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無頭騎士[1] The Headless Horsema
那年的萬聖節——就是我妹妹兩歲那年——我扮成了無頭騎士。以前我隻扮過鬼魂和胖女人，兩者都很簡單：你隻需要一張床單和很多爽身粉，或者一條裙子加一頂帽子和一些襯墊就可以了。但那年是我扮裝的最後一年，至少我是這麽認為的。我已經快十四歲了，不適合再玩小孩子的扮裝遊戲，所以我覺得這次一定要全力以赴。
萬聖節是我最喜歡的節日。我為什麽那麽喜歡它？或許是因為我終於可以抽出一點時間不做自己，或者說是不假裝自己，我發現，我在公眾場合做出假模假式的姿態雖然越來越駕輕就熟，但也越來越讓我有負擔。
我是從學校課堂上讀的某個故事裏得到無頭騎士這個靈感的。那個故事中的無頭騎士是個極其恐怖的傳說，同時也是個笑話，而那正是我想要達到的效果。我以為每個人都熟悉這個人物，我以為學校裏學到的東西都應該是常識。我尚未發覺自己其實生活在一個類似於透明氣球的環境裏，飄浮在世界的上空，卻並未與之有過太多接觸，我認識的人在我眼前呈現的角度與他們在自己眼前呈現的角度並不相同；反之亦然。在我的氣球裏高高飄揚的我自己，在別人眼中比在我自己眼中更渺小，也更模糊。
對於無頭騎士應該是什麽樣子，我有自己的設想。據說，他會在夜裏騎馬飛奔，肩膀上除了一截脖頸之外什麽都沒有，他的一隻手抱著自己的頭，一雙眼睛向驚愕不已的看客投去陰森恐怖的目光。我按照《雨天興趣愛好書》裏的方法，把碎報紙浸泡在我自己煮的麵粉糨糊裏打成塑形紙漿，然後用紙漿做出了那顆頭。早年間——很早了，至少兩年前——我曾經有過一個渴望，要把那本書裏介紹過的所有東西都做出來：用煙鬥通條擰成的小動物，在中間的小洞滴入食用油就會跑來跑去的輕木小船，還有用一個空線軸、兩根火柴和一根橡皮筋組裝成的拖拉機。但是不知道為什麽，我在家裏總是找不到合適的材料。不過，煮糨糊很簡單：隻要有麵粉和水就行。你把它們加熱、攪拌，直到糨糊變成半透明狀。裏麵有顆粒也不要緊，可以晚點把它們壓碎。糨糊幹了之後會變得很硬，而且第二天早上我才意識到，用完糨糊之後我應該在罐子裏裝上水。母親總是說：“好廚師都自己洗碗。”不過話說回來，我認為熬糨糊並不能算是下廚。
我做出來的頭太方正了。我把它的頂部壓扁了一些，讓它看起來更像個人頭，然後放在爐子旁烘幹。烘幹比我預計的時間更長，並且在這個過程中，鼻子塌縮，整顆人頭開始發出怪味。我意識到我應該多花點時間去塑造它的下巴，但是現在已經來不及補救。至少在這顆人頭表層已經足夠幹燥之後，我給它塗上了一層淡淡的睡袍粉色——並希望能夠呈現出肉色的效果，然後我給它畫上了兩個慘白的眼球，還有黑色的眼珠。這雙眼睛畫出來有點對眼，但是沒辦法：我不想在還沒幹的白顏料上用黑顏料修改眼珠，那樣會把眼白弄得灰乎乎的。我在眼睛下麵畫上了黑眼圈，還添上了黑眉毛，以及好像抹過油一樣黑得鋥亮的頭發。我畫上了兩片紅唇，一邊的嘴角流下一條光閃閃的鮮豔的血痕。我還特意在這顆頭的底部加上了一段脖子根，並把它塗成紅色——因為頭就是從這裏被割掉的——在脖子橫截麵的正中心我畫了個白色的圓圈，以代表頸骨。
騎士的身體讓我費了一番心思。我從自己已經不用的木偶戲台上拆下一塊黑布做了件鬥篷，並把鬥篷的頸部收攏在一起——好方便戴在我的頭上——並在前麵縫上了紐扣。在與眼睛齊平的位置，我剪開了兩個不太顯眼的小洞，這樣我就能看到外麵了。我借用了母親婚前穿過的馬褲和馬靴——她從結婚那天起就再沒騎過馬，她總愛提到這件事，帶著自豪或是遺憾，或許兩者兼有。但當時我並沒有特別在意母親的語氣，我隻能充耳不聞，好全力以赴去做我正在做的事情。
馬靴太大了，但我把曲棍球襪子墊在裏麵補救了一下。我還用安全別針把馬褲別在腰間，以防脫落。我找到一些黑色的冬季手套，還用一根棍子和一塊從射箭裝備箱裏搜出來的皮革拚湊出了一條馬鞭。我的父親以前經常射箭，後來我哥哥也是；但後來父親放棄了這個愛好，而哥哥的學業非常繁重，於是這個裝備箱就被丟在了地窖的行李間裏。
我在鏡子前試穿了整套服裝，把那顆頭夾在臂彎裏。透過觀察孔，我幾乎看不到自己的樣子，但是鏡中隱現的黑色暗影和我手肘附近那兩隻凶狠地盯著我的邪惡眼珠在我看來相當不錯。
