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一個書畫院長 一

西方有一句格言：“人生最奢侈的事，就是做你想做的事。”難道“做你想做的事”，竟是那麽難能可貴，那麽不易實現嗎？是的。

徽宗趙佶本來是個少有的藝術天才，是個非常出色的書法家、繪畫大師和詩詞作手，又是一位十分稱職的宮廷書畫院院長，可是命運老人在關鍵時刻搬了個道岔，結果，陰錯陽差地當上了北宋的第八任皇帝。而他根本就不具備政治運作的資質，依靠他來運籌帷幄、決策千裏，無異於“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後果不問可知。何況身旁還有那班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閹宦大佬，更是必然跌入覆亡深淵。

趙佶原本就以“天縱才智”見稱，有著超群的藝術天分和感悟能力，又兼自幼便與許多知名的大家交往，獲得高人指點，更使他的藝術才能得以充分地施展。宋人蔡絛《鐵圍山叢談》記載，未當皇帝時，他就與駙馬王晉卿、宗室趙大年往來。這兩個人都“善文辭，妙圖畫”，又富於收藏。他還同內知客吳元瑜一起學畫。這個吳元瑜本是著名花鳥畫家崔白的弟子。趙佶年輕時經常與這些書畫名家往來，耳濡目染，從中獲取許多教益，錘煉了堅實的藝術功力；爾後，勤奮耕耘，數十年不輟，更加精益求精。

北宋藝學十分昌盛，內府收藏名人書畫浩如煙海。《宣和畫譜》記載，僅徽宗一朝收藏的花鳥畫即有二千七百八十六件，占全部藏品的百分之四十四。這使他大大地開闊了眼界，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麵對如此珍貴的藝術遺產，朝夕展玩，並一一親手臨摹，轉益多師，從而使他的創作水平日漸提高。加之他在汴京的宮苑中，羅致了一切能夠到手的珍禽異獸、名花美卉，提供了絕好的描形寫生的現實條件。

南宋鄧椿的繪畫史名著《畫繼》，對於宋徽宗的畫作評價極高，說他“筆墨天成，妙體眾形，兼備六法，藝極於神”。其藝術成就以花鳥畫為最高。趙佶藝術的獨創性和對後代的影響力，也主要體現在花鳥畫中。他的花鳥畫構圖，匠心獨運。如《鴝鵒圖》軸，畫幅下麵靠左邊以水墨寫鴝鵒兩隻，奮翅相爭，糾纏錯結，一反一正，羽毛狼藉。上者處於優勢，以利爪抓住對方的胸腹，張嘴怒視；而下者也不示弱，奮力掙紮，予以反擊，回頭猛啄對手的右足。描形擬態，惟妙惟肖，鴝鵒的心理感情也刻畫得細致入微。他畫的《雪江歸棹圖》，形體謹嚴，風度凝重，氣韻蒼古，滿幅充溢著一股荒寒之氣，被譽為“直闖王右丞（王維）堂奧”。他畫禽鳥，創造了“點睛多用黑漆，隱然豆許，高出縑素，幾欲活動”的全新技法。

在曆代擅長書法的帝王中，趙佶是最具創造性的。他初習黃庭堅，後又學褚遂良和薛稷、薛曜兄弟，並雜糅各家，既取眾家所長，又能獨出己意，最終創造出別具一格的“瘦金書”體。宋代書法以韻趣見長，趙佶的“瘦金書”既體現出時代審美趣味，所謂“天骨遒美，逸趣靄然”；又具有強烈的個性色彩——“如屈鐵斷金”。其書結體嚴謹，骨骼纖瘦，筆畫細挺，頓挫有節，外露鋒芒，風流飄灑，在剛勁中透出秀麗的豐姿，堪稱書苑奇葩。這種書體，在前人的書法作品中還未曾出現過。他的草書，信筆揮灑，一氣嗬成，狂放酣暢，可以看出張旭和懷素（特別是懷素）的門徑。對於前輩和當代書家，他總是師其神髓而變其法度，達到自出新意，自成一家。

他即位以後，經常召見著名書畫家、鑒賞家米芾，相與探討書法藝術。《錢氏私誌》雲：

徽皇聞米元章有字學，一日於瑤林殿張絹圖，方廣二丈許，設瑪瑙硯、李廷珪墨、牙管筆、金硯匣、玉鎮紙、水滴，召米書之。上垂簾觀看，令梁守道相伴賜酒果。乃反係袍袖，跳躍便捷，落筆如雲，龍蛇飛動。聞上在簾下，回顧抗聲曰：“奇絕陛下！”上大喜，即以硯匣、鎮紙之屬賜之，尋除書學博士。

受北宋時期文學藝術昌盛的優良環境的熏陶，前代留存下來的豐富藝術遺產的灌溉，加之趙佶本人對藝術傾心揣摩、勇於探索，終於成為一位詩詞書畫並精，山水、人物、花鳥、雜畫兼善，具有全麵藝術修養的“皇帝藝術家”。

趙佶詩詞現存幾十首，總體上看，質量是比較高的，尤其是後期作品，產生於變亂、屈辱的環境中，淒絕哀婉，感情深沉而真摯，頗有特色。他有一首《燕山亭·北行見杏花》詞，藝術性很高，一向被推為千古傑作：

