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在西方

20世紀90年代，我先後到過美國、德國和英國，後來又到了墨西哥、阿根廷；綜合幾個地區的印象，域外許多作家、藝術家對兩千多年前的中國先秦大哲莊子十分崇敬，也頗有研究，並將所學成果付諸他們的創作實踐。

莊老夫子如果地下有知，一定會感到聒噪不堪，苦於日夜不得清靜。白天，聽故國學人對於其人其書縱橫論議，爭辯不休，貶之者固有，而譽之者極多；自從18世紀他的著作傳播到西方之後，每到夜間，地球那麵的詩人、作家，又把他們讀莊、解莊、學莊的心得傳送到他的耳邊，鬧得他無法安眠。

說到故國的傳人，人們必然首先想到魏晉之際的嵇康和東晉時的陶潛，再就是唐代的李白、宋代的蘇軾，直到清代的曹雪芹。這些曠代的文豪詩伯，組成一條跨越千年的傳薪紅線，脈絡分明，各極其盛。無獨有偶，這幾年我又發現，西方居然也有五位文豪，或為戲劇家，或為小說家，或為散文家，或為詩人，不同程度、不同側重地崇尚莊子的思想，欣賞他的思維方式，學習、借鑒他的創作經驗，並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首先是美國作家梭羅。“梭羅與莊子在生活的坎坷、堅強和對個人主義的渴盼上都特別相似。”（林語堂）梭羅的生平閱曆，比莊子還要簡單。1817年梭羅出生於一個小城鎮，二十歲就從哈佛大學畢業了，爾後當了兩年教師，並開始文學寫作。梭羅讚同《莊子》中的很多見解，尤其崇尚莊子的簡樸生活，試圖追尋、體驗莊子所倡導的清新、空靈、詩意的生活方式：從蛙鼓聲聲、鳥鳴嚶嚶中得到歡愉，在晨曦暮靄、朗月清風裏收獲寧靜。

梭羅不遺餘力地鼓動人們簡化生活，取消娛樂，騰出時間來用於體驗生命、品味人生；同時，通過自己的實驗，告訴世人不要被繁紛複雜的生活所迷惑，失去生活的方向和意義。梭羅孤身一人跑到無人居住的瓦爾登湖邊，自建了一個小木屋，種植玉米、豆類、蘿卜和馬鈴薯，自食其力，過著原始、簡樸的生活，總共住了兩年兩個月零兩天。梭羅認為，這是一種理想的生活模式。回到城鎮之後，梭羅患了肺病，死時年僅四十五歲。近兩個世紀過去了，梭羅的小木屋以及瓦爾登湖，如今已經成為融入大自然、疏離社會群體和挑戰物質文明、告別城市喧囂的一種象征。

英國著名作家奧斯卡·王爾德讀完《莊子》英譯本後，感歎：“這部完成於兩千年前的中國書，對歐洲人來說依然早了兩千年。”言下之意：作為一種永恒的存在，莊子不僅超越了空間，也超越了時間。看來，他對莊子確實是衷心崇拜的。

王爾德作為一位重要的文學家，與莊子有相似之處，當然差異也是明顯的。1854年王爾德出生在都柏林一個有著卓越地位的家庭，後畢業於牛津大學。王爾德的作品以辭藻華美、立意新穎和觀點鮮明著稱於世。王爾德作為唯美主義的倡導者和實踐者，無論是價值取向、個性特征，還是作品風格，都是充滿魅力的。論者認為，王爾德的一生似乎就是一個巨大的悖論。他是一個集天使與魔鬼於一身的矛盾人物，既世故又純潔，既虛偽又真實，一邊取悅上流社會，一邊又進行尖刻的諷刺、批判。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說：“相反的東西結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調造成最美的和諧。”王爾德也正是這樣。王爾德極端自負，曾傲氣十足地寫道：“上帝幾乎將所有的東西都賜給了我。我有天才、名聲、才氣、社會地位，並勇於挑戰知識。我讓藝術成為一種哲學，讓哲學成為一種藝術。我改變了人們的心靈與事物的色彩，我的一言一行，無不讓人困惑、猜疑。”從這些方麵，我們可以依稀看到莊子的影子。

德國著名戲劇家貝爾托·布萊希特出生於1898年，他從倡導歌劇改革入手，在理論和實踐上進行史詩劇的實驗，從而逐步形成了獨特的戲劇理念與表演方式。他認真吸收中國戲劇藝術經驗，特別是從莊子那裏汲取了豐富的哲學思想。他像當年許多德國知識分子一樣，懷著極大的興趣閱讀和研究《莊子》，不僅從中發掘出表現主義戲劇的理論支撐，而且激活了創造性思維，開闊了學術視野，使他的認知向哲學的深度和廣度推進，從而“由一個歐洲人變成了一個世界性的人”。

布萊希特對於《莊子》五體投地地折服，曾說：“這樣的書，在我們這裏再也寫不出來了，因為缺乏這種智慧。人們隻能在自家的作坊裏炮製思想，結果這種思想總也擺脫不了迂腐氣息。”他在多部劇作中引進《莊子》的思想蘊涵，成為西方文藝家中僅見的“曲翻古調填今事，義探新辭改舊觀”的典範。就此，當代學者張黎舉出多部作品加以說明：《四川好人》裏，賣水人老王偶然在一座破廟裏揀到一本《莊子》，其中的一些故事令他聯想到妓女沈黛的遭遇。他擔心沈黛當好人、做好事可能不得好報，為此心神不寧，憂慮重重。睡夢中，他給來到人間尋訪好人的三位神仙誦讀了《莊子》中“材之患”的故事，請教神明：沈黛是否會像莊子寓言中那些好端端的樹木一樣，無法享受應有的天年？在《高加索灰闌記》裏，布萊希特又以格魯雪那雙粗糙的手和大公那雙細嫩的手為例，再一次精彩地演繹了“材之患”的思想。此前，布萊希特還曾以教育劇的形式，在《例外與常規》中用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改造了莊子宣揚的亂世之秋的處世之道，把莊子哲學中的“隱逸之術”改造成了對人剝削人的社會製度的批判。《大膽媽媽和她的孩子們》取材於瑞典作家魯內伯格的敘事詩《露塔·斯韋爾德》，劇中所表達的主題思想同樣來源於《莊子》。這是一出中西合璧的作品，經過重新詮釋的莊子思想構成了這出戲的靈魂。布萊希特正是通過這種“古為今用”“中為西用”的高明手法，使自己的作品既增添了藝術情趣，又蘊含著深邃的哲學魅力。

