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破一生心 一

關於苦,佛禪講得最多,有所謂“人生八苦”。生、老、病、死,與生俱來,可說是任人皆有的,隻是程度不同而已;而求不得、厭憎聚、愛別離、五蘊盛,則是由欲而生,因人各異。古人說,人之有苦,為其有欲,如其無欲,苦從何來?曾國藩的苦,主要是來自過多、過強、過盛、過高的欲望,結果就心為形役,苦不堪言,最後不免活活地累死。

說到欲望,曾國藩原也無異於常人。經書上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他出生在農村,少年時代也是生性活潑、情感豐富的。十多歲出外就讀,浪漫不羈,倜儻風流。相傳他曾狎妓;妓名春燕,於春末三月三十日病歿,他遂集句書聯以悼之:“未免有情,憶酒綠燈紅,一別竟驚春去了;誰能遣此,悵梁空泥落,何時重盼燕歸來?”一時傳為佳構。至於桎梏性靈,壓抑情感,則是係統地接受了儒家思想,特別是程朱理學之後。其間自有一段改造、清洗的過程。

他原名子城,字伯涵,二十一歲肄業於湘鄉書院,改號滌生,六年後中進士,更名國藩。“滌生”,取滌除舊汙,以期進德修業之意;“國藩”,為國屏藩,顯然是以“國之幹城”相期許。合在一起,完整地勾畫出儒家“修、齊、治、平”的成材之路,也恰切地表明了他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終極追求。目標既定,剩下的就是踐履、操作的問題了。他在漫漫人生之路上,做出了明確的戰略選擇:一方麵要超越平凡,通過登龍入仕,建立赫赫事功,出人頭地;一方麵要超越“此在”,通過內省功夫,躋身聖賢之域,“不忝於父母之所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名垂萬世。

這種人生鵠的,無疑是至高、至上的。許多人拚搏終生,青燈皓發,碧血黃沙,直至賠上了那把老骨頭,也終歸不能實現。某些碩儒名流,德足為百世師,言可為天下法,卻缺乏煌煌之業、赫赫之功;而一些建不世功、封萬裏侯的勳臣宿將,其道德文章又未足以副之,最後,都隻能在徒喚奈何中咽下那死不甘心的一口氣。求之於曆代名臣,曾國藩可說是一個少見的例外。他居京十載,中進士,授翰林,拔擢內閣學士,遍兼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吏部侍郎;外放之後,創湘軍,辦洋務,兼署數省總督,權傾朝野,位列三公,成為清朝立國以來漢族大臣中功勳最大、權勢最重、地位最高之人,應該說是超越了平凡。作為封建時代最後一位理學家,在思想、學術上造詣精深,當世及後人稱之為“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甚至被目為“今古完人”,也算得上是超越了“此在”吧。

可是人們是否曉得,為了實現這“兩個超越”,他耗費了多少心血,曆經何等艱辛啊!隻要翻開那部《曾文正公全集》瀏覽一遍,你就不難得出結論:他是一個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悲劇人物,是一個終生置身煉獄,心靈備受熬煎,曆經無邊苦痛的可憐蟲。

“功名兩個字,用破一生心。”他自從背負上從儒家那裏承襲下來的立功揚名的沉重包袱之後,便墜入了一張密密實實、巨細無遺的羅網,任憑他有孫悟空那樣的衝天本領,也難以掙破網眼,逃逸出去。何況,他自己還要主動地參與結網,刻意去做那“綴網勞蛛”!隨著讀書漸多,理路漸明,那一套“立德、立功、立言”的終極追求,便像定海神針一般把他牢牢地鎖定在無形的煉獄裏。

