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篇 是真名士自風流 遺編一讀想風標 一

宋代傑出的政治家、改革家、文學家王安石寫過一首題為“孟子”的懷古詩：

沉魄浮魂不可招，遺編一讀想風標。

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

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名軻，鄒人，戰國時期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為“亞聖”。他是魯國貴族孟孫氏的後裔。孟子幼年家境貧困，父親早喪，強毅而有卓識的母親“三遷擇鄰”“斷織勸學”，將他撫養成人。孟子私淑孔子，為孔子之孫子思的再傳弟子。《史記》本傳稱，孟子遊說齊王，未能見用，轉赴梁國，惠王認為他的主張“迂遠而闊於事情”（遠離實際，不合時用）。“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麵朝齊。天下方務於合縱連橫，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對於孟子，王安石是拳拳服膺、衷心景仰的。隻是“往事越千年”，斯人早已成了“沉魄浮魂”，無法“複其精神，延其年壽”（《楚辭·招魂》），隻能想望其風標於《孟子》遺編了。“何妨”一句，道盡了孟子，包括詩人自己雄豪自信、卓爾不群的氣概與無所畏懼，“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堅定意誌。詩人引孟子為知音與同道，最後以沉鬱之語作結：畢竟還有這位前賢往哲足堪慰我寂寥！

說到孟子的風標，最顯眼的是其政治抱負遠大，高自期許，非常自負。他以孔子的繼承人自任，指出：從堯、舜至於孔子以來，具有一條聖人、王者綿延相承的根脈；“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堯、舜至商湯，商湯至周文王，周文王至孔子，都是五百餘年，“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接下來，他直白地挑明：上天若是不想讓天下治平，那就罷了；“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而誰也？”

一次，門人公孫醜將他與管仲、晏嬰相比。管仲、晏嬰都是齊國著名的政治家，輔佐君主，富國強兵。孟子卻大不以為然，對公孫醜說：“你真是一個齊國人，隻知道管、晏！當年曾子的兒子曾西，認為管仲得到齊桓公那麽專一的信任，執政那麽久，功業卻如此卑微，很不樂意同他相比。連曾西都不肯，你以為我就能願意嗎？”其實，管仲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業並不能說卑微，但由於隻興霸業而不施仁政，所以不為儒學宗師所認可。孟子還曾說過：齊王如果用我，何止是齊國人民可以安享太平，“天下之民舉安”。時人景春認為魏國的縱橫家公孫衍、張儀是真正的大丈夫：“一怒而諸侯懼，安居則天下息”。孟子同樣不以為然，並斥之為“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說他以順從為正宗。

孟子雄強善辯，傲岸不群，在君王、權貴麵前，尤其注重自己的身份，不肯屈身俯就。一天，孟子準備去朝見齊王，恰巧齊王派人來跟孟子說：“我本應該來看你，但是感冒了，不能吹風，如果你肯來朝，我便也臨朝辦公。”孟子覺得齊王是擺架子，“感冒”雲雲不過是托詞。於是，他對使者說：“請你回去跟君王講，我也病了，不能前去朝廷。”第二天，孟子要到東郭大夫家裏吊喪。公孫醜提醒他：“老師，昨天您托詞有病，謝絕齊王的召見，今天又要出去吊喪，這大概不好吧？”孟子說：“那有什麽！昨天患病，今天好了。”孟子出門後，齊王派人來探視，並帶來了醫生。這該如何處置？跟著孟子學習的孟仲子隻好出麵應付，說：“先生的病好了一點，已經上朝了，不曉得他是否已經到達。”接著，孟仲子就派人在孟子回家的路上攔截，告訴他不要回家，趕緊上朝。孟子沒有辦法，隻好躲到齊國大夫景醜家去借宿。

