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早行人 一

“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這裏的“近人”有特定範圍，既非泛指古人，也並不涵蓋時人。時間過去近百年，如果依照這個範圍，站在今天的角度選出我所拳拳服膺者，略晚於曾公的張謇堪當勝選。套用前麵的句式：“愚於近人，頗服張謇。”

其實，表述一己觀點，說“獨服張謇”亦無不可。知人論世，評價曆史人物，有一個視角問題——亦即看問題的角度。角度不同，結論會隨之而異。參天大樹與發達的根係，九層之台與奠基的壘土，孰重孰輕，視其著眼於功用抑或著眼於基礎而定。而且評判標準往往因時移易。前人有言，品鑒人物不能脫離“一時代之透視線”。“一時代之透視線”變化了，則人物之價值亦會因之而變化。看來，這類主觀色彩甚濃的事，還是避免絕對化，留有餘地為好。

既然說到曾國藩了，那麽我們就來討論一下：論者當時所“獨服”的是什麽。叩其主要依據，曾國藩是近代唯一真正探得“大本大源”，達致“超凡入聖”境界的人物；“世之不朽者有辦事之人，有傳教之人”，曾公乃“辦事而兼傳教之人也”——也就是立功而兼立德、立言，實質上亦即曾公畢生追求的“內聖外王”的人生境界。

在晚清濁世中，曾公誠然是一位不同凡俗的佼佼者，令人歎服之處多多，僅其知人善任、識拔人才一端，並世當無出其右者。但也毋庸諱言，他的頭上確也罩滿聲聞過實的炫目虛光，堪稱被後人“聖化”以至“神化”的一個典型。泛泛而言“道德文章冠冕一代”，固無不可；如果細加檢索，就會發現，他的精神底蘊仍恪守宋儒“義理之學”的範疇，致力於正心誠意、修身養性，克己省複、困知勉行，以期達到自我完善，成為聖者、完人。說開了，就是塑造一尊中國封建社會夕暉殘照中最後的精神偶像。誌趣不可謂不高，期待視域也十分宏闊。可是即便是如願以償，終究是個人的事，到頭來又何補於水深火熱中的蒼生？何益於命懸一線的艱危國運？至於功業，舉其犖犖大端，當屬“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這又怎樣？無非是使大清王朝“延喘”一時罷了。

再說張謇。觀其抱負，實不甚高：“天之生人也，與草木無異，若遺留一二有用事業，與草木同生，即不與草木同腐。”沒有什麽“為天地立誌，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經天緯地、驚天動地之誌，不過是“不與草木同腐”而已。當然，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做到這一點也絕非易事。

張公活了七十三歲。前半生顛撲蹉跌於科舉路上，狀元及第之後，做出重大抉擇——毅然舍棄翎頂輝煌、翰林清望，拋開傳統仕途，轉過身來創辦實業。用他自己的話說：“願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願居八命九命可恥之官”。他確立了“父教育而母實業”的發展思路，先後創辦了二十多個企業，涉及紡織、印染、印刷、造紙、火柴、肥皂、電力、鹽業、墾牧、蠶桑、油料、麵粉、電話、航運、碼頭、銀行、房產、旅館等多種行業，涵蓋了輕重工業、銀行金融、運輸通訊、貿易服務等門類。看得出，他所說的“實業”，大體相當於今天的第一、二、三產業。在他所興辦的三百七十多所學校中，中小學之外，重點是師範教育、職業教育（包括師範、女子師範和農業、醫務、紡織、鐵路、商船、河海工程等）；同時創建了工科大學、南洋大學，並積極支持同道創辦複旦學院，將醫、紡、農三個專科學校合並為以後的南通大學，還聯合教育界一些知名人士，醞釀高師改為大學。他的設想是“師範啟其塞，小學導其源，中學正其流，專門別其派，大學會其歸”，從學前教育到中小學直至高校，從普通教育到職業教育、特種教育、社會教育，形成一個門類齊全的完整的現代教育體係。

興辦規模如此宏闊的實業、教育業，顯示出張謇的遠大抱負與驚人氣魄；而在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篳路藍縷，勇為人先，進行大量開創性的探索，則凸顯了他的卓絕識見與超前意識。實業方麵，張謇成功地摸索出“大生模式”，推進了中國近代企業股份製，最早創辦了大型農墾公司和企業集團；教育文化方麵，他所興辦的博物館、師範學校、女子師範學校、刺繡藝術館、新式劇院、戲劇學校、盲啞學校等，都在全國首開先河。他在創建圖書館、伶人學會、更俗劇場和多處公園、體育場的同時，還將目光和精力投向弱勢群體，興辦了養老院、育嬰堂、殘廢院、盲啞學校、貧民工廠、棲流所、濟良所等一大批慈善機構。而無論是辦實業、興文教、搞慈善，全都著眼於國計民生，為的是改造社會，提高國民素質。