歌德說,性格決定命運。那麽性格又是由什麽決定的呢?這恐怕不是一個“遺傳基因”所能概括的,還應從環境和教養方麵找原因。雄厚而沉重的曆史文化積澱,已經為他做好了精巧的設計,給出了一切人生的答案,他不可能再做別樣的選擇。他在讀解曆史、認知時代的過程中,一天天地被塑造、被結構了,最終成為曆史和時代的成品。於是,他也就像曆史和時代那樣複雜,那樣詭譎,那樣充滿悖論。這樣一來,他作為父、祖輩道德觀念的“人質”,作為封建祭壇上的犧牲,徹底地告別了自由,付出了自我,失去了自身固有的活力,再也無法擺脫悲劇性的人生命運。

這種無形的煉獄,是由他自己一手鑄成的。其中的奧蘊無窮,但一經勘破,卻也十分簡單:要實現“兩個超越”,必須跨越一係列的障礙,麵對種種難以克服的矛盾,這就是他進退維穀、跋前疐後、終生抑塞難舒、身後還要飽遭世人訾議的根本原因。

封建王朝一切建立奇功偉業者,都免不了要遭遇忠而見疑、功成身殞的危機。曾國藩自然也不例外,而且由於他的漢員大臣身份,在清朝主子麵前,這種危機更像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時時懸在頭上。這是無法擺脫的兩難選擇:如果能夠甘於寂寞,終老林泉,倒可以避開一切風險,像莊子說的,山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這一點是他所不取的——聖人早就教誨了:“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而要立功名世,就會遭讒受忌,就要日夕思考如何保身、保位。明乎此,就不難理解曾國藩何以懷有那麽強烈的危機感,幾乎惶惶不可終日。他對於盈虛、禍福的哲理,功高震主、樹大招風的曆史教訓,實在是太熟悉、太留意了,因而時時處處都在防備顛危之虞、殺身之禍。

他一生的主要功業在鎮壓太平軍方麵。但他率兵伊始,初出茅廬就在“靖港之役”中遭遇滅頂的慘敗。眼看著積年的心血、升騰的指望毀於一旦,一時百憂交集,痛不欲生,他兩番縱身投江,都被左右救起。回到省城之後,又備受官紳、同僚奚落與攻擊;憤懣之下,他聲稱要自殺以謝湘人,並寫下了遺囑,還讓人購置了棺材。心中慘苦萬狀,卻又“啞子吃黃連”,有苦不能說,隻好“打掉門牙往肚裏吞”。正如他所自述的:“餘庚戌辛亥間,為京師權貴所唾罵;癸醜甲寅,為長沙所唾罵;乙卯丙辰,為江西所唾罵;以及嶽州之敗,靖江之敗,湖口之敗;蓋打脫牙之時多矣,無一次不和血吞之。”

那麽獲取勝利之後又怎樣呢?兵克金陵,是曾氏夢寐以求的勝業,也是他一生成就的輝煌頂點。一時間,聲望、權位如日中天,達於極盛。按說,這時候應該一釋愁懷,快然於心了。可是他反而“鬱鬱不自得,愁腸九回”,城破之日,竟然終夜無眠。原來,他在花團錦簇的後麵看到了重重的陷阱、不測的深淵。同是一種苦痛,卻有不同層次:過去求勝而不得,自是困心恒慮,但那種焦苦之情常常消融於不斷的追求之中,裏麵還透露著希望的曙光;而現在,曆經千難萬險終於實現勝利目標之後,卻發現等待自己的竟是一場災禍,而並非預期的福祉,這實在是最可悲,也最令人傷心絕望的。

情況已經非常清楚了,盡管他竭忠盡智,立下了汗馬功勞,但因用兵過久,兵權太重,地盤忒大,朝廷從長遠利益考慮,不能不視之為致命威脅。過去所以委之以重任,乃因東南半壁江山危如累卵,對付太平軍非他莫屬。而今,太平軍已經灰飛煙滅,代之而起的、隨時都能問鼎京師的,是以湘軍為核心的精強剽悍的漢族地主力量。在曆史老人的撥弄下,他成為清廷的心腹大患。