比布萊希特晚出生一年的阿根廷著名作家博爾赫斯，對於莊子更是頂禮膜拜，推崇備至。早在青年時代，博爾赫斯就通過英譯本潛心研索《莊子》，並在作品中屢屢引用。他對《天下》篇中惠子講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無限著迷；“莊周夢蝶”的寓言故事，更使他悠然神往，竟然像發現新大陸似的，向老師、阿根廷著名作家馬塞多尼奧講解，並把它寫進作品《漆手杖》裏：“我瞅著它，我想起了莊子。莊子夢見自己變成了蝴蝶，醒來後不知道究竟是人做夢變成蝴蝶，還是蝴蝶做夢變成人。”他還把《齊物論》中“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這一論述，作為小說《圓形廢墟》的主題[1]。在小說《另一個我》中，博爾赫斯描述1969年2月的一個上午，在英國劍橋遇見了1914年在日內瓦的自己。為了證明二者是同一人，1969年的博氏談了他於1914年在日內瓦的往事；而1914年的博氏卻說，這達不到證明的效果，“如果我夢見了你，你當然會知道我的事情”。1969年的博氏隻好說：“若是今天上午和我們的會麵都是夢境，那麽，我們都得相信自己既是做夢人，同時也是夢中人。也許我們已經清醒，也許我們還在做夢。”他真是把莊子哲理美文的創造力和想象力發揮到了極致。

論者認為，博爾赫斯的創作劃出了20世紀現代主義文學與後現代文學的分水嶺。早在20世紀30年代，博爾赫斯就寫出了論文《敘事的藝術與魔幻》；日後，更以其魔幻現實主義的創作實踐，使東西方文學界霑益無窮。從博爾赫斯開始，傳統的文學觀念發生了很大變化，文學種類的界限被打破了，客觀時間被消解了，幽默與荒謬結合、寫真與魔幻統一，等等。作為拉丁美洲魔幻現實主義的開創者之一，博爾赫斯在名為《特隆、烏克巴爾、奧比斯·特蒂烏斯》的小說中，模糊以至抹殺了真實時間和虛構空間的界限，“虛構”這一美學概念在他的藝術世界裏占據了最重要的位置。可是，博爾赫斯卻謙虛地說：“魔幻文學祖師爺的頭銜輪不到我，兩千多年前夢蝶的莊周也許當之無愧。”

最後就要說到墨西哥著名詩人帕斯了。帕斯是五人中唯一出生於20世紀（1914年）、唯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文學家。帕斯畢業於墨西哥大學哲學文學係，深受法國超現實主義詩風的影響；後期詩作又受到中國古典詩歌的啟發，從而自覺地將東西方文化熔於一爐。帕斯曾翻譯過王維、李白、杜甫等中國古代詩歌大師的作品；而對莊子，尤其殷殷垂注。1964年，帕斯與法國姑娘瑪麗·何塞結婚，在贈詩中，他將愛侶與自己共同鑲嵌進莊子的“蝴蝶夢”裏：

一隻蝴蝶在汽車叢中飛來飛去。

瑪麗·何塞對我說：那一定是莊子，

正路過紐約。

但那隻蝴蝶，

不知道是夢見成為莊子的蝴蝶，

還是夢見成為蝴蝶的莊子。

蝴蝶不會疑惑，

它自在飛舞。

他曾深情地說：“我最崇拜的散文家之一是位中國人——莊子。我的確認為他對我們有用。我推薦所有人都讀讀莊子的書，它與蒙田[2]的著作一樣重要。”

實際上，域外研究莊子、鍾情莊子的文人絕不止上述五位，我們隨手就能舉出一些。比如，蘇聯著名的語言學家什克洛夫斯基，在《散文理論》再版引言中寫道：“不久前，我被一篇中國小說震懾住了。一個人夢見一隻蝴蝶，醒來之後他便陷入沉思，不知是他夢見了蝴蝶，還是蝴蝶夢見了他。”這裏說的無疑是莊子。在這位語言學家看來，兩千多年前的那個“蝶夢寓言”就是一篇精短小說。

除了人文學者，莊子的思維方式與表現手法同樣也吸引了大批自然科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日本物理學家湯川秀樹就曾多次說：“我特別喜歡莊子，他的作品充滿了比喻和佯謬，而且，其中最吸引人的是這些比喻和佯謬揭示出在我麵前的那個充滿幻想的廣闊世界。”德國物理學家兼思想家、諾貝爾獎得主海森伯，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多次在演講中援引莊子關於“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會幹擾、破壞靈魂的純樸與寧靜的論述。他說：“很清楚，這則古老故事包含了許多智慧，因為‘靈魂追尋’中的這種‘不確定性’也許恰到好處地描述了現代危機中的人的狀況。”

[1]引自趙世欣論文。

[2]16世紀法國的文學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