思想理論建樹，有所謂“照著說”與“接著說”的差別。前者體現傳承關係，比之於建築，就是在固有的樓台上添磚加瓦；後者既重視傳統，更著眼於創新、發展，致力於重起樓台，另搭爐灶。張謇作為開創型的實踐家，當屬於後一類。兩類人物，各有所長，缺一不可。但從曆史學的角度，後人推崇某一個人，總是既考察其做了何等有益社會、造福群黎之事，更看重他比前人多了哪些新的東西。我說“頗服張謇”，其因蓋出於此。

二

如果說曾公的言行舉止與其所遇時代、所處社會、所受教育完全統一的話；那麽張公則在許多方麵相背離，甚至截然相反。為此，人們總是覺得，這位“狀元實業家”身上充滿了謎團、悖論，從而提出大量疑問：

——張謇四歲至二十歲，從名師多人，讀聖賢之書，習周孔之禮，可說是渾身上下，徹頭徹尾浸透了正統的儒家血脈。那麽，這樣一個由封建社會按照固有模式陶熔範鑄的中堅分子，怎麽會走上一條完全背離傳統仕途的全新道路？豈不真的應了那句俗話：“種下的是龍種，收獲的是跳蚤”！

——明清兩朝，非進士出身不得入翰林，非翰林出身不得做宰相。對於曆經千辛萬苦終於攀上科舉製金字塔頂尖、獲授翰林院修撰的狀元郎張謇來說，相府、天樞已經“近在咫尺”；可是他卻棄之如敝屣，意外轉身，掉頭不顧，追逐“末業”，從“四民”之首滑向“四民”之末，究竟是為了什麽？

——傳統士人的思維模式，是行動之前必須為自己尋求某種道義上的依據。那麽，張謇走上這條新路的道義依據是什麽？或者說，是什麽理想賦予他超常的勇氣和動力，使他突破“學而優則仕”的陳舊格局，擺脫重道義而輕功利的價值觀？

——存在決定意識。在晚清封閉的社會裏，他沒有進過新學堂，沒有出國留學，一生大部分時間侷處通海一隅；那麽，他的新思想、新思路、新眼光，是怎麽形成的？

——封建士人的文化心理是老成持重，“不為天下先”，重理而輕經濟，尚虛文而不務實際，而張謇不僅勇開新路，並且腳踏實地，始終專注於經世致用，這又是怎麽養成的？

他曾說過：“一個人辦一縣事，要有一省的眼光；辦一省事，要有一國之眼光；辦一國事，要有世界的眼光。”目光、眼力也好，視野也好，說到底，都是一個識見問題。有了超凡的識見，才會有超常的智慧、勇氣與毅力。

世間種種看似神秘莫測的東西，背後總有規律可循。即以人生抉擇、人的作為來說，那個所謂的“冥冥之中看不見的手”，往往植根於自身素質、社會環境、文化教養、人生閱曆諸多方麵，並以氣質、個性、文化心理等形式製約著一個人的行止，影響著人生的遭遇。

張謇出生於江海交匯的海門。這裏天高地迥，視野極為開闊。居民均為客籍，來自江南各地。江南是各方文化匯接的前沿地帶，盡得風氣之先。這些移民原本思想比較開放，具有一定的市場觀念、商品意識；移居到“江海門戶”，沙洲江岸的時漲時坍，耕田方位的時北時南，生涯變換，禍福無常，更增強了憂患意識和拚搏精神，練就了善於謀生、勇於自立的本領。這些特征，在張謇父親的身上都有所體現。張謇四歲時，父親就送他進私塾，延聘名師**，激勵張謇刻苦向學，成材高就。張謇父親又有別於一般世家長輩，他十分通達世務，曉暢經營之道，看重經世致用，誡勉兒子注重接觸實際，力戒空談，讓兒子經常參加一些農田勞作與建築雜活，使“知稼穡之艱難”。人是環境的產物。張謇從小就浸染在這種社會環境中，又兼乃父的耳提麵命、身教言傳，為日後養成開拓的意識、堅毅的性格、務實的精神，進而成為出色的實業家，打下了堅實基礎。

張謇從小就堅強自信。一次隨祖父外出，過小河時不慎跌落橋下。祖父驚駭中要下水把他拉起，他卻堅持自己爬上岸，說“要自己救自己”。一天，塾師的老友來訪，見天色轉暗，便順手燃起紅燭。客人見張謇在側，有意考考他的文才，遂以紅燭為題，令他以最少的字作答。張謇隨口說出：“身居台角，光照四方。”還有一次，塾師正在給張謇講書，見門外有騎白馬者經過，便即興出句“人騎白馬門前過”，張謇對曰“我踏金鼇海上來”。由此看得出他自小就誌存高遠，吐屬不凡。

