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這一輩子 一
這裏要說的是大名鼎鼎的李鴻章。
李鴻章的出現不是偶然的。他是腐朽沒落、外強中幹、色厲內荏的晚清的社會時代產物，是中國官僚體製下的一個集大成者，是清代官場的一個標本。
首先，李鴻章是個“不倒翁”。一生中，他始終處於各種矛盾的中心，經常在夾縫裏討生活。上麵坐著陰險的老太後、怯懦的小皇帝，身旁圍繞著數不清的王爺、太監、宰輔、權臣，一個個鉤心鬥角，狗扯羊皮，像烏眼雞似的。而李鴻章居然能夠斡旋其間，縱橫肆應，遊刃有餘，如他自己所說“少年科第，壯年戎馬，中年封疆，晚年洋務，一路扶搖”。在他當政的幾十年間，朝廷的每一件大事都和他掛連著。咱們不妨掰著指頭算一算，晚清時期那幾個喪權辱國的條約，哪一個不是經他手簽訂的！他真的成了“簽約專業戶”。這樣難免遭來連番的痛罵。可是，罵歸罵，他卻照樣官運亨通，而且越做越大。單就這一點來說，當時的滿朝文武，從他的老師曾國藩算起，包括光緒皇帝的教師爺翁同龢，號稱“變色龍”的張之洞，還有後來的陰謀家袁世凱，大概沒有誰能比得過他。
這當然得力於李鴻章宦術高明，手腕圓活。他有一套善於騰挪、招架的過硬本領，是一個出色的“太極拳師”。
李鴻章還有一種形象，就是“撞鍾的和尚”。“我能活幾年？當一日和尚撞一日鍾，鍾不鳴了，和尚亦死了。”這是他的夫子自道。當時掣肘、下絆者極多，他處境十分艱難，話裏夾帶著哀怨，透露出幾分牢騷。那時候，社會上流行著兩首《一剪梅》詞：
仕途鑽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豐。
莫談時事逞英雄，一味圓通，一味謙恭。
大臣經濟要從容，莫顯奇功，莫說精忠。
萬般人事要從容，議也毋庸，駁也毋庸。
八方無事歲年豐，國運方隆，官運方通。
大家讚襄要和衷，好也彌縫，歹也彌縫。
無災無難到三公，妻受榮封，子蔭郎中。
流芳百世更無窮，不諡文忠，便諡文恭。
這形象地概括了晚清官場中的流弊。不過，李鴻章的勤政是出了名的，他既做官又做事，不是那種“多磕頭少說話”、敷衍塞責、坐嘯畫諾的混混兒。七十四歲那年，他還奉旨出訪俄國，爾後水陸兼程，遍遊歐美，曆時二百天，奔波九萬裏。對於大清王朝，他稱得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當然，最具哲學意味的還是“裱糊匠”的形象。李鴻章曾把清王朝比作一間破紙屋，自己是個裱糊匠，不過東補西貼、敷衍一時，支吾對付而已。正所謂：屋不成屋還是屋，糊無可糊偏要糊。他所扮演的正是這種角色。
他這一輩子，雖然沒有大起大落，卻是大紅大綠伴隨著大青大紫：一方麵活得有頭有臉，風光無限，生榮死哀，名聞四海；另一方麵，又受夠了苦，遭足了罪，活得憋憋屈屈，窩窩囊囊，像一個飽遭老拳的傷號，渾身青一塊紫一塊。北宋那個“奉旨填詞”的柳三變，是“忍把浮名，換得淺斟低唱”；“李二先生”倒是：忍把功名，換得罵名遠揚。
二
李鴻章所處的時代——如他自己所說——為“三千年未有之變局”。
李鴻章出生於道光繼統的第三個年頭（1823年）。鴉片戰爭那一年，他中了秀才；從此，中國的國門被英國人的艦炮轟開，天朝大國的神話開始破滅。封建王朝的末世大體相似，但晚清又有其獨特性。其他王朝所遇到的威脅，或來自邊疆，或遭遇民變，或禍起蕭牆；而晚清七十年間，海外列強餓虎撲食一般蜂擁而上。外邊麵臨著瓜分慘劇，內囊裏又潰爛得一塌糊塗，女主昏庸殘暴，文恬武嬉，官場腐敗達於極點。在這種情勢下，李鴻章的“裱糊匠”角色，可以說是命定的。