萬聖節當天晚上，我摸索著走到大門口，和我當時最要好的朋友安妮會合。安妮扮成了“破布娃娃安”[2]，還戴上了紅色的羊毛假發辮子。我們帶了手電筒，但是安妮還是得挽著我的胳膊領著我，才能走過夜幕下那些格外黑暗的地段，我們經過的街區照明不足，所以這種地段很多。我真該把觀察孔開大點。
我們挨家挨戶地敲門，大喊著“請客！請客！”，並得到了爆米花球、糖漬蘋果、甘草軟糖，還有用畫著南瓜和蝙蝠圖案的黑色及橙色蠟紙包著的萬聖節太妃糖，這個讓人格外喜歡。我鍾愛這種趁著夜色外出潛行的感覺——沒人看到、沒人知道，貌似很恐怖，但外表之下卻一直保持著那個溫良的、平凡的、盡職的自我。
那天是滿月，我想。應該是的。空氣清爽，有落葉，家家戶戶門廊上掛著的南瓜燈散發出南瓜烤焦後那種令人興奮的香氣。一切都像我之前想象的那樣發生著，但我也已經感覺到它們正從我身邊流逝。我太老了，這就是問題所在。萬聖節是小孩子們的節日。我已經過了那個年齡段，隻能從我的氣球裏俯瞰著它。現在，我終於來到了籌備已久的這個時刻，卻已經記不得自己為什麽要如此大費周章。
開門的大人們的反應也讓我失望。每個人都知道我的朋友安妮扮演的是誰——“破布娃娃安妮！”他們喜悅地喊道，甚至能想到“安”和“安妮”這兩個名字的關聯——但是對我他們卻說：“你扮演的是誰呢？”我的鬥篷有消音效果，所以我常常得把答案重複兩遍。“無頭騎士。”“無頭什麽？”然後他們會繼續問我，“你抱著的那個是什麽？”“是顆人頭。無頭騎士的頭。”“哦，是，明白了。”然後他們會讚賞那顆人頭，不過是用一種誇張的方式，大人們必須讚賞一件他們內心認為愚蠢可笑的東西時就會這樣。我沒有想到的是，如果我希望自己的裝扮能立刻讓人認出來，我應該選擇更為人所熟知的角色。
然而，有一位觀眾不出所料地被打動了。她就是我的妹妹，我經過客廳走向門口時，她還沒去睡覺。她瞟了一眼那具蹣跚而過的黑色軀幹和巨大的靴子，還有那顆頭發油光鋥亮、眉頭緊皺、沒有身體的人頭，便開始驚聲尖叫。她沒完沒了地尖叫著，我掀開鬥篷讓她看到裏麵隻有我而已，但這樣也沒法讓她安心，反而讓情況更糟糕了。
“你還記得那顆人頭嗎？”我問妹妹。我們正坐著她那輛四處亂響的破車，去看望我們如今年事已高、臥床不起而且雙目失明的母親。
我妹妹沒有問“什麽人頭？”，她知道我指的是什麽。“它看起來像是個皮條客，”她說，“油頭粉麵的。”然後她又說，“幹得漂亮，弗雷德。”她開車時會朝著路上那些技術不熟練的司機大喊大叫，她幹這個熟門熟路。所有這類司機都被她稱作弗雷德，包括女司機。
“你怎麽知道皮條客長什麽樣？”
“你懂我的意思。”
“那也是個死了的皮條客。”我說。
“沒死透。無論你走到哪兒，那雙眼睛都在盯著你，就像那些三維的基督像。”
“不可能，它是對眼。”
“反正就是，我很怕它。”
“你後來還跟它玩，”我說，“你長大了一些之後，你還讓它說話來著。”
“反正我就是害怕那顆人頭，”她說，“沒錯，弗雷德，你把整條路都占了吧。”
“或許小時候是我害你不正常的。”我說。
“反正是有什麽東西害的。”她說，然後笑了起來。
那個萬聖節過後的一段時間裏，那顆人頭就住在行李間，那裏除了有兩個扁皮箱裝著我母親婚前的東西——她繡來當嫁妝的茶巾，她保存的兒童長手套——之外，還有幾個空箱子，一個裝著假魚餌的金屬盒，一些射箭裝備，以及一堆我經常在裏麵翻來翻去並且順手牽羊的雜物。那顆人頭擺在上層的架子上，旁邊是破舊的溜冰鞋和皮靴——有父親的，也有母親的。腳，腳，腳，腳，頭，腳，腳，腳——如果你不習慣這種排列組合，又碰巧抬頭瞟了一眼，可能會覺得疑惑。
那時家裏已經裝了第二部電話，於是我就可以跟我的男朋友們打電話聊天，或者以聊天的名義消磨時間，同時避免惹惱我的父親——他認為通電話應該盡量簡短並言之有物。行李間的門就在電話機旁邊。我打電話的時候喜歡把那扇門關上，不然我就會看到那顆人頭透過黑暗盯著我，它的嘴角還滴著血。那油亮的黑發和很短的下巴讓它看起來像是漫畫裏剛跟人打完架的領班。同時它似乎又在惡意地關注我，仿佛要把我說的每一個字都聽進去，並對我的動機做出不良揣測。
在行李間隱居了一段時間之後，那顆人頭移居到我妹妹的扮裝衣箱裏。那時我已經十五歲，妹妹四歲。她仍然是個很容易焦慮的小孩——甚至比之前還焦慮。據母親說，妹妹沒辦法一覺睡到天亮——她會醒來五次或六次或七次或九次或十次或十一次。雖然我的房間就在她的隔壁，但我從沒聽到過她淒厲的呼喚和嚇人的哀哭。我像是被下了藥一樣，睡得可香了。
