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莊裏的兩對祖孫 一
說到承德避暑山莊,它的旖旎風光,人們無不交口稱讚,歎為觀止;而其燦爛、豐厚的文化蘊涵,尤其令世人傾倒。可以說,這裏濃縮了多姿多彩的清代曆史,而且,隨處都能感受到當日創建者的深謀遠慮、良苦用心。
徜徉其間,人們首先會想到康熙大帝。當時,處於內憂外患之時,特別是沙皇俄國侵略擴張的觸角已經伸向了黑龍江地區,引起了康熙帝的高度警覺。於是,在平定了“三藩之亂”後,他及時地把主要精力轉向了北方。而這一切,都有賴於整軍經武,弘揚民族的尚武傳統,保持八旗固有的勇悍的戰鬥力。為此,他堅持了由順治皇帝始創的北出口外、圍場射獵的製度,並圈建了總麵積約一萬平方公裏的木蘭圍場,以身作則,倡導嫻習騎射,演練兵馬。
與開辟木蘭圍場相結合,康熙四十二年,又在靠近圍場的承德武烈河畔始建避暑山莊。這裏“左通遼沈,右引回部,北壓蒙古,南製天下”,地理位置十分優越,是溝通中原與東北,直達黑龍江,接連內外蒙古的必經通道。而且此間離京師不過二百千米,驛差馳馬傳遞文書,往返隻需兩天時間;如果用“五百裏加急”方式傳送皇帝詔諭,甚至可以朝發夕至,確實是個理想的所在。
綜觀曆代園林之營造,一般都著眼於創造理想的棲居環境。尤其是皇家園林,幾乎無一例外,都是為了給皇帝提供遊幸、憩居、享樂、賞玩的生活空間。而康熙帝營造避暑山莊則有意突破這一局限,除了夏日避暑,更多的還是出於鞏固政權、治理國家的考慮,帶有濃重的政治色彩。結果,這裏成了以弘揚民族尚武傳統、安撫和團結邊疆少數民族、鞏固國家統一為旨歸的清代第二個政治中心。在康熙皇帝心目中,此處之山水園林,實際上是表達與寄托著帝王政治思想與治國抱負的特殊場所。誠如他的孫子、後來的乾隆帝所言:“我皇祖建此山莊於塞外,非為一己之豫遊,蓋貽萬世之締構也。”西方哲人黑格爾也敏銳地發現了這一點,他從避暑山莊這座園林諸多與眾不同之處,特別是從“周圍那些規格高貴的寺廟”,看出了“亞洲大皇帝的用心”。這種政治考量,當時的朝鮮使臣也分明注意到了。他們在山莊覲見後,就說:此乃“天子身自備邊也”;具見“康熙皇帝之苦心。而其曰避暑者,特諱之也”。
從康熙皇帝在山莊題寫的兩首“望月”七絕中,也可以充分地看出來。
荒塞天低夜有霜,一輪明月照蒼涼。
不貪玉宇瓊樓看,獨在遐陬理外疆。
桂樹清光掛碧天,雲開萬裏塞無煙。
遠人向背由敷政,惟在籌邊與任賢。
前一首,通過述誌抒懷,表達了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的誌趣:不貪戀九重丹陛、玉宇瓊樓的榮華、尊貴,而是居安思危,勵精圖治,置身遐荒塞外,處理安邊固本的大事。後一首,由繪景抒懷進入理性思考,得出規律性的認識——麵對著蟾桂高懸、雲開萬裏的碧空清景和邊烽不舉、紫塞無煙的升平氣象,他想到了政策與策略關係著人心向背、國脈興衰這一千古至理,要想“合內外之心,成鞏固之業”,一在籌邊,即實施恰當的民族政策,同時,整軍經武,建立牢固的國防;一在選賢任能,治理內政。
