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西遊
—《江南吳氏全書》推薦序
文/屠思凡
夏慶陽九十六年七月，江南最大氏族吳家再度展開修譜工作。與十年一度的例行修譜不同，各家支的代表此番匯聚一堂，隻為決定一個人的去留。
此人本名吳承恩，在竟寧元年因叛國之罪而被逐出家門。朝廷的一紙敕書改變了一切。敕書嘉獎他著書有功，列數其平生功績，追諡為文忠公，命吳家推舉賢才，擇日上京，完成其遺作《長生誌》的修訂工作。這在曆史上幾乎絕無僅有—直到兩代皇帝後，沒落的曹氏家族的後人才終於取得足以與之爭輝的功績。
成就吳承恩的，是他耗盡一生創作的鴻篇巨製《西遊記》。同其他“明珠之作”類似，《西遊記》的創作過程非比尋常：與數十人合力編撰的《山海經》或嘔心瀝血一氣嗬成的《石頭記》不同，吳承恩一生中博覽群書，尋訪全國各地，最終以重大曆史事件為內核，陸續演繹出了六個版本的故事，故事同根同源，又形態各異，其內涵循序漸進，自通俗誌怪小說逐步深化，直至成為家喻戶曉的史詩，普照萬民。
與先秦時期大量佚名作品的評述方式有所不同，考察漢以後的文學作品的價值，必須將作者的生平納入分析範疇（二者之間的一致性則要依賴考古成果確定）。
在分析《西遊記》時，這或許是最恰當的方式，因為吳承恩不僅創造了膾炙人口的經典名篇，還從某種程度上折射出整個夏朝的文學和社會發展曆程。司馬遷曾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指出：隨著秦漢更迭，在和平世代，若有人壽可齊國，那麽，此人必將是那個時代的縮影。必須承認，這份預言具有驚人的前瞻性。
而接下來，我們將會看到，為何吳承恩恰好是它的出色證明。
從阿房宮到《東山伏魔錄》
吳承恩出生在江淮流域的商賈家族，在同輩中位列第三。吳家本來世代官宦，卻在吳承恩的父輩手中淪落，吳承恩的兩位兄長又不幸早夭，其父吳銳因而對吳承恩寄予厚望，為他取名承恩，希望他能讀書做官，上承皇恩，下澤黎民。
吳家主營歃器(1)生產，因手藝精湛，頗得官家賞識。家族產業在取得許可後，日積月累，到承恩時，已聯合當地另外兩家，組成了製造—運輸—販賣的完整鏈條。父輩的期待和家族的底蘊為吳承恩的未來奠定了基礎。他也不負眾望，不僅博覽群書，通讀前朝經史，還積極參與家族事業。一方麵“髫齡，即以文鳴於淮”，另一方麵，還曾在觀覽歃器的燒製過程後，參考醫館常用的角法(2)，提出了“虛管汲液”的改進方案，大幅提升了抽血效率。
吳承恩對神怪傳說和稗官野史的喜愛始於一場沿長江逆流而上的遠遊。在夏朝的官位製度中，入朝做官除了基礎科目考試外，還需要得到不少於三名州郡長官的推薦。吳銳於是自夏乾化百一十三年起，多次乘船出訪，拜會友人，謀求上薦的機會。
在第二次西上途中，父子二人取道驪山。在此，吳承恩首次見到了阿房宮的遺址。始皇帝嬴政在徐福帶回長生不老之術後，於在位第三十五年開始建造這座天下第一宮。後經漢、魏兩朝逐步擴建，最終形成了覆壓一千七百餘裏，連接南北東西，隔天蔽日的恢宏樓宇。雖然在魏、唐兩朝間，建築群因戰亂而被付之一炬，但氣勢磅礴的廢墟卻依然深深震撼了吳承恩。目睹這座龐然大物，他在想象之中感受到了時空的喘息。
要還原那些活生生的人，向來惜字如金的史書自然力有不足。民間口耳相傳的故事卻恰恰相反，雖然離經叛道，其人其事卻栩栩如生。自此，吳承恩的學識分裂成真實與虛構兩個方向。他博古通今，在與吳銳促膝夜談後，決定成為史官，並為此發奮讀書；而同時，他也“嚐愛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輩所著傳記，善模寫物情，每欲作一書對之”。從《山海經》中，他認識到地理、博物與社會間的關係；從《莊子》《老子》中，他學會了如何編織寓言……到了而立之年，不論是文學素養還是文史積澱，吳承恩均已經遠超同輩之人。