但是，我們聽人說過，熟睡中的母親會聽到自己孩子的哭聲。她們沒辦法聽不到，這是研究證明過的。我的母親也不例外：在無夢的沉睡中，她會聽到一個細小聲音的呼喚，她會在半夢半醒之間跌跌撞撞地走進妹妹的房間，機械地安撫她，給她喝點水，重新幫她掖好被子，然後回去繼續睡，直到再一次，然後又再一次，隨後再再一次被喚醒。過去四年裏她越來越消瘦，她的皮膚蒼白，她的頭發枯澀變灰，眼睛大得不太正常。
事實上，母親從我們強行送給妹妹的寵物倉鼠身上感染了一種甲狀腺疾病，我們本來是希望這隻倉鼠每天夜裏在滾輪上一圈圈跑動時發出的吱吱呀呀的聲音能夠安穩妹妹的心神，但是事與願違。母親的瘦骨嶙峋和眼睛凸出就是這種病導致的。確診之後，就很容易治愈。但是日後敘述這段經曆的時候，這個細節往往被我母親和我忽略不提。一個天使——就是那種跟正常小孩不太一樣，需要特殊照顧的小孩——用夜行動物一樣的奇怪表現耗盡了母親所有的精力——這個主題比倉鼠傳播甲狀腺疾病所蘊含的趣味性大多了。
我妹妹看上去確實有點不正常。她的個子很小，梳著金色的小辮子，有一雙藍色的大眼睛，還總是像兔子一樣咬著下嘴唇，好像是要防止它顫抖一樣。她接觸周圍的一切時都小心翼翼。新的食物、新的人、新的經曆都會讓她緊張：她站在它們的旁邊，伸出一根手指，戰戰兢兢地觸碰，之後往往會轉身跑掉。不要是她很早就學會的一個詞。在孩子們的聚會上她不願和大家一起做遊戲；生日蛋糕讓她嘔吐。她對於門和可能從門外進來的人尤其感到不安。
所以，我父親扮成狗熊嚇唬人的玩法可能真不是個好主意，雖然之前他這樣逗過我們兩個大一點的孩子，而且還挺成功。我妹妹對這個遊戲也很著迷，但她的興趣點截然不同。她並不理解扮熊的遊戲是為了好玩——好讓大家有個機會大笑著尖叫著四處奔逃。相反，她想躲在熊看不到的地方偷偷觀察它。所以她才會在母親的落地窗簾上與她視線齊平的地方剪了兩個小洞。她會躲到窗簾後麵，透過那兩個小洞向外窺視，在一種幾近麻痹的恐懼中等著父親回家。他會是一頭熊，還是一個父親呢？而且就算他看起來像父親，他會毫無預兆地變成一頭熊嗎？她永遠不能確定。
我母親發現窗簾被剪了洞之後很不高興。那是打著褶的窗簾，那些褶皺都是母親親手折疊並縫好的，並不是因為她喜愛縫紉，而是因為自己動手能便宜很多。可她也沒別的辦法。有這麽一個孩子，懲罰是毫無意義的：這個可憐的小家夥已經因為各種各樣的事情吃了不少苦。她的反應永遠大大超出事情本身的嚴重程度。還能有什麽辦法呢？特別是總在半夜驚醒這個問題，還能有什麽辦法呢？這肯定是不正常的。妹妹被帶去看過醫生，但醫生也無能為力。“她長大以後會慢慢好起來的。”他隻能說這些；他沒說具體什麽時候能好起來。
由於我妹妹太敏感，抑或是由於母親已經精疲力竭，很多家裏絕對不允許我做的事情，妹妹做就沒人管，至少我是這麽覺得的。吃飯的時候她可以不用坐在靠近餐桌的椅子上，而是一直待在桌子底下，還把大家的鞋帶都綁在了一起。
“還記得鞋帶的事嗎？”我對她說，“我們一直不知道你為什麽要那麽做。”
“我討厭坐在餐桌旁邊，”她說，“我覺得那樣很無聊。其實我根本沒有兄弟姐妹。我更像個有兩個父親和兩個母親的獨生女兒。二加二，然後就是我。”
“但為什麽要綁鞋帶？”
“誰知道呢？可能就是開個玩笑。”
“你那個時候並不愛開玩笑。”
“我希望你們兩個喜歡我。我想表現得有趣點。”
“你很有趣啊！我們都很喜歡你！”
“我知道，但那時候不是。你們都不怎麽注意我。你們總是在聊大人們的事。”
“這麽說就不太公平了，”我說，“我可是花了不少時間陪你。”
“你是不得已，”她說，“是他們非讓你那麽做的。”
“他們覺得我和你關係不錯，”我說，“所以他們才經常說：‘你跟她總是相處得很好。’”
“有前途，弗雷德，你個蠢貨！”我的妹妹說道，“你看見了嗎？根本沒人打轉向燈。是啊，反正，他們算是解脫了。”
“我還給你做了苔蘚花園呢！”我辯解道。那對她來說是很特別的事情：我在一個沙箱裏布置好一切，有苔蘚做的樹和灌木叢，小木棍做的尖樁籬笆，卵石鑲邊的濕砂小屋和花瓣鋪成的小路。她津津有味地在一旁看著：她的臉色明快起來，她變得很安靜，仿佛在傾聽著什麽。真正的花園對她也有這樣的效果。那時正是花園最繁盛的時期。她站在鳶尾花和罌粟花中間，一動不動，仿佛被施了魔法。“苔蘚花園，”我說，“還有那些有小貝殼的花園——你很喜歡它們。那些也是我做的。”
