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江淹的三個話題 一

那年五月，為尋訪戰國時期著名文學家、哲學家、思想家莊周的故裏，我曾有豫東之行。那天，到了商丘市民權縣，由當地學者陪同，在老顏集鄉唐莊村和順河鄉青蓮寺村分別看了傳說中的莊子故裏遺址和墓地。初夏日長，離天黑還有三個多小時，文友們建議，不妨就便尋訪一番南朝著名文學家江淹的遺跡。

民權地處古代的濟陽考城，公元444年，南朝宋元嘉二十一年，江淹出生在此間的程莊鎮江集村。這裏離老顏集鄉不遠，我們上了車，路經北關，很快就來到了程莊鎮，一條筆直的大道又把我們引入江集村。

原來，江氏在這裏是一個望族，在南朝，除了江淹，他的族侄江革，以及江總、江子一、江祏、江謐等，都在正史裏有傳。隻是畢竟已經過去了一千五百多年，於今，村裏除了幾戶江姓人家可以視為承祧的餘胤，還有那句“江郎才盡”的成語家喻戶曉以外，其他任何有關江淹的遺跡都已**然無存。好在墓地還在，我們在東道主的引領下，趕往幾公裏外的嶽集。和莊子的廬墓所在存有諸多爭議不同，江淹墓地所在板上釘釘，確鑿無疑，一向為史家所公認。據說，原來的墓園十分壯觀，現在僅存一個不高的圓形土塚，旁邊立有一座字跡斑駁的殘損石碑，為明成化年間舊物，上麵寫有“齊醴陵侯丞相江公諱淹之墓”，從字跡看，當是由今人翻刻的。

當地民眾對於江淹十分敬重，有些上了年紀的讀書人，還能背誦幾句他的詩文辭賦。他們聽說我從東三省遠道來訪，非常興奮。他們告訴我，江淹有兩個頭銜，一個是出色的文學家，一個是著名的清官。江淹年少時即因擅長辭賦詩文而聲名卓著，後來走上了仕途，曆經宋、齊、梁三朝，晚年擔任過高官，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江淹不避權貴，直言敢諫，對貪官汙吏從嚴懲治，絕不手軟。到了五十九歲這年，江淹對子弟說：“吾本素宦，不求富貴，今之忝竊，遂至於此”，“吾功名既立，正欲歸身草萊耳”。於是，江淹稱病致仕，回到原籍養老，三年後因病去世。梁武帝親自為江淹素服舉哀，饋送葬錢三萬，布五十匹，加封諡號“憲伯”。

鄉親們概括得很準確，江淹確實有“兩個頭銜”。應該說，江淹的官當得還不錯，官聲甚好。早在江淹擔任禦史中丞時，宋明帝就曾予以他很高的評價：“宋世以來，不複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大概因為這個評價，盡管江淹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也十分顯赫，後世史家修撰《南史》《梁書》為江淹立傳時，卻並沒有將他納入文學範疇。當然，這和中國曆來的“官本位”意識也有直接關係。這令人想起了詩仙李白。李白一生中最高的官職不過是翰林待詔，而且為時甚短，原本沒有什麽值得誇耀於世的。可是，在“官本位”的封建社會，連李白的好友魏萬也不能免俗，在為李白編輯詩文時，仍然要標上《李翰林集》。李白算得上哪家的翰林？豈非滑天下之大稽！古人與今人不同，他們把“立德”“立功”看得高於一切、重於一切。同樣是“立言”，卻一向看重以經國濟世為旨歸的奏章、策論，而把詩詞歌賦當作“餘事”，所以，韓愈有句雲：“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揚雄說的就更直白、更加露骨了，《揚子法言》一書中自作問答：“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

如何看待江淹的從政與為文，算是頭一個話題吧。

二

第二個話題是江淹的文學成就。作為辭賦大家，江淹的《恨賦》《別賦》在中國駢文史上樹起了兩座豐碑，是令江淹巍然挺立於六朝文壇之上的兩塊重要基石。《別賦》堪稱江淹的代表作，它運用鋪陳排敘、環境烘托、情緒渲染、心理刻畫等藝術手法，以濃鬱的抒情筆調，通過對戍卒、富豪、俠客、遊宦、道士、情人別離的描寫，生動具體地反映出南朝社會的動亂，著意表達了下層讀書士子的悲涼失意情緒。《恨賦》同樣也是六朝抒情駢賦中的名篇，全賦著意渲染一個“恨”字，刻畫了從得誌皇帝到失意士人的諸多哀傷怨恨，概括了人世間各種人生幽怨與遺憾。按照錢鍾書先生的解釋，《恨賦》的題旨應該是：“恨者，本欲為而終憾未能為”。所以一開篇江淹就說：“仆本恨人，心驚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在江淹那裏，恨與別是緊緊聯係在一起的。正如錢先生所說：“《別賦》乃《恨賦》之附庸而蔚為大國者，而他賦之於《恨賦》，不啻眾星之拱北辰也。”後世詞人辛棄疾有句雲“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間離別”，同樣把恨和別鎖在一起。

江淹辭賦有一個重要特色：用詞造句十分考究，富於聲律之美，藝術價值頗高。與其詩“善於摹擬”形成鮮明的對照，他的辭賦以“奇崛”見長，風韻清標，戛戛獨造。說到奇崛，人們當會記起《恨賦》中“孤臣危涕，孽子墜心”這個名句。《孟子·盡心》篇曰：“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按照習慣句法，應該是“墜涕”“危心”，“危涕”“墜心”則有些費解。可是，江淹卻偏要把它們顛倒過來用。《別賦》中也有類似的例子，“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最後的“心折骨驚”實際上是指心驚骨折的精神錯亂、悲痛異常的狀態。看得出來，江淹已經習慣這種寫法了，誠如李善在《文選》注中所言：“江氏愛奇，故互文以見義”。