當然，這並非李鴻章的初衷。由於深受儒學熏陶，他從小就立下了宏誓大願。二十歲時，他寫過十首《入都》詩，裏麵滿是“丈夫隻手把吳鉤，意氣高於百尺樓”“出山誌在登鼇頂，何日身才入鳳池”“倘無駟馬高車日，誓不重回故裏車”之類的句子。果然，第二年他就中了舉人，三年後又中進士，入翰林。李鴻章在參加殿試時，借著“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的考題大肆發揮：“今夫舉世波靡之會，必有人起而任之，使皆以緘默鳴高，則挽回氣運之大權其將誰屬也？”坦然以力挽狂瀾、隻手擎天自任，大有一種“舍我其誰”的驕人氣概。
李鴻章在他七十八年的生命中，以1862年經曾國藩舉薦出任地方都撫為中線，前後恰好都是三十九年。他曆任江蘇巡撫、兩江總督、湖廣總督、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兩廣總督及武英殿大學士、文華殿大學士，1901年因病死在任上。他是晚清政壇上活動時間最長、任事最多、影響最大的核心人物。
熱心仕進，渴望功名，原是舊時代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追求，但像李鴻章那樣執著，那樣迷戀的，卻古今少見。一般人“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李鴻章則不分順境逆境，不問成敗利鈍，總是有進無退。他把功名利祿看作**，入仕之後一天也沒有離開過官場，真是生命不息，做官不止。他是一個道道地地的“官迷”。俞樾和李鴻章都是曾國藩的弟子，曾國藩說他們兩個一個拚命著書，一個拚命做官。以高度的自覺、狂熱的勁頭、強烈的欲望追逐功名，是李鴻章的典型特征。
李鴻章一生功業甚多，但讓他蜚聲中外，以至成為“世界級”名人的，主要在洋務、外交方麵。在慈禧太後和洋人的心目中，李鴻章與清廷的外交事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每當大清國外事方麵遇到了麻煩，老太後總是“著李鴻章為特命全權大臣”。於是，這個年邁的衰翁便披掛上陣，出來收拾殘局，做一些“人情所最難堪”之事。在他生命的最後十五年，竟連續簽訂了《中法新約》《馬關條約》《中俄密約》《辛醜條約》四個屈辱條約。
俗話說“伴君如伴虎”，可以想見，李鴻章在西太後身邊，日子是不好過的。相傳，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與李鴻章交談時，曾暗喻他隻會打內戰；他聽了喟然長歎道：“與婦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老李當然無法與老俾相比。威廉一世和老俾君臣合契，是一對理想的搭檔。書載，威廉皇帝回到後宮，經常憤怒地摔砸器皿。皇後知道這是因為受了老俾的氣，便問：“你為什麽這麽寵著他？”皇帝說：“他是首相，下麵許多人的氣他都要受，受了氣往哪兒出？隻好往我身上出啊！我又往哪兒出呢？就隻有摔茶杯了。”老李受的氣絕不會比老俾少，但他敢找“老佛爺”出氣嗎？