“但那又不是在餐桌上，”她說，“別怕，綠燈亮了，你可以走了！更何況晚飯後你總是躲進房間，把我關在外麵。”
“我得學習。我不能一直跟你玩。”
“你隻是不想讓我弄亂你的東西。反正你根本沒有一直在學習，你在讀《梅森探案集》和試口紅。然後你就離開了家，我八歲那年。你拋棄了我。”
“九歲，”我說，“我沒有拋棄你。我二十一歲了！我離開家，找了份工作。大家都是這樣的。”
“六點之前不能左轉，弗雷德，你個混蛋！我真希望能有台照相機。問題在於，”我的妹妹說，“我搞不清楚你應該是什麽樣子。”
我妹妹有一個跟她很像的朋友——另一個安靜、羞澀、焦慮、有著一雙大眼睛的天使。我妹妹皮膚白皙，她皮膚偏黑，但兩個人都像瓷娃娃般脆弱。她叫利奧妮。她們都堅持穿著荷葉邊的裙子，而不穿牛仔褲。她們都選出《十二個跳舞的公主》[3]作為她們最喜歡的故事。她們都期待我用扮裝衣箱裏現成的東西幫她們打扮：我幫她們盤起頭發，塗上口紅，戴上我的耳夾式耳環。然後她們踩著我的高跟鞋，拎著過長的裙擺，一本正經地踱步，一直保持著她們的紅唇。
“還記得那件割絨衣服嗎？”妹妹問道。我們又在她的車裏，又在去看望母親的路上。我們願意一起去。外漆剝落的破敗房屋，野草遍地的舊時花園，我們日漸衰老的母親——我們在一起時能夠更好地麵對這一切。我們都帶了濕漉漉的葡萄幹鬆餅，裝在紙袋裏，還有外賣咖啡，裝在有害的泡沫塑料杯裏——我們給自己買零食作為犒賞，我們需要給自己加油打氣。
“她根本不該把那件衣服給我們，”我說，“她應該自己留著。”
那件割絨衣服是一件晚禮服，黑白銀三色相間，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產品。母親為什麽把它給了我們？她為什麽丟棄了這樣的寶貝，仿佛從她之前的人生——她作為一個年輕女人快樂而充滿冒險的人生中全然退出了一樣？我們輪流欣賞著這件禮服；我們也輪流在欣賞的過程中毀掉了它。
“我們肯定不會那麽做，”我說，“不會暴殄天物。”
“對，我們不會。我們會很自私。把垃圾扔在後座上就行，我在後邊扔一堆垃圾是為了防止有人偷車。”
“我倒不會稱這種做法為自私。”我說。
“其實也不會有人想偷這個生鏽的破鐵殼子。我就是囤積癖。我們會變成他們在堆滿報紙、泡菜壇子和貓罐頭的房間裏找到的那類老太太。”
“我不會。我對貓罐頭沒興趣。”
“上年紀真是糟透了，”我妹妹說，“那件衣服的割絨我還留著一塊。”
“真的嗎？”
“你那條有大朵紅玫瑰圖案的裙子我也留了一部分。還有你那條藍色錦緞的晚禮服。我覺得那件禮服太迷人了！你無論怎麽穿都很迷人。弗雷德，你是混蛋嗎？！你看見她怎麽別我的車了吧？”
“那條粉色的薄紗呢？”
“我想媽把它當抹布用了。”
“倒算不上是巨大損失，”我說，“它看起來像塊蛋糕。”
“我覺得很好看——我當時還想著，長大以後也要有一件一樣的。可是我上中學的時候，已經沒人去參加正裝舞會了。”
我的妹妹和利奧妮一起優雅地玩著過家家的遊戲，遊戲裏的人生很愉快，人們彬彬有禮，相當講究，日常生活按部就班地進行。她們鍾愛微縮模型：插著小花朵的小玻璃花瓶，玲瓏有致的小茶杯、小茶匙、小盒子——任何小巧精美的東西。她們全神貫注地給毛絨兔子們開茶話會，給洋娃娃們穿衣打扮。然後，最奇怪的是，她們發現了行李間裏無頭騎士的那顆頭，並把它從鞋架上拿了下來，收養了它。
於是，它被安排坐在垂耳小白兔和“金光閃閃”的橡膠洋娃娃之間，對眼、嘴角滴著血，它如今的生活與曾經屬於我時相比，風險大得多，也更不體麵。那顆人頭看起來像是被放錯了地方，但又很舒適——她們想盡一切辦法讓它感到賓至如歸。她們在它殘存的脖頸上係了一條餐巾，又以水代茶裝在茶杯裏，連同假想中的曲奇餅幹一起端到它的麵前，好像它有身體一樣。更厲害的是，你跟它說話，它還能回應——它說，“非常感謝你”和“我能再來一塊餅幹嗎？”，小白兔和娃娃問它是否度過了一段美好的時光，它也做了回答。有時她們還會讓它點點頭。如果聚會太累了，她們會把它放在娃娃們的**睡覺，還把一條鉤針編織的被子蓋到它越來越短的下巴上。
有一次，我發現它被安置在我妹妹的枕頭上，脖子上圍著一條母親最珍愛的亞麻洗碗布。在它周圍擺著過家家用的盤子，裏麵放著碎曲奇，還摻雜著從刺莓樹籬上摘下的漿果，仿佛是拜神時獻祭的貢品。它頭上戴著一個花環，是我妹妹和利奧妮從花園裏摘下的胡蘿卜葉子和金盞花編成的。花朵已經枯萎，花環也歪七扭八。這個場麵的墮落程度令人震驚，仿佛是一位**的羅馬皇帝為了尋求極致的性刺激，在某位少女的閨房裏砍掉了自己的身體。
