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訛你,你也不容易,但你看,現在收現錢的地方越來越少啦……我這裏要保守秘密,總是要幫你編些故事,這麽算起來也是筆勞務費。幫你百分百保密。”

亞裔女房東照例又來收錢了。

莉莉安沒有說話。

“就加一點兒嘛,大家都不容易。”

莉莉安不動聲色地往手裏加了十張鈔票。

她不缺錢。

可總是像這樣。

女房東也不容易,但移民至少算是一個合法身份,可她呢?

沒有公平,連包容都已經算是最高程度的憐憫。隻能像狗一樣夾著尾巴做人,生命也像流浪狗一樣得不到保護,就算被殺死也不會有人管。

她和房東道過別,拿起鑰匙,打開房門,縮進自己的蝸居,把頭埋進手臂中。在右手腕骨節下,本應埋有身份芯片的地方文有一隻蝴蝶,她輕輕按下去,卻僅有血肉的柔軟觸覺。

莉莉安沒有身份芯片。

身份芯片和DNA信息一一對應。

這也就意味著,克隆者得不到芯片。克隆者無法取得身份。通常,如果一位克隆者走進社會,那麽就意味著為他們提供庇護的母本和親屬已經全部死亡。而死者的身份信息是受到嚴格保護的,登記DNA信息無論如何也繞不開中央數據庫。

然後,沒有身份芯片就意味著沒有社會保險和失業救濟,沒有福利,沒法得到正規工作,沒有信用卡、房子和其他一切的生活必需品……那張該死的芯片太過方便,DNA和芯片的雙重驗證更是舊時代不曾有過的雙保險,以至於幾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渠道都統籌到芯片上。莉莉安為數不多的幾條道路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消失。

身份芯片顯然不能補辦,因為根本沒人會試著去偷,DNA信息必須和芯片存儲信息完全吻合。

法律明文禁止克隆,核對身份的規定又嚴苛之極。諷刺的是,沒有哪條規定來告訴克隆者,他們該怎麽生活下去。

事實上,由於前述的法律,國家默認這世界上並不存在克隆者。

在可預期的未來裏,也不會有多少進展。政府去管一件事,總需要點動機,但克隆者實在是太少了,以影子的來源和人數估算,脫離家庭庇護的克隆者不超過千人。不管的事情大抵分成三類,不必管的、不好管的、不能管的。克隆者就屬於典型的第一種,即使鬧事,也不過是一小群人,在一個格外會折騰的國家裏,聲勢還比不上要求給農場母雞增大活動空間的動物保護者。

母雞們取得了四倍的籠子大小,雞蛋價格漲了四倍,動物保護者們歡快地四散而去,然後另一群人們看著雞蛋的價格發愁—他們也許還沒母雞過得好。

克隆者要麵臨比常人多得多的健康問題,在生命的前十年,身體會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拔高,每個克隆者都麵臨著習慣性的半夜抽筋,脆弱的韌帶承載不起迅速生長的骨頭,而那些端粒又注定他們會在不久之後提前走向衰老。

通常,克隆者會在家庭的庇護之下走過一生,但也有些克隆者會走進社會。

一個單飛的克隆者如果要活下去,或者靠零工維生,成為所謂“獨狼”,或者—成為“影子”。

影子們的組織叫影子,成員也叫影子。影子在台前也擁有一個合法身份,但對於影子而言,那無關緊要,他們是見不得陽光的影子,怎麽樣的庇護到底不重要。

身份認同與切實的生存需求將影子們捆綁在一起,影子們付出勞務,得到生活必需品、健康的部分保障和工作機會。

後者最為不易。

事實上,即使這樣,影子裏的克隆者流動性也很大—很多人不是死去了,就是瘋了。

影子讓情況變得好了一些,可也好不到哪裏去。

一年裏,又有三個人瘋了。詹姆斯·戈爾從哈德遜河大橋上一躍而下,麥克·斯蒂芬用子彈洞穿了自己的腦袋,而錢寧·布萊恩死之前還不忘大鬧了一番影子實驗室。

那麽,最糟糕的情形呢?

連影子也不再是安全的庇護所。

莉莉安蜷縮在沙發的角落裏,複仇的快感退去之後,隻剩下紐約冬日裏無盡的長夜和綿長的空虛。一個好演員騙得了世界,卻騙不了她自己的內心。在寒冬之外,生活和影子像兩堵黑色的牆,從兩側向她襲來。無處躲藏。

她也許還是不要知道真相來得好。一條溫水裏慢慢死去的魚,大概要比掛在漁網上掙紮到精疲力竭滿身傷痕的魚快樂得多。

她忽然想到了什麽,掙紮著跳了起來。

她把從張海航那兒拿來的瓶子從衛生間的窗台挪到牆角。

高能炸藥不能見光。萬一出什麽差錯,別說她的陽台了,樓都保不住。

張海航把她帶到了這個世界,她一點都不感謝。但莉莉安不得不承認,張海航對她的情感是貨真價實的,即使那份情感源於那個已經死於車禍的少女而不是她,即使他很可能隻是為了償還沒有養育的罪過,但那個男人的確將所謂父愛詮釋得淋漓盡致。

至於影子那邊—還沒到攤牌的時候。

但她知道,反擊的烽火即將燃起。

失敗,死去,或者—努力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