，雙雙被貶外放。不過褚遂良很快就官複原職（顧命大臣到底不一樣），許敬宗雖然後來也被召回京師，卻隻能去弘文館繼續寫他編不完的曆史書，被排擠出決策圈之外。既然政治中樞已無異己存在，自然同心協力，年輕天子初登大寶，自信心嚴重不足，也表現得相當合作，對於兩位輔弼大臣十分尊重，所奏無有不準，“上亦尊禮二人，恭己以聽之”，就是說克製自己，聽從二人的教導，史家用詞真是精妙無匹，值得人再三回味。

不過，長孫無忌和褚遂良確實執政經驗豐富，很有治國能力，政治修明，加之天公作美，故永徽年間，邊陲安定，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號為永徽之治。特別值得一提的有兩件事，其一是《唐律疏議》的頒行，其二是五經正義的統一。很多人都知道，唐律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法製史上都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西有羅馬法，東有唐律”，作為中華法係的核心，唐律一方麵是後世各朝修訂法律的楷模和藍本，之後曆代修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內容都未超出唐律的範圍，另一方麵也對東亞諸國，諸如日本、朝鮮、越南等國的古代法製產生過巨大影響。而我們所稱的唐律，正是於永徽年間製定並頒行的《唐律疏議》。永徽初年，長孫無忌在《武德律》《貞觀律》的基礎上，正式完成了基本法典《永徽律》及“律疏”的製定。二者融為一體，稱為《永徽律疏》，經皇帝批準，頒行天下。此後，唐朝其他皇帝再未做過較大的修訂。因此，《永徽律疏》就成為唐律的代表，後世稱為《唐律疏議》，代表著中國乃至世界封建法律的最高成就。唐律體例完善，結構嚴謹，用刑持平，某些方麵比如對變相貪汙受賄罪的認定和量刑甚至到今天仍有借鑒作用，是大唐王朝留給今人的一份極為珍貴的文化遺產。

而五經正義的修訂則是延續太宗朝未完的事業，兩漢經學大盛，然派別眾多，各存門戶之見。至大唐太宗皇帝尊崇儒學，對經學亦極留意，認為經籍文字多有訛誤，為害後學非輕，遂於貞觀四年（630年），命顏師古考訂五經，定為五經定本。其後，太宗又以經書章句繁雜，複詔孔穎達撰定五經義疏，名為五經正義，至貞觀之末仍未完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詔令學士複以考正，於是長孫無忌諸人便就原書加以增補，作為定本，於永徽四年（653年）詔頒全國，定為國學，規定科舉取士皆以正義為標準，就是相當於現在公務員考試有了統一標準教材。要想當官出人頭地，就必須熟悉五經正義了，這是繼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把對儒家經典的熟悉程度，直接和文人的仕途聯係起來，對於意識形態領域的控製進一步加強。而另一方麵，自五經正義修定後，諸經文字由此劃一，學術思想的定於一尊，也有助於政治上的統一及穩定。

由此可見，永徽之治的出現長孫無忌當居首功，他在立法、行政、文教各方麵所做出的貢獻都是無與倫比的。而李治的表現也可圈可點，他繼承了父親善於納諫、賞罰分明的作風，對於吏治，特別是地方吏治，尤為看重，一定程度上糾正了貞觀末期重中央而輕地方的弊端。登基伊始便下令禁絕各州縣貢奉，召集各地朝集使，稱：“朕初即位，如有政令讓百姓生活感到不便的但說無妨，如果時間不夠，可以回去寫奏折呈上。”之後每天召集刺史十人入閣，詢問當地民生狀況及政令執行情況。另外還值得一讚的是李治的勤政，永徽年間日日上朝，想想年複一年天天四五點鍾就起床，還真要點毅力和幹勁。可是，漸漸地，李治發現，盡管他勤政如故，自己能做出的決定卻似乎越來越少——權力已經不知不覺地轉移到了長孫無忌的手上。

