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歸史影 一

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采風，承東道主相告，二百多年前，蒙古族土爾扈特部在著名民族英雄渥巴錫率領下，曆盡千辛萬苦，從伏爾加河地區東歸祖國，他們的後代的一支就住在這一帶。這引起了我很大的興趣。當即到蒙古族聚居的和碩、和靜等鄰近博斯騰湖地帶，訪問故老，考察遺跡，並在圖書館找到了乾隆帝親撰的《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和《優恤土爾扈特部眾記》兩篇碑文，深深為土爾扈特部的愛國主義精神所感動。

土爾扈特部是厄魯特蒙古四部之一，元代重臣翁罕的後裔。四部互不統屬，各自為汗。由於不甘忍受準噶爾部的欺侮，17世紀20年代，土爾扈特部在其首領鄂爾勒克的率領下，自天山北路轉移至伏爾加河下遊地區遊牧。其時在明朝末年，他們仍然同祖國保持著較為密切的聯係，經常參加厄魯特蒙古其他各部的共同行動。清朝建立之後，他們多次遣使進貢。從順治三年（1646年）起，曆經康雍乾幾代，互相往來不絕。1712年，康熙帝派出使團前去探望他們，途經西伯利亞，兩年之後到達土爾扈特部。1756年該部遣使進京，曆時三載，向乾隆帝呈獻了貢品、方物，表明他們對沙俄“附之，非降之也”的立場。而沙俄政府卻不斷加緊對其控製，同時扶植土爾扈特部中的親俄勢力，進行分化瓦解，力圖隔斷他們與故國的聯係。沙皇先後發動對瑞典、土耳其的戰爭，都強迫嫻於騎術的土爾扈特人為其前鋒，結果死傷慘重，“歸來者十之一二”。

可怕的滅族之災使部落內的有識之士憂心如焚，亟思救亡圖存之計。尤其難以容忍的是沙俄實施宗教壓迫，強製他們由藏傳佛教改信東正教。在充滿災難的時日，他們對故國的懷念之情與日俱增。據史料記載，至遲在1767年初，土爾扈特部首領渥巴錫就已經開始醞釀東歸的大膽計劃。渥巴錫是一位非常有作為的青年英雄，1761年，其父敦羅布喇什病逝，渥巴錫繼承了汗位，是年十九歲。十年後率部東歸，開創了震驚中外的偉業。

二

東歸之路極為艱難險阻。在1771年1月（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舉事之前，就有內奸向沙俄當局告密，渥巴錫及時做出決策，妥善應對。在組織東歸故國的整個進程中，他表現出傑出的智慧和領導才能。他把近十七萬人的龐大隊伍分為前、中、後三部分：婦女老弱安排在中間，兩側有士兵保護；舍楞等兩名勇將率領精銳部隊為開路先鋒；他親自率領部隊殿後，阻擊尾追的沙俄軍隊。進軍伊始便乘敵不備先發製人，襲擊沙俄駐軍兵營，並全殲增援的部隊。爾後，經過十幾天的急行軍，摧毀了沿途的敵軍要塞，掩護整個東歸隊伍以最快速度穿越冰封雪壓的烏拉爾河，迅速挺進哈薩克草原，把尾追的俄軍遠遠地拋在後麵。

但沙俄當局並不就此罷休，急令奧倫堡總督指揮出兵截擊，並派出騎兵窮追不舍，加上惡劣的自然條件，致使東歸部隊損失慘重，人口銳減。特別是奧琴峽穀之戰，更為驚險。這個東進路上必經的險要山口，其時已被悍猛無比的哥薩克人控製。機智勇敢的渥巴錫臨機製變，決定派遣一支精銳部隊迂回到山穀後麵，與正麵進襲的大部隊相配合，前後夾擊哥薩克守敵，獲得輝煌戰果。當東歸隊伍進入姆莫塔湖地帶，又陷入哈薩克小帳與中帳的五萬聯軍的重圍，被切斷了前往準噶爾的通路。渥巴錫采取靈活機動的方針，派出使者進行談判，同意送還一千名俘虜，從而爭得了三天緩衝時間，迅速調整、部署兵力，在第三天深夜，渥巴錫親率主力部隊奇襲哈薩克聯軍，成功地突出重圍，向巴爾喀什湖繼續挺進。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八日，前鋒部隊在伊犁河流域的察林河畔與前來迎接的清軍相遇。至此，勝利完成了重返祖國的東歸壯舉。此時，全部隻剩七萬多人，六成以上犧牲在途中。按照清廷安排，渥巴錫一行起程前往承德。九月初，在木蘭圍場覲見了乾隆皇帝，幾天後又陪駕到了避暑山莊。全部王公貴胄都受到了優厚的賞賜，部眾也都得到了應有的賑濟與撫恤。