康熙大帝深深懂得,曆代邊關不寧,多在北方,禍患往往起於居無定所的遊牧民族。為此,他把維護國家統一、籠絡北方民族、實現民族團結作為營造避暑山莊的落腳點。為了接待蒙古王公,在山莊周圍敕建了溥仁寺、溥善寺等豪華的寺廟,營造一種濃重的神秘的宗教氣氛,用以象征邊疆各民族心向朝廷,如眾星之拱月。以後又應其他各族之需,修築了十多座寺廟,籠括了藏傳佛教、中土佛教、各地民俗多神信仰和尊孔崇儒等多方麵供奉的內涵。各具特色的建築格局,形製華美、壯觀,格調威嚴、肅穆,成為北部、西北部和西南邊疆各個民族禮佛、朝覲向往之所在。其用意是既深且遠的。
當然,更實際、也更深層的考慮,還是通過辟建圍場,開展名為“木蘭秋獮”的習武、射獵活動(實質上即古代形式的大規模的軍事演習),保持與發揚本民族的尚武精神。滿族原本是一個在嚴酷的自然環境下成長起來,以騎射宰製天下的勇猛精進的民族。可是,自從八旗進關之後,數十年間,承平日久,漸遠幹戈,昔日那種勇武剽悍的傳統日漸式微。在平定吳三桂叛亂的戰鬥中,許多當關的將帥已無攻城拔寨之誌,而個別久戰沙場的名將,一聽說要提兵打仗,竟然托病請求免征,有的甚至丟開隊伍,臨陣脫逃。這一危險的兆頭,使康熙帝深感憂慮,於是,下決心要對八旗將士嚴加整飭。
首先由皇子皇孫、宗室子弟帶頭,先行嚴格訓練。規定從康熙二十年開始,每年都要定期北巡,組織騎兵、射手去木蘭圍場習武射獵。前後達四十八次之多,每次二十天左右。他把這裏看作訓練軍隊的演兵場,磨煉皇子皇孫意誌和體力的熔爐。那個時期的圍獵活動,要求與實戰一樣,非常嚴格,非常艱苦。康熙帝有言,木蘭秋獮,“往來沙塞,風塵有所不避,飲食或致不時”,可以讓那些公子哥兒,“博犀兕以作氣,冒風雪以習勞”。用意是十分鮮明的。
二
顯然,康熙帝創建避暑山莊的初衷,是弘揚祖上尚武傳統和中華大一統精神,開展多種有利於鞏固邊疆的活動。而幾十年過後,到了他的孫子乾隆帝手裏,這裏的主要功用,便逐漸轉化為賞賜封爵,召見各民族首領,開展各種外事活動。一以迎賓宴集,歌舞承歡;一以籠絡各方,強化統治;一以宣揚中華大國的天威。當時,正處在清王朝的鼎盛時期,又兼乾隆帝本人極愛也極善於表現自己,所以,整個山莊便成了他借以示富、示威、示盛、示恩的理想場所。以木蘭秋獮來說,名稱沒有改變,但內容實質已發生了變化,遵照蒙古習俗,在這裏舉行所謂“塞宴四事”:詐馬(賽馬)、什榜(蒙古音樂)、布庫(相撲)、教駣(馴馬)。從山莊中滿布賞景、飲宴與觀戲之設施,即可以充分地看到由實戰性向娛樂性的轉變。
繼位的第六年,乾隆帝首次以君王身份駐蹕山莊,曾即興賦兩首七絕:
香風搖**綠波涵,花正芳時伏暑三,
詞客《關山月》休怨,來看塞北有江南。
菱花菱實滿池塘,穀口風來拂棹香。
何必江南羅綺月,請看塞北水雲鄉。
《關山月》,漢樂府橫吹曲名,出自文人筆下,內容多寫邊塞士兵久戍不歸、傷離怨別的情景。唐人王昌齡《從軍行》有“更吹羌笛《關山月》,無那金閨萬裏愁”之句。乾隆之詩翻用了這層詩意。兩首七絕的主旨,都是說山莊就是“塞北江南”。正因為塞北也有江南,所以,告誡詞人不要再譜寫怨別傷離的《關山月》曲了。他寫的也是塞外,而且也寫到了月華。我們不妨拿它同康熙帝的兩首“塞外望月”詩對照一下,研究研究他們祖孫在立意方麵的差異。
乾隆的詩沒有多少味道,但應該承認,他的感覺還是不錯的。漫步在芝徑雲堤上,與如意洲、冷香閣隔水相望,確實有一種置身江南的感覺。想象中,一列文臣雅士在風流皇帝帶領之下,衣冠雍容,神情瀟灑,憑欄遠目,賞景吟詩,實在很難把他們同那個輕騎射獵、驍勇頑強的民族聯係起來。心中不由地湧出了一句話:“真個是:江南嫵媚,雌了男兒!”
