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曾國藩回任兩江 李鴻章總督直隸
按禦前會議的結果，軍機處給曾國藩及沿海督撫一份廷寄，內容自然是指授方略，除要求戰備外，還指示：“洋人詭譎成性，得寸進尺，若事事遂其所求，將來何所底止？是欲弭釁而仍不免啟釁也。此後如洋人仍有要挾，恫嚇之語，曾國藩務當力持正論，據理駁斥，庶可以折敵焰而張國威。總之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曾國藩總當體察人情向背，全局通籌。”
這份廷寄其實照顧了主戰清流的情緒，聽上去好像朝廷一力主戰，是曾國藩“事事遂其所求”，太過軟弱。其實朝廷的真實意思仍然是求和，但是不肯去背軟弱的罵名，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依然把難題推給了曾國藩。
除了這份廷寄，內閣則明發了一份上諭，是按曾國藩所請將他的奏折明發天下。但明發的內容隻是部分摘抄，大家看到的是曾國藩為洋人喊冤，認為洋人是文明國家，不可能幹挖眼剖心的惡行。而他是如何得出這番結論的原因，卻隻有隻言片語。因此，看到上諭的人無不認為曾國藩是被洋人買通了，做了可恥的漢奸。
京中清流最先得到消息，無不痛罵曾國藩枉為國家柱石。他的同年、同鄉紛紛寫信，客氣地表示惋惜，不客氣的滿紙責問。向以曾國藩為驕傲的湖南同鄉更是深以為恥，竟把湖南會館中曾國藩所題匾額燒毀。
最讓曾國藩尷尬的是，朝廷已旨準將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交部議罪，但刑部卻不肯接收。他們的理由也冠冕堂皇，說如果把兩人押解進京，法國公使羅叔亞則非要來聽審，實在有失朝廷顏麵。因此，府縣官員不能押解進京，而是在天津就審。上諭說——
曾國藩等應於張光藻等抵津後，先後取具親供，照會羅叔亞。如羅叔亞仍自狡執，自應詢問該使府縣幫同主使究竟有何證據，即得之傳聞，亦應將聞自何人確鑿指出，再行當堂質訊以昭核實。若以遊移無據之詞，欲將該府縣正法，斷不能如此辦理也。張光藻等既在天津傳質，羅叔亞自亦應在津。如羅叔亞進京更無轉圜地步，曾國藩等諒亦統籌全局，熟計深思。將此由六百裏密諭知之。
明明是無人肯接燙手的山芋，卻把難題推給他來處理，又如此堂皇，仿佛他連審案的常識也不懂。這份密諭讓曾國藩十分懊惱，同時他又接到兒子曾紀澤的信，也是勸說不該拿地方官議罪。曾紀澤是曾國藩的長子，向來對父親極是恭順，可在這封信裏，他卻毫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撤道、府、縣三官，誠足以悅洋人之意，然若因此遂失民心，則所損者大，而患方未已，似宜斟酌盡善，然後行之。男竊謂此次洋務之所以棘手者，不徒在洋人凶悍、百姓之刁蠻，又在於部署（指總理衙門）、商臣（指崇厚）毫無遠慮，禍難未至而先自擾亂也。此時事務，最不可先失民心，欲得民心，在於保全好官而緩言輯凶。”
曾國藩知道拿地方官治罪肯定要得罪清議，隻是沒想到後果如此嚴重。朝廷要他力保和局，卻要表現出一副強硬的態度，曾國藩心裏窩囊，多少有些被朝廷出賣的感覺。想想如果民心盡失，天津百姓對他這位總督大失所望，再出事端，他就是維持和局也未必能辦得到。因此，他當天給兒子複信——
字諭紀澤兒：
羅叔亞十九日到津，初見尚屬和平，二十一二日大變初態，以兵船要挾，須將府縣及陳國瑞三人抵命。不得已從地山（指崇厚）之計，竟將府縣奏參革職，交部治罪。三人俱無大過，張守尤洽民望。吾此舉內疚於神明，外慚於清議，遠近皆將唾罵，而大局未必能曲全，日內當再有波瀾。吾目昏頭暈，心膽俱裂，不料老年遇此大難。茲將羅使照會及吾複照抄去，以明父之隱忍，實非得已也。
餘自來津，諸事唯崇公（指崇厚）之言是聽，摯甫等皆咎餘不應隨人作計，名裂而無救於身之敗。餘才衰思枯，心力不勁，竟無善策，唯臨難不敢苟免，此則雖老不改耳。此諭。
滌生手示
第二天，法國公使羅叔亞再次提交照會，要求將天津府縣官員和陳國瑞正法，並緝拿凶犯。曾國藩這次毫不猶豫地回複道：“要治地方官員之罪，必須有確鑿證據。至於凶犯，本督一至天津就督責地方在查辦，然而當時情形混亂，取證極難，尚需時日。”
下午崇厚也來見曾國藩，並通報道：“侯相，今天上午下官在紫竹林會見了法國水師提督都伯理，他說必須拿地方官員正法，而且要盡快緝拿正凶，明天四時前不答複，他們就要進京與總理衙門交涉。”
此時，曾國藩對崇厚的看法已有些改變，回想他到天津以來的交往，覺得此人的確太過媚洋，自己也信他太甚，與洋人交涉才太過軟弱，所以果絕地回道：“這個絕對做不到。交部議罪已經有些過分，把官聲俱佳的地方官正法，那可真是漢奸了。”
崇厚也感覺出了曾國藩態度的變化，又說道：“法國人又從廣東征募四千匪徒，凶悍異常，隻怕不答應洋人，他們有可能進攻天津。”
曾國藩捋著胡須道：“我不答應又能怎樣？”
“大沽口的兵艦又增了一艘，聽說是俄國的。”