景醜同孟子交談，說：“內則父子，外則君臣，這是重大的倫常關係。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可是，我隻看見齊王對你很敬重，卻沒看見你怎麽尊敬他。”孟子說：“在齊國人中，沒有誰以仁義之道向齊王進言；他們並非認為仁義不好，而是覺得其王不足以談仁義。這才是最大的不敬！我呢，不是堯舜之道不敢進言，所以，要說尊敬君王，沒有誰能趕上我。”景醜說：“我指的不是這個。《禮》雲：臣子聽到君主召喚，應該立即動身，不能等待駕好車子再走。你本來準備上朝，一聽說齊王召喚，反而不去了，這於禮不合吧？”孟子引曾子的話作答：“晉、楚之富，不可及也。不過，他們憑的是富，我行的是仁；他們倚仗的是爵位，我抱持的是仁義。我為何會覺得欠缺什麽？”隨之，孟子闡明：“天下尊貴者有三：爵位、年齒、德行。在朝廷上，先論爵位；在鄉裏中，先論年齒；至於輔佐君王，當以德行為上。所以，大有作為的君主，一定有不能召喚的大臣，遇有要事請教，應該親自前去，以彰顯其尊德敬賢之誠。”

孟子清高自持，剛正不阿。齊國大夫公行子家裏辦喪事，右師（齊之貴臣，六卿之長）王驩往吊，一進門，就有人趨前與之交談，入座後，還有人跑到他的旁邊獻殷勤。孟子當時也在場，與王驩原本相識，卻“獨不與驩言”。右師不悅，怪他有意簡慢。孟子知道了，說：“《禮》雲：朝廷不曆位而相與言，不逾階而相揖也。我是依禮而行。”

齊王饋贈孟子百鎰上好的黃金，孟子拒絕接受。弟子陳臻不解，孟子答曰：“這筆錢送得沒有理由。沒有理由送錢，等於用賄賂收買我。哪裏有可以拿錢收買的君子呢？”

二

孟子這樣做，不隻是維護一己的身份與尊嚴，而是代表了士這一階層的群體自覺，體現著士的主體性。當代著名學者牟鍾鑒認為，孟子最大的貢獻是確立士人的獨立品格，提升了他們的社會地位，也升華了士人的精神境界，為中國知識分子立身處世確立了一種較高的標準。在知識分子的操守、氣節方麵，孟子的影響似乎比先師孔子更大一些。

春秋戰國時期，群雄競起，列國紛爭，為實現富強，完成霸業，不僅需要武力，還迫切需求智力的支撐，所謂“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一人之辯，重於九鼎之寶”。這樣，諸侯之間便競相“養士”，為士的活躍與發展提供了強大推動力，也形成了激烈的競爭，許多士人都趨之若鶩。士，作為道義的承擔者、文化的傳承者，以才智用世；但是士本身卻並不具備施政的權勢，若要推行自己的主張，就必須解褐入仕，並取得君王的信任和倚重，而這是以喪失思想獨立性、心靈自由度為代價的。許多士人為富貴不惜出賣自己的人格，“無禮義而唯權勢之嗜”（荀子語）。與此相對應，孟子適時而有針對性地倡導並堅守了一種以仁義為旨歸的士君子文化。所謂士君子，也就是士階層中那類重節操、講道義、有風骨的優秀分子。

孟子像先師孔子一樣，十分厭惡“鄉原”，將這類八麵玲瓏、四方討好、不講是非原則的欺世盜名之輩斥為“閹然媚於世也者”。他要求士人“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當生命與道義不可兼得時，要“舍生而取義”。“誌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誌士不怕慘遭殺戮，棄屍山溝，勇士不怕丟掉腦袋，以成就其完美人格。在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上，為了社會進步、民族振興而“成仁取義”的誌士仁人燦若群星，他們的思想都不同程度地受了孟子的影響。

論及士人的獨立品格，在封建時代，首要的是如何看待與處理君臣之間的關係。孟子強調“道尊於勢”“德重於位”，明君應“親親而仁民”“貴德而尊士”。周遊列國過程中，孟子常常不留情麵地公開批評一些君主。孟子見梁惠王時，梁惠王談到“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可是國內民眾卻不見增多，孟子一針見血地直戳要害：“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1]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緊接著，孟子又直麵指斥梁惠王：“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還有一次，孟子對弟子公孫醜說：“不仁哉，梁惠王也！”指責梁惠王為了爭奪土地，驅使老百姓打仗，結果屍橫郊野，骨肉糜爛。

盡管孟子是齊國的客卿，但是對齊宣王也毫不客氣，竟然當麵揭露其“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的虛假仁慈。他們有這樣一段精辟的對話。

