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緇衣女尼

高宗李治，是唐代一個頗為神秘的帝王。千百年來，他的身影隱沒在他偉大的父親和偉大的妻子之間，麵目已經變得甚為模糊。

唐高宗是個昏庸無能、優柔寡斷而又懼內的君王，他開始是長孫無忌的傀儡，後來是武則天的傀儡。傳統史家如是說。

唐高宗是個頗有作為的君主，他在位期間，唐朝的疆域達到了最大，社會各方麵都有長足的發展，尤其是醫藥法製方麵成就斐然，出了世界上第一部官修藥典《唐本草》，而唐律至今仍是中華法係的最高代表。封建史家對他評價不佳，是因為他信任妻子超過大臣，並且差點做出傳位給妻子這種驚世駭俗之舉。新派曆史學家如是說。

的確，細查史書便可以感知，直到永淳二年（683年），武則天還一直隻是一個能把握命運的人，而不是命運本身。掌握軍隊的各高級將領幾乎全是由高宗一手提拔起來忠於李唐的人：裴行儉、王方翼、劉仁軌……其中很多甚至是武則天的政敵，在此情況下很難說武則天能夠有效而全麵地左右整個政局。然而更讓人迷惑不解的是，高宗擁有這樣的力量而竟然從不曾動用。也許，在他的眼中，她一直都是他的妻子，而不是他的政敵，除此之外難以找到更合理的解釋。

然而，即使是新派曆史學家也難以找到強有力的證據，證明高宗英武果斷而不懼內。“仁弱”，這個性格軟弱的同義詞，是被各種身份各個階層的人用來形容李治的同一個詞。因為他的仁弱，太宗為此憂心忡忡。因為他的仁弱，長孫無忌認為易於控製而堅持立他為太子。因為他的仁弱，臣下為大唐的江山會否易姓而擔憂不已。至於懼內，那更是一件非理性的事情。一個人完全可以既聰明能幹又懼內，二者之間並不矛盾。且隋唐上承北朝遺風，高官顯宦懼內之事代代不絕，如隋文帝楊堅那般陰狠刻薄、對大臣輕則杖打重則滅族的帝王，對獨孤皇後也怕得厲害，搞了個“二聖”出來，李治懼內，那又有什麽奇怪！

可是這仍然不足以說明李治的性格。

李治的性格，極其矛盾難解。一方麵，他為人仁厚，向有長者之稱，在唐代帝王之中，他賞賜給臣下的東西是最多的。但另一方麵，殺掉於自己有大恩的親舅舅，賜死毫無過錯的發妻，囚禁迫害親生子女，命令樣樣都是他親手簽署的，手段又是何等冷酷！在這一刻，他可以毫無顧忌地在你麵前流淚，表現出對你的深刻依戀和濃濃的戀舊之情，但下一刻就給你送來賜你自盡的詔書，這樣的“真情流露”，又是何等的廉價！治為水旁，他的性格就像水，水無常形，猶疑不定，反複無常。如果他不是這樣的性格，我們今天看到的則天女皇，也絕對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自始至終手握著最高權力的他，就像一個掌控著核按鈕的幼兒，盡管他無心發動也一直表現柔順，卻也無法不讓人神經緊張。不錯，武媚對他有絕大的影響力和控製力，然而這種影響來自於情感或是慣性，而非來自於製度。這需要武媚有更超卓的智慧和手腕，但頭腦清醒如武媚，必會看到這種不穩定的控製所潛伏的危機。如果李治完全的蠢笨易糊弄比如中宗，那麽武媚也不必為了斷絕一切可能性而采用極端手段了。韋後專權又殺了多少人？並不是因為她比武媚更善良的緣故。可是如果他更英武果斷一點，武媚也就根本沒有登上政治舞台的機會。從這個角度來說，武媚也可以說是他一手培養鍛煉出來的。李治，的確是武媚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