曾國藩冷笑道：“他們有兵艦，總不能開到京城去。他們若上了岸，便是旱鴨子。我已密調銘軍到天津，李少荃正從陝西星夜兼程而來。洋人有洋槍洋炮，李少荃的淮軍也不缺落地開花彈。有本督在，洋人想進京恐怕沒那麽容易，他們要開戰，先得踏著我的屍體過天津。”
聞言，崇厚大驚失色，他以為曾國藩真已拿定了不惜開戰的決心，從前的軟弱，也許隻是為了贏得時間從容調兵。崇厚已得到旨意，讓他交卸後就起程去法國。如果他去了法國，兩國卻開了戰，他怎麽交涉？如果能夠讓羅叔亞滿意，他在法國的差使也好辦。他覺得曾國藩轉而強硬，能夠把他調走最好。告辭回去，他立即密奏朝廷，說曾國藩病體加重，當客嘔吐，請簡派重臣接替。
崇厚的奏折到京，朝廷真動起了派人接替曾國藩的念頭。原因有三：一是曾國藩被人罵作賣國賊，已難孚眾望。另派人前往，也算救曾國藩出火坑。二是羅叔亞進京，指責曾國藩有意為地方官開脫，有意放走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回原籍以逃避製裁，而且輯凶不力，到天津已近兩月，而隻抓了七個正凶。三是曾國藩有些不聽總理衙門招呼，尤其在緝拿凶犯上，總理衙門一催再催，而他總以難有確證為由推托。總理衙門怕洋人不耐煩了，事情難以收場。
接替曾國藩的人選，朝廷中樞其實已成竹在胸，那就是從陝西正趕往直隸的李鴻章。由李鴻章接替，再合適不過。一是李鴻章手裏有淮軍，可做戰和兩手準備。二是曾李二人是師承關係，學生接老師手裏的燙手山芋最為合適。其三，李鴻章從帶兵入滬起就與洋人交涉，駕馭洋人的能力連曾國藩也自愧不如。尤其他處理的教案，真是舉重若輕，沒給朝廷惹麻煩。
李鴻章處理第一起教案的時候，剛署理兩江總督。洋人教士到總理衙門去交涉，要求歸還金陵城的教堂財產。總理衙門將此事推給李鴻章，李鴻章一調查，發現此案是個陳年舊案。康熙年間，在金陵城有個洋人的教堂，規模還不小。到了雍正年間開始禁教，把傳教士都打發走了。後來，教堂也被拆掉，蓋起了民房。到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外國取得在中國傳教的權力，法國傳教士於是提出歸還康熙年間建造的教堂。教堂早就拆毀建成民房，怎麽還？地方官提出另選個地方給傳教士，但傳教士不答應，因為教堂原位置相當不錯，位於金陵城繁華地帶。
李鴻章接手教案後，立即上奏，說教案他可以妥善處理，但不能催得太緊。他知道總理衙門太怕洋人，隻要一遇到教案，就督責地方委曲求全，盡快讓洋人滿意，免得鬧心。但金陵百姓花錢買的地方，自己建的房子，怎麽肯讓出來？你如果來硬的強拆，非引起民亂不可。他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拖延，而且法國人也未必會因為這麽一件事就動刀兵。所以，他上書總理衙門說——
彼族恫疑虛嚇，是其慣技，得隴望蜀亦其常情。臣與交涉最久，如白齊文、戈登前事，風浪極大，究其曲不在我，以理相持，以誠相感，終可消弭無形。至尋常傳教之事，似不至以微嫌細故遂成決裂，亦不得因其恐嚇逼迫遂無限製。且入手之初，彼氣過盛而欲太奢，幾莫測其所底止，況輿情不順，公論弗然，勢亦未可以勉強。故不能不緩宕以折其氣，而逆製其無厭之心，此又辦理洋務不得已之實情也。
李鴻章的意思就是一句話——不急，拖拖再說，拖到他們沒脾氣了，事情自然好辦。
接下來他的確也就是這樣辦的。聽說他接手教案，法國傳教士就到總督府找他，他吩咐擋駕，傳教士在大門外又吵又叫，李鴻章喝茶聊天，就是不理。拖了六七天，終於讓傳教士見了一麵，然後好像真的調查起來，不過，他一直調查的是傳教士在金陵的不法情事。傳教士來問，李鴻章依然不見，隻讓下人告訴他，說總督大人非常重視，一直在深入調查。
一查查了半年多，法國公使出麵，氣恘恘地向李鴻章興師問罪，李鴻章不待公使開口，便把幾十份狀紙推到公使麵前，全是金陵百姓狀告傳教士和教民不法行徑的。
法國公使道：“我來是為歸還教會財產案，別的事不管。”
李鴻章笑著道：“公使應當管什麽事我不清楚，我署理兩江總督，兩江的事情我都必須管，既然百姓狀告傳教士和教民，我自然要管。這些案子都互相關聯，我不管也不行。”
法國公使啞口無言，他去總理衙門施壓，李鴻章回複總理衙門，說盡管把一切事情推到他頭上，讓洋人與他交涉。這樣又拖了兩個月，江南教區主教親自登門，態度完全變了，隻希望能給個地方建教堂。李鴻章說道：“中國人的廟宇有許多建在山中，我就在東門外的山上給你們劃片無主地，有山有水，再好不過了。”
主教嫌遠，李鴻章則堅持不可能在城內劃地方，這樣民教混雜，難免生亂。這樣討價還價，最後在南京城外給他們劃了一片地方了結此案。而這個結果，就是地方官最初拿出的方案，當初傳教士無論如何都不肯答應，總理衙門也覺得這種處理辦法根本不可能。可是讓李鴻章拖了一年多後，法國傳教士被拖得筋疲力盡，最終答應在城外建教堂。
總理衙門對李鴻章的手段十分驚奇，自然記憶猶新，因此，讓李鴻章接替曾國藩處理教案，真是不二人選。