李鴻章在甲午戰爭中聲名尤為狼藉，民怨沸騰之下，清廷不得不給他“禠去黃馬褂”的處分。一天，江蘇昆曲名醜楊三演出《白蛇傳》，在演到“水鬥”一場時，故意把台詞做些改動，說：“娘娘有旨，攻打金山寺，如有退縮，定將黃馬褂剝去。”觀眾心領神會，哄堂大笑。李鴻章的鷹犬也都在場，恨得牙癢癢卻又不便當眾發作，但事後到底把楊三弄得求生無路，慘痛而死。悲憤中，有人撰聯嘲罵：
楊三已死無蘇醜；
李二先生是漢奸。
李鴻章的長兄不忍心看著弟弟遭罪受辱，勸他早日離開官場，一起告老退休，李鴻章卻堅決不肯。中日《馬關條約》簽訂之後，“殺李以謝天下”的呼聲遍於朝野。而李鴻章則“晏如也”，毫無退避之念，“笑罵由人笑罵，好官我自為之”。他故作鎮定，撰聯懸於書齋：
受盡天下百官氣；
養就胸中一段春。
這也是跟他的老師學的——曾國藩當年也曾寫過類似的聯語：
挺起兩根窮骨頭；
養就一段春意思。
他們所奉行的都是一種“挺經”。
你若說李鴻章全然不在乎，倒也未必。有時候，處境過於艱難，他也會頭腦暫時冷靜一些，顯出一種平常心。比如，他接到已經退出官場的湘軍名將彭玉麟的函件，得知這位故人徜徉於湖光山色之中，逍遙在世慮塵氛之外，不禁湧起豔羨的情懷。自思整日在塵網中勞勞碌碌，既無法補救時局，又不敢卸下擔子，不知何時才能大夢一覺、抽身退步。
這自是真情流露，實際上卻根本做不到。對於李鴻章來說，官場的榮華富貴畢竟要比湖山的清虛冷落更具**力。
彭玉麟辭官不就，視富貴如浮雲，是出了名的。他曾三辭安徽巡撫，三辭漕運總督，一辭兵部右侍郎，一辭兩江總督並南洋通商大臣，兩辭兵部尚書。每次辭官，彭玉麟都情真意切，絕非借此沽名釣譽。他能在功名場中陡然收住腳步，英雄回首即神仙；這種境界，同李鴻章相距何止十萬八千裏！
三
李鴻章的飛黃騰達，得益於曾國藩者甚多，他們之間的師承關係比較明顯。兩人都具有深厚的儒學功底，恪守著封建社會的政治原則，都為維護清王朝的統治而竭忠盡智；但二人的氣質、取向不盡相同，因而為官之道也存在差異。
曾國藩看重倫理道德，期望超凡入聖；而李鴻章卻著眼於實用，不想做那種“中看不中吃”的佛前點心。他公開說：人以利聚，“非名利，無以鼓舞俊傑”；“天下熙熙攘攘，皆為利耳。我無利於人，誰肯助我？”當然，曾國藩說的那一套也並非都要實行，有些是說給別人聽的；而李鴻章卻連說也不說。對於一些於義有虧的事，曾國藩往往做而不說，而李鴻章卻又做又說。他們的差別就在於，一個是偽君子，一個是真小人。李鴻章聲明，他“平生不慣作偽人”。這與城府極深、誠偽兼施的乃師相比，顯得坦白一些。我想起了一個故事：袁世凱看京戲《捉放曹》，聽到“寧教我負天下人，毋教天下人負我”時，說可惜曹操當時沒有把陳宮也幹掉，否則這句有損於曹操形象的惡言就不會傳出了。記得講故事的人緊接著又補充一句：“其實，老袁也是沒有心計，既有此意，何必說出？”李鴻章對於袁世凱是很欣賞的，臨終前還曾薦袁以自代。
在政治上，曾國藩患有一種“恐高症”，他一向主張知足知止，急流勇退。每當立下大功，取得高位，總是如臨深淵，惕懼不已。鹹豐末年，曾國藩被任命為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江、浙、皖、贛四省軍務及巡撫、提督以下各官均歸其節製。這一高官顯位，不知使多少人豔羨、垂涎，但曾國藩並不開心，他說：“權位太尊，虛望太隆，可悚可畏！”在家書中，曾國藩特意告誡子弟：“處大位大權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為此，必須持有三種心態：一是不參與，好像事情與己無涉；二是不善終，高位都是險地，居高履危能夠善終的很少；三是不勝任，好像在朽爛的跳板上駕馭著六馬奔車，隨時都有墜入萬丈深淵的危險，所以戰戰兢兢，唯恐不能勝任。曾國藩的韜晦之計，後來發展成為功成身退、避禍全軀的行動。他多次奏請開缺回籍，歸老林泉。