李治初次在曆史舞台上亮相，是在長孫皇後的葬禮上。時年九歲的他哭得十分傷心，引起太宗的憐愛，從此對他分外關注。他稍稍長大，溫柔的晉陽公主總會拉著他的手一直送他出門。那時候的李治，感覺就像個溫柔多情的白雪少年，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姐妹。他身體一直很柔弱，人據說挺聰明，“幼而岐嶷端審，寬仁孝友”。所謂“岐嶷”，是指聰明到特異，從他的學習能力和領悟能力來看，大致可以相信他的聰明，至於有沒有到特異的程度就難說了。文章和書法都還不錯，不喜歡儒學（這點一直讓封建史家很不滿意），而喜歡柔媚而豔麗的詩文詞賦。李唐皇族頗有音樂天賦，李治也不例外，自己製作《上元舞》，新譜了多章《琴歌》《白雪》等，從各方麵來看，他都是個標準的乖寶寶。然而，外在越是乖巧，內心深處往往越深埋著叛逆的種子——他愛上了父親的女人。

探究李治的心態，個人以為頗有戀母情結之嫌，就是弗洛伊德所說的戀母反父的俄狄浦斯情結。據說過早失去母愛而又對此有深刻印象的男孩，可能終其一生都在尋找一位母親式的可以照顧他、安慰他的女子，即“戀母”。而所謂“反父”，當然不是如俄狄浦斯那樣極端到殺掉父親，而是一種複雜的對父親既尊崇又反叛的態度，長期生活在父親的陰影之下而渴望去超越和突破。這表現在李治對於“父親的女人”異乎尋常的興趣上。除了武媚，李治還有一位徐婕妤，是太宗賢妃徐惠的親妹妹，太宗去世後，徐惠哀慕成疾拒絕醫治，其妹入宮來照顧她，徐惠死後，其妹便成為高宗的婕妤。據說，這位徐婕妤也是一位才女，人稱“女中班、馬”。我心裏陰暗地揣測這大概也是高宗某種隱秘情懷的流露。其餘如登基後罷演歌頌太宗功業的《秦王破陣樂》達數十年，以及對親征高麗的非理性熱情，似都與此不無關聯，頗讓人懷疑是否高宗力圖走出父親陰影的外在表現。[8]**的刺激，禁忌的突破，對父權的挑戰，幾種奇異的感覺混雜在一起，自有一種邪魅的吸引，何況武媚本身也是位才貌雙全而善解人意的女子。

如果沒有那張“此地無銀三百兩，隔壁王二不曾偷”的詔書，普天下沒有人知道，原來太子李治和才人武媚早在太宗皇帝生前就已經產生感情。“常得侍從，弗離朝夕。……嬪嬙之間，未嚐迕目。”常得在太宗身邊侍從應是確有其事，說妃嬪來往他連看也不看就可以當笑話聽了。不過從這些話推測，一般認為貞觀二十年（646年）太宗病重，下詔軍國機務並委太子李治處理，此後太子隔日聽政，朝罷入侍藥膳，與武媚同在太宗身邊侍疾，兩人由此開始接觸的。那一年，李治十九歲，武媚二十三歲。

當時李治已有太子妃王氏，出身極為顯赫，為著名的五大姓中的太原王氏。王氏自己也是一位出名的美人，同安長公主以其美貌推薦給太宗，太宗對這個兒媳頗為滿意，曾稱她和李治是一對“佳兒佳婦”。但王氏似乎並不得寵，一直未曾生育。（對於父親意誌的潛意識背離，俄狄浦斯情結的又一體現？）得寵的是另一位蕭良娣，即後來的蕭淑妃。蕭氏出身齊梁皇族後裔蘭陵蕭氏，也是士族高門。貞觀末年正是蕭良娣寵幸最盛之時，一子二女都在這一時期誕生。然而，這仍然不能代替李治和武媚**的刺激。在曾經精明一世而今卻孱弱無力的父皇身邊，與他的嬪妾玩這種危險的遊戲，自有一種隱秘的快感吧。

至於武媚，大多認為她扮演的是**者和投機者的角色，其中並無多少真情投入，隻是因為在老子那裏尋不到出路，才轉到兒子身上尋找機會。考慮到武媚是相當理性的女子，這種說法也不無道理，但個人以為其中未必沒有感情的成分。對於一個自負才貌卻長期遭受冷落的宮妃而言，突然遭遇尊貴的皇太子的垂青，想必會大起知己之感的吧！何況從晉陽公主對李治的依戀來看，他應該不是個討女人厭的男人。“我愛你的人，也愛（更愛？）你的權。”這種情況也是很普遍的呢。愛情本來便不是一種很純粹的情感，和占有欲、性欲等密不可分，就算再加一點雜質，那也沒什麽好奇怪的。