乾化百一十九年，吳銳取得了靖州令的承諾。吳承恩隻要撰文上拜，水平得到其認可，即可得到舉薦資格。為此，吳承恩創作了兩篇作品，一篇是論述性雜文《野黨雜論》，另一篇以前者為基礎發揮想象，是一部歌頌前朝平叛功績的小說。
這便是《東山伏魔錄》—《西遊記》雛形—的由來。
在《野黨雜論》中，吳承恩圍繞秦末發生的動亂，展開了對人口、外交和選官製度的評析。“始皇雖獲彭祖之壽，然飲血養顏，人所不容。故納文武，授長生之法。郡縣丞屬，長官征授。另廢田租，以血代之。”吳承恩認為：地方自治的選官模式造成了權力的分散，使長生之法在秦末“流於鄉野”，再加上中央政府的苛政，最終導致了秦末的大規模起義。到了漢代，官府清剿鄉黨，鼓勵生育，重新調整賦稅結構，施行察舉征辟，均是對前朝做出的修正。
《東山伏魔錄》則舍去了上述論述，以水怪無支奇(3)為核心反派，講述了一場天庭禍亂。全文分為“猴王出世”和“天庭之變”兩部分。無支奇是東山上的一塊靈石，修煉成精，本性頑劣，拜師學藝也未曾悔改，在接受招安失敗後，大鬧天庭，逃回下界，自立門戶。主人公項公明則是與無支奇同門的正統子弟，渡劫飛升，曆經千辛萬苦，成為天兵中的一員，最終參與大戰，率軍擊敗了叛黨(4)。
《東山伏魔錄》的情節無疑精彩紛呈，但是從殘篇來看，故事過於側重項公明的刻畫。無支奇被描繪成赤麵獠牙的怪物，大鬧天庭也隻是肆意妄為之舉；同時，討伐無支奇的大戰又過於強調項公明發揮的作用（盡管他的軍階並不高），缺乏格局。相比於同時期的《漢中演義》《百鬼譚》等流行作品，這無疑落了下風。同時，雖然意在暗諷，但是在《野黨雜論》中提到的各項弊端卻均未得到有效的體現。從文學成就上看，這部處女作並不成功。它最重要的地位，在於為《西遊記》奠定了基礎。
乾化百二十年春，吳承恩將《野黨雜論》交送靖州令。同期，他開始關注另一件重大曆史事件—玄奘西遊。靖州令在通讀全文後，對吳承恩大加讚賞。通向朝堂的路重新向吳家敞開。這並非一趟直通車，在此之前，吳承恩還要接受培訓與考試。
不過，舉家歡慶的吳家顯然對此毫不擔心。他們在淮明的江畔沙洲張燈設宴。這件光宗耀祖的事也在家族會議上被記入了族譜。
這一年，吳承恩二十七歲。
玄奘取經：從西征到西遊
舉薦隻完成了做官的第一步。接下來，等待吳承恩的，是夏朝漫長的進學之路。
在這一時期，吳承恩完成了《東山伏魔錄》的續作《西征記》。二者存在諸多共通之處，除了參照的曆史事件不同外，主要的區別在於《西征記》中，對長生之法的描寫更加真實生動，同時，故事的內容也更加充實。
這一變化與吳承恩的個人體驗息息相關。根據夏法，長生之法會在書院的入學儀式上以血液交換的方式傳授給學生。儀式完成後，學生將在後續的修學過程中，陸續克服隨長壽而來的各項缺陷。吳承恩在《汝忠雜記》中清晰地記述了有關體驗：“雖耳張目明，神清氣爽，跌打損傷愈於須臾。然須日飲生血二兩，如啖銅臭……畏光，日光尤甚。晝伏夜出，晝出則披玄甲。甲甚重，多有不便。”其中，作息翻轉和對太陽的不耐最為痛苦：“嚐晝夜不息，翌日，昔時所學盡忘，領仗責二十，同舍生皆笑……”
克服這些缺陷的方式取自佛經。這與吳承恩當時的精修議題十分類似。在修習中，他將《嚴楞經》《法華經》等佛法同《唐書》《魏史》《域外誌》等史冊進行了對比，並通過親身驗證，將長生之法的缺陷歸為心理和生理兩類。其中，作息翻轉與日光不耐同根同源，均屬生理缺陷(5)。
