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種理論：科幻小說有什麽用
中國有一句古話叫作：無用之用，方為大用。我覺得這句話特別好地概括了科幻小說在我心目中的作用——它是當今最重要的一個文類。
尤瓦爾?赫拉利在接受《連線》雜誌的一個采訪時說了這番話：“科幻小說幫助大眾形塑了對於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等新事物的理解。這些技術會在接下來的幾十年內徹底地改變我們的生活以及社會。”
回到科幻小說誕生之初，1818年。那是一個變革的時代，工業革命、機器大生產讓許多產業工人下崗，同時生物學、電磁學也取得了突破進展，歐洲大陸黑死病肆虐成災。
一群來自英國的文藝青年跑到了日內瓦去避難，無聊之餘他們就以輪流講鬼故事的方式來打發時間。其中有一位當時年僅20歲的少女瑪麗?雪萊，她講了一個這樣的故事：一個科學家利用生物解剖學以及電力學的知識，製造出一個世界上從來沒有過的生命，這個造物反過來又摧毀了它的創造者。
這個故事就叫《弗蘭肯斯坦》，它被認為是現代科幻小說的源頭。它的起點非常高，因為它探討的這些議題一直延續到了今天。不久前發生的關於賀建奎基因編輯倫理的問題，其實跟這個故事一脈相承：我們是否有權利用科技去創造一個新的生命？這個創造物跟我們人類之間的關係又是什麽？
假使我們放眼曆史，無論是“一戰”後、“二戰”後、“冷戰”還是互聯網時代的今天，這樣的事情一直在不斷發生。科技的加速發展，使得人類產生了認知上、情感上、倫理上、製度上等等的多重焦慮，這些焦慮來自信息不對稱，也來自對新事物的錯誤認知與判斷。就像克拉克所說的，人類總是在高估一項技術所帶來的短期的衝擊，但是低估它長期所帶來的影響。而科幻，無論是作為一種文學還是泛化為影視、遊戲、設計等等跨媒介的類型，都在扮演著對抗、緩解、消除這種文明焦慮的角色。
那麽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麽是科幻，而不是奇幻、言情或者是現實主義等等其他文學類型來扮演這樣的角色呢？理解背後產生作用的機製，也許比簡單給出結論更有價值，因此，我從曆史上找到三位理論學者，嚐試用他們的理論來解釋給大家聽。
第一位叫達科?蘇文或蘇恩文，他是一位生於南斯拉夫的加拿大籍猶太人，20世紀70年代，他從蘇聯形式主義的立場出發，從詩學與美學的角度，有史以來第一次對科幻文學進行了係統性的理論建構與分析。其中最重要的一點便是提出科幻的“認知陌生化“這一核心特征。
這是什麽意思呢？我們可以看這幅坐標圖，所謂的認知性指的是邏輯嚴密自洽，可以通過理性去進行理解和闡釋，而陌生化是指創造一個替代性的虛構世界，拒絕將我們的日常生活環境視為理所當然的。舉一個例子，比如《三體1》中呈現的恒紀元和亂紀元交替出現的極端環境，便迥異於我們所熟悉的日常生活，但其背後又是具有堅實的天文物理學基礎，可以通過計算及推理進行驗證的。但請注意這裏的認知性並不一定意味著需要完全符合科學事實，而是一種敘事上的邏輯自洽，接受了一個虛構的世界觀設定“如果……怎麽辦”，隨後的情節推演都必須符合這個設定，倘若不符合，便會被大腦認知為“不真實”“不可信”。
因此，傳統的現實主義文學就落在左上角，而比如神話、民間傳說和魔幻小說落在右下角，而科幻便落在右上角。
自然的 疏遠的
認知 現實主義文學 科幻
非認知 現實主義文學
分支 形式上的：神話、
民間故事、幻想故事
認知性與陌生化之間並非割裂的關係，設想一下，如果隻有認知，那結果就是紀錄片般的“自然主義”小說，能在認知上闡釋虛構，但卻沒有陌生化的審美效果；如果隻有陌生化而沒有認知性，那結果就將是玄幻小說，看上去非常疏離玄妙，但卻無法用理性和邏輯去把握。正是在認知性與陌生化之間這種辯證互動的關係，讓閱讀科幻小說成為一種不斷挑戰、破壞與重塑認知與審美邊界的思想探險。
第二個學者叫Seo-young Chu，中文名叫朱瑞瑛，她是一位美籍韓裔學者，目前在紐約市立大學皇後學院任教。她2010年的學術著作《隱喻夢見了文字的睡眠嗎？》，這個標題很明顯就是在向菲利普狄克的《仿生人夢見了電子羊嗎？》進行致敬。