可把曾國藩放到哪裏？畢竟他是國家勳臣。他身敗名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當了朝廷的替罪羊。朝廷明麵上雖然不說，但心知肚明。所以，從慈禧到恭親王，都覺得必須讓曾國藩有個合適的去處。
正在發愁的時候，兩江總督馬新貽被人刺死了。
馬新貽（1821—1870年），字穀山，號燕門，又號鐵舫，回族，山東菏澤人。他是李鴻章的同年進士，也是靠與太平軍、撚軍作戰起家的。兩年前，曾國藩調任直隸，兩江總督出缺，當時李鴻章滿懷熱望，可朝廷怕湘淮勢力在兩江根深蒂固，因此將資望淺於李鴻章的馬新貽從浙江巡撫任上升任兩江總督。他到兩江後，很重視練兵，經常到督署東邊的校場去檢閱。校場緊挨總督府，從一個偏門就能直接過去。所以每次去校場，他總是走這個偏門，身邊所帶就是兩個貼身親兵和一個親信長隨。
七月二十六日這天，他檢閱完後回督署，走過偏門後，突然有人跪下高舉狀子喊冤。馬新貽親自去扶，不想那人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反手一刀紮進他的胸脯，跟隨的人根本來不及反應。
馬新貽死了，需要派新總督。而堂堂兩江總督竟然連命也保不住，可見兩江並不安定，非派威望素著的重臣不可。而曾國藩部舊遍布兩江，又是湘軍領袖，由他前去定能鎮得住。因此朝廷很快發布上諭，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而正從陝西趕往直隸的李鴻章，則接替曾國藩出任直隸總督。
讓李鴻章帶兵入衛和總督直隸的消息都讓他大喜過望，甚至可稱為雙喜臨門。不但救他出了火坑，而且把他推上了天下督撫之首的位置。
兩年前平定撚軍後，曾國藩總督直隸，李鴻章回任湖廣總督，而資曆不及他的同年馬新貽則出任兩江總督，李鴻章自然有些不痛快。其實，在湖廣總督任上，他真正治理湖廣的時候並不多，朝廷先是讓他去四川查吳棠貪墨的案子，順便處理酉陽教案，前後用了半年多。回武昌不久，貴州苗民造反，朝廷又讓他帶兵去貴州。貴州偏遠之地，打仗毫無把握不說，遠離中樞，即便是打了勝仗，時日稍長，豈不會被人淡忘？所以他以要訓練步兵為由，遲遲不肯起行。接著，陝西戰事出了挫折，劉鬆山戰死，形勢危機，朝廷又改派他去陝西。
在西北統帥大軍的是左宗棠，李鴻章如何願意去受他的窩囊氣。所以他又上奏朝廷，說西北作戰，非有馬隊不可。他以此為由，在武昌拖了兩個月又走了一個月才到潼關，在潼關停留一個多月，又走了半個月才到西安，這時已經六月底，天津教案已經發生了一個多月。
到西安沒幾天，還沒來得及去與左宗棠相商，七月初四，他便接到帶兵入衛的上諭——
本日據崇厚奏稱，曾國藩病症複發，臥床不起，勢甚危篤，事機十分棘手等語。法國水師提督都伯理到津，且以兵船恫喝，勢將決裂。本日已派毛昶熙前往天津，會同曾國藩辦理。並令丁日昌由海道赴津，幫同商辦。唯該國既有兵船到津，亟應豫籌備禦，曾國藩病勢甚重，一時實乏知兵大員。刻下陝省軍情稍鬆，著李鴻章移緩就急，酌帶郭鬆林等軍克日起程，馳赴近畿一帶駐紮。屆時察看情形，候旨調派。現在事勢緊急，該督務須迅速前進，毋稍遲誤。其陝省防剿事宜即著知照左宗棠妥籌辦理，將此由六百裏加緊密諭知之。
接到這份上諭，李鴻章十分高興。他當天就傳知郭鬆林、周盛傳等軍馬上啟程。他則於第二天先帶八營啟程，計劃到潼關渡黃河，取道山西馳赴直隸。同時他給署理湖廣總督的大哥李瀚章寫信，讓他幫辦糧草軍火，又上奏請劉銘傳幫辦軍務，其行動之迅速，簡直如同逃離虎口。他在給曾國藩的信中說：“在陝本為贅疣，借此消差，氓然無跡，一意驅車渡河。”
直隸總督肩負拱衛京師之責，世稱天下督撫之首，非親信重臣不能獲任。李鴻章得此重任，無疑證明他的地位已經超過乃師曾國藩。換句話說，他的淮係勢力正式壓倒了曾國藩的湘係。對李鴻章而言，更讓他高興的是，淮軍的餉源地又增一省。平定撚軍後，為了打消朝廷的顧慮，他主動裁撤淮軍五十餘營，但七十五營精銳保留下來，其中銘軍二十餘營留防直魯交界的張秋、東昌，以備曾國藩調遣；慶、勳兩軍二十營駐防江蘇，他則自帶郭鬆林武毅軍、周盛傳盛軍和親軍槍炮隊十九營赴湖北。隨後潘鼎新回任山東藩司，鼎軍七營駐防魯境。淮軍防區從江蘇一省而擴展至蘇、鄂、魯三省。如今他總督直隸，直隸自然也成為淮軍防隊和餉源地。直魯為畿輔重地，蘇鄂為財富之區，淮軍雖非國家經製之師，但其作用已然超過八旗綠營。
隨行的將領、幕僚都來祝賀，獲鹿知縣得悉消息也來祝賀。等打發走各路賀客，他親筆上折謝恩。雖是官樣文章，但不能不動一番腦筋。首先，他要表明自己效忠朝廷、效忠皇上的決心，還要表明自己接任後的態度，那就是一切按照曾國藩的舊章辦事。之所以要如此表白，一則天津形勢正在緊張之中，朝廷最希望的是一個穩字，他最好不要折騰；曾國藩是他的老師，尊重師門也不宜新官上任亂放火。李鴻章文幕出身，倚馬可待，略作潤色便出來了——