對於老師晚年一再消極求退的做法，李鴻章頗不以為然，視為無益之請，自己仍不改對事業經濟的熱衷。
一冷一熱，一退一進，這和他們所處的不同境遇有直接關係。曾氏當政時，清王朝所麵臨的威脅主要來自農民起義，他所時刻警戒的，在功高震主、擁兵自重方麵。“打下一個洪秀全，上來一個曾國藩。”這是他最怕聽到的一句話。陰險毒辣的西太後，承襲了祖上康熙皇帝的慣用手段，善於利用大臣間的矛盾以製衡，她一麵重用曾國藩，一麵又扶植左宗棠、沈葆楨，擴充李鴻章的淮軍。這就是說，你曾國藩已經剪除了太平軍，我的心腹之患消除了，在你身後，左、李、沈都壯大起來，不怕你曾氏兄弟興妖、起屁、尥蹶子。
李鴻章當政之後情況就不同了。曾國藩已死；左宗棠雖在，正遠征西北；恭親王已被免除了議政王之職，芥蒂既生，寵信自不如前。至於翁同龢等帝黨頭目和“清流派”的張之洞、李鴻藻等，或老朽頑庸，或徒逞空談，難抵實用。麵臨列強鯨吞之勢，與之斡旋、談判，折衝樽俎，非李鴻章莫屬。此之謂“形勢比人強”也。
在封建社會，任何時期都得有替君王承擔失誤責任、代杖受罰的大臣。晚清時期李鴻章就充當了這種角色。李鴻章像避雷針那樣，把兵敗求和、割地賠款、簽訂喪權辱國條約所激起的強大的公憤“電流”，統統吸引到自己身上，從而緩和了人們對朝廷的不滿，維護了“老佛爺”的聖明形象。試想，這樣的角色能倒下嗎？
李鴻章不像曾國藩那麽古板，不像左宗棠那麽剛愎自用，也不像張之洞那麽浮華、惜名，他縱橫捭闔，巧於趨避，有一套討好、應付“老佛爺”的招，因而能夠一路勝出。
一次，朝廷要李鴻章查辦四川總督吳棠貪墨索賄的案件。他敷衍了幾個月，最後上了一道奏折，說吳棠一貫忠厚廉謹，官聲尚好，所參各項查無實據，而且在籍士紳都讚頌他善政利民。結果吳棠安然過關，而原參者卻受到申斥。實際上，所參各項完全屬實，隻是吳棠曾有恩於慈禧，李鴻章便做了這種違心滅良的處置。原來，吳棠任清河縣令時，一個老朋友的靈柩路過，吳知縣派人送去三百兩銀子作為贐禮。不料，當時河裏並排停著兩艘大船，仆役把銀子錯送給鄰船了。吳棠盛怒之下處分了仆役，正待上船索還，一個幕僚從旁解勸：“鄰船上是入京參選秀女，萬一日後成了貴人，還能夠借力呢！”吳棠聽了甚以為是，便換成一副笑臉，登船問候母女三人。那位母親慨然說：“如今世態炎涼，我們孤兒寡母一路上受盡了冷落，唯獨吳老爺古道熱腸，真是難得，我們母女誓不能忘。”那兩個女兒，你道是誰？一個是後來的慈禧，另一個做了醇親王的福晉。“隻因一回錯，便為人上人。”從此，吳棠平步青雲，一路飆升。
大清的國運如何，“老佛爺”可以不在乎；唯獨“垂簾聽政”的大權必須把在手裏，死也不能丟。李鴻章深知這一點，所以不管簽訂什麽和約，總要堅持一條底線：割地賠款的條件再苛刻也沒關係，隻要能夠維護“老佛爺”的幹政地位，就一切都好說。庚子之役，八國聯軍進北京，“老佛爺”倉皇逃竄。她最怕的，就是議和時追究禍首追到她的頭上。她事先就交代李鴻章：和議中如有“萬難應允”之事，“先為駁去，是為至要”。對此，李鴻章心領神會。果真，聯軍代表瓦德西暗示要追究禍首，他立刻封了門，表示：什麽都好說，唯獨這個事由不能談。結果，議和條件苛刻無比。慈禧見裏麵並未涉及她，便放下心來；至於花些銀子嘛，她一輩子已經大手大腳慣了，誰花不是花呢？反正不用掏她的腰包，著李鴻章去張羅就是了。不過，這回“李二先生”卻破例撂了挑子，天可憐他，沒等“老佛爺”鑾駕歸來，他就提前“翹辮子”了。