乾隆皇帝的壽辰為農曆八月十三,當時稱為“萬壽節”,正處於山莊避暑季節。因此,除個別時候要返回京師慶賀,平時每年的祝壽活動都要在山莊內舉行。在他的七十壽誕那天,所有部院大臣和全國各地的督府、大員都趕到避暑山莊來向皇帝送厚禮,結果在古北口外,當時運送禮品的大車就有三萬多輛。同康熙時代“落日照大旗”“沙場秋點兵”的寒光閃爍、刀劍爭輝的場景相對應,此際的笙歌徹夜、舞影蹁躚的承平氣象,成了山莊的另一類風景線。
舉辦於山莊萬樹園等處的“草原盛宴”是另一類的典型。乾隆年間,完成了天山南北的統一,從而最終實現了全國的統一。對這一煌煌勝績,乾隆頗引以為豪。因此,每當各部首領入朝進貢時,他都要在避暑山莊設宴款待,設置多處大黃幄寶殿,可容納上千人,宗室王公、貝勒和各少數民族首領都要與會,俗稱“大蒙古包宴”。銀花火樹,萬盞齊明,亮同白晝。乾隆帝曾詠詩以紀其盛:
西陲平定已多年,宴齎頻施畢後先。
孰意新歸額濟勒,山莊重看設燈筵。
乾隆帝在山莊的生活,可說是窮奢極侈。這裏隻說一件事:把全國各地的名泉統統收集起來進行比較,其中有無錫的惠山泉、杭州的虎跑泉、濟南的趵突泉、北京的玉泉山水,經過用戥子分別秤量,認定北京玉泉山的水最好。可是,這時又有專家說了,泉水不僅要“輕”,還必須“清”。那麽,比玉泉山水更清的是什麽呢?唯有荷花上麵的露珠了。這樣,他就要喝露水,要用露珠來燒水泡茶。結果,避暑山莊裏每天都要出動很多人劃著船去荷塘中收集露珠。他所享用的水果也必須是最新鮮的,要用驛站快馬不分晝夜地從福建運送鮮荔枝過來,像當年的楊貴妃那樣:“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到了晚年,乾隆皇帝對於這種奢侈無度的生活,也曾有所悔悟。在《避暑山莊後序》中,他寫道:
若圖己樂而忘人苦,亦非仁人之所為也。若夫崇山峻嶺,水態林姿,鶴鹿之遊,鳶魚之樂,加之岩齋溪閣,芳草古木,物有天然之趣,人忘塵世之懷,較之漢唐離宮別苑,有過之無不及也。若耽此而忘一切,則予之所為膻薌山莊者,是陷阱,而予為得罪祖宗之人矣。此意蓄之久而不忍言。今老矣,終不可不言,故書之,既以自戒,仍敬告我後人。若後人而忘予此言,則與國休戚相關之大臣,以及骨鯁忠直之言官,執予此言以諫之可也。設諫而不從,或且罪之者,則是天不佑我國家,朕亦無如之何也,已矣。
盡管這種悔悟為時已晚,但其懇摯的態度、沉痛的話語,仍然發人深省,令後世感懷無限。當然,即使他逐漸形成了憂患意識,但也沒有覺察到,實際上,這個天朝帝國已經危機四伏,種種盛極而衰的氣象已經顯露出來。外方人士的說法,也許要較為清醒與客觀一些。乾隆五十八年七月下旬,由馬戛爾尼率領的英國外交使團,經海道至天津大沽口岸,然後赴承德避暑山莊,為皇帝祝壽,被恩準覲見乾隆皇帝。在接受了一大筆十分貴重、比較罕見的祝壽禮品之後,大清皇帝給予使團以很高的接待規格,但對使團所提出的通商、建交及一些具有殖民主義性質的無理要求一一加以回絕。最後,為了顯示天朝的富庶與強大,安排他們縱穿中國本土,南下廣州,取道海上回國。然而這一切恰恰給予馬戛爾尼廣泛接觸社會、客觀了解中國的絕好機會。他沒有為豪華的排場、紛繁的表象所迷惑。當乾隆皇帝大肆誇耀其“十全武功”,沉醉在盛世狂歡的時候,他卻敏銳地發現:不管英國人進攻與否,“中華帝國隻是一艘破敗不堪的舊船,隻是幸運地有了幾位謹慎的船長,才使它在近一百五十年期間沒有沉沒。它那巨大的軀殼使周圍的鄰國見了害怕。假如來了個無能之輩掌舵,那船上的紀律與安全就都完了”。船“將不會立刻沉沒。它將像一個殘骸那樣到處漂流,然後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將永遠不能修複”。馬戛爾尼對清王朝的印象,遂成為英國製定以後對中國外交政策的主要參考依據。
三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大清王朝這一艘“軀殼巨大”的航船,終於更換了掌舵者。繼康熙、乾隆這對祖孫之後,緊接著,山莊又迎來了嘉慶、鹹豐這一對祖孫。