修學期間，他還結識了出身官宦世家的宋彝。二人誌趣相投，吳承恩贈給宋彝《西征記》的手稿，宋彝在翻閱數頁後，日夜通讀。最終，二人決定綜合《野黨雜論》與《西征記》，編寫一部長生之法演變簡史，作為竟學之作。這不僅需要翻閱經典，還需要尋訪各地進行調查。在書院總管葛木的指點下，二人決定暫且將範圍限製在交通便利的江淮流域，以確保能夠按時交稿。
時任淮安知府的葛木還指派了一名護衛隨行保護二人。護衛是一名武僧，法號圓忠，為人自律，沉默寡言。相反，宋彝則主張享受生活，尤好各地美食(6)。據梅禎《高甸吳氏傳》記載，此二人即《西遊記》中唐僧身邊的豬悟能與沙悟淨的原型。
而隨著田野調查不斷深入，二人愈發意識到：此前的論述過於閉門造車。在秦漢交際之時，江淮流域動**不安。原本歸順秦朝統治的地方官尉紛紛各立門戶。而從地方誌上看，在這一時期，由長生之法衍生而來的政治理論百家爭鳴，比戰國時期更甚，甚至還曾流行著庶人統治士人的叛逆學說(7)。
待到三下江南時，在吳承恩眼中，與群雄廝殺的亂世相比，《西征記》中的遠征不過一場兒戲。在《西征記》中，西天取經的唐僧玄奘在使團與護衛的簇擁下，一路向西，途中浩浩****，四處征討。夏明帝治世有方，漫長的和平限製了作者的想象力，但這並沒讓吳承恩感到沮喪，相反，他反而從中看到了新的浪漫，新的宏大。
在返程途中，船行過合虛縣時，吳承恩和宋彝交代了他的新構思—取消遠征，以深入未知之地的探索取而代之。前接大鬧天宮—對無支奇來說，這將是贖罪；後起西天取經—對唐王朝來說，這將是一場誇父逐日之旅。合虛縣有山，日月所出。二人坐在船艙裏，感受著朝陽的溫度自山頂傾瀉而下。即便在層層烏袍的包覆下，他們也感受得到它的熾熱和光明。
回到書院後，二人立即著手整理收集到的資料。《長生誌·南淮篇》用編年史的形式，以行政區劃為總綱，按時間順序，細致地羅列了各地的名人與重大曆史事件。雖然事件間缺乏充分的聯係，但作為一部學生作品，已足夠合格。
同時，吳承恩開始著手創作《行僧西尋記》。依照曆史，唐貞觀年間，天竺國的僧侶們發現了能讓士人耐受日光的法門，唐王朝則解決了銀製品帶來的困擾。兩國各遣使者，帶回大乘法門的使命落在了玄奘這位使者的頭上。《西征記》以此為藍本，《行僧西尋記》亦然。
從標題上即可看出《行僧西尋記》與《西征記》的核心差別。故事中，簇擁在唐僧身邊的人隻剩下了三名徒弟。同時，師徒幾人的身份也正式從自然神轉向佛家。一行人遭遇的苦難則從《長生誌》中汲取靈感，變成了盤踞在一片朦朧莫測的廣袤大陸上的妖魔鬼怪。困難重重，一行人的豐功偉績因此得到了強化。
這部作品的一大特點在於：吳承恩突破了士人的慣常視角，跳出了士人因長壽、自愈迅速等特質而自命不凡的認知，塑造了一群在充滿變數的未知世界戰栗前行的旅行者。放在生命脆弱的庶人創作的文學作品中，這並不算出眾，但對吳承恩自己來說，卻已經堪稱自我突破。在士人文學中，《行僧西尋記》也算得上是一部值得咀嚼的作品了。
不幸的是，該作卻未能成稿。
乾化百三十二年，吳承恩和宋彝完成了《長生誌·南淮篇》的編寫。書稿提交後不久，二人便收到了來自京城的詔書。二人奉命上京，在金陵城接受了大乘之禮，正式脫去了隨身十載的沉重盔甲，重返陽光之下，如願以償地前往史館就任。然而朝廷雖然認可了二人的工作成果，卻分派了一項令他們始料未及的工作—參考《長生誌》及若幹禁書，校訂史館的全部正典。匹配內容一經發現，即刻刪除。
燃燒的盛夏：立場的翻轉與崩塌
太史公雖然在《史記》中強調了士人特有的長生史觀，卻也綜合先秦與秦漢的曆史文獻，指出：士人與庶人的曆史觀念存在諸多相近之處，其中重要的一點在於，即便擁有彭祖之齡的士人，也難以參透治世之道。在國家這個龐然大物麵前，所有人都在管中窺豹。