奏為恭謝天恩，仰祈聖鑒事。竊臣於獲鹿縣行次接準兵部火票遞到，同治九年八月初三日內閣奉上諭：直隸總督著李鴻章調補。欽此！當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伏念臣才識疏庸，屢膺疆寄，自去春位楚以後，使蜀援秦，馳驅不息，在任之日少，在外之日多，地方吏治愧未能盡心整飭，悚惕方深。茲蒙簡命調任畿疆，值海防吃緊之秋，正臣職難寬之日。唯畿輔要區，為皇都拱衛，根本大計，綱紀攸關，稍存瞻顧之心，即昧公忠之義。現在津案末結，河工待修，凡柔遠能邇、練軍、保民諸事，皆當規劃閎遠，非老成碩望如曾國藩不足以資鎮撫。臣雖檮昧，何敢畏難諉卸，上負聖明？唯有勉竭愚忱，一守曾國藩舊章，實力講求，倍矢兢惕，以圖報稱而慰宸廑。
然後，他再給曾國藩一封親筆信，自然要謙虛幾句——“鴻章知無退步，不得不純任自然，非真能任艱巨者。”另外報告自己的行程，“旨催赴津，擬在此休息一日，過保定再駐數日，或留親軍於彼，間由水路來謁。”
八月十二日，他到達了直隸總督府駐地保定，便不再往前走了，決定在此駐紮幾日。原因倒不是太過勞累，而是天津教案的緣故。天津教案的辦理情形，曾國藩經常有書信給李鴻章。總理衙門受到法國公使的脅迫，一再督促曾國藩對天津府縣治罪，捉拿殺洋人的凶犯抵命。天津府縣無罪可治，而打死洋人的人到底是誰，取證實在困難。兩個多月時間，曾國藩隻拿到確有證供者七人，略有證供者二十餘人。朝廷覺得太少，沒法向洋人交代，要求將來正法的正凶，應當與洋人死亡人數相當。曾國藩實在沒有辦法，與從乘輪船趕到天津會辦教案的江蘇巡撫丁日昌反複商討，隻得變通辦理，隻要有兩個人證明打過洋人，就以正凶定案。這樣拚湊下來，曾國藩打算正法二十人左右，再軍流、徒罪一部分。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充軍黑龍江。
李鴻章知道這樣處理一批人犯，洋人未必能滿意，而朝野上下則必定痛罵曾國藩。天津教案是個大泥坑，曾國藩已經滾了一身泥，弄得身敗名裂。如果自己如朝廷要求急匆匆去天津赴任接手，他必定也成為千夫所指的罪人。這樣的傻事，他李鴻章不能做，這樣的冤大頭，他李鴻章不能當。反正曾國藩已經落了一身罵名，不妨讓他挨罵到底，待他把處理結果上奏後，他再去接任，所以他以中暑為名在保定住了下來。住了兩天，他覺得這點小聰明瞞不過閱曆豐富的曾國藩，不如幹脆說到明處，老師能夠體諒最好。所以他給曾國藩寫了一封親筆信說：“津案拿犯一節，實為題中要義，而三輔紳民與都中士大夫群以為怪。鴻章冒暑遠行，蒞省後委頓異常，不得不略微休息，兼以初政即犯眾惡，實為政之大忌。尊處能將凶犯議抵依限議結，鴻章到津，未了各事必全力擔承。”
曾國藩理解這位學生的心情，自己已身敗名裂，再讓高足滾一身泥，確實也沒必要，因此他就盡快分兩批上奏處理方案：張光藻、劉傑革職，發往黑龍江效力；正法凶犯二十名，充軍流放二十九名；賠償撫恤共計四十九萬七千兩白銀；派崇厚為特使，前往法國道歉。
此折一上，曾國藩再次被罵。李鴻章則於朝廷批準方案後起程去天津，於八月二十五日到達。天津城內外到處是揭帖，“賣國賊”“洋走狗”“法國人的孝子賢孫”，罵曾國藩、罵丁日昌。許多揭帖重疊相加，看來是揭了又貼，揭不勝揭。丁日昌到天津會辦教案，也被罵得狗血噴頭，有些出乎李鴻章的意料，可見天津百姓與朝廷的態度相距十萬八千裏，要妥善處理，絕非易事。
第二天，他前去通商衙門拜見曾國藩，見麵就要行跪拜大禮。曾國藩連忙兩手虛扶製止道：“少荃不可，如今你已是天下督撫之首，斷不可行此禮。”
曾紀鴻連忙過去扶李鴻章，曾國藩的心腹幕僚薛福成，則親自奉茶。
曾國藩握住李鴻章的手說道：“少荃，天津教案，我是內愧神明，外慚清議，真是無顏麵對。”
“老師不必如此說，老師以大局為重，不開戰端，老成謀國，處置極為妥當。大清朝野，無論誰來處置，都不可能比老師高明。”曾國藩知道李鴻章是安慰他，但畢竟心頭稍稍寬慰。
兩人又互相問候了身體起居，曾國藩這才問道：“少荃，你怎麽看這次教案？”
李鴻章坦言道：“完全是謠言導致的劫難。老師說得不錯，挖眼剖心，就是野蠻國家也不可為，何況英法這樣的文明大國？可是偏偏有人信。洋人挖眼剖心種種說法已非一日，從江南到江北，皆有此類傳言。本來百姓就仇視洋教，這樣的傳言豈不是火上澆油？老師要求朝廷把津案調查情形明發天下，讓朝野都知道洋人並無挖眼剖心的惡行，不要輕信謠言，不要以謠言為理由去攻擊洋人，這才是以水滅火之道，甚至可稱是釜底抽薪。可惜不少地方官不明事理，往往火上澆油。”
薛福成插言道：“有些地方官未必不知道這是謠言，可為了保護百姓的一片愛國至誠，所以不加製止。”
“叔耘，妄殺洋人不是愛國至誠，縱容這種行為更不是保護百姓的愛國心，這是愚民蠢策。本來我朝就以泱泱上國自居，以為洋人洋務不必學也不能學，每倡一項洋務必然是阻撓重重。如今我們再放任洋人挖眼剖心的無稽之談盛行朝野，豈不更加讓我們蔑視洋人國家的文明，推行洋務豈不更加艱難？打個比方說，你與對手對陣，光明正大的辦法應該是練好你的武藝，而不是往對方身上潑髒水，你把他汙得不像樣，並不降低他的實力，而你可能因為輕視他的實力而吃更大的虧。現在西方列強，都在你追我趕，比著賽看誰的軍備厲害、商業發達，沒有哪一個國家靠愚民蠢策來興國。”李鴻章又洋洋灑灑說了一大通話。