人們或有這樣的疑惑，封建專製製度下不是君主絕對集權嗎？怎麽還會發生大權旁落這種事？這話也對也不對，誠然名義上所有決定都由皇帝下達，然而擬定各項政策的主要還是大臣，宰相為百僚之首，“總百官，治萬事”，其職權範圍涵蓋甚廣。唐代的中央集權，比秦漢又有加強，由獨相製變成了群相製，軍國政事要全體宰相商議通過後上奏，皇帝要做的往往隻剩下是批準與否，倒是和現代西方的議會製頗有相似之處。而首席宰相，唐代稱為“秉筆宰相”，輔弼天子，實乃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單以用人而言，宰相有權升遷黜免三品以下官員（當然要報經皇帝批準），考慮到宰相自己也不過三品官，一二品官多隻示尊榮而無實權，就可以知道宰相的權力有多大了。由此也可以理解為何王皇後舅父柳奭罷相之後，接下來提拔的仍然是反對廢後的韓瑗和來濟，因為名單本來就是由宰相提交的，皇帝也就是畫圈和不畫圈的份兒。如果不同意，宰相又提交另外兩個估計皇帝可以接受的人選而已。也有皇帝自己選官的，稱為“詔選”，但並不常見。馬周白衣入仕的故事之所以出名，也是因為太過稀少的緣故。具體國策基本也是由中書省擬定，集體討論通過後轉交門下省審議複核，再上呈皇帝批準，轉交尚書省執行，即所謂中書出令，門下封駁，尚書執行。不太強勢的君主會感覺十分被動，因經中書門下呈上來的奏章基本已代表全體大臣的意見，如要反對會感到很大壓力，猶如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動用最後否決權，使自己在眾目睽睽之下很尷尬地站在整個官僚機器的對立麵。

永徽年間，長孫無忌既為檢校中書令，執掌中書省，同時又知門下省事，集兩省大權於一身，而他還是天子舅父，顧命大臣，權勢之盛，可想而知，用“炙手可熱勢絕倫”來形容，絕不過分。從上文他做了那麽多貢獻就可以看出，他攬的事兒著實不少。在貞觀時期一直謹言慎行，永徽初年也頗知收斂的長孫無忌，在天子言聽計從，政敵束手斂聲的情況下，也漸漸拋開了居安思危的顧忌，行事慢慢張揚起來。某日宴會朝貴酒酣耳熱之際環顧同僚：“無忌不才，幸遇休明之運，因緣寵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貴，可謂極矣。公視無忌富貴何與越公（隋越公楊素）？”群僚或回答不知，或說超過越公。無忌聽後徐徐道：“自揣誠不羨越公，所不及越公一而已。越公之貴也老，而無忌之貴也少。”[22]其誌滿意得、富貴傲人的驕態，躍然紙上，隱隱已有侵淩主上之威。

“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長孫無忌出身高門貴族，政治嗅覺很高，貞觀年間一直以立身謹慎出名，多次辭去高位，從不敢以外戚驕人，對於敏感話題多是側身回避，因此才能得到太宗的最終信任，稱他為“善避嫌疑，應對敏速，求之古人，亦當無比”。然而對於年少的新任天子，卻難免有輕視之心，仍是難改舅父看待小外甥的心態，就算開始還有些警覺性，也慢慢被仕途上的一帆風順所磨滅，卻沒有想到光亮越強，陰影越濃。長幼雖關人倫，君臣自有名分，李治雖是他的晚輩，雖虧欠了他許多人情，但仍然是皇帝，真真正正的天下第一人。永徽三年（652年）末，在爭位鬥爭中失敗的李泰在鬱鬱寡歡中死於均州，行事越來越沒有顧忌的長孫無忌乘機借高陽公主唆使房遺愛與房遺直爭奪爵位一案大做文章，將魏王舊黨，不滿當權者及自己的政敵一網打盡，最後處死兩名王爺，兩名公主，三位駙馬，大批皇親國戚牽連被貶，結案之慘烈，舉世皆驚。這就是初唐轟動一時的高陽公主謀反案。