讓我們暫且將視角放遠，離開昏暗的書房。在夏朝，史館兼行修史與部分文教工作，後者讓這個本應遺世獨立的部門的處境顯得十分微妙。文字的分量在這裏格外沉重。教化萬民的師尊，同時也可以是妖言惑眾的亂黨。《長生誌·南淮篇》本身便足以證明此事。吳承恩與宋彝不知道的是，葛木在同意他們的修書申請時，是得到了上級的許可的(8)。
吳承恩自然無法接受此事。他修書上勸，以齊國大夫崔杼三斬史官(9)為據，試圖讓時任史館總簿的劉允撤回成命。劉允斷然拒絕。吳承恩於是越級上奏，奏疏卻被宋彝截獲。也正是在宋彝的苦口婆心之下，吳承恩才平息了怒火，沒有在憤懣中辭官而去(10)。
風波平息，吳承恩心中的不滿卻未能完全消除。小說創作成了他發泄情緒的渠道。《天宮怪話》就此誕生，其中出現了眾多裏程碑級的變化—在該書中，吳承恩改換視角，將講述天宮禍亂（前十五回）的主視角完全扣在了“齊天大聖”孫悟空身上。唐僧身邊的二徒弟豬悟能的形象也發生了變化，不僅不再是大師兄的得力助手，反而處處唱反調。這一變化的原因顯而易見—宋彝處事圓滑，在此期間頗得劉允賞識，被提拔成了劉允的直係助理。
雖然上述變化大幅提升了故事的戲劇衝突，還首次創造出了一位反英雄，但是就意圖而論，這一版本的作品依舊十分不成熟，甚至比不上它的前一個版本（盡管在篡改曆史的過程中，吳承恩利用通覽禁書的機會，進一步豐富了作品的內涵。禁書中多有怪力亂神，遠甚於《長生誌》）。它的諷刺目標也僅僅局限在言論控製、學術誠信這些膚淺的問題上。在民間，類似的諷刺作品早已汗牛充棟。江陵七子的相關雜文數以百計，下裏巴人中也傳有《陰陽歌》《亂病譚》等。
不過，從另一方麵講，負麵的情緒也讓吳承恩得以重新審視舊日的一些著作。巧合的是，雖然他所刻畫的天庭腐敗滋生，外爭內鬥，佛國虛偽冷酷，睥睨眾生。但始終未能統觀全局的吳承恩，卻陰差陽錯地完成了一場精準而細膩的魔幻現實主義敘事。
這埋下了禍亂的種子，也為幾個版本中文學成就最高的《西遊記》打下了現實基礎。自此，曆史開始從多個維度分岔，岔口位於乾化百五十七年的一場外交事故。
夏朝雖然表麵上政通人和，而且已經在夏明帝的統治之下存活了四百年之久，但這卻是持續不斷的博弈的結果。博弈在七個甲子間一直持續不斷。到了吳承恩時，平衡已經出現了新的裂痕—夏明帝的神智開始衰退，在皇子勾心鬥角的同時，歐陽氏和楊氏兩大官宦家族也產生了矛盾。
兩大家族的矛盾核心出在一項核心國策—兵役—的征調對象上。夏朝西部與北部的國境線外並不安穩，以至於長久以來，對外交流幾乎完全絕跡。在出兵征討一事上，左丞相歐陽寧認為應當組建庶人軍隊，以在提供便攜軍糧的同時，讓糧草自身也參加戰鬥。右丞相楊肖則認為應當讓更多士人參軍，積極征討外夷，以他國庶人為糧(11)。雙方爭執不下，最終付諸政治鬥爭(12)。而伴隨著夏明帝開始出現精神衰弱，由皇家控製的情報係統也逐步卷入了朋黨之爭中。
吳承恩對此事頗為關注，因為它為他的創作提供了大量素材。毫無主見的玉皇大帝、把持天庭的西王母和太上老君……《天宮怪話》逐步發展成了群像故事。起初，在宋彝的警告下，他曾一度封筆，將原稿付之一炬。但後來，他索性創造了一種密碼，在紙上打孔，針孔模式匹配文字在《辭林》中的位序。這部諷刺文學的集大成者正是以這種方式誕生的。
但實際上，這不過是自作聰明而已。隻手遮天的歐陽寧早已讓密探取得了吳承恩的密稿，完成了破譯，楊肖則疏通了歐陽寧身邊的丫鬟，實施了二次盜竊。
曆史上，史官一向不問朝政，安心修史。主簿劉允之所以不惜一切代價貫徹這一傳統，正是因為一旦參與其中，便會牽一發而動全身，甚至有可能讓整個史館全軍覆沒。在劉允看來，這才是對曆史的大不敬。宋彝對此深以為然。
然而，局麵卻愈發朝著失控的方向發展，即便是記錄曆史之人，也無力改變。最終，在乾化百五十七年七月，波瀾再起。一個史稱大秦(13)的國家跨越了半個世界，走進了夏朝王廷。