其實,早在天京陷落之前,清廷即已從中央與地方、集權與分權的總體戰略出發,采取多種防範措施,一麵調兵遣將,把守關津,防止湘軍異動;一麵蓄意扶植淮軍,從內部分化,限製其勢力的膨脹。破城後,清廷立即密令親信以查閱旗營為名,探察湘軍動靜。當日鹹豐帝曾有“克複金陵者王”的遺命,可是慶功之日,曾氏兄弟僅分別獲封一等侯、伯。尤其使他心寒的是,湘軍入城伊始,即有許多官員彈劾其紀律廢弛、虜獲無數、殘民以逞。清廷下詔,令其從速呈報曆年軍費開支賬目。打了十幾年仗,軍餉一毫不撥,七拚八湊,勉強維持到今日;現在征袍上血漬未幹,卻拉下臉子來查賬,實無異於頒下十二道金牌。聞訊後,曾國藩憂憤填膺,痛心如搗。“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的血腥史影立刻在眼前浮現。此時的心跡,他已披露在日記中:“古之得虛名而值時艱者,往往不克保其終。思此不勝大懼。”

對於清廷的轉眼無恩,“卸磨殺驢”,湘軍眾將領早已料得一清二楚,彷徨、困惑中,不免萌生“擁立”之念。據說,曾氏至為倚重的中興名將胡林翼,幾年前就曾專函探試:“東南半壁無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國藩看後惶恐駭汗,悄悄地撕個粉碎。湘軍集團第二號人物左宗棠也曾撰寫一聯,故意向他請教:“神所憑依,將在德矣;鼎之輕重,似可問焉”。曾閱後,將下聯的“似”改為“未”,原封送還。曾的幕僚王門運在一次閑談中向他表明了“取彼虜而代之”的意思,他竟嚇得不敢開腔,隻是手蘸茶汁,在幾案上有所點畫。曾起立更衣,王偷著看了一眼,乃是一連串的“妄”字。

其實,曾國藩對他的主子也未必就那麽死心塌地,隻是審時度勢,不敢貿然孤擲,以免斷了那條得天地正氣、做今古完人的聖路。於是,為了保全功名,免遭疑忌,繼續取得清廷的信任,他毅然采取“斷臂全身”的策略,在打敗太平軍之後,主動奏請將自己一手創辦並賴以起家的湘軍裁撤過半,並勸說其弟國荃奏請朝廷因病開缺,回籍調養,以避開因功遭忌的鋒芒。他說:“然處大位大權而兼享大名,自古會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減去幾成,則晚節漸漸可以收場耳。”這兩項舉措,正是清廷亟欲施行卻又礙口的,見他主動提出,當即予以批準。還賞賜曾國荃六兩人參,卻無一言以相慰,使曾氏兄弟傷心至極。

曾國藩的人生追求是“內聖外王”,既建非凡的功業,又做天地間之完人,從內外兩界實現全麵的超越。那麽他的痛苦也就同樣來源於內外兩界:一方麵是朝廷上下的威脅,用他自己的話說:“處茲亂世,凡高位、大名、重權三者皆在憂危之中”,因而“畏禍之心刻刻不忘”;一方麵是內在的心理壓力,為樹立高大而完美的形象,時時處處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般惕懼。

去世前兩年,他曾自撰一副對聯:“戰戰兢兢,即生時不忘地獄;坦坦****,雖逆境亦暢天懷。”上聯揭示內心的衷曲,還算寫實;下聯則僅僅是一種願望而已,哪裏有什麽“坦坦****”?恰恰相反,倒是“淒淒、慘慘、戚戚”,庶幾近之。他完全明白,居官愈久,其缺點必暴露得愈充分,把柄必越積越多。而且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種種視、聽、言、動,未必都合乎聖訓、中規中矩。在這麽多的“心中的魔鬼”麵前,他還能活得真實而自在嗎?