這段讓人難以啟齒卻又心跳不已的戀情，就在華麗而森嚴的長安宮廷裏悄然生根、發芽。至於發展到什麽程度，那就見仁見智了。有人認為他們還是處在“發乎情，止乎禮”的階段，因為李治膽子很小；也有人認為他們早已突破了那個尺度，因為武媚膽子很大。我個人是傾向於他們之間的確有點什麽的，拋開李治在其他方麵的表現不談，他在這件事上膽子從來就沒小過。何況詔書上那句“遂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實在是很惹人遐思。這樣一直持續到貞觀二十三年（649年），太宗皇帝去世，武媚麵臨著人生中的又一次重大轉折：依據大唐製度，她得被送出宮削發為尼。

按照舊史的說法，李治對情人沒有絲毫愛憐和實質性的幫助，任其像垃圾一樣被送到感業寺做比丘尼，直到後來太宗忌日行香，淚眼婆娑的武媚終於再次打動了他的心，於是重拾舊日歡好，但仍然無意帶她入宮。幸虧當時的王皇後嫉憤蕭淑妃得寵，聽到高宗和武氏在感業寺互泣之事後認為有機可乘，暗中令武氏將頭發留起來，並勸高宗納武氏入後宮以奪蕭淑妃之寵，武氏這才再度入宮。可是遍查唐史，我們發覺一件奇怪的事，就是找不到感業寺的其他記載和具體位置，李唐皇室也似乎再沒有去那裏祭拜過先祖。如我們所知，李唐因尊老子為先祖，高祖李淵一度接受傅弈的建議欲廢佛寺，後因玄武門事變而終止。李世民雖未如此極端，但也大力整肅佛門，淘汰僧尼，因此初唐的佛寺是有數的，而在當時京都長安，有案可查的尼寺也就二十七所而已。但其中卻並無感業寺。按理說感業寺既然是盡度太宗嬪妃為尼，規模必定不小，這麽神秘難尋著實有點奇怪，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就是後來改了名字。那麽為何會改名？感業寺究竟在哪裏？武媚是否真的出過家？問號一個接著一個。

好做翻案文章的中國台灣學者李樹桐先生即認為，武氏必不曾入寺削發為尼，而是移居宮外別納，被高宗金屋藏嬌，蓄發如舊，等到貞觀二十三年（649年）八月，將太宗葬於昭陵，喪事告一段落以後，高宗和武氏認為外人的耳目已可避過，最晚在這年的年底，高宗便令武氏重入後宮，立為昭儀。武氏入寺削發為尼的故事，不過是許敬宗為討好高宗和武後而編造出來的謊言而已。他提出了幾點理由，一是感業寺地址不明，武則天登基時未見感業寺尼眾支持造勢，也從未有過對寺內僧尼恩怨賞罰的記載，可見武則天事實上與感業寺無關。二是太宗時宮中流行高髻，由削發長到梳高髻需要一兩年時間，“陰令長發”實難置信。三是據載高宗時放出宮人均為年老色衰者，武則天當時隻有二十六歲，當不在放出之列，且高宗為太子時既已“見而悅之”，自不舍得讓她削發為尼了。

李樹桐向來語不驚人死不休，這一觀點也流傳甚廣，《劍橋中國隋唐史》都記了一筆，但他顯然把高宗放宮人和出先帝嬪妃給弄混了，很多人因此和他有過商榷，但他提出的感業寺和蓄發問題仍是引起了人們的思索。除了對感業寺位置眾說紛紜之外，對於武氏出宮的說法也有兩種，一種持傳統觀點認為她確曾出家削發，一種則認為她隻是入寺暫住，受李治關照而未削發，過著托名出家實際卻是天子外室的生活。