曾國藩歎道：“少荃說得極是，我當初堅持要朝廷明發我的調查，就是想讓朝野上下知道，這場教案天津百姓也是有錯的地方。誰料無人肯信，反倒說我是被洋人收買，真是讓人無話可說。”
“朝廷明發的上諭是摘錄老師的奏折，不免前言不搭後語，尤其是老師所做的分析，把國人誤解洋教的原因分析得十分透徹，如果仔細讀過，對洋教的種種疑惑、揣測或可豁然開朗。可是朝廷的明發斷章取義，反而讓國人誤解了老師。”李鴻章一語道破。
“國人誤解洋教，要說到根本還是中西文化不同。國人敬畏祖先視為當然，數典忘祖視為不肖之輩，人過世後入祠堂享受後輩香火，逢年過節則進香祭祖。而洋人隻信天主，入了教就不能給祖宗燒紙上香，這樣的洋教怎能得到國人的認同？因此，凡入教的人必被罵為洋奴漢奸、不肖之輩。因此，善良之輩罕有入教者，入教者多是地痞惡棍。而洋人為了吸引教徒，一味偏袒教民，民教發生糾紛，便黑白顛倒，指鹿為馬，而朝廷太過軟弱，讓地方官一味遷就，結果傳教士幹預地方，欺壓良民，惡性循環，以至於教案不斷。國人本來就看不慣洋教，洋教士和教民又仗勢欺人，朝廷則一味軟弱，百姓胸中的窩囊氣越聚越多，就如幹柴烈火，一個火星就可烈焰升騰。現在地方官最難當，如果佑民抑教，洋教士不答應，動不動就去找總理衙門，總理衙門必定要地方妥協；如果扶教懲民，使民氣沮喪，就是驅民歸敵。更為可慮的是，入教的人越來越多，數十年後，如遇變故，中國還有禦敵之兵嗎？”薛福成所言，雖然不乏書生氣，但這番見識已經十分難得。
李鴻章聽了後又道：“叔耘所慮深遠。朝廷之所以軟弱，根本還是我們國家太弱的緣故，而要趕上洋人國家，就得謀求和局，有幾十年的和局，我們大辦洋務，待國力強大了，我們便不必事事看洋人臉色。譬如這次天津教案，如果我們也有鐵甲鋼艦泊在大沽，便可不卑不亢與洋人協商，老師又何必膽戰心驚，受這麽多委屈。國家太弱，就連老師這樣的國之柱石也難免受洋人窩囊氣。所以，眼下盡快把教案了結，洋人撤走兵艦，咱們能好好辦幾件洋務，便是為老師出了口氣。”
“少荃，朝廷已經旨準我上報的辦理方案。我所抱愧的是張太守、劉明府充軍黑龍江，兩人並無大過，是陪老夫一道為國家受屈。”曾國藩拍拍李鴻章的手背，以示心領。
李鴻章建議道：“老師對張太守、劉明府已庇佑有加，隻怪洋人逼迫太甚，非要天津府縣抵命，老師不得不遵從朝廷旨意治罪，兩人應當明白老師的苦心。學生倒覺得老師徒然苦惱無益，不如設法多籌些川資，對他兩人有實際的幫助，這也算是一個切實的安慰。”
“我也正有此意，已經從我養廉銀中拿出三千兩。”曾國藩連連點頭。
“老師清廉自守，拿出三千兩已屬不易。學生再想辦法籌集萬把兩，以老師名義轉交兩位的家人。老師即將回任兩江，這件事由我來想辦法最為恰當。”李鴻章把這個事攬了過來。
“少荃，接下來的善後都交給你了。我最近精神委頓，連公文也不能及時處理，但願洋人不會再有其他妄求。”
“老師放心，一切由學生來與他們糾纏。”李鴻章忽然想起一事，“我聽說法、布兩國開戰，法國大敗，這倒是了結教案的好時機，我們不妨利用一下。”
法當然是指法蘭西帝國，布則是指普魯士，當時翻譯為布魯士。普法兩國為爭奪歐洲霸權，關係長期緊張，1870年7月19日，法國對普宣戰。戰爭開始後，法軍接連敗北，9月2日，拿破侖三世親率近十萬名法軍在色當投降。此時，消息剛剛傳到中國。李鴻章留意各國大勢，無論走到哪裏，上海的新聞紙總以最快速度遞到他手中。
沒想到曾國藩搖頭道：“我也聽說了，不過，萬裏之外的戰局如何能夠利用？所以我勸你不要有此想法，也不要將這種消息入奏，不然朝中那些主戰派再起了開戰的念頭，豈不是貽害無窮？”
“老師說得極是，學生定然不會以此入奏，不過，總理衙門想必已經知道了。”
“他們知道是他們的事，最好他們也不要以為有機可乘，再想三想四。京中清議皆以為可以一戰，如果真有一戰，即使今年能僥幸獲勝，那麽明年、後年呢？即使天津能支持，大清萬裏海疆，又沒有洋人那樣的兵艦，東南沿海怎麽禦敵？輕開戰端，少不了又是締結喪權辱國的條約，所以我寧願挨罵也要力維和局。少荃你最知道，洋人向來論勢不論理，我國勢積弱，不委曲求全又能如何？”
李鴻章知道，老師是怕他起了主戰的念頭。和洋人據理一爭的念頭是有的，主戰無論如何他連想也沒想過：“謹記老師教誨。自古以來，戰和之間，局外人好作議論，不諒局中人的艱難，動不動就高呼一戰，以為真能挽救大局，等真動起手來，國家受無窮之累，而他們反得清議好名。學生說句不敬的話，老師太在意這些人的議論，老師為國家計所受委屈有誰盡知？而他們信口謾罵，尖酸刻薄已極。學生拿這些人隻當跳梁小醜，老師也不必太放在心上，屈壞了身子，受累的是自己。”
“要論心胸開闊，我不及少荃。”曾國藩拍了拍李鴻章的手。