他對自己的一切翰墨都看得很重,不要說函劄之類,即使每天的日記也絕不馬虎。他知道,日記即內心的獨白,有揭示靈魂、敞開自我的作用,歿後,必然為親友、僚屬所知聞,甚至會廣泛流布於世間,因此下筆至為審慎,舉凡對朝廷的看法,對他人的評騭,絕少涉及,為的是不招惹麻煩,有辱清名。日記裏麵倒是記載了一些過苛過細的自責。比如,他與人談話時表示了太多的意見,或者看人下棋時從旁指點了幾招,他都自責,在日記裏罵自己“好表現,簡直不是人”。甚至與太太開開玩笑,過後也要自訟“房闈不敬”,覺得和自己的身份不合,有失體統。

他在日記裏寫道:“近年焦慮過多,無一日遊於坦**之天,總由於名心太切,俗見太重二端”,“今欲去此二病,須在一‘淡’字上著意”,“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脈把得很準,治療方法也是對症的,應該承認,他的頭腦非常清醒。隻是,坐而言不能起而行,無異於放了一陣空槍,最後依舊找不到自我。他最欣賞蘇東坡的一首詩:“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可是,止於欣賞而已。假如真的照著蘇東坡說的做,真的能在一個“淡”字上著意,那也就沒有後來的曾國藩了,也再無苦惱可言了。由於他整天憂懼不已,導致長期失眠。一位友人深知他的病根所在,為他開了一個藥方,他打開一看,竟是十二個字:“歧黃可醫身病,黃老可醫心病。”他一笑置之。他何嚐不懂得黃老之學可療心疾,可是,在那“三不朽”的人生目標的驅策下,他又要建不世之功,又要做萬世師表,怎麽可能淡泊無為呢?

世間的苦是多種多樣的。曾國藩的苦,有別於古代詩人為了“一語驚人”,苦心孤詣、搜腸刮肚之苦。比如唐朝李賀的母親曾說:“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但這種苦吟中常常含蘊著無窮的樂趣。曾國藩的苦,和那些終日持齋受戒、麵壁枯坐的“苦行僧”的苦也不同。“苦行僧”的虔誠發自一種信仰,由於確信來生幸福的光芒照著前路,因而苦亦不覺其苦,反而甘之如飴。而“中堂大人”則不然,他的靈魂是破碎的,心理是矛盾的,他的忍辱包羞、屈心抑誌,俯首甘為荒**君主、陰險太後的忠順奴才,並非源於什麽衷心的信仰,也不寄希望於來生,而是為了實現現實人生中的一種欲望。這是一種人性的扭曲,絕無絲毫樂趣可言。從一定意義來說,他的這種痛深創钜的苦難經驗,倒與舊時的貞婦守節有些相似。貞婦為了掙得一座旌表節烈的牌坊,甘心忍受人間最沉重的痛苦;曾國藩同樣為那塊意念中的“功德碑”而萬苦不辭。

他節欲,戒煙,製怒,限製飲食,起居有常,保真養氣,日食青菜若幹、行數千步,夜晚不出房門,防止精神耗損,可說是最為重視養生的。但是他卻疾病纏身,體質日見衰弱,終致心力交瘁,中風不語,勉強活了六十二歲。死,對於他來說,其實倒是一種徹底的解脫。什麽“超越”,什麽“不朽”,統統由它去吧!當然,那種無邊的痛苦,並沒有隨著他的溘然長逝而盡,而是通過那些家訓呀,書劄呀,文集呀,言行錄呀,轉到了親屬、後人身上,這是一種名副其實的痛苦的傳承。

前幾年看到一本“語錄體”的書,從曾國藩的詩文、家書、函劄、日記中摘錄出治生、用世、立身、修業等內容,名之曰“人生苦語”。一個“苦”字將曾公的全部行藏、心跡活靈活現地概括出來,堪稱點睛之筆。

曾國藩以匡時濟世為人生的旨歸,以修身進德為立身之本,有著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這無疑是承傳了孔孟之道的衣缽,但他同時也有意識地吸收了老莊哲學的營養。他兼收儒、道兩種不同的傳統智慧,因而能夠站在更高的層次,可以說他是中國曆史上兼收孔老、雜糅儒道最為純熟、最見功力的。