孟子問齊宣王：“如果您有一個臣子，他把妻子兒女托付給他的朋友照顧，自己出遊楚國去了，等他回來的時候，卻發現妻子兒女在挨餓受凍。您說，對待這樣的朋友，應該怎麽辦呢？”

齊宣王說：“和他絕交！”

孟子又問了：“如果您的司法官不能管理他的下屬，那應該怎麽辦呢？”

齊宣王說：“撤他的職！”

孟子又問了：“如果一個國家治理得很糟糕，那又該怎麽辦呢？”

“王顧左右而言他。”——齊宣王十分尷尬，隻好左右張望，把話題扯到一邊去。

在孟子看來，商湯流放夏桀、武王討伐殷紂，都是合乎正義的。“君有大過則諫；反複之而不聽，則易位”。當齊宣王問：“臣弑其君，可乎？”孟子斷然回答：“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孟子提倡“君臣有義”，反對“愚忠”，認為忠君是有條件的，要看君王值不值得盡忠，看君王怎樣對待臣下。孟子明確地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孟子還說過：“遊說諸侯，要敢於藐視他，不要把他那一時的煊赫看得多麽了不起！他們的殿堂階基幾丈高，屋簷幾尺寬；菜肴滿桌；姬妾數百；飲酒作樂；馳驅田獵，跟隨的車子上千輛。我如果得誌，絕不會這麽做。他們所有的那些腐化享樂的事，都是我所不為的。我所做的都符合古代的規製。我為什麽要畏懼他們呢？”

孟子這些肆無忌憚的言論、主張，遭到曆代封建衛道者的口誅筆伐，疑孟、非孟迭出，有人竟列出十七條罪狀。宋代政治家司馬光批評孟子，首要一項便是“不知君臣大義”。司馬光說：“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意思是，哪怕君主是庸君，至聖先師孔子都畢恭畢敬，而孟軻卻架子十足，真是不成體統！不過，最厲害的還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他聲言：“此老要是活在今天，難免會遭受酷刑。”同時指出，孟子的不少言論“非臣子所宜言”，於是對《孟子》原文刪節八十五條之多，還下令將孟子逐出文廟，罷其配享。

孟子由堅守士人獨立品格，進而發展出“民本”思想，為儒學理論樹起了一麵鮮明的旗幟——“政在得民”。孟子說：“得天下有道，得斯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牟鍾鑒《從孔子到孟子》一文指出：在早期儒家代表人物中，沒有哪一位比孟子更重視民眾的社會作用和曆史地位。孟子提出了一個超越同時代人的口號：“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個口號一經提出，便使社會震動，響徹了兩千多年，成為批判君主專製的有力武器。“民貴君輕”之說，在先秦諸子中是極為罕見的。它肯定了民眾是國家的主體，對於君權至上的製度具有很大的衝擊力。按照孟子這一思想來設立政治體製，至少能發展出開明君主立憲製。這是孫中山提出民權主義的思想源頭之一。

三

孟子十分重視心性修養、價值守護與精神砥礪，體現了士這一群體的主體自覺。

一是“養氣”。宋代理學家程頤說過：“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隻說一個‘誌’，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指出，“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這種氣是由正義積累而產生的，不能靠突擊的正義行為來取得，更不能揠苗助長。

浩然之氣就是人間正氣，表現為優秀的心性修養、道德情操和高尚的人格理想、精神境界。南宋傑出的英雄文天祥的《正氣歌》，把愛國主義精神發揚到極致，彰顯了作者堅貞的民族氣節和死生不渝的崇高信念，可說是對於孟子浩然之氣的最佳詮釋。詩中列舉了十二位古人氣貫山河、名垂竹帛的壯烈行跡，**洋溢地歌頌了曆史上為真理和正義而鬥爭的誌士仁人，顯現浩然正氣所發揮的維係天柱、地維、人倫的巨大威力——“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正氣歌》前麵有個小序，特意提到孟子的“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文天祥就義之前，寫了一個自讚作為絕筆，其文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二是“尚誌”，使自己誌行高尚。孟子反複強調“從其大體”——“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養心莫善於寡欲”。按照朱熹《集注》的解釋：“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誌也。”可以理解為：大體指道德修養、高尚人格，亦即居仁由義；小體指聲色貨利、物質欲望。孟子把是慕仁向義還是逞欲逐利看作區分君子、小人的標誌。當年子貢在談到老師孔子的學問時，曾有“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之說，當與此同義。