為追念這個“裱糊匠”“避雷針”的勳勞，清廷特旨封諡文忠公，追贈太傅，晉升一等侯爵，入祀賢良祠，賜予有清三百年以來漢員大臣生榮死哀的最高恩典。
四
李鴻章死後，有人給他編了個“五子登科”的俏皮話，叫作：
巴結主子，
搞小圈子，
耍手腕子，
嚇破膽子，
死要麵子。
說他死心塌地做奴才，使盡渾身解數，討取主子歡心；為結黨自固，織成一個密密實實的關係網；在官場中耍盡權術，機關算盡；被洋人嚇破了膽子，一意屈從，奴顏婢膝；日常生活中，死要麵子，端足架子，儼然不可一世。這不僅總結了李鴻章屈辱一生的奴性本色，也為晚清官僚階層繪製了一幅典型的畫像，這在《官場現形記》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都有淋漓盡致的揭露。
李鴻章巴結主子，趨奉慈禧的高超手法，具如前述。他織關係網、搞小圈子的本事，亦非常人所能及。拉幫結派，任人唯親，原本是舊時代官場的通病，晚清辦團練和私人幕府製度又為這種結黨營私提供了合法而方便的條件。如同曾國藩的湘軍、幕府是曾氏的大本營一樣，李鴻章的淮軍和幕府也是他搞小圈子、拉幫結派的直接依托。梁啟超在《李鴻章傳》中對李鴻章任人唯親，徇情舞弊，做了淋漓盡致的揭露：那些同鄉、同事、袍澤、部下，“昔共患難，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轉相汲引，布滿要津，委以重任”，出了事還要多方回護，包庇過關，從而結成了一個嚴密的關係網。
李鴻章生來就是做官的材料，在弄權術、耍手腕方麵，具有絕頂的聰明、超常的智慧；又兼平生宦途險惡，境遇複雜，人事糾葛紛繁，使他增長了閱曆。因而其宦術之圓熟、精湛，可謂爐火純青，集三千年中國仕宦“圓機活法”之大成。難怪他敢誇口：這世上唯有做官最容易，一個人若是連官都不會做，那就太低能了。
醇親王奕譞仗著是慈禧太後的妹夫、光緒皇帝的生父，一貫作威作福，眼裏放不下人。現在又取代了恭親王，總理北洋事務，成了李鴻章的頂頭上司。奕譞一上來，馬上就找辦洋務的李鴻章，要他拿出一筆經費，支持修建頤和園。理由是堂皇正大的：“整修昆明湖，興辦海軍學堂，這可是關係國家興亡的頭等大事呀！”李鴻章不慌不忙地應對道：“親王大人，您赤誠為國，苦心孤詣，實在令我由衷景仰，一定竭盡全力照辦。”接著，立刻把難題還給了對方：“王爺，我正好有事要向您稟報：增加海軍軍餉，現在找借無門；四艘軍艦即將從歐洲駛回，本國人經驗不足，須雇請外國員弁管理；還要出錢備置燃料，日常費用也須一體安排——這些款項，懇請親王鼎力支持！”醇親王一聽腦袋就大了。這個隻知酒色征逐的“闊大爺”哪裏懂得籌措資金！可嘴裏又不便說出，隻好支支吾吾，掉頭而去。你看，這出大耍手腕的“官僚鬥法”把戲，玩得多麽精彩呀！
李鴻章對內應付裕如，可是在外國人麵前卻少了辦法。長期以來，懾於列強的強大威勢，李鴻章覺得處處趕不上人家，滋生出一種百不如人的自卑心理。當時，晚清朝廷中存在著兩個認識上的極端：不了解西方實際的人，往往盲目地妄自尊大，完全無視列強環伺的險情；而對外部世界有較多了解的人，對照本國腐朽、庸懦的現狀，又常常誇大敵我力量差距，覺得事事皆無可為，從而一味主張避戰求和，患上了致命的軟骨症。李鴻章是後者的代表。