大秦國的出現在首都掀起了軒然大波。據《前夏書》記載，“秦使蒼顏白發，有好事者夜觀，實為庶人。所乘轎甚奇，無驅自行，轎有四輪，飲生血，與士人無異”。在入朝後，百官全體無不駭然—四個車輪裏竟然各坐著一名士人。
活生生的禁史堂而皇之出現在朝堂之上。夏明帝震怒，將來使打入監獄，焚車毀輿，卻在當晚暴死東宮。比年老的昏聵父親更像傀儡的太子在內憂外患中繼位。楊肖當即上書揭發歐陽寧秘密修撰反書，妄圖顛覆朝政，證據便是在其家中發現的密經。
朝堂之上劍拔弩張。史館主簿劉允放下心來—他選擇了親近楊黨；宋彝卻頓覺局勢不妙，不僅因為在這場對賭中，劉允讓他押了歐陽寧，還因為作為證據的反書正是《天宮怪話》。
歐陽寧鋃鐺入獄在即，宋彝快馬加鞭趕回史館警告吳承恩。局勢卻陡然生變。斬殺夏明帝的凶手忽然遭到逮捕。歐陽寧並未在朝堂上公布此事，相反，他將此事栽贓給了楊黨，並告知了禁軍總管和覬覦皇位已久的定王。在定王的作證與主持下，禁軍連夜入宮。金陵城頓時陷入腥風血雨，乾化這個年號維係了一百五十七年零七個月，承安卻僅存活了不到四個時辰。
宋彝冒死將吳承恩藏了起來，至於藏在了何處，無人知曉。意識到天下即將大亂的劉允則開始一邊指揮手下轉移檔案，一邊委托宋彝幫忙護送他的親眷出城。禁軍闖入史館時，他刺穿了自己的心髒。
來自異域的使團趁亂越獄逃走，兩年後，從庶人奴役士人的國度帶回了妖魔大軍。夏朝陷入了漫長的動**期。吳承恩在茫然之中燒掉了他的書稿，卻已於事無補。
吳承恩究竟是如何從這場禍亂中脫身的？我們無從得知，隻能從現存的史書中尋找蛛絲馬跡，拚湊出某些瑣碎的線索。根據最新的考古發現及曆史學家的推測，宋彝在這之中發揮的作用或許遠不止提供藏身之所。他可能在轉移劉允的親眷時，殺掉了其中一人，從而將吳承恩調換進了逃難的隊伍中(14)。
《天宮怪話》成了顛覆夏朝的一根撬棍，夏朝的崩塌又反過來壓垮了吳承恩的價值觀。政治在他的眼前變成了一團濃稠的霧，比他的善惡觀更加複雜，比他所諷刺的敵人更加混沌沉重，以至於從某種意義上講，他的價值觀可謂一無是處。
這一年他五十四歲，如果一切如常，本該在六年後娶妻生子。但如今，為了保全家族，吳家卻徹底與他劃清了界限。當戰火燃過國境，大秦國的軍隊踏上秦始皇奠定的江山時，通緝令和國家律法一同失效。這位幾乎失去了一切的史官，便從世人的眼中徹底消失了。
士死節，庶何辭
至此，因動**逐步擴散，夏朝的曆史開始出現斷層。流亡四方的吳承恩在此後究竟經曆了什麽？這個問題已經無法通過正史予以回答。留給我們的，隻有來自全國各地的鄉野逸聞和吳承恩本人的三部代表作：雜文集《汝忠雜記》、文化史《長生誌》，以及他最後的作品《西遊記》。
在《天宮怪話》和《西遊記》之間，還有另兩個中間版本。這兩部作品均已經散佚，其存在之所以流傳至今，全要仰賴一位名叫法智的童僧。有關這位童僧的來由我們所知甚少。在《汝忠雜記》中，有關其身世的記載僅有寥寥數語：“於常陽遇小僧，年十四，善言語。寺毀，引為書童。”二人在亂世中相依為命，四處流浪。吳承恩提供保護，法智擔任他的助手，同時也擔任他的食糧。
據《汝忠雜記》記載，吳承恩在離開朝廷以後，對國家失望至極。他並非因抱負不得認可而鬱鬱寡歡，而是為看不到未來而感到絕望。在《汝忠雜記》中，他認為曆史一直在不斷重複自身，改換到下一個朝代，政治也依然是政治。自屈原起，不論成敗，曆史上沒有任何一位知識分子能逃過這個怪圈。
同時，中央政府對許多地區失去了控製，造成了豪強輩出，盜匪橫行的局麵。庶人和士人變得同樣危險，複雜的關係交織成一張錯亂的網。《汝忠雜記》中曾多次出現“朝為秦虜，夜奔，複遇士賊。同渡皆死。智以舍利贈魁首，方得贖”之類的險情。危險的關係進一步加深了吳承恩的失落。據推測，自天啟二年起，日記體的《汝忠雜記》出現的“詩詞湧現，雜文銳減”的現象，與此不無關係。