太宗嫌有高陽這樣的女兒丟了他的臉，高陽也惱恨太宗殺了她的和尚情郎，不過太宗在世的時候，她是拿這個老爹一點辦法也沒有的，高宗登基之後，她才重新活躍起來，大概是看著高宗好欺負，一心想借著打倒高宗來報複太宗。正巧她老公房遺愛因與魏王李泰交往過密，高宗上台之後也是屬於失勢的一派，這下兩夫妻倒是有了共同語言，常和同樣不滿現狀的皇親國戚如魏王舊黨巴陵公主駙馬柴令武，坐事被貶的丹陽公主駙馬薛萬徹，自認為比李治更有資格做皇位的荊王元景等開小會，說些大逆不道毀謗朝政的話。這樣口沒遮攔按律已是死罪，在小圈子裏幾個人議論一下倒也罷了，偏高陽公主還在不斷惹事，對象是她一直看不順眼的大伯房遺直。房遺直以房玄齡長子的身份繼承了爵位，什麽都要最好的高陽公主於是對他百般刁難攻擊，從太宗時代起就開始告惡狀，希望把他整倒讓自己老公承襲爵位，次次告狀，次次落空，反正她是公主，誣告大不了挨頓罵，久而久之，幾乎成為這個無聊少婦樂此不疲的遊戲。房遺直的一再忍耐不能收到任何效果，在高陽公主再一次誣告他“無禮”的時候（按後果的嚴重程度，這個“無禮”大致可以翻譯成強奸未遂罪），房遺直終於忍無可忍。其實也是擔心這對無法無天的小夫妻總有一天會捅出什麽婁子連累整個房家了，索性把房遺愛和高陽公主聚眾謀反一事揭發了出來。高陽告房遺直謀反不過空口白話，房遺直告高陽卻是有憑有據——公主不僅口出怨言，更曾派人占星卜筮窺視宮省。既是謀反大案，犯案的又是金枝玉葉，事情立刻呈報給了長孫無忌。

此時魏王李泰已幽死於均州，房遺愛本來便是李泰的心腹，為助他奪嫡上下奔走頗為賣力，如今勝負已分，竟然還不知趣地意欲重演奪嫡故事，不由得勾起長孫無忌的新仇舊恨，除坐實這對夫妻的謀反之罪以外，更將此事嚴重化和擴大化，將所有潛在的危險分子陸續羅織進來，一網打盡。頭一波打擊對象主要針對魏王舊黨和不滿李治做皇帝的人，其中當世名將丹陽公主駙馬薛萬徹，巴陵公主及駙馬柴令武夫婦為李泰心腹，荊王元景一直覬覦李治皇位，昔日爭位失敗的太宗庶子吳王恪也被牽涉進來。此案審理結果，房遺愛、柴令武、薛萬徹三位駙馬均被處斬，元景、李恪二王及高陽、巴陵二公主賜自盡。縱然是金枝玉葉，一旦得罪長孫，下場竟會如此淒慘！就算不相幹的旁人，也感到不寒而栗。

如果說長孫無忌對這些人的處置還有維護政局穩定的考慮，那之後的進一步株連就純屬為報私怨了：現任宰相侍中宇文節，李唐宗室名將江夏王李道宗，九江公主駙馬執失思力，皆坐與房遺愛交通，流放嶺南，其家屬也沒為官奴。之後更廢恪母弟蜀王愔為庶人，軟禁於巴州；房遺直貶春州銅陵尉，萬徹弟萬備流交州；罷房玄齡配饗。李唐宗室之中，以江夏王李道宗與河間王李孝恭軍功最甚，李道宗為人也很謙和，隻因與長孫無忌不和，貞觀末期自請改任散官，一意隱退，但還是逃不過被羅織立案的命運，病死於流放途中。無論用什麽理由，也不能為長孫無忌的這種做法開脫，這已經遠遠超出了排除異己的範疇，手段不免酷烈毒辣，其專權朋黨、濫用刑法之甚，實為大唐開國以來之僅見，被人視為伊尹、霍光一類的權臣，不能為無因。舊史之中對長孫無忌頗多維護，但對其“猜忌大臣，擬皆夷戮”的作為，也有尖銳的指責：“道宗軍謀武勇，好學下賢，於群從之中，稱一時之傑。無忌、遂良銜不協之素，致千載之冤。永徽中，無忌、遂良忠而獲罪，人皆哀之。殊不知誣陷劉洎、吳王恪於前，枉害道宗於後，天網不漏，不得其死也宜哉！”善泳者溺於水，玩火者多自焚。長孫無忌一生精擅權謀，辣手執政，他日後的悲涼結局，又何嚐不是今日種下的前因所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