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宗求仕 一

關於一代文宗、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宋代幾位同在“八大家”之列的文學巨擘各有說法。

以雄視百代之宏才主盟文壇的東坡居士稱頌韓愈“文起八代[1]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蘇軾說：“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八代”也好，“天下”也好，都是把韓愈之文作為中華古代文明瑰寶的極品，放到“古今之變”的最廣闊的文化背景上來考量，從而確立其文學史上崇高的地位。還是這位眼空四海的大文豪，曾經斷然說：“唐無文章，唯韓退之《送李願歸盤穀序》一篇而已。平生願效此作一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雲：‘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

無獨有偶，宋代另一位文壇盟主、發現並拔擢蘇軾的伯樂——歐陽修，也曾以韓文作為學習楷模。歐陽修在應進士試落第之後，曾兩次取出韓文研讀，發出了“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的讚歎。

蘇軾的老父親蘇洵則評論說：“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

上麵說的是韓愈之文，那麽他的詩呢？歐陽修有言：“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嚐以詩為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資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論；而餘獨愛其工於用韻也。”清代著名詩評家葉燮在其名作《原詩》中說：“杜甫之詩，冠絕今古，此外上下千餘年，作者代有，唯韓愈、蘇軾，其才力與甫抗衡，鼎立為三。韓詩無一處猶人，如太華削成，不可攀躋”，以其境界獨辟、才力充沛、想象雄奇、不甘蹈襲前人，成為“唐詩之一大變”。現代著名學者遊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中對韓詩有如下論斷：“從創作實踐來看，韓愈主要是繼承李白的自由豪放和杜甫的體格變化、‘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藝術傳統，獨立開拓道路。”當代著名學者孫昌武指出：“對韓愈詩文風格的總評價，一般歸結為‘雄奇’、‘奇偉’、‘奇詭’等，甚至說‘奇者極於韓’（清朱彝尊語）。……韓愈尚奇，首先決定於他的思想意識。坎坷不平的人生經曆鬱結下的憤懣之氣無可發泄，加上他又具有學奇好勝、不安凡庸的個性，這都促使他在創作中形成奇崛不凡的美學特征。”（《韓愈選集·前言》）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列舉曆代名家讚頌韓愈詩文的宏言讜論，是想說明一件事。“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餘年，聲名塞天”；“古人中求，為敵蓋寡”（唐劉禹錫語），號稱“文章巨公”“百代文宗”的韓愈，竟然在科舉考場上屢試屢挫——四應禮部進士試隻一得，三試於吏部博學宏詞科竟無一成，求仕之難簡直是“難於上青天”啊！說來讓人感到疑惑，又頗為氣悶和感傷。

二

唐德宗貞元二年（786年），韓愈離開宣州，赴京師長安應舉求官。當時，韓愈從其他舉子那裏了解到進士試的程式、命題的方法，又看了往年禮部所試賦、詩、策等試題，“以為可無學而能”，並沒有太當一回事。韓愈辦了縣、府兩級甄選手續，獲得鄉貢資格之後，便於貞元四年投身禮部春闈進士考試。韓愈萬萬沒有料到，竟然連續三屆皆未得中，與原來想的“一戰而霸”大相徑庭。在愧憤交加之下，寫下了五古《縣齋有懷》，有“人情忌殊異，世路多權詐。蹉跎顏遂低，摧折氣愈下”之句。貞元八年（公元792年），韓愈第四次應禮部進士試，多虧遇上了愛才識才且“長於辭翰”的兵部侍郎陸贄權知貢舉，才被錄取。在此次中第的二十三名進士中，韓愈名列第十四，是年二十五歲。

其實，若論入仕的話，進士隻是取得了一個資格。唐時選官，考中進士隻是取得了“出身”，若要“釋褐[2]”，亦即得到朝廷的正式委任，還須應試吏部詮選。於是，韓愈便“趁熱打鐵”，在當年初冬又應了吏部的博學宏詞科考試。試卷的賦題是《鈞天樂賦》，詩題是《中和節詔賜公卿尺詩》。韓愈看過，覺得信心滿滿，勢在必得。事實上也是如此，韓愈的試卷經吏部核審即予銓定，豈料，報中書省複審時竟遭否決。接下來，韓愈於第二年、第三年連續赴考，全部落第。