李鴻章看曾國藩疲倦不堪，就告辭了。薛福成借口去送，一直到了通商衙門門口才與他說話：“伯相，侯相為了保和局，外受洋人逼迫，內受清流痛罵，我們看在眼裏，急在心裏，也氣在心裏。如果再責備侯相，真是沒有心腸。可是在下看來，這次教案處理得太過軟弱。朝廷一味保和局，底子裏太軟，但麵子上又要強硬，因此一味逼迫侯相。侯相手裏沒頂用的兵，所以對洋人也是一味遷就，洋人也就得寸進尺。都知道伯相善於駕馭洋人，接下來與洋人談判，但願伯相不要太過軟弱。應該讓洋人知道，即便是隻兔子，逼急了也會咬人。”
李鴻章笑了笑道：“洋人連侯相麵子也不給，我拿什麽跟他們爭？”
“這些年我留意了一下教案，對洋人總是太過軟弱，地方官受委屈，百姓也是受委屈，畏懼洋人因循日久，非激出大禍來不行。天津教案不過是個小小的信號。”
李鴻章對薛福成的見識心裏暗暗點頭，嘴上卻道：“教案太過複雜，並非軟與硬、和與戰那麽簡單。不過，你的提議我還是認真受教的。”
行館中已經好多人在等待拜會。李鴻章看了手本，有新任天津道府縣官員，有工部尚書、總理衙門行走、暫署三口通商大臣毛昶熙，有江蘇巡撫、會辦天津教案的老相識丁日昌。天津地方官可暫且不見，毛昶熙非見不可。
毛昶熙是河南懷慶府（今焦作）人，太平軍起事後，他以左副都禦史的身份回原籍督辦團練，後來又追隨僧格林沁與撚軍作戰，因僧格林沁戰死革職留任，回京入戶部，不久擢左都禦史兼署工部尚書。同治八年，授工部尚書，在總理衙門行走。他以知兵自許，所以天津教案發生、崇厚辭掉三口通商大臣後，他自告奮勇到天津署理三口通商大臣，探聽法國艦隊的虛實。
毛昶熙大李鴻章四歲，所以李鴻章對他十分尊重：“旭公，我是真心請教，對天津這場教案，你是怎麽看？”
毛昶熙推辭道：“說不上請教。伯相最擅長與洋人打交道，我哪敢魯班門前耍斧頭？”
“旭公不必客氣，你在總理衙門終日與洋人交涉，見識自然不同，我也是真心請教。”
“不瞞伯相，我還真有些想法。在我看來，在天津單設三口通商大臣，辦理洋務海防，有些不合時宜。”如此求教，毛昶熙就不客氣了。
為管理北方所有洋務、海防各事宜，鹹豐十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在天津新設三口通商事務大臣，管理天津、牛莊（後改營口）、登州（後改煙台）通商洋務事宜。毛昶熙認為，無論洋務還是商務，都與地方密切相關，三口通商大臣有綏靖地方之責，卻無統轄文武之權。所以遇到通商、洋務方麵的麻煩，地方官多是坐視，不肯相助。以天津教案為例，天津謠傳洋教士挖眼剖心已久，而地方官卻不出來說一句話，任憑民間對教堂的仇恨迅速積聚。天津教案爆發前，天津知府還出了一個告示，讓有嬰孩的人家注意，有惡徒受人指使迷拐幼童，請妥為防範。而民間則都認為“受人指使”其實說的就是洋人指使，這個告示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激化了矛盾。如果三口通商大臣有節製地方文武之權，地方文武必然主動配合，當百姓圍攻天津教堂時，早就調兵前去處置，也不至於後來變成全城騷亂。
“所以我以為通商、洋務都是總督的權責，不宜專設通商大臣。從前長毛、撚子經常威脅京師，所以直隸總督必須駐保定加強省防，以盡拱衛之責，無力兼顧三口通商事宜。如今京師威脅早已解除，朝廷最大的威脅來自海上，直隸總督應當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洋務海防上，兼署通商大臣更顯十分迫切。”
聽了這番話，李鴻章眼睛不禁一亮，如果此議成行，那他這個直隸總督的權勢無疑隨之擴大，不僅直隸，山東、盛京他都可以伸得上手。通商洋務都由他來一把抓，那將是多大舞台。當然，凡事都是利弊相生，譬如教案這樣的煩心事，自然也要他這總督來打理。可是，他李鴻章並不怕麻煩。他是個能在麻煩中發現機會的人，對這一點，他頗為自信。所以，他立即拿定主意，要給這位毛尚書扣幾頂高帽，讓他今天的設想成為一個正式奏議。
當天晚上，李鴻章宴請了毛尚書，因此到了第二天才與他的老相識丁日昌深談。丁日昌在火器製造方麵十分用心，受到曾國藩和李鴻章的器重。李鴻章在上海成立洋炮局後，專折奏調丁日昌幫他主持洋炮局，後來主持成立江南製造總局。丁日昌操守不好，貪墨出名，但李鴻章愛惜他的才能，因此一保再保。五六年間，他從一個知州到知府再到蘇鬆太道、按察使，等李鴻章署理兩江總督後，推薦親信劉郇膏出任江蘇巡撫，劉郇膏丁憂出缺，丁日昌隨即補了江蘇巡撫的實缺。可以說，李鴻章是丁日昌的貴人，而丁日昌對李鴻章也一直唯馬首是瞻。
李鴻章一見丁日昌就道：“雨生，朝廷催著我盡快接手教案，你跟著侯相會辦，最了解情況，你看我何時接手好？”
丁日昌回道：“宜速，但不宜急。”
原來，曾國藩打算正法、治罪的人員分兩批奏報朝廷，第二批還沒奏報。丁日昌的意思，既然曾國藩已經把罵名都擔了起來，那麽李鴻章就沒必要再去沾手，就等曾國藩奏報第二批後再接手不遲。
“那時候要殺頭還是充軍，伯相都是執行朝廷的決定，天津人不會罵伯相。但是不能拖得太久，太久了對朝廷對侯相都說不過去。”
“是啊，我已經和老師說，教案的事不用他費心，我一力承擔。第二批人犯，何時上奏？”