嘉慶的才華不及他的父親乾隆,但素質差強人意。他不像乃父那樣愛炫耀,尚虛榮,喜奉承,遊山玩水,征歌選色。登極以後,在修身、用人、節用、獎廉方麵,都做出了積極努力,並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封建社會的末日和清王朝的沒落,兩者重疊在一起,實實地壓在他的身上,這注定了他難以有所作為,隻能以悲劇收場。嘉慶一朝,可說是與變亂相終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確是沒有一天寧靜過。
乾隆朝後期,社會矛盾日益滋長,災患頻仍。嘉慶帝一登上龍墩,就趕上了湖北、四川的白蓮教徒起義。接著,又遇到東南沿海所謂“海賊”的**和幾乎釀成大亂子的接連三次發生在陝西寧陝、西鄉和四川綏定的兵變。爾後,便是直隸、河南、山東的天理教徒起義。並且在十年間,先後發生了刺客闖劫禦轎和起義軍衝進紫禁城的險情,使他精神上受到了強烈的刺激。當時官貪,兵疲,民亂,河決,財困,整個社會千瘡百孔。在位二十五年,他曾跑到避暑山莊十七八次,主要目的已經不同於先祖的尚武、籌邊,甚至連乾隆時期那種歌舞升平、強化統治、宣揚國威的氣象也不見了。雖然也曾舉行過秋獵活動,但已經不具備往昔那種浩**的氣派和聲勢了。結果,就在一次“秋獮”中病倒了,回到避暑山莊後,即“覺痰氣上壅,至夕益盛”,最後於煙波致爽殿“龍馭賓天”。分析原因,可能是年逾花甲,身體肥胖,天氣暑熱,旅途勞頓,誘發心腦血管疾病而猝死。
四十年後,他的嫡孫鹹豐皇帝遭遇比他更為慘淡的結局。鹹豐在位十一年,雖然也有銳意圖治之舉,但其自身縱情聲色,宴安怠惰之行愈益發展。同他的祖父一樣,鹹豐朝同樣一直處於多事之秋,內憂外患,如影隨形。內憂是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遍布幾十個州的撚軍等反清勢力。貪官汙吏的勒索和水災旱災造成的饑饉,迫使農民大批離開土地,加入這些造反隊伍。外患是,英國人占廣州,英法聯軍占京城,俄國人占伊犁和黑龍江流域大片地區,“亞羅”號事件、第二次鴉片戰爭、圓明園被焚,《北京條約》的簽訂,都給他以沉重的打擊。
自從《天津條約》簽訂之後,鹹豐帝就整天憂思抑鬱,更加寄情文酒,貪戀女色。鑒於宮中行止有節,諸多不便,因而“尤喜園居”。整天蝸居在圓明園裏,又是製曲,又是排戲,有時還去看戲,恣意享樂。直到英法聯軍北犯通州,他再也穩不住神了,當即打算逃遁到熱河行宮躲起來。一時京城上下惶恐萬分,紛紛遷徙。清軍八裏橋敗退之後,他更是喪魂落魄,緊急任命奕訢為欽差大臣,督辦和局,自己則於次日淩晨帶上皇後鈕祜祿氏、寵妃葉赫那拉氏等十三名妃嬪及五歲的小皇子載淳逃往避暑山莊,變“避暑”為“避難”。由於沒有足夠的準備,一路上又饑又渴,又驚又累。出發不久,就緊急發諭,讓奕訢等留京官員設法牽製英法聯軍,防止他們再向熱河進逼。
盡管奕訢等多次請求聖駕回鑾,但鹹豐帝由於害怕回京後遭到外國侵略者的挾製,硬是在山莊裏躲避了十一個月,這是他以皇帝身份“北巡”山莊的第一次,也是他的最後一次,同時也是清朝最後一位走進山莊大門的最高統治者。這樣,北京城完全處於無任何抵抗的狀態。很快,英法侵略軍就闖進了圓明園,先是搶劫園內珍寶,最後放火焚燒,使中國珍寶薈萃的皇家宮苑化為灰燼。而他則躲在煙波致爽殿裏,整天貪戀女色、美酒、絲竹皮黃,過萬壽慶典,賞“有功”群臣;再就是屈辱含憤地“禦批”幾個喪權失地的賣國條約,其他沒有任何堪足載記的修為,最後也在這裏黯然辭世。
比起康熙帝的雄才大略,乾隆帝已經差遜一籌,但這對祖孫畢竟還是有所作為的。而嘉慶、鹹豐這一對祖孫,就隻剩下喪權辱國、喪魂失魄、窩囊晦氣了。除了稱之為“龍頭鼠尾”、一代不如一代,夫複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