“官門”在望，咫尺天涯。韓愈在悵懷失意之餘，把登仕的希望寄托在權臣或名士的引薦上。期間，韓愈曾多次上書求薦。貞元八年，他到鳳翔節度使邢君牙府上參謁，奉上《與鳳翔邢尚書書》，渴望得到他的推舉。談到“及至此都，徘徊而不能去者，誠悅閣下之義，願少立於階墀之際，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進者，誠以無以為薦，懼閣下以眾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故先此書，序其所以來，閣下其無以為狂，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可是最終也未得一見。

貞元九年，韓愈曾給韋舍人寫了一封信，即《應科目時與人書》。寫道：“天池之濱，大江之濆，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匯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獱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淤眾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誌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睹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結果同樣一無所獲。

最令人傷情以至氣憤的，是貞元十一年春三次上書宰相。韓愈從正月二十七日開始，給當時在相位的賈耽、趙憬、盧邁寫信自薦，申訴自己“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的窘況，情辭極為懇切，希望得到提攜，求得任用，以便實施自己的抱負。但未獲理睬。於是，過了十九日，韓愈又寫了第二封信，自喻“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疾呼而望其仁之也”，相信宰相不會“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豈料仍然置之不理。過了二十九天，韓愈又第三次上書，申明自己不是貪圖富貴，而是“憂天下”，不願獨善其身。依舊是“泥牛入海無消息”。

雖然韓愈考中了進士，但由於三次吏部選試均未能過關，最後不得不到地方擔任節度使的幕僚，以便尋覓機會，登朝入仕。韓愈先到汴州董晉幕府中謀得一個觀察推官的微職。直到貞元十八年（802），才被正式任命為國子監四門博士。這樣一個職位不算很高的學官，韓愈竟苦苦奔走了十六年才到手。

三

總體上說，唐代科舉製與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製相比，由限定門第出身到不經察舉自由報名，參加統一考試，是個很大的進步。但中唐以後，統治集團腐敗，朝政混亂，內部鬥爭加劇，有理想、有抱負的新進之士難以容身；而“貢舉猥亂，勢門子弟交相酬酢，寒門俊造十棄六七”的不公正、不合理現象，時有發生。考試過程中，主司把學識以外的因素摻雜進來，有的以個人好惡作為去取的衡量標準。

具體到韓愈身上，上述情況當是其多次落選的首要原因。其次，朝中無人舉薦，雖經奔走呼號，也無人施以援手，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其三，韓愈個性狂傲，矜奇尚異，恥於趨附流俗，也是一個原因——過去不是有“不求文章中天下，隻求文章中試官”的說法嗎？在《答崔立之書》中，韓愈曾對應吏部試所答試卷進行反省：“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慚，乃不自進而已耳”。這也就是孔夫子所說的“行己有恥[3]”吧？以之立人、修身，當然難能可貴。可是，抱持這樣的觀念去應試，豈非“緣木求魚”“南其轅而北其轍”乎！

韓愈上書無人理睬、遭到冷遇，初看確實不可理解，甚至無法容忍。可是唐代有個特殊情況，開科取士，不僅看考試成績，還需要名士或者公卿推薦。考生奔走權門，奉書自薦，投獻作品[4]習聞慣見，甚至每天都會碰上幾起。除求賢若渴、以進才擢士為己任的賢明長者會認真對待外，普通官吏“有眼無珠”，棄置不顧，恐怕亦是常事。

當然，在唐代考取進士著實不易，更不要說還有吏部銓選一關。據記載，有唐一代約三百六十個州（府），下轄一千五百多個縣，曆年參加進士考試的在一千五百人左右，而錄取率不過百分之一二，僅有十幾人到二十幾人。“僧多粥少”，競爭激烈，三四次落第十分正常，連考十幾次的也不少見，而終身不第的則居大多數。詩聖杜甫有“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麵，王翰願卜鄰。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之句，非常自負，可是應“製舉”試卻遭落榜，隻好“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哀歎“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最後靠給皇帝獻上《三大禮賦》才得待製集賢院。詩人羅隱久試不第，嗒然為詩：“病想醫門渴望梅，十年心地僅成灰。早知世事長如此，自是孤寒不合來。”而詩仙李白則毅然拒絕赴考，遠離科場，結果無緣魏闕，浪跡江湖。這樣也好，博得個身心自由，率情適意。