丁日昌道：“我催一下，今天下午就可出奏。伯相再遲三兩日後接過直隸督篆即可。”
“如今法國和布魯士打仗，損失了十幾萬人，連法國皇帝都當了俘虜。我打算利用一下法布戰事，讓法國人盡早了事。隻是我老師好像不願在這上麵做文章，雨生你怎麽看？”
“當然要拿來做做文章，不然可惜了這大好機會。侯相的意思與洋人交往，也要講個誠信，乘人之危非誠信之道。恕我直言，這就有些迂腐了。洋人與我們交往，不是經常乘我之危？譬如這次教案，他們也是看準了我海防薄弱，才敢這樣寸步不讓。現在法國人吃了敗仗，恐怕也沒心思在這上麵耗，就是開戰，他們未必有這個膽子。所以，不妨拿這事敲打一下法國人，不要再鬧得不像話。”
“那就看怎麽與洋人談了，這方麵伯相堪稱大清第一人。”丁日昌恭維道，“伯相當年駕馭洋人收放自如，華爾、白齊文、戈登都非善類，可是被伯相收拾得服服帖帖。”
“和洋人交往，就要據理力爭，這是我的一個體會。”李鴻章對丁日昌的恭維坦然接受，“和局要保，但並非時時事事都大氣也不敢喘，那樣洋人會更囂張。昨天薛叔耘說了一句話很形象，他告訴我，要讓洋人知道，兔子急了也會咬人。”
“是，即便讓步，也不能太窩囊。隻是分寸把握要恰到好處，就像放風箏，一味放線，讓風箏收不回來不行，扯得太緊，風箏就會落地，或者把線扯斷了，都不好。我會想法放出話去讓天津人知道，洋人以兵艦脅迫，就是侯相的辦法，洋人能否接受也很難說，這樣將來伯相辦理起來更容易見情於天津人。”
李鴻章拱手道：“這是老成謀事的辦法，拜托。”
李鴻章正式接過直隸總督大印，次日法國公使羅叔亞就到他的行館來見，他見麵就埋怨中國百姓太野蠻，清廷辦事太拖拉。李鴻章處理過的數起教案中，都與羅叔亞打過交道，對此人的行事風格十分清楚，如何對付他，心中自然有章法。
他喝著茶，一副不卑不亢的神情，等羅叔亞閉上嘴，他問翻譯道：“羅使說完了嗎？如果沒說完，先讓他說。”
羅叔亞雖然帶著翻譯，但他的中文不錯，李鴻章的話聽得明白。羅叔亞作為駐華公使，其使命自然是千方百計爭取法國的利益。法國特別重視傳教，因此與中國百姓的教案糾紛特別多。他處理的辦法就是先嚇唬地方官，如果地方官嚇不住，再去嚇唬總理衙門，讓總理衙門給地方官施壓。所以民間有個說法，百姓怕地方官，地方官怕朝廷，朝廷怕洋人，洋人怕百姓。在大清國交涉，李鴻章是令羅叔亞頭疼的一個官員，在李鴻章麵前，他其實有些色厲內荏。拿總理衙門來壓李鴻章，也不太行得通，因為總理衙門知道李鴻章有辦法對付洋人，因此一般都會說一切都由李鴻章處理。前幾次教案處理，羅叔亞讓李鴻章拖得一點脾氣也沒有，朝廷一發布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的上諭，羅叔亞就暗自叫苦。看李鴻章的神情，聽他說話的語氣，就知道今天仍然唬不住他。
“羅使總是責備大清百姓，責備大清朝廷，難道在這件事情上，貴國官員沒有責任嗎？豐領事作為外交人員，先在通商衙門開槍，又在百姓麵前向他們的父母官開槍，如果不是劉知縣的隨從救護，劉知縣就被豐領事打死了。請問羅使，如果我國的外交人員在法國向貴國官員開槍，會是什麽結果？法國百姓答應嗎？”
李鴻章則反駁道：“既然知道大清百姓野蠻，在百姓群情激憤的情況下，豐領事就應該先避避風頭，他卻要在通商衙門開槍，又在接近失控的百姓麵前開槍，請問羅使，這是一個成熟的外交官應該有的行為嗎？按百姓的說法，他這是找死。一個人要找死的話，誰也救不了他。”
“不管什麽原因，中國百姓不能打死法蘭西帝國的外交官和傳教士。”
李鴻章又不軟不硬地回道：“你說得也有道理。可是當時百姓聽說豐領事已經打死了通商大臣，又親眼見豐領事開槍打劉知縣，百姓這才動的手。你說不管什麽原因，百姓不能打死法國人，那我也可以說，不管什麽原因，作為一個外交官，也不應該向大清官員開槍，何況法蘭西號稱世界文明國家。”
這下，羅叔亞又無話可說了。他哼哧半天後道：“總之法國死了好多人，中國必須拿地方官抵命，拿正凶抵命，賠償法國的損失。而且，中國做事太無效率。”
“羅使指責大清做事太無效率，這話不對。”李鴻章繼續道，“自從曾大人到天津後，就開始著手調查犯罪的人，而且立即決定給各國重建被毀的教堂賠償財物損失，怎能指責他太無效率？現在已經決定殺人者償命，並賠償損失，已經是最公允的了，放在哪個國家恐怕也就這樣處理。羅使應該知道，當時局勢混亂，誰動手打人，取證極難。而且在百姓看來，他們都是護官的義民，百姓都頌揚他們，保護他們，沒有人出來指證，要捉拿正凶，困難重重，即便如此，大清已經決定正法二十人，羅使還口口聲聲說大清做事太無效率，這話不符合事實。”
羅叔亞道：“天津地方官必須抵命。”
“你這種要求已經提了多少次了，你覺得這要求合理嗎？天津地方官為什麽抵命？你有證據證明他動手殺人了嗎？他殺的又是誰，人證物證是什麽？你說地方官指使百姓騷亂，你親眼見過嗎？沒親眼見過的話，你聽誰說的，把他叫來簽字畫押。”
“大家都知道，許多人都說，李大人何必問我？”羅叔亞蠻不講理。