這種事例，在後代的詩文創作中屢見不鮮。比如，杜甫的《秋興》詩第八首中“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一聯，原本是鸚鵡啄餘香稻粒，鳳凰棲老碧梧枝，可是，他偏偏要倒過來說。這麽一顛倒，變敘述句為描寫句，突出了香稻與碧梧這兩個主體，使審美意義與節奏意義大於語法意義，不同凡響。再如，杜詩中有“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一聯，就語序來看，也似乎不順，可是，若從體物深細，引人注意“綠垂”“紅綻”後文的角度來思考，又確實覺得高明。它們都體現了杜詩“以意為主，以獨造為宗，以奇崛沉雄為貴”（明人王世貞語）的特點。

當代國外文藝理論家有所謂“陌生化”的說法，就是使審美對象陌生化，觸發藝術鑒賞中的理性激動，從而延長審美感知的過程。一切熟知的事情，人們往往以為理所當然如此，因而輕忽了它的存在，放棄了深度理解。所以，文藝理論家提出：“要把熟悉當作陌生，要把習俗當作不可思議，要把平常當作驚異！”當然，江淹也好，杜甫也好，他們構造奇崛的句子、沉雄的意境，出發點不隻是標奇立異，引人注意，也反映了他們胸中存有一種鬱勃不平之氣。

三

說到“江郎才盡”，後世更是聚訟紛紜，爭議不休，主要集中在江淹是否真的“才盡”和如何看待“才盡”這兩個焦點上。這就進入了第三個話題。

現在來看，江淹的那些名篇力作確實產生於青年時代，特別是遭到貶謫期間；中年以後，隨著名位不斷增高，官聲日益顯赫，文學創作便逐漸走向低潮。《南史》本傳中也是這麽說的：“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那麽，原因何在呢？長期以來，人們都把它說得很神秘。最早給出答案的，是與江淹同時代而稍晚的南朝梁文學批評家鍾嶸。鍾嶸在《詩品》中提到，有一天晚上，江淹夜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我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江淹聽了，便從懷中取出五色筆來，還給了那人，“爾後為詩，不複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這種說法影響頗大。到了唐代，史學家李延壽撰寫《南史》還把它收入江淹傳裏，並且踵事增華，添枝加葉，又塞進去另外一個故事：江淹曾“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江淹從懷裏掏出幾尺殘錦還給他，“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

廟堂之上富貴安逸的環境，盤根錯節的矛盾，使得江淹專注於仕途經濟，而於詩文創作著力無多，自然就佳作見少了。他在齊武帝永明初年所作的《自序》中，已經流露出滿足於榮譽、地位而不思精心創作的情緒：“人生當適性為樂，安能精意苦力，求身後之名哉！”清代文學家姚鼐認為，江淹並非真的才盡，而是後期“名位益登，塵霧經心，清思旋乏”所產生的必然結果。我覺得，這也是很自然、很正常的現象。即便是詩仙李白，盡管有天縱之才，如果一直在朝廷裏出任高官，安富尊榮，封侯佩印，恐怕也會詩才大減。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經這樣說過：虧得李白政壇失意，所如不偶，以致遠離魏闕，浪跡江湖，否則，沉香亭畔、溫泉宮前，將不時地閃現著他那瀟灑出塵的雋影，而千秋詩苑的青空，則會因為失去這顆朗照寰宇的明星，而變得無邊的暗淡與寥落。這該是何等遺憾、多麽巨大的損失啊！

明末文學家張溥同樣不以“才盡”論為然，他從一個新的角度予以闡釋：“江文通遭逢梁武，年華望暮，不敢以文陵主”，“而蒙譏‘才盡’”。意思是，江淹入梁之後，遇到了博學多才、文學天賦很高卻猜忌心重的武帝蕭衍，不得不有意識地韜光養晦，收斂鋒芒，並非真的“才盡”。宋代詩人徐鈞寫過一首七絕：

生際河清獻頌文，尤工樂府麗春雲。

人言才盡何曾盡，深恐名高上懺君。

雖說是題詠鮑照，實際上，與之齊名的江淹何嚐不是如此！後人這麽猜度，並非全無憑據。宋孝武帝時，王僧達文才超眾，聲名顯赫，孝武帝便找個借口將他除掉。沈約原為梁武帝的得力重臣，曾經協助他篡奪齊祚，可是，由於有人告發沈約與武帝比賽學問時故意認輸，武帝覺得丟了麵子，勃然大怒，甚至要殺掉沈約。

稍後於張溥的清初著名學者王夫之，則認為江淹“脈脈自持”，以清標獨賞，“不屑盡其才”，與時人爭一日之短長：“文通於詩，乃至不欲取好景，亦不欲得好句，脈脈自持，一如處女，唯循意以為尺幅耳”。還有人認為，江淹的詩作遒勁古峭，跟永明體的詩風相隔甚遠，致令當時評判、鑒賞者感到不習慣，遂有“才盡”之譏。

當然，支持“才盡”論者也大有人在。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明代著名學者、文藝批評家胡應麟。胡應麟反對那些惝恍迷離的傳說，而是從生理學的角度做出解釋：“人之才固有盡時，精力疲，誌意怠，而夢征焉。”光緒年間進士江雲龍同樣認為江淹晚年真的是“才盡”了，隻不過找個體麵的說法，有詩曰：“郭仙雅意憐才盡，早索江淹彩筆還。”張協（字景陽）和郭璞，都是兩晉時代著名文學家，郭璞又是道學術數大師和知名的術士。江雲龍的詩說索還彩筆體現了郭大仙——實際是《詩品》作者鍾嶸——憐愛江淹的一番雅意，一篇遁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