在求知請益、讀書進學方麵，張謇也有悟性。他熟諳經史，卻不肯迂腐地拘守章句，而是從中攝取有益養分，擇善而從。在傳統文化價值體係中，有些合理內核是可以超越時代，成為現代精神資源的。比如，儒家所崇尚的以天下為己任、關心民族興亡的強烈社會責任感，就在張謇身上深深紮下了根。在他看來，儒學作為一種文化積澱，也在不斷地自我調適以應世變之需。張謇因而對孔孟的“義利之辨”加以揚棄與改造，提出“言商仍向儒”的新思路——從一開始，他便著眼於國計民生，堅持誠信自律的倫理道德和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回饋思想，超越一般唯利是圖的市井商賈，而成為追求社會整體效益的新型實業家的前驅。張謇特別鄙視傳統士人脫離實際、徒尚空談的積弊：“日誦千言，終身不盡，人人騖此，誰與謀生？”他主張“學必期於用，用必適於地”。在一次鄉試中，他援引聖人的實踐以闡明自己的思想，說“孔子抱經綸萬物之才”，“裕覆育群生之量”，亦嚐為委吏、乘田之猥瑣賤事，而且，務求將會計、牛羊管好，“奉職惟稱”，做“立人任事之楷模”。而這一切，都為他毅然勇闖新途提供了道義依據。

在人生抉擇上，有三個重要節點對張謇影響至大，概括起來，是敞開了一扇門——實力報國之門；堵塞了兩條路——科舉與仕進之路。

張謇走出國門，前後不過三次。有兩次是分別參加日、美博覽會。此外，以光緒八年（1882年）隨吳長慶赴朝參戰，磨煉最多，獲益最大。當時張謇二十九歲。清朝的藩屬朝鮮爆發了反抗封建勢力和日本侵略者的“壬午兵變”，日駐韓公使館被燒，日本借機出兵幹預。吳長慶麾下的慶軍奉命援護朝鮮，張謇以幕僚身份隨行，“畫理前敵軍事”。張謇在近四十天裏，通過與朝鮮、日本眾多官員、學者交流政見，切磋時局，增廣了見聞，彌補了舊有知識的缺陷，形成了納國事於世界全局的嶄新視野。張謇了解到日本明治維新全麵進行社會改革，“殖產興業”“富國強兵”的經驗，在國內洋務派一意趨騖西方“利器”“師敵長技”之外，找到一條全新的路徑。

光緒二十年（1894年），對於張謇來說，是極不尋常的一年，可說是人生道路的分水嶺。張謇十六歲考中秀才，後經五次鄉試，均名落孫山，直到三十三歲才中舉。此後四次參加會試，盡遭失敗。至此，張謇已心誌全灰，絕意科場。這次，因慈禧太後六十壽辰設恩科會試，他本無意參加，但禁不住父親和師友的勸進，硬著頭皮應試。狀元及第，竟於意外得之。當師友們歡慶他“龍門魚躍”時，他卻無論如何也興奮不起來。他難以忘記科舉之路上二十六載的蹉跌顛躓，累計一百二十晝夜“場屋生涯”的痛苦煎熬。那時的考棚窄小不堪，日間弓身書寫，夜裏踡伏而臥，炊茶煮飯，全在於此。日夜寢饋其間，導致傷風、咳嗽、發燒以至咯血。且不說科舉製、八股文如何摧殘人才、禁錮思想，單是這令人不寒而栗的經曆，已使他深惡痛絕，從而堅定了創辦新式學堂、推廣現代教育的信念。

幾個月後，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在“蕞爾小國”麵前，“泱泱華夏”竟然不堪一擊，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深重的民族危機，使張謇驚悚、覺醒，改弦更張，走上了一條全新的道路。張謇對晚清積貧積弱的根源做如下剖析：中國之病，“不在怯弱，而在散暗；散則力不聚而弱見，暗則識不足而怯見；識不足，由於教育未廣，力不聚，由於實業未充”；“國威喪削，有識蒙垢，乃知普及教育之不可以已”。於是毅然決定拋開仕途，走實業、教育興國之路。

第三個關節點，是“戊戌變法”伊始，在慈禧太後操控下，恩師翁同龢被黜，開缺回籍，永不敘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此事對張謇刺激極大。他們交誼三十年，“始於相互傾慕，繼而成為師生，終於成為同黨”，患難與共，至死不渝。如此嚴厲處置兩朝帝師、官居一品的資深宰相，為有清一代所僅見。這使張謇預感到，“朝局自是將大變”，因而“憂心京京”，心灰意冷。生母臨終前諄諄告誡的“慎勿為官”的遺言，仿佛又響在耳邊。麵對帝黨、後黨勢同水火，凶險莫測的政局，“三十年科舉之幻夢，於此了結”。

