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認為,社交媒體沒有辦法帶給我們真正的交流。

我從小就知道,那一串串文字隻是對話的殘骸。我們的語氣,我們的聲調,我們發出每一個音節的方式才是最重要的。重音的選擇意味著關注點,尾音的長短暗示了性格,鄉音的影響將成長環境和盤托出。有的時候,我甚至可以通過聆聽語言的旋律來判斷謊言。

那些隻知捧著手機的遠距離情侶—無論是心理距離、生理距離還是地理距離—實際上愛的都不是真正的那個Ta。因為,除了一地的文字殘骸,Ta的一切都是你腦補出來的。就像安德烈·紀德所說過的:“我終於感到,我們之間的全部通信隻是一個大大的幻影,我們每個人隻是在給自己寫信,我深深地愛著你,但卻絕望地承認,當你遠離我時,我愛你更深。”

不過,當楊淵開始頻繁地在微信上找我聊天時,我還是察覺到了什麽。我看著他每天對我說“早安”和“晚安”,看著他在節假日小心翼翼地問候,看著他在網上收集來各種各樣的冷笑話發給我。

我有時候會想,他所愛的我,會是什麽樣的呢?

不過,比起這個,我對於楊淵母親所在職的聲學研究所更感興趣。她叫孫素懷,來學校看楊淵的時候見過我幾次。和名字一樣,孫女士的著裝一直十分素雅,說起話來平靜淡然,讓我都聽不出一點兒波瀾。這樣的人我隻見過幾次,要不就是對一切都不在乎,看淡一切;要不就是城府極深,足以抹去除了文字之外的語言信息。

要練成這種能力極難,再加上她科學家的身份,我的大腦幾乎沒有經過判斷便將孫女士歸為了前者。

三個月後,我便以女朋友的身份跟著楊淵去孫女士那裏參觀了。

那棟老式的小三層建築坐落在護城河邊上,灰撲撲的,一點都不起眼。不過,令我驚訝的是,這裏麵竟然有世界第五所、中國第三所聲學吸波暗室。

我還是在小時候從小姑送的科普雜誌上第一次知道這種神秘房間的。那篇文章淺淺地介紹了美國明尼蘇達Orfield(奧菲爾德)實驗室裏的Anechoic Chamber(消音室)。據說房間內的環境噪聲可以低至-9分貝,是吉尼斯認證的世界上最安靜的房間,一般用來檢測產品的噪聲。

在我的想象中,那個房間應該是這樣的:內部空無一物,四壁潔白光滑,可以阻擋外界的一切聲音。

簡直是我內心的寫照。

據說沒有人能夠單獨在這個房間裏停留四十五分鍾以上,我覺得那是他們的心裏不夠安靜。

不過,孫素懷女士所擁有的這所房間和我的想象完全不一樣。

空間很小,六個牆麵都是看不出材質的棕褐色,布滿了半掌寬、一臂深的縱橫溝壑,樣子十分古怪。為了防止被絆倒,地上鋪著一層細網。

之後,孫女士邀我來到了吸波暗室旁邊的監控室。在這裏,我們可以通過屏幕看到吸波暗室裏的景象。不過,如果不特別設定的話,聲音是聽不到的,隻能聽到窗外的護城河在緩慢翻湧。

監視器中,楊淵輕輕帶上門,走向了中間的一桌一椅。椅子是那種很普通的黑漆折疊鐵椅,邊角磨損嚴重,露出了銀白的金屬色。單人桌也不大,上麵放著一張A4紙。

楊淵坐下來,拿起紙,快速瀏覽了一遍,然後對著監控設備所在的方向比了一個OK的手勢。同在監控室的孫素懷按下了一個按鈕,吸波暗室的一角亮起了一盞紅燈。

楊淵朝那個方向看了一眼,隨即又把目光投向了手中的紙張,開始念上麵的文字。

他念得很慢,而且每念一個字都要停頓幾秒,閉上眼睛思索一番。

然後,他會點點頭或者搖搖頭,再念下一個字。

這時孫女士就會根據他的反應在計算機上做一個標記。

楊淵曾經告訴過我,這是一項為預防下頜關節紊亂綜合征而進行的新型實驗。

這是一個不致命,但是很麻煩的病。

很多活潑開朗的青年人和我一樣深受困擾,不過得病最多、最嚴重的還是老年人。他們關節處劇烈疼痛,張嘴受限甚至無法進食。

現代文明把人類的壽命越拉越長,可是我們還是拖著一副原始人的身體,不少器官的出廠設置裏都沒有寫好足夠長的使用年限。於是,以癌症為代表,很多壽命有限的古代人都無緣一見的疾病在漫長的歲月裏紛紛登場,成了人類健康的終點殺手。

下頜關節也是這樣。長年累月的磨損令它們早已失去了先前的靈活,開始用疼痛抗議超負荷運轉。

磨損的過程是不可逆的,所以這也是一種隻可緩解而無法根治的“絕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