隨著戰亂不斷發展。這片土地也開始發生劇烈的變化：大秦國的自行機將士人與機械融為一體，在供士人食用的血液中加入了樂天(15)，進而借助這種以士人為動力的機械搶占了戰爭的先機。為了收複國土，夏朝的軍隊最終舍棄了尊嚴，打造出了一模一樣的機械，以精神衰弱的年長士人為“燃料”。這雖然一舉兩得，同時解決了軍事上的不利和長久以來困擾夏朝的人口結構問題，卻也徹底推翻了自秦漢起華夏民族的精神風貌。
慶陽五年，《天時法》(16)頒布，自此，“金人合一”式的手工業不斷發展，“自轉”的機器逐步接管一切。既有的社會階級中的剝削關係從此被放大到了極致，士人與庶人的差異也變得愈發模糊。吳承恩早在戰爭開始時便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趨勢，在《汝忠雜記》中發出了“嗚呼哀哉！人之不人，魂在金木”的感慨。
《長生誌》的編寫又進一步佐證了這份感慨。吳承恩意識到，世上出現了一種新事物，在其麵前，不論是士人還是庶人，都正在逐漸遭到奴役。對於這種新出現的社會形態，吳承恩同法智曾多次展開討論。討論的範圍不斷擴大，最終轉向士人和庶人的關係。
吳承恩以此為消遣，卻從中收獲了意料之外的經驗。在討論中，身為庶人的法智不僅事無巨細地講述了庶人眼中的士人形象，還揭示了庶人對永生之法和雙方共同締造的曆史的解讀。曆史規律很多時候是歸納而來的，壽命短暫的庶人對長生的渴望便是其中一項。然而令吳承恩感到異常有趣的是，雖然對這些規律頗有了解，但法智本人卻反其道而行之。他對庶人的身份異常執著，以之為傲(17)。在流亡途中，吳承恩曾多次試圖授予其長生之法，均遭到法智婉言謝絕，理由除了個人誌向外，還包括吳承恩的飲血需要等(18)。
法智的這份執著為他帶來了嚴重的傷害，卻因此成就了吳承恩，不僅讓他重新抖擻精神，還讓他確立了後半生的誌向。
秦夏之戰總共持續了六年。在第三年夏至，二人被夏軍俘獲，強征入伍。這支軍隊以步兵為主，采用了歐陽寧的策略，吳承恩因此得以“與智同途”。然而在與夏軍交戰時，部隊卻遭遇了秦國的自行戰車。法智為了保護吳承恩，被車輪軸承上安裝的卷鐮斬斷了左臂。夏軍幾乎全軍覆沒，二人落水，得以幸免於難。
對此後發生的事，《汝忠雜記》記載有三。其一是“百裏無人。引火止血，哭聲震天”。其二是法智高燒不退，吳承恩欲以長生之法化解危機，卻被其斷然拒絕，稱“士死節，庶何辭！”吳承恩隻得憑借對年輕時家族產業的依稀回憶“尋草烏、陀羅以鎮痛”。
第三段記載與前兩段稍有脫節，講述了法智痊愈後二人的經曆。吳承恩僅書“豁然開朗”四字。法智則在注解中指出：是夜，皓月當空，吳承恩酒醉落水，上岸後，對月大哭。這並非身臨絕境的哭號—三份記錄實際上暗含著吳承恩精神思想的重大轉變。“士死節，庶何辭！”法智的六字真言一語道破天機。上蒼麵前，眾生平等。悟出了這番道理的吳承恩，最終立下了“人道如水，天道恒常。故以史為鑒，為天下文”的誌向。
竟寧四年五月，他重拾塵封數十年的《長生誌》，再次上路。
重修的《長生誌》與早前的淮南篇差別迥異，最大的不同在於吳承恩此番格外注重長生之法在演化過程中的內在規律。這讓修史工作變得難上加難，再加上交通不便，僅考據便耗費了吳承恩的大量精力。最終，就連《汝忠雜記》也轉由法智代為記述(19)。《長生誌》奠定了吳承恩史學家的名望，不僅成為為他正名的重要工具，還成為《西遊記》的重要設定參考。不過，由於其內容過於龐雜，在此不做贅述。