由於他機敏過人,巧於應付,仕途基本順遂,加之立功求名之心極為熱切,簡直就是一個有進無退的“過河卒子”,因而未曾真正地退藏過。但是出於明哲保身和韜光養晦的策略上的需要,他還是把“盛時常作衰時想,上場當念下場時”奉為終身的座右銘,把黃老之學看作一個精神的逋逃藪,一種適生價值與自衛方式,準備隨時蜷縮到這個烏龜殼裏,一麵咀嚼著那些“高下相生,死生相因”的哲理,以求得心靈上的撫慰,一麵從“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的權謀中,把握再生的策略。

同是道家,在他的眼裏,老子與莊周的分量並不一樣。他奉為效法榜樣的三十二位古代聖哲中有莊周而無老子,其實這是一種“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的障眼法。莊周力主發現自我,強調獨立的人格,不僅無求於世,還要遺身於世慮江山之外,不為世人所求。這一套浮雲富貴,糞土王侯,曠達恣肆,徹悟人生的觀點,與曾國藩的目標無異於南轅北轍。而作為權謀家、策略家、徹底的功利主義者的老子,更貼近他的需要,符合他的胃口——儒家是很推崇知進退、識時務,見機而作的,孟子說過:“孔子,聖之時者也。”

曾國藩平生篤信《淮南子》“功可強成,名可強立”的說法。“強”者,勉強磨煉之謂也,就是在獵取功名上要下一番“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強勉功夫。但曾國藩有別於那種蠻幹、硬拚的武勇之徒。他的胞弟曾國荃剛愎自用,好勇鬥狠,有時不免意氣用事。曾國藩怕他因倨傲招來禍患,總是費盡唇舌,勸他要“慎修以遠罪”。聽說其弟要彈劾一位大臣,曾國藩當即力加勸止,他說:“這種官司即使僥幸獲勝,眾人也會對你虎視眈眈,側目相看,遭貶的人也許無力報複,但其他人一定會蜂擁而起,尋隙啟釁。須知,樓高易倒,樹高易折,我們兄弟時時處身險境,不能不考慮後果。”他告誡其弟:“從此以後,隻從波平浪靜處安身,莫向掀天揭地處著想。”這並不是萎靡不振,而是因為位高名重,不如此就處處都是危途。

清代道、鹹以降,世風柔靡、泄遝,盛行一種政治相對主義和圓融、混沌的處世方式。最典型的是道光朝的曹振鏞,晚年恩遇日隆,身名俱泰,門人向他請教,答曰:“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有人賦《一剪梅》詞來描畫這種時弊:“仕途鑽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豐。莫談時事逞英雄,一味圓融,一味謙恭……”曾國藩由於深受儒學濡染,誌在立功揚名,垂範萬世,肩負著深重的責任感,盡管老於世故,明於趨避,卻同這類“琉璃蛋”“官混子”判然有別。

對於閱世極深的曾國藩來說,不會看不出封建官僚政治下的人生不過是一場鬧劇,原是無須那麽較真的。他自己也說過,大凡人中君子,率常終身黯然退藏。難道他們有什麽特異的天性?不過是他們真正看到了宏觀現實,領悟了一般人所追逐的不值得計較。自古以來,達官貴人何可勝數?當其高踞權要之時,簡直不可一世;等到他們死去以後,跟那些“營營而生,草草而死”的廝役賤卒原沒有什麽區別。那麽那些處高位而獵取浮名者,竟然泰然自若地以高明自居,不曉得自己和那些賤夫雜役一樣都要歸於汩沒,到頭來並沒有什麽差異——這不值得悲哀嗎?