李鴻章還有挾洋以自重的打算。他深知慈禧太後被列強嚇破了膽，人家咳嗽一聲，在她聽來如同五雷轟頂一般。而李鴻章在洋人眼中是有身份、有地位的。有這些外國主子在後麵撐腰，李鴻章就不怕“老太婆”施威發狠了。
李鴻章一方麵嚇破了膽子，一方麵又死要麵子，端足架子。看似相互矛盾，實則是一方鏡子的兩麵。凡是自卑者，都最怕別人瞧不起，因此就得端足架子，維持麵子。魯迅先生講到“麵子”時有一段話，是這種心態最好的注腳：
相傳前清時候，洋人到總理衙門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嚇，嚇得大官們滿口答應，但臨走時，卻被從邊門送出去。不給他走正門，就是他沒有麵子；他既然沒有麵子，自然就是中國有了麵子，也就是占了上風了。
李鴻章出訪歐美各國時，可說是出盡了風頭，抖足了威風。輪船上高懸著大清國的龍旗和特命頭等欽差大臣的旗幟，呼呼啦啦幾十人招搖過市。至於李鴻章本人，別看他的官德、口碑很差，卻生就一副舉止端莊、威儀堂堂的樣子。在外國人的筆下，他“長身玉立，具有某種半神、半人，自信、超然、文雅和對於芸芸眾生的超越感”。
相傳，晚清時節，好事者把諷刺明代偽清高者陳眉公的詩，加以修改，轉贈給了中堂大人李鴻章：
裝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
翩然一隻雲中雁，飛去飛來宰相衙。
裝點天朝大架子，附庸狼虎老名家。
一生百事勞心拙，太息孱頭宰相衙！
連譏帶誚，惟妙惟肖，可謂“謔而且虐”者也。
五
看，李鴻章就是這樣一個很真實、很有個性的老頭子。他的思想軌跡確實是比較駁雜的。他奉行實用主義哲學，既有儒家“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剛性，又混雜著見風轉舵，唯利是圖的成分；嫻熟“水鳥哲學”（表麵平靜，暗裏動作），洞明世事，善於投合、趨避；三分耿直中帶著七分狡黠；既忠於職守，又徇私舞弊；講求務實，卻並不特別較真。
李鴻章的為官訣竅，前麵已經引述過，即“士人以身許國……皆非得君不可”。何謂“得君”？說穿了就是討得君王的喜歡，得到君王的信任。而要討得喜歡，獲取信任，首先必須摸準主子的脾氣，透徹地掌握其用人標準。在這方麵，李鴻章的功夫是很到家的。李鴻章知道，清王朝擇臣的準則是：隻要你肯死心塌地當奴才，忠心耿耿地為朝廷賣命，就用；為賢為愚，或貪或廉，都無關大體。對於所謂“名儒”與“名臣”，清朝皇帝向來是不感興趣的。魯迅先生曾一針見血地指出：
清朝雖然尊崇朱子，但止於“尊崇”，卻不許“學樣”，因為一學樣，就要講學，於是而有學說，於是而有門徒，於是而有門戶，於是而有門戶之爭，這就足為“太平盛世”之累。況且以這樣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承認清朝會有“名臣”的……
道理很簡單，曆史上的名臣，往往與昏君、庸君相對應，聖明天子之下還能有“名臣”嗎？所以，李鴻章從來不以正人君子自命，無意當那種“道德楷模”。對於曾國藩那一套追求高大完美的“心靈的朝聖”，李鴻章之所以不以為然，真諦就在這裏。