戰爭結束了。時代已經忘記了淪落天涯的史官。夏光武帝繼位，國號慶陽。《天時法》頒布，這個國家的官僚體係內首次出現了由庶人掌管的部門。國家一方麵積極鼓勵庶人生育，另一方麵，將囚犯和年齡超過二百歲的新晉老者悉數投入生產製造業。吳家自戰亂中幸存下來，吳銳卻在行商途中落水罹難，落入上天之手，逃過了成為燃料的劫數。同樣自戰亂中幸存下來的宋彝遷居到了渝州，歸隱山林，潛心研究民俗文化，編纂了涵蓋了飲食、曆法、土木、農耕、服飾、刑罰、宗教等領域的大量著作，甚至還開發了一道名叫毛血旺的川渝名菜(20)。
吳承恩並不知道這些，據《汝忠雜記》記載，在此期間，他曾兩次路過阿房宮遺址，最終獨自一人前往西域，不知所蹤。《汝忠雜記》就此戛然而止。幾十年間，一僧一士，經曆何事，除寥寥數語外，無從得知。
慶陽二十一年，江寧城的集市上出現了一位獨臂僧人。僧人“負篋獨行”，在城東的同文書館外攔住了在當地小有名氣的說書人沈彥才，“飲水三碗而去，遺書兩卷，其中多玄妙”。
沈通宵達旦，屢屢拍案叫絕。而在首次公開說書後，同文館的聽書人數迅速增長，幾乎達到了萬人空巷的地步。沈彥才的名聲，也隨著這部作品的流傳而名垂史冊，位列後夏四大說書人之首。
毋庸置疑，這部作品便是《西遊記》。
最後的西遊
《西遊記》的流傳迅猛至極，到慶陽二十二年春，已傳遍全國各地，上至天子，下至夷狄，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作品采用白話文言，幾乎沒有任何閱讀障礙。其流通程度遠甚四書六經，僅次於《三字經》這類歌謠式的育兒讀物。
平易近人的語言卻隻是作品廣受歡迎的表層原因。更重要的是：與早前作品相比，《西遊記》大幅脫去了作者的個人立場，借用神話、史詩和怪談，以近乎悲天憫人的口吻，冷靜甚至頗具幽默地講述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長途苦行。
全書共計一百回，其中，前七回講述了靈猴孫悟空修行、改命、鬧海、受祿、大鬧天宮、迎戰天軍，最終被佛祖隻手降服，困於五行山下五百年；八至十三回講述唐僧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身世，十三回至二十二回則講述了他先後遭遇和招攬孫悟空、豬悟能、沙悟淨與白龍馬的過程。自此，四人一馬，經曆九九八十一難，最終取回真經，普度眾生，修得正果。
吳承恩一生跌宕起伏的經曆在書中昭然若揭。早年對秦漢魏唐時期的曆史的浪漫狂想、少時與宋彝和圓忠的親密關係（第三十六回：心猿正處諸緣伏，劈破傍門見月明）、做官期間的不得誌（第四回：官封弼馬心何足，名注齊天意未寧）、動亂期間對國政的失望與對個體渺小的感慨、晚年與法智的精彩論辯與反思（書中與妖魔鬼怪的戰鬥大多半文半武）……所有這些都能夠在作品中找到零零碎碎的對照。這些私人經曆與感悟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之間激起了強烈的共鳴，甚至成為了他們著書立說時的論據。
而對布衣百姓而言，《西遊記》與早前的眾多作品不同，不預設任何種族立場，以各地的長生之法演化曆程為本，向世人描繪出一幅五彩斑斕、氣勢恢宏的山河繪卷。庶人對長生的渴望、曲解（以吃唐僧肉得永生尤甚）、憎恨、利用、認同，士人對庶人的漠視、壓迫、貪婪、悲憫、親近，乃至士人與士人、庶人與庶人間的複雜關係，均在書中得到了全方位的呈現。