可以說，一千餘年的科舉史，就是由這些落第者與及第者以眼淚與歡笑書寫的。而才人的落拓失意，則為文學史增添了豐富的內涵。這裏隻概略地列出兩個有規律性且相互關聯的課題。

“古來才命兩相妨”，唐代詩人李商隱的這一名句，高度概括了曆史上才大如海的傑出人才總是命途多舛的悲劇現象。人們常以才高命短的賈誼、王勃、李賀為例，說一個人的才華與命運常常是相克相妨的。杜甫就曾悲吟過：“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古來材大難為用”，“終日坎壈纏其身”。

由此，又得出另一個耐人尋味的課題——詩文與命運的關係。韓愈在《荊潭唱和詩序》中說：“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誌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歐陽修亦有類似見解：“詩必窮而後工。”當代著名學者傅璿琮在《唐代科舉與文學》一文中指出：“唐人以科舉為題材的詩篇，還是以寫落第的作品最好。”驗之以韓愈，亦然，大量傳世名文都是困頓、窮愁期間寫出來的。

四

不管怎麽說，人們對於這位“百代文宗”蹭蹬蹉跌幾十載的仕途經曆，還是抱著無限同情、痛惜的態度，意有不平，“於心有戚戚焉”。當然，如何看待韓愈汲汲求仕，學人也有不同的看法。主要觀點認為他求官心切，“熱中躁進”，“不善處窮”，不理解他何以苦苦追求，簡直到了“惶惶不可終日”的程度。也有人認為，既然李白與其父親韓仲卿交誼甚深，在所撰《武昌宰韓公去思頌碑》中對韓仲卿讚美備至，那麽，晚輩韓愈何不學學李白的遠避塵俗、超然物外呢？由此再深入一步，責其“逢迎權貴”，俯首乞憐，更有甚者說他喪失尊嚴、喪失人格。

這裏有一個如何讀史，如何對待古人的問題。讀史，貴在通心。未通古人之心，焉知古代之史？法國史學家布洛赫說過“理解才是曆史研究的指路明燈”通心，首先應能設身處地地加以體察，也就是要把曆史人物放在當時當地的曆史情境中去進行考察。南宋思想家呂祖謙有言：“觀史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何處之。”研究曆史的朋友都知道，苛責前人，率意做出評判，要比感同身受地理解前人容易得多。而換位思考，理解前人，卻是一切治史以及讀史者所必不可缺的。

韓愈屬於正統的儒家學派，盡管他十分推重李白，但在處世、進取上，他們卻是“兩股道上跑的車”。李白說：“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而韓愈則以孔孟學派的正統繼承人自居。孔子說：“不仕無義”，“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行義以達其道”。孔子特別強調讀書士子應該具有推行和弘揚“道”的強烈責任感與使命感。孔子本身就是這樣做的，周遊列國，席不暇暖，渴望入仕以達其道。與春秋之世不同，唐代是大一統的王朝，不存在周遊列國的條件，那麽，要實現行道、救世的宏偉抱負，就隻有參加科考，以求及第，進而為官。韓愈在《與衛中行書》中說：“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誌耳。”

韓愈奉行儒家“兼濟”與“憂天下”的思想主張，並不讚成走“獨善自養”的道路。要“行乎其誌”，“兼濟天下”，則必須入仕、當官。春秋時，論德才，商鞅無法和孔子相比，可是“商鞅能教令必行”，原因就在於他身居高位、手握重權；而孔子則無職無權，所以隻能悲歎“手無斧柯，奈龜山何”。

至於上書乞官，逢迎權貴，這裏也有具體原因。前麵說過，唐代取士，考試成績是一方麵，公卿權貴與知名人士的推薦也很重要。因此，士人紛紛奔走於名公巨卿門下，這是普遍現象。即便是超脫、清高如李白，不也是寫過自薦信《與韓荊州書》嗎？李白信中說過：“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