乾隆皇帝欣喜之餘，曾為詩以誌其事：“土爾扈特部，昔汗阿玉奇。今來渥巴錫，明背俄羅斯。向化非招致，頒恩應博施。舍楞逃複返，彼亦合無辭。”“衛拉昔相忌，攜孥往海濱。終焉懷故土，遂爾棄殊倫。弗受將為盜，俾安皆我民。從今蒙古類，無一不王臣。”

詩作藝術價值不高，但敘事、論理頗為翔實。土爾扈特汗阿玉奇是渥巴錫的曾祖（乾隆詩原注為祖父，誤）。“向化”二句，意謂“土部”自動歸附，朝廷應該廣施恩惠。“衛拉”二句，指厄魯特蒙古內部當年爭釁不已，土爾扈特部被迫遠出異國。“弗受”二句，是說如不接受叛而複返的舍楞，終將為盜滋事，莫若安頓下來使他們成為安分守己的百姓。這裏體現了清廷的民族政策與安撫手段。

也正是出於安定大局的考慮，嗣後不久即頒發官印，安排“土部”六個核心成員分任各地的盟長，徹底改變了統一立汗的體製。這是清政府為防止其獨立所采取的“眾建以分其勢”，“指地安置，間隔而住”的重大策略。這樣處理也使個別成員醞釀中的爭權奪位的矛盾消解在萌芽狀態。安置地點主要在新疆，一部分在布克賽裏、精河一帶，一部分在科布多、阿勒泰地區，一部分在博斯騰湖一帶。

三

近年來，反映土爾扈特部東歸的文藝作品不少，就中以歌劇《蒼原》和電影《東歸英雄傳》的影響大一些。它們在塑造渥巴錫英雄形象的過程中，對於矛盾發展、情節設置、人物刻畫等方麵進行多方麵的探索，獲得了很大成功，但有些問題處理得未盡合適。這裏探討的不是曆史題材能不能加工處理，而是如何處理更合理、更真實。眾所周知，藝術的真實，非即曆史上的真實。寫曆史須實有其事，而創作則可以綴合、重組，在尊重基本史實的前提下，隻要能表現真實曆史的內涵，不必每一件都盡合榫卯。為了更好地認識和更深入地探尋曆史的規律，也不妨變換視角和調整視點。

羅貫中在《三國演義》中沒有完全拘泥於曆史事實，但也並非憑空架構，而是對曆史題材有選擇地加以取舍，通過藝術構思進行了成功的再創造。就此，魯迅先生指出“據正史則難於抒寫，雜虛詞複易滋混淆”。應該承認，《三國演義》的作者正是麵臨著這種兩難的境地。但羅貫中畢竟是出手不凡的巨擘，他妥善地解決了這個難題。顯然，較之羅貫中，《蒼原》與《東歸英雄傳》的編導藝術活動天地更大一些。三國人物故事流傳久已，為人們所熟知，這就使創作構思受到某種預定的製約，即不能完全無視原有的人物、主線和重要情節。而土爾扈特部東歸的經過，史料記載有限，世人知之甚少。這樣，劇作家便有了更多的創作餘地，盡可自如縱筆，而無須更多顧忌。這原是有利條件，但也是一個容易掉進去的陷阱，弄得不好，就可能離開史實過遠。這也是應該加以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