“你們為什麽那麽喜歡它？”我問我妹妹和利奧妮。我對那顆頭仍然有點興趣：它畢竟是我的作品，雖然現在看起來，我創作它的時候確實還很不成熟。我用批評的眼光端詳著它：這個東西實在是難以服人。鼻子和下巴太小，頭顱太方，頭發太黑，我應該做得更好。
她們抬起頭，用難以置信的目光看著我。“我們不喜歡它。”我妹妹說。
“我們在照顧它。”利奧妮說。
“它生病了，”我妹妹說，“我們是護士。”
“我們要讓它感覺好一些。”利奧妮說。
“它有名字嗎？”我問。
兩個女孩對視了一眼。“它叫鮑勃。”利奧妮說。
我突然覺得很好笑，但我盡力忍住：我不能笑話和我妹妹有關的任何事情，不然她一定會生氣。“人頭鮑勃？”我說，“那就是它的名字？”
“你不應該嘲笑它。”我妹妹委屈地說。
“為什麽？”我說。
“因為那不是它的錯。”她說。
“什麽不是它的錯？”
“就是它沒有……它沒有……”
“沒有身體？”我說。
“對，”我的妹妹用一種受盡折磨的聲音回答，“那不是它的錯！它隻不過就是那個樣子！”這時，淚水已經從她的臉頰上滑落。
利奧妮憤怒地瞥了我一眼；她抱起那顆人頭，擁抱了它。“你不該這麽壞。”她告訴我。
“我知道，”我說，“你是對的，我不該這麽壞。”但我不得不趕緊回到房間關上門，因為我再不笑出來就會嗆到自己。
可是有時候她們倆卻要求我做壞人。她們沒完沒了地糾纏我，因為她們想跟我玩一個叫作“怪物”的遊戲。我要當那個怪物——我要把胳膊和腿伸直，像僵屍一樣在房子裏和院子裏四處尋找她們，用沉悶的聲音呼喊：“你們在哪兒？你們到底在哪兒？”而她倆手拉著手，藏在灌木叢後麵或者家具的縫隙裏，躲避我的追捕，嚇得渾身打戰。我放學回家後她們已經在等著了；她們會抬起精致的小臉蛋，用可憐巴巴的眼神望著我，乞求我：“當怪物！當怪物！”她們沒完沒了地要我扮演殘暴的怪物；隻要她們兩個人在一起，手拉著手，她們就能堅持到底，就能逃跑，就能戰勝我。
有時我回家後隻有妹妹一個人在。這裏的“一個人”是指利奧妮沒在，因為母親肯定在家。但她沒多久也不在家了：我剛到家她就抓空跑出門，比射出的子彈還快，奔向雜貨店或者其他似是而非的目的地，讓我留下充當臨時保姆。她真的想到街上去；她要的是速度和運動，還有她自己的思緒。她想要擺脫我們——我們所有人——哪怕隻有一小時也好。但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好了，”我會說，“我得寫作業。你可以在那邊玩一會兒。你去給娃娃們開個茶話會吧！”但我剛擺好書本準備學習，妹妹就開始鬧了。
“當怪物！當怪物！”她會說。
“我覺得這可不是個好主意。利奧妮不在，你會哭的。”
“不，我不會。”
“你會的。你每次都哭。”
“這次我不會！求你了！求你了！”
“好吧。”我會說，雖然我很清楚結局會是怎樣的，“我數到十，然後就要來抓你了。”後半句話我是用怪物單調的聲音說的。等我數到十的時候，妹妹已經把自己關進了前廳存放冬衣和吸塵器的衣櫃裏，並且隔著門含混不清地喊：“遊戲結束了！遊戲結束了！”
“好吧，”我會用理智但仍然奇怪的腔調說，“遊戲結束了。你可以出來了。”
“不！你還是怪物！”
“我不是怪物。我是你姐姐，出來吧，沒事的。”
“不玩了！不玩了！不玩遊戲了！”
“不玩什麽了？這不是遊戲啊！”
“不玩了！不玩了！”
我不該那樣。是假裝成怪物的姐姐，還是假裝成姐姐的怪物？解讀這個對她來說確實過於複雜。小孩子都難以分辨模糊的邊界，而我妹妹在這方麵比絕大多數孩子都更有困難。即使我用偽裝的聲音說話時，我也非常清楚後果會是什麽：先是啜泣和歇斯底裏，幾個小時之後變成噩夢。夜半時分，妹妹的房間會傳出恐懼的喊叫聲；我的母親會從混沌中驚醒，漠然遲緩地下床，穿過走廊去安撫她，讓她平靜下來，而從始至終我都像一隻淹沒在啤酒裏的鼻涕蟲一樣酣然大睡，逃避我罪行帶來的後果。
“你對她做了什麽？”母親外出購物回來後會這樣問。我的妹妹會仍然躲在前廳的衣櫃裏，抽泣著，不敢出來。我則坐在餐桌旁，平靜地寫作業。
“沒什麽。我們在玩怪物抓人的遊戲。是她想玩的。”
“她多容易受到驚嚇，你是知道的。”