對於這一重大的人生道路抉擇，張謇是慎重、清醒、謀定而動的。病逝前一年，他曾回顧說，經“反複推究……乃決定捐棄所恃，舍身喂虎，認定吾為中國大計而貶，不為個人私利而貶，庶願可達而守不喪。自計既決，遂無反顧”。

三

關於張謇，胡適於1929年做過這樣的評價：“張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他獨力開辟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百萬人，造福於一方，而影響及於全國。終於因為他開辟的路子太多，擔負的事業過於偉大，他不能不抱著許多未完的誌願而死。這樣的一個人，是值得一部以至於許多部詳細傳記的。”

“偉大英雄”“開路先鋒”，評價準確而充分，胡博士畢竟是明於知人。在暗夜如磐、雞鳴風雨時，能夠像張謇那樣“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通過個人努力，開創難以計數的名山事業，取得如此廣泛的成功，晚清名流中確是屈指可數。

張謇一生經曆曲折複雜，活動範圍廣泛，身兼晚清狀元、改革思想家、資本主義企業家、新式教育家、公益活動家和政府官員多種角色，“崛起於新舊兩界線之中心”，而能“適於時代之用”。他把道德自覺、倫理規範建築在現實生活的功利基礎之上，直接同物質生產聯係起來。就身份來分，他屬於行者，而不是言者；但他的許多論述十分精當，而且富有實踐性。他善於融各種角色及資源於一體，將中國古代士人以天下為己任，關心民族興亡和黎民疾苦，崇尚經世致用的優良傳統，同西方工業文明中的創新、進取精神結合起來，創造出一種新型的中國實業家精神，並嫻熟地運用於各項事業之中。

論其功業，可以用三句話來概括：作為中國曆史上最特殊的狀元，他開創了一條由封建士子“學而優則仕”轉化為近代知識分子實業教育救國的新路；作為中國近代化的早期開拓者，他是晚清社會中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實業先驅的一個標本；作為出色的實業家，他摸索出一條以城市為龍頭、農村為基地、農工商協調、產學研結合的南通模式。1922年，北京、上海報紙調查“最景仰之成功人物”，張謇得票最高。而其成功要素，前人認為：一曰純潔，二曰創造性，三曰遠見，四曰毅力。

說到失敗，張謇同任何成功人物一樣，奮鬥曆程中難免曲折。處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特殊環境下的民族工業，麵對外國資本的衝擊，生存艱難甚至被吞並，本屬常事。民族工業的價值在於開辟了一條新路，提供了可貴的標本、模式；在於進行了成功的實驗。盡管在當時的條件下有些事業遭受挫折，卻仍可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正如錢穆所言：“人能在失敗時代中有其成功，這才是大成功。在失敗時代中有其成功，故能引起將來曆史上之更成功。”

當然，張謇並非完人。我們肯定其事業之成功，絕不意味著他在各個方麵都完美無缺。他勇立潮頭，呼喚變革，卻害怕民眾革命；他為實現強國之夢而苦鬥終生，但直到撒手紅塵，對於這條新路究竟應該何所取徑，也似明實暗。由於時代的局限，他的思想、見地並沒有跳出近代民主主義的藩籬。在曆史人物中，這種功業在前而政見、主張相對滯後的現象是常有的。

作為一個智者，張謇頗有自知之明。晚年，他在南通中等以上學校聯合運動會上作過一次演講。他說：“謇營南通實業、教育二十餘年，實業、教育，大端粗具。言乎穩固，言乎完備，言乎發展，言乎立足於千百餘縣而無懼，則未也，未也”。“實業教育，大端粗具”，說得恰如其分。而“完備”“發展”，就任何前進中的事物來說，都不能遽加肯定。這不等於承認失敗，也並非謙卑自抑，恰恰反映出他的嚴謹的科學態度。與此相照應，他在生壙墓門上曾自撰一副對聯：“即此粗完一生事，會須身伴五山靈。”回首平生，他還是比較滿意的：一生事業已經大體完成，死無憾矣；現在到了回歸自然、與秀美的五山長相依伴的時刻。

一位史學家曾經說過：“張謇與南通這兩個名字已經緊緊連在一起。在中國近代史上，我們很難發現另外一個人在另外一個縣辦成這麽多事業，產生這麽深遠的影響。”是呀，先生“五山歸臥”已經過去近百年了。可是，無論是走進工廠、車間，放眼當年圍墾的糧田、草場，還是置身於他所創辦的大中小學；無論是潛心於博物苑、圖書館，賞藝於電影院、更俗劇場，還是在濠河岸邊、五公園裏悠然閑步，都會從親炙前賢遺澤中感受到張謇的永生長在。先生的事業立足於通海，而他的思想、抱負卻麵向整個中國，他是整個中華民族的驕傲。借用古人的話：“乃邦家之光，非閭裏之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