感業寺的具體位置，唐代史料和筆記中均難尋蹤影，宋代已無定論。較早的北宋宋敏求在《長安誌》中有提到，指太宗去世後將崇德坊二寺道德尼寺和濟度尼寺遷址，而將道德尼寺原址改為崇聖宮，作為太宗別廟。濟度尼寺原址改為靈寶寺，“盡度太宗嬪禦為尼以處之”，因此感業寺便為崇德坊靈寶寺，即未搬遷前的濟度尼寺，與太宗別廟相鄰，在長安城朱雀街西崇德坊西南一隅。而南宋程大昌則以為武氏出家的尼寺當是搬遷到安業坊後改名為靈寶寺的濟度尼寺，而非崇德坊原址，因寺在安業坊，故又稱安業寺。程大昌的說法為清人徐鬆著《唐兩京城坊考》沿用，胡三省也以此為通鑒做注。然考其緣由實為程大昌誤解了宋敏求的那句“以其所為靈寶寺”所致。[9]然而宋敏求之說亦未見所本，因此仍有學者提出質疑，又有德業寺說，和今感業寺小學之說。德業寺為皇家內道場，內有尼眾數百人，為其後武昭儀埋葬其暴卒長女安定公主的尼寺。而感業寺小學舊址一說，則認為當在唐宮禁苑之內，據大明宮約有十公裏左右，比傳統的安業寺說法，都要近得多了。

個人認為近來的一些說法雖有一定道理，但大多以推斷為主，缺乏文獻實證。如武氏真有隨太宗嬪妃出家，當在崇德坊靈寶寺，與太宗別廟崇聖宮相互呼應，於情於理都比較可信，而安業寺說指特意搬遷遠離太宗別廟，似乎於理不合。武氏再度入宮之後，十分忌諱曾為太宗嬪禦之事，立後詔書裏也自稱先帝宮人，絲毫不提曾經入寺為尼，因此不願再與感業寺有任何聯係，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麽武氏出家是否受到李治的特別關照呢？我們首先看看帝王能否幹涉出先帝嬪妃一事，答案是肯定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便載有一例：高祖李淵去世後，他的嬪妃薛婕妤為著名才子薛道衡之女，家學淵源才學出眾，太宗皇帝便將她留在宮中教導年幼的皇子，李治曾從其學。然而李治留下武氏的原因沒有那麽冠冕堂皇，如要避人耳目的話，皇宮內院反而不如宮外合適。畢竟，他以仁孝出名，剛登位便收容父妾難免遭人物議，送出宮反而是個不錯的選擇。李治為人不能算膽小，但他性格中有個致命的弱點，就是優柔寡斷，做事拖泥帶水。以他的性格要能幹脆利落地和武氏一刀兩斷倒是奇怪了。且從地圖上來看，崇德坊和皇宮相距甚遠，要連過宮城、皇城，因此二人見麵並不方便，也隻能在一些特殊的日子如太宗忌日吧（這倒是和舊史所載相符合）。如果說不多的幾次見麵已經能讓李治情難自禁，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接她入宮，那麽當時正在熱戀中的李治反能做到絕情斷義，對情人的遭遇不理不睬就難以講通了。一麵讓武氏隨例入寺以全己令譽，一麵暗中關照蓄發如舊，等風頭過去再召入宮，這樣不清不楚首鼠兩端的折衷做法，倒是最符合李治的一向作風。不是沒有真情，但也不乏自私的盤算和顧慮，這便是我理解的李武之情了。若幹年後，他的孫子李隆基跟兒媳楊玉環遭遇**，也采用了這個辦法，讓楊氏出家為道士再曲線入宮，也是有樣學樣，不讓爺爺專美於前了。

武媚雖不甘心，但當時的她也隻能任人擺布，懷著一個渺茫的希望在感業寺住下，名為帶發修行，實為大唐天子之別宅婦，身份既屬尷尬，前途也曖昧不清，唯一能指望的，便是一個男子脆弱易斷的愛情了。然而新君嗣位，要處理、要學習的事情太多太多，李治自己也表現得頗為熱心，太宗晚年三日一視朝，李治卻是日日上朝，稱“朕幼登大位，日夕孜孜，猶恐擁滯眾務”，每日引刺史十人入內，“問百姓疾苦，及其政治”，可以想見新君初即位躊躇滿誌的意態，做事也算有板有眼，並非如舊史所言那般無能，對政事毫無興趣，一心隻想塞給別人處理。對於新角色的新鮮感和責任感，衝淡了與情人分離的相思，複召武氏入宮之事一拖再拖，反正他是皇帝，身邊從來不會缺女人，這段時間裏又納了徐婕妤等美人，閑時到感業寺感受一下別樣風情，日子過得倒是滋潤得很。