我就會聳聳肩，笑笑。我熱心幫忙總不該被怪罪吧。
我為什麽要這樣做？我不知道。我的理由——甚至從某種程度上能說服我自己的理由——就是我隻不過是在配合我妹妹的迫切要求。我是在遷就她，我是在溺愛她。我現在更感興趣的是，為什麽妹妹要一次又一次地提出這種要求。她是否相信她最終能夠直麵成為怪物的我，並用她自己的方式去應對？她是否在期待我最後——終於——總會變回我真正的原本的樣子？
* * *
“你為什麽喜歡玩怪物的遊戲？”我問她。
“我不知道，”她說，“去死吧你，弗雷德，現在是紅燈。你想先吃午飯再去看媽媽，還是看完她再吃？”
“如果先吃了，咱們就會因為之後沒什麽盼頭而沮喪。可我又很餓。”
“我也是。我們去‘路邊沙嗲’餐廳吧。”
“或者也可以去‘閑聊’餐廳。他們家的湯很好。”
“我在家經常做湯。我想吃沙嗲餐廳的花生醬了。我這紅頭發染得可以嗎？我長了好多白頭發。”
“很好看，”我說，“很顯眼。”
“這種紅色行嗎？”
“有什麽不行的？”我說，“隻要你喜歡就行。我不適合紅色，但你可以。”
“奇怪了，因為按照顏色對照表來看，咱倆都是黃橙發色。”
“我知道。你也能染酸橙綠，但我染了就顯得沒有血色。你以前總是躍躍欲試地要玩那個怪物遊戲，可遊戲一開始，你就立刻把自己關進前廳的衣櫃裏了。”
“我記得。我記得那種完全被嚇壞了的感覺。溫暖的羊毛，吸塵器的味道，恐懼。”
“但你還是一直想玩。你是覺得你能玩出不一樣的結果嗎？”
“那就像是在說：‘明天我要早起鍛煉。’結果到時候你就是起不來。”
“母親曾經認為那是她的錯。”我說。
“什麽是她的錯，我藏在衣櫃裏嗎？”
“嗯……還有其他事情，”我說，“全部。還記得當初你非常誠實的那段時間嗎？”
“怎麽，我後來不誠實了嗎？”
“呃，不是。我是說我自己從來沒做到過——完全的誠實。我更願意撒謊。”
“哦，但你也沒撒過太多謊。”
我沒接話。“總之，你是中學上到一半的時候決定要誠實地對待一切的。你要告訴爸媽嗑藥的事、逃學的事，還有你們那麽大的孩子上床的事，因為你覺得爸媽對你保護欲過強，對你管得太嚴。”
“嗯，他們的確是那樣，”她說，“我跟他們說了一部分。我把吃致幻劑的事告訴他們了。”
“他們說什麽？”
“爸爸假裝沒聽見。媽媽問：‘吃完是什麽感覺？’”
“我都不知道你吃過致幻劑。”
“我隻吃過一次，”她說，“感覺不是特別好。就像是一次開車走了好久的旅程。我一直在想它什麽時候才能結束。”
“我也有同樣的感覺。”我說。
在我妹妹十六歲、我二十八歲那年，父母把我叫回了家。這是前所未有的：實際上這是一種緊急呼救。他們越來越束手無策了：我妹妹的各種情緒中又增添了憤怒。她仍然經常哭，不僅因為絕望，還因為憤怒。不然她就會陷入一種濃重的、沉默的憤怒，像重重黑霧籠罩在每個人的頭頂。在全家人團聚的聖誕晚餐上我親眼見過——我現在都會盡量回避這種場合。
我的父母堅定不移地相信我和妹妹的關係特別好——比我那個從不把鬧情緒當回事的哥哥強多了。母親告訴我，他們兩人肯定也不太擅長和她相處。他們希望她快樂——她是那麽聰明，有很大的潛力——但又那麽不成熟。他們真的不知道該怎麽辦。“也許我們生她的時候年紀太大了，”母親說，“我們也搞不懂這些事。我像她那麽大的時候，就算不開心，也會自己忍著的。”
“她還是個十幾歲的孩子，”我說，“他們都這樣。是荷爾蒙的作用。”
“你十幾歲的時候就不這樣。”母親還沒放棄。
“我更會瞞著你。”我說。我沒繼續告訴她，她其實根本不知道我當時什麽樣，因為當時她自己都整天渾渾噩噩的。我做過很多她不知道的事情，而且我現在也不打算跟她坦白。“她全都表現在明麵上了。”我說。
“她肯定是。”母親說。
父母希望我回家是因為他們有個機會去歐洲——跟團旅遊，費用不高——他們還從來沒去過歐洲。他們想去看看那些城堡，他們想去看看蘇格蘭，還有埃菲爾鐵塔。他們興奮得像小孩似的。但他們不放心把妹妹一個人留在家裏：她心思太重，而且正在經曆一段情緒低潮期。（“因為一個男孩”，母親略帶鄙視地說。她年輕的時候寧可下油鍋也不會承認自己會為了某個男孩而傷心欲絕。當年時興的是一個女孩同時擁有很多男友，但對他們每個人都微笑著不屑一顧。）
父親說他們隻會離家兩周。“還要多幾天”，母親帶著愧疚和焦慮糾正道。總共是十八天，算上來回路程是二十天。
我知道我無法拒絕他們。他們已經老了，或者說我覺得他們已經老了。他們已近花甲之年。他們可能再沒有其他機會去參觀城堡了。於是我答應了。
