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不清楚，建築師在寫下這些文字時，是否就想到了將來有一天要用於發表，並把它們作為作品的一個有機部分。我也不知道，在最終送去發表之前，他是否對日記的內容作了某些修改，以使之與作品更加匹配。如果說再生磚就是建築師的孩子的話，那麽，日記也許同樣具有了某種再生的意味吧？

能夠明顯感覺到的是，建築師的心情不是平和的，剛開始的那股子意興衝衝，在製磚的過程中逐漸銷蝕了，最後變成些許無奈。也許，這一切跟他最初的設定和想象還是有差異的吧。本來，他或許以為，災區的人們既然遭受了那樣深重的苦難，那麽，一定對他的蒞臨，包括對他帶來的產品，跟接受其他的無私援助一樣滿懷渴盼和感恩。但現實一些來看，似乎並不是這樣。

在後來的一次研討會上，建築師談到了自己心靈的分裂：

“災難發生後，我一直感到一個身份認同的問題：到了災區，我覺得自己是一個誌願者，而且是一個體力不佳的、有了暮氣的誌願者—我的腰有傷，拿輕的東西不好意思，重的東西又拿不了，很尷尬；在災區看到沒有倒塌的房子時，我尚且覺得自己是個建築師；但看到那些倒塌的房子時，我又根本不敢承認自己是建築師；另外，坐在房子裏每天都會感到搖一搖，很多東西也都摔碎了，就覺得有點疑似災民。那麽，我到底是誰呢？是慈善家，還是藝術家？是誌願者，還是災民？”

隨著製磚過程的逐步推進，這種情緒不僅難以遣散，而且還越發濃重了。建築師似乎越來越為自己的身份問題而苦惱。但他仍然堅持著幹了下去，一個原因是，他已經與歐洲的策展人簽了合同。他被套在了一輛沒有回頭路的戰車上。

我想談談其中的技術性—我以為，這正是再生磚的核心命題。當時，人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房屋重建方案，但最後，經過觀望、質疑、排斥，風行的卻是再生磚。我認為，是技術性起了關鍵作用。像那些要動用大型機械和專業公司來進行建築垃圾處理的方案，都不如建築師的設想更能在妥協中被接受。建築師的思維方式是工科式的，很單純，在那個時候，本來是拿不上桌麵的，也不具備轟動的宣傳效應，但唯其如此，最後多方比較之下，才擊敗了那些鴻篇巨製和誇誇其談，而顯現了它更具操作性的一麵。那麽，藝術性也就是從這樣的技術性中產生的吧—而不管建築師一開始怎樣宣稱，這是一樁與藝術無關的慈善性質的活動。這已由不得他。再生磚最終被精英們界定為一種藝術行為，這是沒有疑問的，而在建築師的潛意識裏，最終也一定是同意的吧，否則就不會把它送上歐洲的雙年展了。這裏麵的矛盾是深刻的，卻在現實中被慢慢化解了。然而，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建築師卻與當地人發生了衝突……也許，如同建築師感到自己的身份變得模糊了一樣，災民們似乎也忘記了他們的身份吧。

建築師隻好對大家解釋：“總是會有用處的……”但是，它指的是雙年展上的藝術成果呢，還是村民的居住條件可以得到改善呢？抑或是二者？但我在困惑中覺得，似乎又都不是建築師的真實所指。也許，從一開始，人們就誤會了建築師。

總之，數十年後，我第一次閱讀建築師寫下的日記時，心中像落滿了折斷的麥秸，深深淺淺紮入皮肉，混沌而迷離，很難拔得出來，隻能讓血液去慢慢融化那種無以言說的痛楚，雖然，我本人並沒有經曆那場災難。其實，在建築師的年代裏，重視純技術的人應該不多，人們更加關注的是其他。但建築師為大家呈現的，首要的還是一種技術，而且是一種簡單的技術，一種低技術，正與當時的潮流相悖。這也許才是使介入災後重建的許多人大跌眼鏡的緣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