她對達科?蘇文的理論進行了激進的回應。在朱瑞瑛看來，科幻小說是一種高密度的現實主義，而我們傳統所說的“現實主義文學”隻是一種低密度的科幻小說。
如何理解這種定義呢？她將我們的眼光引向古希臘，在亞裏士多德看來，所有的文藝形式都是對於現實的模仿和再現，但是到了工業革命之後，許多伴隨技術日新月異而產生的現實圖景已經過於複雜與抽象，超越了日常經驗的限度，難以經由傳統文學手法進行模仿與再現，讓讀者能夠直觀地認知與理解，比如全球化，比如網絡空間，比如人類命運共同體。因此我們不得不大量使用“隱喻”來再現這些概念，比如說，地球是一個村落，互聯網是一條信息高速公路，等等。
但在科幻小說裏，我們所要再現的本體和喻體可以是統一的。比如“網絡空間”，在“賽博朋克”小說《頭號玩家》裏，它就是“綠洲”，一個承擔起敘事功能的真實的存在，既是一個對互聯網的隱喻，又是字麵上所呈現的那樣，一個主角可以在其中來去自如，冒險穿梭的虛擬世界。
因此，在科技日新月異且高度複雜化的今天，科幻小說比起其他的文學形式，能夠更有力量，更高密度且更為全息地再現現實圖景，它才是最大的現實主義。
第三位是著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學者，弗雷德裏克?詹姆遜，也有翻譯成詹明信，在他2005年的《未來考古學》一書中提出，科幻小說正是一種借助“從未來看當下，從他者看自我”的思維框架來對當下進行批判性“認知測繪”的工具。
在詹姆遜看來，烏托邦衝動是不可化約的人類心理，就像弗洛伊德的性本能一樣無所不在，是存在的本質，它既不是預言也不是逃避，而是一種想象性的實驗，一種對完美的啟發機製，是認識論而非本體論意義上的實體。
然而“二戰”之後，核爆、冷戰、極權主義與種族滅絕，使以托馬斯?莫爾1516年《烏托邦》為源頭的正統烏托邦文本徹底失去了曆史位置。一方麵，冷戰使烏托邦跟斯大林主義成為同義語，另一方麵，後冷戰時代使資本主義成為席卷全球的浪潮，像智子一樣封鎖了主流話語中對於未來的所有烏托邦式想象。
而此時，科幻文學卻由於其邊緣性及封閉性的文類特征，保留了“真實社會空間中的一塊想象性飛地”，並以批判性烏托邦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反烏托邦”類型，繼續探索未來的可能性。詹姆遜發現，在20世紀60—70年代，種族和性主題是科幻作家最熱衷的話題，而這些內容，恰恰是顛覆以男權和技術為根基的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重要作品。
比如女作家厄休拉?勒古恩在《黑暗的左手》中，構建了一顆常年零下幾十攝氏度的封建製社會“冬星”，冬星人不像地球人一生下來就分為男或女，每個月中，有大概三分之二是處於中性或者雌雄同體的狀態，沒有性別之分，進入**期之後，如果這時候遇到另一位也同處**期的人，雙方就會相應發生生理、心理、行為舉止等諸多變化，成為完全的男人或女人，但是性別轉換是完全隨機的。**期結束之後，人們又回到中性狀態，如此循環往複。在冬星人眼中，地球人這樣的二元性別純粹就是性變態。
詹姆遜之所以高度讚揚勒古恩小說的烏托邦創意，是因為作品通過消除性別來否定性別政治，而把封建製度跟技術發達聯係起來，否定了資本主義與科技發展之間的曆史決定論關聯。
這正是他眼中的科幻的價值，是一種認識自我與把握當下的間接策略，通過虛構烏托邦或反麵烏托邦世界，讓我們更加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在精神與意識形態上的被囚禁狀態；科幻寫作與評判，不隻是文本的生產，而是一種具體的政治和社會實踐，通過創造一個個他者世界，無論是太空歌劇、賽博朋克還是後人類世界，製度化地否定現實，在思想領域中建立起一塊文學飛地，繼續推動人性與曆史的烏托邦進程。
這三位學者的理論，其實無不圍繞著科幻與文學、科幻與科技、科幻與現實、科幻與未來之間的關係問題，當我們對這四組關係有了更深一層的理解之後，回過頭再讀《弗蘭肯斯坦》、《三體》，甚至梁啟超的晚清烏托邦小說《新中國未來記》，相信又會有完全不同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