但對於武媚來說，情況就不是那麽回事了。紅顏易老春易逝，她已經二十七八歲了，按照古人的看法，已經算是大齡了。沒有任何名分，沒有任何保障，不尷不尬不僧不俗地住在尼寺裏，而對方是擁有三千後宮佳麗的皇帝，傳入她耳中的是他昨日納了誰，今日又納了誰的消息，都是比她更年輕也許更美貌的女子。而她不能過問，更不敢有任何抱怨，如果他不來了怎麽辦？她將何以自處，別人又會怎樣看她？那悠長而寂寞的下半生，她將怎樣度過？“看朱成碧思紛紛，憔悴支離為憶君。不信此來常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這首哀婉纏綿的《如意娘》，多少可以反映她當時的心境。年華已經老去，前途仍不明朗，那渺茫無期的承諾什麽時候能夠到來？在李治未去感業寺的日子裏，那個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倚門而望的緇衣女子，一定有無數次，為這樣莫測的未來而顫栗。

探究武媚當時的心情，說她不著急是絕不可能，然而患得患失之下畢竟不敢催逼太緊，怕引起對方的反感，得不償失，因此隻能采取這樣委婉曲折的方式反映自己的心事。《如意娘》是相思也是情挑，詩中那個為情愛顛倒迷失的女子形象是那麽楚楚動人，我見猶憐。可見當時出現在李治麵前的武媚，並不是強悍剛烈的強勢女子，展現出的更多的是“腕伸郎膝前，何處不可憐”的溫柔意態。對於這樣一個才華出眾、深情柔婉，而又不會給他帶來任何壓力的女子，李治無疑是非常滿意的，比之少女的青春和美色另具一種吸引。當時太宗去世已經很久，李治也完全適應了自己的新角色，按估計輿論反應應該不會太大，他開始認真考慮把她引入宮中的事情了。第一步，當然要征得皇後的同意。[10]

武則天是如何再次入宮的，舊史上已有不同說法。有指王皇後陰令武則天長發徑直引入宮中的（《唐會要》），有指王皇後建議高宗召入（《資治通鑒》），而兩唐書的《武後本紀》則直指是高宗自行召入（“大帝於寺見之，複召入宮”）。根據大唐製度，皇後雖是六宮之主，大事仍需皇帝親自下詔，後來武則天雖貴為皇後，處死已貶入冷宮的王皇後和蕭淑妃仍需向李治促旨便是明證。劉曉慶版電視劇說王皇後向武則天尋釁，誣陷她偷東西欲杖斃皇帝寵妃，那純屬絕不可能的藝術虛構了。武則天身份特殊，王皇後絕不敢不奏明皇帝就徑直引入宮中有虧皇帝聖德，第一種可能性應該不大。而皇後為皇帝選妃之事，倒是早已有之，長孫皇後就做過，然而彼時長孫後位穩固，此舉不過為了顯示自己的大度和賢德，和王皇後的情況仍然有所不同。對付了蕭淑妃，來了武昭儀，對她又有什麽好處？如是為了薦美邀寵，那麽推薦的也隻會是自己的侍女或是親姐妹這樣知根知底的人物，哪有滿世界亂找槍手的？就算王皇後年輕識淺，她身邊的智囊團也不會由著她這麽胡來的。檢驗李治的後宮狀況，蕭淑妃以貞觀末年最為得寵，永徽初年李治已是廣泛撒網，蕭淑妃對皇後的威脅，並不比先前更為嚴重。而以皇後的強硬背景，以及嫡妻無罪不可輕黜的法律保障，王皇後又何必突然在這個時候急著對付蕭淑妃呢？史載，王皇後“性簡重，不曲事上下”，就是她生性莊重，不善於討好上麵（指皇帝李治）和籠絡下麵（應指一眾宮女宦官了），這樣的性格，與其說她會把武則天藏起來，陰令長發，包裝好了，然後硬塞給李治，給丈夫一個驚喜討取歡心，還不如說李治突然把住在尼寺的女朋友帶到她麵前，讓她大大地驚訝來得可信。