投書自薦關鍵看怎麽寫。李白的信寫得不卑不亢，韓愈也是如此。韓愈在《與鳳翔邢尚書書》中，一開頭就說：“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誌；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在《後二十九日複上宰相書》中，韓愈以周公為標杆，對時宰說：“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發”；“周公求之如此其急，唯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托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奸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發，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連珠般地質問，義正詞嚴，哪裏顯現一絲奴顏媚骨？

五

韓愈為人行事，可貴之處是不忘初心。

初心之一是“行乎其誌”，也就是為國為民行道、做事。宋人楊萬裏寫過一首以山泉為喻的諷刺詩，有句雲：“流到前溪無一語，在山做得許多聲。”說的是某些為官者，在還沒有入仕或政壇失意之時，躊躇滿誌，雄論滔滔，滿是生不逢時、懷才不遇的牢騷，或者侈談一些治國理政、致君澤民的宏偉抱負。可是，一旦入朝執政，權柄在手，便全然忘卻當初的承諾，或者屍位素餐，毫無建樹，或者學乖弄巧，緘口不言，唯恐觸犯時忌，心安理得地做起“太平官”來。韓愈可不這樣。《新唐書》本傳上說韓愈“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

韓愈在國子博士任滿之後，升調監察禦史，終於獲得進諫機會。關中一帶大旱，民眾紛紛餓死道旁，但官府仍肆意聚斂，京兆尹李實竟然向朝廷謊報“今年雖旱，而穀仍好”。韓愈知道後，遂上書數千言，請免徭役賦稅。結果觸怒了當朝，被貶為陽山縣令。韓愈二十來年辛勤謀得的官位，僅僅兩個月就弄丟了。兩年後，憲宗即位，韓愈遇赦，移官江陵，為法曹參軍。韓愈曆經幾年貶官生涯，回京任中書舍人，時值蔡州藩鎮吳元濟謀亂，宰相裴度巡視諸軍，力主以武力製伏，與權要李逢吉等意見相左。韓愈遂上書皇帝，奏言：吳元濟“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然所來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致使“執政不喜”，改任太子右庶子。後來，韓愈參與平定淮西吳元濟之役，在行軍司馬任上表現出處理軍國大事的才能，升遷為吏部侍郎，算是真正進入了上層統治集團。兩年後，韓愈又因上表諫迎佛骨，引起憲宗震怒，幸得裴度等大臣挽救，才免於一死，被貶為潮州刺史。“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結局卻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左遷藍田示侄孫湘》）。此時，韓愈年已五十又二，五年後便辭世了。

初心之二是愛惜人才。在韓愈看來，選拔人才是一種“深思長慮”，是“為國家樹根本之道”。對於選拔、培養人才，韓愈有一套高明的見解。他說：“世有伯樂，然後有千裏馬。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隻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裏稱也。馬之千裏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裏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裏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裏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雜說》）

韓愈曾說過：“餘嚐觀於皇都，每年貢士至千餘人，或與之遊，或得其文”（《送權秀才序》），目的就在於發現、培養、選拔與推薦人才，終生樂此而不疲。韓愈曾向禮部員外郎陸傪推薦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群玉、沈杞、張苰、尉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翊待十位俊秀之材。這些人後來都陸續進士及第，得到長足發展。《新唐書》本傳說韓愈“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比如，後來成了名家的李翱、皇甫湜、張籍、李紳、賈島等多人，就都曾受惠於韓愈的獎掖與扶持。韓愈親訪神童李賀，針對當時過分強調避諱以致影響李賀考取進士的社會風氣，著文《諱辯》，予以有力的批駁，傳為千秋佳話。“窮究經史，章通句解”的樊宗師，韓愈先薦於宰相鄭餘慶，又薦於故相袁滋，最後又擬狀薦於朝廷，一而再，再而三，嘔心瀝血，期於必成。誠如清代著名史學家、詩人趙翼所言：“昌黎以主持風雅為己任，故調護氣類，宏獎後進，往往不遺餘力。”

對於這位“百代文宗”來說，除了震古爍今的文學成就之外，上述兩個方麵同樣是他生命曆程中的輝煌的閃光點。

[1]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

[2]脫掉粗布衣服，換上官服。

[3]一個人行事，凡自己認為可恥的就不去做。

[4]當時稱作“投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