那是個夏天——多倫多的夏天，炙熱而潮濕。我的父母一直覺得沒必要裝空調或者風扇——他們並不特別在乎身體的舒適——所以白天房子裏越來越熱，直到午夜才涼爽下來。當時我妹妹已經住進我之前的臥室，於是我就住進了她那間屋子。
我們開始按照一種奇怪的規律過日子，其實就等於毫無規律。我們覺得想起床的時候就起床，就寢的時間也不固定。我們在房子裏的各個地方吃飯，髒碗碟在廚房的餐台上堆積如山之後才去收拾。有時候我們會把午飯拿到地窖裏去吃，因為那裏更涼快。我們讀偵探小說，買女性雜誌，一頁一頁地翻閱，重塑自己的形象，哪怕隻是在理論上。我累得做不了其他事情；或許不是累，是困。大中午的我就在長沙發上入睡，陷入空洞的夢境，然後在晚飯時惺忪地醒來，感覺像是宿醉。我平時從不午睡。
偶爾，我們會進入烈日灼人的花園，按照父母留下——但我們並未遵循——的詳細指示給花園澆水，或者拔掉瘋長的雜草，致命的夜來香藤、牛蒡和苣苦菜；或者從即將爬滿籬笆邊緣的刺莓樹籬上剪掉一些枝杈。天藍繡球屬的植物都在綻放，大麗花屬和百日草屬也是：各種顏色讓人眼花繚亂。我們費了很大勁用那台已經很舊的老式手動割草機修剪草坪。我們開動割草機的時間太久，刀片被碎野草和碎苜蓿堵住了。
“或許該讓他們進入二十世紀，買一台柴油割草機了。”我說。
“我覺得我們應該把整個花園裏的草都割了，”妹妹說，“把它鏟平。”
“那樣的話，這兒就全是草坪了。以後就有更多草地要割了。咱們還是先把籬笆修剪一下吧。”
“何必呢？太費事了。我渴了。”
“好吧。我也是。”於是我們就進屋了。
在一些突如其來的時刻，我零星地聽到了很多關於那個男孩的事情，他叫戴夫，是個鼓手，很難追。故事總是一樣的：我妹妹愛上了戴夫，戴夫不愛她。或許他曾經愛過她，或者已經開始愛上她，但後來出了一些事情。她不知道出了什麽事。她的人生被毀掉了。她永遠不可能再快樂起來了。沒有人愛她了。
“他聽上去像個軟蛋。”我說。
“他不是軟蛋！本來我們關係特別好！”
“我隻是從你跟我說的這些來判斷。我沒聽出來有什麽特別好的地方。總之，如果他對你沒興趣，那他就是對你沒興趣。”
“你他媽的總是這麽有邏輯！”我妹妹開始講髒話的年齡比我早很多，並且講得非常流利。
“那倒沒有，實際上，”我說，“我隻是不知道該說什麽。”
“都讓你占了，好事都讓你占了，”妹妹說，“什麽都沒留給我。”
這句話深不可測。“你什麽意思？”我小心地問，“我占什麽了？”
我的妹妹擦拭著眼中的淚水。她需要想一想，從泛濫的悲傷中挑揀出點什麽來。“跳舞，”她說，“跳舞都讓你占了。”
“跳舞是沒法獨占的呀，”我說，“跳舞是你要去做出來的事情。你想做什麽都能做。”
“不，我不能。”
“實際上你完全可以。阻止你的並不是我。”
“或許我就不該來到這個星球上，”我妹妹淒涼地說，“或許我就不該出生。”
我覺得自己仿佛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中摸索著穿過荊棘。在此之前，一籌莫展隻不過是一種表達方式，但現在它描述了一種具體的現實：我能夠看到我的智慧像一個線團一樣不斷被抽出來，一段又一段地釋放，每一段都很快敗下陣來，腐朽般地斷裂，直到這根線被用完的時刻，之後呢？在真正的父母回來接管，讓我能逃回自己的生活之前，還剩下多少天需要我來填補——而且是要認真負責地填補呢？
或許他們永遠不會回來了。或許我隻能永遠留在這裏。或許我們兩個人都隻能永遠留在這裏，被困在我們此刻的年齡裏，長生不老，而花園會長成一片森林，多刺漿果樹籬會蔓延成一棵樹那麽高大，擋住窗口的光。
近乎恐慌的我向妹妹提議，我們應該出去走走。闖**一番。我們應該去基齊納鎮上看看，坐灰狗巴士去。隻需要一個小時左右。基齊納鎮上有一些可愛的老房子，我們可以用我的相機給它們拍照。那段時間我拍了很多建築物的照片——十九世紀安大略的建築。那是我的興趣，我說——並不完全是撒謊。有點意外的是，我妹妹同意了這個計劃。我以為她會拒絕的：太複雜，太費事，何必呢？
公園裏有個老太太問我們：“你們是雙胞胎嗎？”
“是的，”妹妹說，“我們是！”接著她又大笑著說，“其實不是，我們隻是姐妹。”
“哦，你們看起來像雙胞胎。”那女人說。