李鴻章笑了笑道：“貴國是文明國家，請問羅使，在貴國能以‘大家都知道，許多人都說’這樣的理由治一個人的罪嗎？治罪都難，卻要殺人抵罪，不是太荒唐了嗎？”
“我國艦隊已經開赴天津，艦隊的士兵都要為法國公民報仇。中國如不答應我們的要求，一切後果皆由中國自負。”羅叔亞又拿出法國軍艦來威脅。
“我們已經做了許多讓步，就是為了和平處理這件事，就是為了中法的友好大局。大清能讓步的都已經讓了，羅使卻一再要求殺地方官抵命，我不知道是貴國的要求，還是羅使的要求？軍隊都是喜歡打仗的，因為打仗他們才有功勞。不但法國軍艦希望打仗，就是我國的軍隊聽說法國艦隊陳兵大沽，他們也生氣，也嚷著要打仗。我的四萬淮軍都要跟著我到天津來，他們說，海上我們打不過洋人，他們要登陸的話，我們也有開花大炮。我斥責了他們，硬把他們留在了保定。我們辦外交的，不能任由軍隊胡來。如果事情處理不好，動不動就打仗，是外交人員的失敗。我設身處地地為羅使想，貴國在法布戰爭中損失巨大，貴國恐怕也不願再開戰端，貴國百姓也不願讓他們的孩子萬裏之外來送命。”李鴻章這段話說得軟中帶硬，既敲打了羅叔亞，又給他留了體麵。
“不，我絕無此意，我與曾大人和朝廷一樣，都希望和平，我今天和羅使來談，就是談怎麽和平，不是談怎麽來打仗。羅使到底是什麽要求，不妨說出來聽聽。”
“我們就是要求地方官抵命。今天我看李大人沒有誠意，會談就到這裏吧。”羅叔亞說罷，氣衝衝走了。
大家都有些擔心，羅叔亞回去如果鼓動各國以軍事要挾那就麻煩了。李鴻章當然也有些擔心，但他覺得法國要想打仗早就打了，事情已經過了兩個月，如今又被打得大敗，自己的皇帝都當了俘虜，再來發動戰爭的可能不大。
果然，下午英國公使館的翻譯瑪妥雅到李鴻章行館來了。他與一直幫助李鴻章製造槍炮的英國人馬格裏關係不錯，與李鴻章也有幾麵之緣。他熟悉官場規矩，見麵先向李鴻章道賀。李鴻章很客氣，特意讓人給他煮了咖啡。瑪妥雅連忙搖手道：“不必麻煩，我已經喝慣了茶葉，大人還是賞我杯茶喝吧。”
李鴻章高興道：“好，那就請瑪妥雅先生嚐嚐我們安徽的屯溪綠茶，此茶產於徽州的婺源，幾年前運往香港，大受你們英國人的歡迎。你嚐嚐味道如何？”
瑪妥雅嚐了一口，連聲稱讚。李鴻章與外國人交往，從不主動詢問，而是待他們說明來意。果然，瑪妥雅開口了：“法國羅公使上午見過大人了，據說談得不愉快？”
於是李鴻章把上午會談的情況簡單介紹，把大清已經盡心盡力的理由再說一遍，最後總結“羅使非要堅持拿地方官來抵命，實在說不過去。不但大清做不到，這樣的要求世界任何一個國家也做不到；羅使所提要求，也不符合文明國家的慣例。”
瑪妥雅解釋道：“羅使的意思，是擔心中國想拿法布戰事有意拖延不辦。”
李鴻章說：“斷然不會。朝廷正在日夜緝拿凶犯，而且已經決定為各國修複教堂，足見大清厚待友好國家之意，絕無乘人之危的用意。這一點，請瑪妥雅先生務必向貴國公使威妥瑪閣下轉達，並請威使從中勸解，盡早平息此事，以免中外猜疑和誤會。此事久拖不決，對各國商務也多有窒礙，想來也非各國所樂見。”
李鴻章又告訴瑪妥雅，主戰派一直在向朝廷和他本人施壓，他在天津辦事很難；天津的百姓也責備官員處理太軟弱，朝廷和曾大人拿出這樣的處理結果，已經非常不容易，不如見好就收，否則夜長夢多，再生枝節，雙方交涉兩個多月的心血豈不白費？
過了一天，羅叔亞再次來見李鴻章，這次他的態度非常好：“我已經接到國內的訓令，接受中國的處理方案。我將起程入京，與總理衙門交換相關正式文本。”
其實李鴻章是臨時起意，向人饋贈禮品，都是令人高興的事情，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好在禮品也好準備，屯綠茶兩簍、鴻福硯兩方、景德鎮瓷瓶一對。數日前兩人唇槍舌劍帶來的不快，完全消融了。
天津教案終於有個結果，李鴻章輕鬆了，但曾國藩心事反而益重。他緝拿的所謂二十個正凶，真正打死過洋人的其實沒幾人。有些人就是向洋人扔過磚頭，或者放了一把火。但洋人和朝廷都逼迫他拿正凶，最後隻有采取變通的辦法。他夜裏睡不好覺，白天也不能心安。李鴻章告訴他說道：“他們與大人都是代國家受過，大人不必過於自責。我有個想法，從藩庫裏出一筆銀子，正法的二十人無論是否冤枉，每人給五百兩銀子喪葬費，也算對他們有所補償。”
“如此甚好，我也可以減一份愧疚。”
“我還有個想法，本不該告訴老師，一切責任由我承擔。可是見老師如此自責，就忍不住要告訴老師。”
曾國藩有些詫異地問道：“少荃何出此言，有什麽責任該老夫承擔的就由老夫承擔。”
李鴻章道出了心中所想：“老師承擔不著。我是想，可否以部分死囚充進這二十人中正法，反正他們是該死之人，這樣能替出一個是一個。”
“少荃，此法雖好，但風險太大，怕是沒那麽容易。行得通就行，行不通不必強做。”曾國藩的心頭猛地一跳，這個辦法風險極大，但也是讓他心安的最有效辦法。
“老師放心，學生會見機行事，絕不會拖泥帶水。”李鴻章明白，老師其實很讚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