由上所述，個人覺得兩唐書武後本紀的說法當更接近真實，武氏實為高宗自己召入，搞那麽多花巧，無非為了掩飾李治自己積極主動子納父妾的事實罷了。畢竟，《高宗實錄》是李治親自審定，武則天再度修改，李唐後人最終定稿的。對於李唐皇族來說，李治才是他們的父親，武氏才是他們的母親，又有誰會在意那個和李家沒有絲毫關係的王庶人的毀譽呢？這就是弱者的悲哀，隻有任人塗抹的份兒，沒有絲毫辯白的機會。而當時麵對著丈夫和丈夫的新歡（舊愛？）的王皇後，其實也是沒有什麽選擇餘地的。她是皇後，因此必須大度。既然已經無子，那麽就不能再嫉妒。收留下這個新侍女的滋味，大概也就隻有她自己知道，恐怕未必是幸災樂禍地就等著看蕭淑妃的笑話吧！然而就算心有戒備，她也不會想到，眼前這個恭謙有禮的侍女，日後將會改變她的整個人生。

而這對於武媚而言，同樣是人生的一大轉折。她終於結束了地下夫人的身份，正式成為李治後宮中的一員。再一次踏入長安宮廷的武媚，心裏想必是百感交集的吧。十四年，整整十四年！走過千裏萬裏，她終於又回到這裏。十四年前，她還隻有十四歲，還擁有大把的青春和少女的憧憬，“見天子庸知非福？”的話語言猶在耳，隻是現在聽起來更像是諷刺而已。而今華年已逝，起點甚至更低，隻是一個卑微的侍女。但這已是她花費了無數的辛苦，無數的心機，才能換來的呀！從此以後，她再也不曾讓任何機會從她指尖溜走，因為，她已經輸不起。

“初，武後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痛柔屈不恥以就大事，帝謂能奉己”，“始，下辭降體事後，後喜，數譽於帝”，“昭儀伺後所薄，必款結之，得賜予，盡以分遺。”從這些文字中，我們可以想見武媚初入宮時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態。她那低眉順眼甘心伏小的姿態，就連王皇後也深為滿意，忍不住為她說好話，一眾宮女和宦官自然更是眾口一詞地讚譽有加。這種姿態是否為了成就日後廢後的大事，個人以為是不能一概而論的，至少在她初入宮時，這是為了能在宮中立住腳的必要舉措。皇後畢竟是六宮之主，得罪了她有什麽好處？而廣結善緣，處處多栽花少栽刺，正可以看出她內心的淒惶，作為一個曾侍奉過先帝身份尷尬的普通侍女，她可不願意再被人像垃圾一樣踢到哪個寺廟哪個角落裏去，這種“懂事”和“本分”下麵的淒涼和無助，又豈是別人想象得到的呢！不過，對於下人的籠絡也為她打下了良好的人緣基礎，日後組建後宮情報網時事半功倍，不僅在爭寵上，在和丈夫兒子爭權上也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是後話了。

說到這裏，我們不能不提及武則天的父親武士彠了。在隋末唐初的那段風雲歲月，武士彠便是依靠善觀時通變迎奉攀附的長才而發跡的，他對李淵刻意巴結所營建起來的良好私人關係，是他官運亨通步步高升的原因之一，有時候就連李淵都忍不住說他諂媚太過了。可是就算最拙劣的奉承話也比最高明的批評聽著順耳舒心，何況是曆經滄桑練達世故又有相當文學才華的武媚。這方麵，她無疑繼承了父親的性格，但更巧妙更具有女性的細心和慰帖。和她相比，皇後不過是個不諳世事的貴族小姐罷了，很快就給武媚的幾句好話擺布得服服帖帖，“後喜，數譽於帝”，這樣被人賣了還要幫忙數錢的單純和無權計，卻占據著至高無上的後位，看在武媚眼中，自是有一番想法的。