宋代理學家陸九淵總是教人“先立乎其大”。結果有人譏諷他：除了“先立乎其大”一句，全無其他伎倆。陸九淵聽了不以為忤，反而說：“這個人真了解我。”

三是“反求諸己”，即反躬自責。孟子傳承、發展了孔門關於“自省”的聖訓，進而強調：出了問題，要從自身查找原因。孟子說：“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意為反躬自問，一切都誠實無欺。

四是曆經艱苦磨煉。孟子指出：“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特別強調憂患意識與危機感，“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是他的名言。孟子還說過：人的德行、聰明、道術、才智，往往來自危險的處境，亦即種種災患。隻有那些孤立之臣、庶孽之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方能通曉事理，練達人情。

五是升華人生境界。孟子有言：“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這段話意蘊豐富，不太好懂，其實說的是人生的六種境界：第一層是善——值得喜歡，使人覺得可愛，這就是善，也就是好；第二層是信——好處實實在在，令人信服、信任；第三層是美——那些好處充滿於他本身，當然美；第四層是大——不止充實，而且輝耀四方，發揚光大；第五層是聖——大而能化，融化貫通，是為化境；第六層是神——聖德到了神妙不可測量的高度，此乃至上境界。

四

孟子很看重士君子的社會責任，說：“士人出來任職做官，為社會服務，就好像農夫從事耕作一樣，這是他的職業。”士之出仕，“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意思是政治清明，道為己所運用，政治黑暗，不惜為道獻身。士君子應該“居天下之廣居（仁），立天下之正位（禮），行天下之大道（義）；得誌，與民由之，不得誌，獨行其道。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指出，得誌時要偕同百姓循著大道前行。

與列國爭霸、以攻伐為能事形成鮮明的對比，孟子堅持仁政學說、德治思想，把修身與為政、倫理與政治、仁政主張與民本思想結合起來，走“仁者愛人”“以德服人”之路。孟子倡導省刑罰，薄稅斂，使民以時，取民有製；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恩辦法治民施政，這樣才能得民心，無敵於天下。孟子呼籲君王“貴德尊士”，“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孟子強調重教育，“覺斯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孟子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奉為人生至樂。

為了推行自己的政見，建立理想型社會，孟子終其一生宣揚教化，尚誌篤行。學成之後，孟子先在鄒國授徒設教。四十歲之後，孟子開始其政治生涯，出鄒、遊齊、過宋、適梁、訪滕、入薛、至魯，為卿於齊，最後歸鄒。這期間，他曾會見過齊威王、宋王偃、滕文公、鄒穆公、魯平公、梁惠王、梁襄王、齊宣王等多位君主。每至一國，孟子都積極建言、熱情論辯、肆意批評，但其政見、主張終未得施行，到處碰壁。最後，孟子隻好黯然歸隱，二十多年致力於教育與著述。孟子的經曆，與先師孔子相似，但還是孔子的際遇稍強一些。孔子出任過中都宰、司空、大司寇，還曾代理過相職，而孟子隻當過短期的客卿，空有壯誌宏圖，未曾得償於百一。孟子在幫助各國諸侯結束戰亂、實現統一、實施仁政，亦即推行王道主義的理想方麵，無疑是徹底失敗了。

當然，若從長遠和根本上看，孟子同孔子一樣，立德立言，垂範後世，功在千秋，又確是偉大的成功者。著名哲學家金嶽霖先生說過：“一位傑出的儒家哲人，即便不在生前，至少在他死後，是一種無冕之王，或者是一位無任所大臣，因為是他陶鑄了時代精神，使社會生活在不同程度上得到維係。”

在講學、著述中，孟子總結前代與當世治亂興亡的規律，在如何對待人民這一根本性問題上，提出了“民貴君輕”“保民而王”、以仁政與民本為核心的富有民主性的思想。孟子首倡心性之學，確立士人獨立品格，發展了孔子的思想、學說，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1]塗：通“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