同時，與著力刻畫主要人物的早期作品相比，《西遊記》中引入了大量對底層人民和邊緣人士的描寫。在這些下級角色中不乏形象豐滿之人，但是在伴隨著西天取經而來的不溫不火的清剿過程中，卻往往隻有頭目得以幸存，其餘小妖小怪大多隻能落得被“悉數打死”的命運。由此產生的強烈宿命感深得人心。剛剛從風雨飄搖中恢複過來，卻又被曆史裹挾著前進的世人，或多或少都能從《西遊記》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如果說《天時法》改變了夏朝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並進一步帶來了精神風貌上的變革。那麽，《西遊記》一定是這場變革在文化領域的重要推手。它更進一步促進了上下階級的意識融合，並以自身為梁柱，成為了後續大量衍生作品的支撐。士人與庶人都開始參與這場文化創作的盛宴。據統計，在慶陽年間，可考的衍生作品有小說三百九十六部，劇本一百七十七部，詩詞歌賦四萬零六百五十首，議論文六千七百八十一篇。
僅就敘事類文學來看，其延伸方向分為角色（包括《羅漢譜》《大唐白龍傳》《西天演義》等，其中，《西天演義》獨樹一幟，以地方妖魔為主要角色，而非唐僧師徒）、情節（代表作品有《西遊記續》和《西遊淨壇篇》等）、思想（諸如《佛國外史》與《金木魂》）等，此外，還有圍繞吳承恩的生平展開的傳記性的曆史故事（這類作品多以吳承恩與法智的經曆為核心情節）。作品還促進了考據學的繁榮，其中，吳承恩的友人宋彝也參與其中，創作了《西遊山水考》，以表對友人的緬懷。
筆者不才，於十年前鬥膽著書一部，名為《金木魂》，以“人之不人，魂在金木”為主旨，講述了一場虛構的秦夏之戰。戰時，雙方傾舉國之力，以自行機為磚石，創造出比肩五嶽的巨像之城。軍隊與軍隊間的殺伐因此變成了城池與城池之間的戰鬥。
該書三版後不久，正逢吳家修譜之盛事。家主誠邀有關文人出席儀式。筆者有幸收到邀請，並在會議期間與吳家長老們密切交流，得知籌備編寫《江南吳氏全書》的計劃。昨日夜裏，該書終於付梓。自冤情昭雪，二十七載已逝，天道昭昭，實屬可歌可泣。
《江南吳氏全書》糅合多方史料，還原並匯總了《西遊記》全部九個版本的可考文字。為該書撰寫序言的重任落在了筆者的肩上。於是，帶著對文忠公的至高崇敬，筆者決定在這篇序言中，列數其生平履曆，並詳述其一生起伏與創作之間的聯係，以彰西遊之誌。在了解這段曆史以後，讀者也能更好地了解其思想對其著作的影響。把握住這條脈絡，便無須倚仗任何解讀閱讀本書。
本文成稿時，筆者正站在江南吳家的廟堂之下。旭日東升，佛光普照。負責祭祀的司儀沐浴晨曦，麵朝東方，焚香祭祖，香灰在聲聲梵唱中滾滾西去。萬丈佛光引人浮想聯翩，二十七年前，就是在這裏，這個活過了三個朝代，壽命已近千載的古老家族的族人們，在此齊聚一堂。
化解了老齡化危機的《天時法》已被廢除。層層飛簷之下，隱居多年的高祖曾祖內祖外祖悉數到場，在為他們準備的座位上正襟危坐，以數朝元老的身份，接受子孫後代的贈禮、歌頌和朝拜，用或年輕或蒼老的聲音，祝福宗族的後人們。
文忠公的座位空無一人，但是他的福澤卻傳達給了在場的所有人。如今，長老們已經再度隱居山林，親戚們也已經重返中州各地，但是消逝之人的痕跡卻仍舊流淌在山川草木間，傳唱在街頭巷尾，在史官的墨筆下，在說書人的慨歎中，在孩童的歌謠聲裏，成為永恒。
在《西遊記》的末尾，師徒四人把真經護送至長安，而後再赴天竺，在萬丈佛光中修得正果。如今，目睹眼前空茫盛景，筆者感慨萬分，已然不知所雲。遂在這篇推薦序的末尾，援引《西遊記》的文末詩句，聊表對汝忠先生的尊敬與認同。其詩雲：
如是等一切世界諸佛，
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同生極樂國，盡報此一身。十方三世一切佛，
諸尊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