那段時光，大概也是李治最幸福的時候。武媚對於王皇後尚且“下辭降體”，對於這個掌握著她命運的大唐天子更是加倍的小心翼翼，全心全意地迎合奉順了。那時的武媚，沒有了太宗在世時的顧忌和避嫌，不像在感業寺時的咫尺天涯，而是全身心都屬於他，釋放出所有的溫柔和體貼。“屈身忍辱，奉順上意”，“帝謂能奉己”，如果說貞觀時期的**還帶著青春期少男對於成熟女性的朦朧的好奇，感業寺的相會還帶著挑戰禁忌的瀆神的刺激，那麽這個時候的李治，則是整個人都被她打動和征服，她那以人生經驗為底蘊的懂分寸、知進退的世故和智慧，顯然是王皇後、蕭淑妃這樣一帆風順的嬌嬌女所不具備的，更讓敏感而依賴性強的李治找到了久違的溫柔和依靠。而她在文學、音樂和書法等各方麵所表現出的才華，也讓李治為之傾倒，詩詞唱和、琴瑟和鳴成為他們愉快的閨中遊戲。這樣身兼成熟女性的嫵媚和慈母般溫存的女子，正是李治夢想中的極品。熱戀變成迷戀，從貞觀二十年（628年）到永徽三年（652年），長達六年相思累計起來的情感，讓皇帝對舊情人的眷愛很快到了非卿不歡的程度。如同柏楊先生所說：“一個沒有人生經驗的年輕男子，一旦落到一個經過長夜痛哭、企圖心強烈、年齡又已成熟的美女之手，就像一隻蒼蠅落到蜘蛛網上，除了粉身碎骨外，很難逃生。”她的溫柔很快將他淹沒，她那似乎能洞悉他心思的微笑，是他一生的劫。

幸運之神終於開始向她微笑，武媚迅速自眾多佳麗中脫穎而出，占盡皇帝的寵愛，她懷孕了。大喜過望的李治自然不肯讓她再委委屈屈地做侍女，立即將她提升為昭儀，貴為九嬪之首。這樣的升遷速度，已經不能用坐直升飛機來形容，簡直是坐火箭了。已然失寵的蕭淑妃固然是嫉妒得眼睛發綠，就連一向將她視為自己人的王皇後也不由得心驚。隻是懷孕已經這個樣子，要生下的是男孩那還了得？無子始終是皇後的致命傷，於是聽從舅舅中書令柳奭之言，收養後宮宮人劉氏之子陳王忠，外朝聯絡長孫無忌請立忠為皇太子。這年李治不過二十五歲，照說沒必要這麽早立太子，可是為了給長孫無忌麵子，更是為了報答皇後收留武媚的緣故，皇帝仍然照準了，並以德高望重的老臣於誌寧為太子少師。事實上陳王忠於永徽三年（652年）七月被立為皇太子，當年年底武昭儀便誕下一子，起名為弘，證明皇後的擔心絕非無因。

從南北朝起，激烈的社會動**讓世人有種浮生如夢的感覺，一直流傳著類似末世論的“終世之說”，餘風流於初唐。民間因有佛教的彌勒崇拜，傳說未來佛彌勒將會化身為人普度眾生。後來武則天稱帝就利用了這一傳說，自稱是彌勒化身金輪普照，自己上尊號大周金輪聖神皇帝。而道教則有“老君當治”“李弘當出”的讖語，指太上老君將轉世為人主化名李弘，假李弘之名起事造反的也曾發生過多起。因此不少學者相信，李治和武則天的長子取名為李弘自有深意，暗含著對這個孩子的無限期望。[11]然而，王皇後已經先下手為強地立了忠為皇太子，再多的期望也隻能蘊藏在心間，打好基礎再說。事實上初入宮整整三年，武昭儀幾乎什麽事也沒有做，隻是忙著討好丈夫，為他不停地生兒育女而已。繼李弘之後，武昭儀又接連生下長女安定公主和次子賢。

龍蛇之蟄以存身，尺蠖之屈以求伸。經過三年時間的經營，此時的武媚，已經不再是那個擔心隨時會被人踢出局的小侍女了。她不僅成功地立住了腳跟，且成為集三千寵愛於一身的天子寵妃，所獲得的寵愛和信任，後宮之中已再無一人可以與她比肩。身份的不同必然帶來心境的轉變，明慧如她，野心如她，又豈甘心終老於妾室之位？在武昭儀平靜而溫柔的微笑裏，一場即將震動整個後宮乃至朝廷的風暴，正在不動聲色地醞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