我們發現,曾國藩身上存在一種異常,即“分裂性格”。比如,他上麵那番話說得多麽動聽,可是,行動卻恰恰相反,言論和行動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加之他以不同凡俗的“超人”自命,事事求全責備,處處追求圓滿,要“毫發無遺憾”,結果自是加倍苦累,而且必然產生矯情與偽飾,以致不時露出破綻,被人識破其偽君子、假道學的真麵目。明人有言:“名心盛者必作偽。”清廷對此早有察覺,曾降諭直白地加以指斥:“過於好名所致,甚至飾辭巧辯。好名之過尚小,違旨之罪甚大”。至於曾國藩身旁的人,就更是洞若觀火了。幕僚王門運在《湘軍誌》一書中對曾氏多有微詞,主要是覺得他做人太堅忍、太矯情。與曾氏有“道義之交”的今文經學家邵懿辰則毫不客氣,當麵責之以虛偽,說他“對人能作幾副麵孔”。左宗棠更是專用一個“偽”字來戳穿他的畫皮,逢人便說:“曾國藩一切都是虛偽的。”

作為一位正統的理學家,曾國藩的“高明”之處在於接受程朱理學巧偽、矯飾的同時,卻能不為其迂腐與空疏所拘縛,表現出足夠的成熟與圓融。也許正是因為這樣,在他身上,透過禮教的層層甲胄,散發著一種濃重的表演意識。人們往往難以分辨他究竟是在正常地生活還是逢場作戲,究竟是出自真心去做還是虛應故事。時日既久,他也自我認同於這種麵具,以致忘記了人生畢竟不是舞台,卸妝之後還須進入真實的生活。

他嚐以輕世離俗自許,實際上根本不是那麽回事。輕世離俗,說明已經徹悟人生,必然生發出一種對人世的大悲憫,就會表現得最仁慈、最寬容,也會最輕鬆、最自在。而曾國藩何嚐有一日的輕鬆自在,有一毫的寬容、悲憫呢?他那堅忍、強勉的秉性,期在必成、老而彌篤的強烈欲求,已經凍結了、硬化了全部的愛心,剩下的隻有漠然的冷酷與殘忍,而且還要掛出神聖的幌子。他辦團練時,以利國安民為號召,主張“捕人要多,殺人要快”,“不必拘守常例”。每逢團紳捉來“人犯”,總是不問情由,立即處死。一次,曾國藩路過一村,遇賣桃人與買者爭吵,賣者說沒有付款,買者說已經付了。經過拘訊,證明是賣者撒謊,他當即下令將其斬殺。一時街市大嘩,民眾驚呼:“欽差殺人了!”因而得名“曾屠戶”(事見《梵天廬叢錄》)。

曾國藩曾親自為湘軍撰寫了一首《愛民歌》,讓官兵們傳唱:“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先要愛百姓。賊匪害了百姓們,全靠官兵來救人……在家皆是做良民,出來當兵也是人,官兵賊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賊是禽。官兵不搶賊匪搶,官兵不**賊匪**。若是官兵也**搶,便同賊匪一條心。”實際執行情況又怎樣呢?曾氏幕僚趙烈文記下了攻破天京後的親眼所見:“城破之日,全軍掠奪,無一人顧大局”;“又見中軍各勇留營者皆去搜刮,甚至各棚廝役皆去,擔負相屬於道”。湘軍逢男人便殺,見婦女便擄,“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擔,又無窖可挖者,盡情殺死,沿街死屍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砍戳以為戲”。“哀號之聲達於四遠”,“屍骸遍地”,“臭氣四塞”。對照這般記述,再回過頭讀那冠冕堂皇的《愛民歌》,豈不是尖銳的諷刺!

一位朋友來告訴我,他外祖父傳下來一幅曾國藩的照片,看一看也許有助於了解其人,因為相貌總是精神的一種外現,即使不是全部,也能部分地反映內在性格。我趕忙跟去他家,拿過照片細細地端詳:寬敞的前額上橫著幾道很深的皺紋;臉龐是瘦長的,尖下頦,高顴骨;粗粗的掃帚眉下長著長挑的三角眼,雙眸裏閃射出兩道陰冷、淩厲的毫光;濃密的胡須間隱現著一張輕易不會嘻開的薄唇闊口,有一種心事重重、高深莫測的感覺。留給我的印象很深。

是的,我心目中的曾國藩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