我們的個子一樣高。我們的鼻子長得一樣。我們穿著相似的衣服。我明白那個女人怎麽會產生這樣的想法，估計她有點近視。這個想法讓我驚覺：在那一刻之前，我看到的隻是我們之間的差別。現在我才意識到，我們倆比我想象中還要相似。我隻是多了幾層偽裝，薄紗般的偽裝。僅此而已。
妹妹的情緒發生了變化。現在她幾乎興高采烈。“看那些天鵝，”她說，“它們是那麽……它們是那麽……”
“優雅，那就是天鵝般的優雅。”我說。我幾乎感到眩暈。午後的陽光給天鵝浮水的池塘鍍上一層金色；空氣中彌漫著一種甜蜜的朦朧。彌漫，我想。那就是我的感覺。或許我們的父母是對的：或許隻有我擁有那把魔法鑰匙，能夠打開鎖著的門，把我妹妹從關押她的地牢中解救出來。
“到這兒來真是太棒了。”她說。她的臉龐發著光。
但是第二天，她比以往更不快樂。之後更是每況愈下。我自己或其他人曾經認為我擁有的某種魔力現在看來都失效了。她正常的時候越來越少，情緒也越來越差。年複一年，越來越糟糕。沒人知道為什麽。
妹妹坐在我家樓梯最下麵的一級台階上，咬著手指甲哭泣。她不是第一次這樣了，已經有過很多次。“我幹脆離開吧，”她說，“我應該直接離開。我在這兒毫無用處。太吃力了。”她指的是度日。
“你有過開心的時候，”我說，“不是嗎？還有很多你喜歡的事情。”
“那是一段時間之前了，”她說，“那還不夠。我厭倦了玩遊戲。這不是我應該在的地方。”
她指的並不是我家。她指的是她的身體。她指的是地球。她眼前的景象。我同樣能夠看到：那是懸崖的邊緣，是落差陡峭的橋梁，是終點。那就是她想要的：終點。像一個故事的結局。
“你並沒有一無是處，你不應該離開！”我說，“明天你感覺就會好些的！”但這就像是隔著一大片荒野，向遠在另一端的人喊話。她聽不到我的聲音。她已經轉過身去，低頭向下看，向下看，準備向著黑暗處飛去。
她會迷失。我會失去她。我離她太遠，無法阻止。
“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我說。
“沒有別的出路了。”她說，“別擔心。你很堅強。你能應付。”
“是這麽個勁兒。”我說。我們爬出車子，這對我來說越發困難。我的膝蓋有些問題。我站在那兒，一隻手扶著車，一邊抻腿，一邊打量著荒蕪的花園。“我得弄一下那棵紫杉，”我說，“我忘帶剪枝工具了。那上麵都是非常有害的茄科藤蔓。”
“何必呢？”妹妹直言不諱，“媽也看不見。”
“我看得見，”我說，“其他人看得見。那個花園以前多讓她驕傲啊！”
“你太在意別人的看法了。我以前真的是個可怕的小孩嗎？”
“根本不是，”我說，“你特別可愛。你有藍色的大眼睛和金色的小辮子。”
“據說我小時候經常哭鬧。”
“那不是哭鬧，”我說，“你的神經係統很敏感。你對現實的反應更強烈。”
“換句話說，就是經常哭鬧。”
“你希望世界變得比現在更好。”我說。
“不，那是你。是你的希望。我隻希望世界可以對我更好。”
我沒接話。“你情感充沛，”我說，“你對事物充滿感激。你比其他人更懂得感激。你實際上是處於過度喜悅的恍惚中。”
“但我現在好了，”她說，“感謝上帝帶來了製藥廠。”
“是的，”我說，“你現在沒事了。”
她每天吃一粒藥來治療她天生的化學失衡。一直以來，就是這個原因。這就是讓她每天遭罪的原因，根本不是因為我的惡行。
大部分時間裏，我是這樣相信的。
我們來到門前。物質的經久不變讓我驚訝不已。還是同一扇門——我年複一年，穿著日常的衣服，或者以各種裝扮和偽裝的形象進進出出的那扇門，我完全沒有想過，有朝一日我還會和頭發花白的妹妹一起，站在這同一扇門前。但是所有經常使用的門都是通往來世的門。
“我找不到那顆人頭了，”我說，“無頭騎士的那顆頭。還記得它住在行李間的時候嗎？還記得那些靴子，還有射箭的裝備嗎？”
“隱約記得。”我的妹妹說。
“我們得把那堆東西整理一下，你知道。到時候我們得把它們處理掉。”
“我並不希望那個時候的到來。”妹妹說。
“它到底到哪兒去了？那顆人頭？你把它扔掉了？”
“哦，還在下麵的某個地方。”妹妹說。
[1] 西方民間傳說中的人物，一說他騎著馬，將自己的頭顱夾在腋下；一說他騎著馬尋找自己丟失的頭顱。
[2] 美國作家約翰尼·格魯爾（Johnny Gruelle，1880—1938）繪本中的主要角色，是一個有著紅色頭發和三角形鼻子的破布娃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