李鴻章考慮得最多的，不是是非曲直，而是切身利害。他論勢不論理，隻講有用，隻講好處，急功近利，不擇手段，不看重道德，不講求原則。梁啟超評論他是“有閱曆而無血性”，“彌縫偷安……然未嚐有立百年大計以遺後人之誌”。這是很準確的。他缺乏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那種為救亡圖存而奮不顧身、寧為玉碎的精神。在簽訂屈辱和約時，他缺乏硬骨頭，妥協退讓，委曲求全，不能拚死相爭，一切以保官固寵為轉移。這正是市儈式的實用主義哲學在外交活動中的集中展現。
18世紀英國著名首相帕麥斯頓有一句名言：“我們沒有永久的盟友，沒有永久的敵人。我們的利益才是永久不變的。”這是一種極為靈活的對外策略，為後世所普遍奉行，而李鴻章卻把它搬過來，作為處置內部事務的一條準則。在這種準則支配下，必然是不問宗旨，不管對錯。隻要你得勢了，或預計能得勢，他便會采取審慎的合作態度，明裏暗裏表示支持；而一旦你喪失了價值，他便會毫不猶豫地棄置不顧。
李鴻章對待戊戌變法和維新派的態度，充分反映了這一點。政變伊始，由於事關重大，而且形勢不明，李鴻章經過反複權衡，確定置身事外，不直接參與。為了避嫌，他曾向慈禧表示“廢立之事，臣不與聞”，公開申明立場。維新黨人張元濟不曉得個中微妙，曾懇切地請求他：“現在太後和皇上意見不合，你是國家重臣，應該出來調和調和才是。”他申斥說：“你們小孩子懂得什麽？”但是當維新派遭到慈禧鎮壓，康有為、梁啟超被定為“亂臣賊子之尤”時，身為兩廣總督的李鴻章卻暗地裏輸誠相與，加以保護。因為李鴻章了解到日、美、英諸國支持維新派，推測康、梁日後定會大有作為。如果完全跟著老太後跑，一旦維新派在外國支持下掌了大權，自己將難以立足。因此，他特意委托日本人向逃亡海外的康、梁致意，表示對他們的關心。朝廷指令李鴻章鏟平康、梁祖墳以儆奸邪，他則以“香港近有新黨欲襲廣東，恐過激生變”為由，建議稍緩進行。而在慈禧麵前，李鴻章則極力貶斥維新派，說他們不可能有什麽作為。李鴻章就這樣“腳踩兩隻船”，運用兩麵手法保全自己，預留後路。後來，李鴻章觀察到變法派已經到了窮途末路，不可能東山再起，而清廷又緊追不放，如果一味拖延，行將危及自身利益；便一反故常，斷然嚴厲打擊，不僅迅速鏟平了康家的祖墳，還把緝拿康、梁的賞銀，由十萬兩提高到十四萬兩。可見，李鴻章一切都以保全自己為前提，以對己是否有利為轉移。
官場實用主義在李鴻章身上發揚光大，有深刻的根源。
其一，李鴻章是儒學“活學活用”的典範。在他看來，精研儒學並不是為了傳道立人、誌在聖賢，而是要掌握取悅人主、謀求爵祿的手段。他認為學問不是知識，而是人生體驗，所謂“世事洞明皆學問”，他把學識提升到智慧、謀略的層麵。
其二，李鴻章圓融、圓通的個性和熱衷仕進的政治追求，起到了催化作用。
其三，晚清的社會時代使然。社會越是混亂、無序，人們便越是注重實利，講求實惠，直到鄙視操守，厭棄理想。
在中國曆史上，有三個時代最講求實用：戰國時期，五代十國，晚清。這三個時代分別產生了許多代表性人物。比如戰國末期的李斯，通過研究茅廁裏的老鼠，悟出了人生必須有所憑借的現實道理。五代時的馮道，“曆事五朝長樂老”，靠什麽？靠的就是嫻熟的宦術。再就是晚清的實用派“李二先生”。一馮一李，兩個不倒翁，一對老滑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