裁剪冰綃，打疊數重，冷淡燕脂勻注。新樣靚妝，豔溢香融，羞殺蕊珠宮女。易得凋零，更多少無情風雨。愁苦！閑院落淒涼，幾番春暮？憑寄離恨重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怎不思量，除夢裏有時曾去。無據，和夢也有時不做。

趙佶在被金兵擄往苦寒之地的途中，忽然見到了盛開的杏花，一時百感交集，寫下了這首刻畫困頓生涯與淒苦心情的泣血之作。開頭描寫淩寒怒放的杏花，運筆非常細膩，好似一幅淡淡的工筆畫。接著，陡作變徵之音，從杏花的極盛寫到“易得凋零”，難禁風雨，急轉直下，仿佛一落千丈的淒慘人生。所有的文字都是痛感、悲情的釋放。情緒低沉，音調哀傷，體現了“亡國之音哀以思”的特點。李後主詞：“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至趙佶則連夢也不做了，其情豈不更慘！

二

趙佶在文學藝術方麵的貢獻，不僅表現在其具有卓絕的藝術天才，創作出大量傳世的詩書畫傑作；而且，他憑借其特殊地位和卓越才能，成功地改善、強化了畫院製度，積極培養藝術人才。曆代都有帝王喜愛鑒藏書畫，有的還參與創作，但像宋徽宗那樣，以全副身心投入到書畫中去，並能把個人的愛好廣泛而深入地推廣到全社會，使之成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卻是獨一無二的。

趙佶這方麵的建樹，突出表現在他對宮廷畫院的建設上。有宋一代，繼承前代西蜀和南唐的傳統，在宮廷中建立了翰林書畫院，組織畫家進行藝術創作，並培養大批書畫方麵的人才，直接為宮廷服務。作為畫院的直接的組織領導者，宋徽宗按照自己的藝術旨趣和鑒賞標準，實施了一係列頗具創造性的革新措施，為它訂立了一套完整的製度，在畫學、考試、課程設置和教學方麵，進行了大膽的探索與改革。

徽宗改畫院征召體製為考試錄取體製，正式列入科舉考試之中，像遴選高級官員一樣，開科取士。這是一項根本性的改革。前朝帝王僅僅是將畫院看作一種服役機構，而徽宗則從長遠建設出發，從人才培養、藝術發展的高度去建設畫院。他采取了“舊人舊辦法，新人新辦法”的區別對待方針，除前代留下的已在院內供職的知名畫家外，其餘全部通過考試錄取。由於徽宗本人深諳繪畫藝術，他所招納的人才自然也是高標準的。在國子監增設畫學，共設佛道、人物、山水、鳥獸、花竹、屋木六科。又設“博士”銜，作為監考官。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高簡”為評畫標準。據說，當時四方考生源源而來，盛況不下於今天的美術院校聯考，有幸中選者為百裏挑一。

考試時，摘取古人詩句為題，令考生作畫，用以測試學生對於詩畫結合、詩情畫意的理解能力。要求作畫者能夠先讀懂，直至深悟詩句的境界，然後再把它化為可視的畫麵。考題如“嫩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深山藏古寺”“竹鎖橋邊賣酒家”等。在試繪“踏花歸去馬蹄香”詩意時，許多人隻是著意於描寫歸馬、落花，就題作題；有一位聰明的畫家，卻隻畫幾隻蝴蝶，在馬蹄後麵飛逐，便巧妙地暗示出抽象的花香。對於“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的考題，許多人都是畫一個空船，或者船頭立著一隻水鳥，以表示船上無人。但取得第一名的，卻畫了一個舟子在船尾酣然睡去，身邊放置一根笛子，說明並非無人，隻是“無人渡”而已。這樣，就更加切題，而且意境深遠。再如，“深山藏古寺”一題，立意原在“藏”字上，不須頗費氣力地去寫林木、古刹，隻要畫一個小和尚在溪邊擔水，就足以凸顯畫題了。

要做好這種富有意境和情趣的試題，應試者必須具有高度的想象力和表現力，富於獨創精神，否則難以入選。正如《螢窗叢談》所說的：“夫以畫學取人，取其意思超拔者為上。”所謂“超拔”，就是創意新穎，不蹈襲前人；觀察能力、思想感情、技巧修養都須有過人之處。趙佶把它作為取舍的標準，頗具識見。

因為趙佶本人詩書畫兼擅，有深厚的文學功底，所以在教學中也並非單純地傳授藝術技法，而是全麵講授文化基礎知識，課程包括《說文》《爾雅》《釋名》等。趙佶特別重視對於青年畫家的培養。他看到畫院學生王希孟很有天才，便親自教授他筆法，使之迅速成長，終於創作出了《千裏江山圖》這樣優秀的巨製。他對學生的要求非常嚴格，經常親自檢查、指導；要求師法自然，把握對象的“情態形色”，符合物理，不倚傍前人。

龍德宮建成後，趙佶親自前往驗收壁畫，看到有一枝月季花，畫出了春天中午的形態，他表示滿意，立即賜予作畫的青年畫家“服緋”。他告訴大家，月季開花“四時朝暮，花、蕊、葉皆不同”，對於“動植之物”，必須細致觀察，以求“曲盡其性”。還有一次，他要一位畫家畫孔雀升屏，畫了幾次，他都不滿意，原因是，孔雀開屏升高時一定先要舉左腳，而畫家卻都畫成抬右腳了。趙佶不僅重視寫生，還講究物理法度。他曾畫過鶴的二十種不同姿態。在這些方麵，影響了當時畫院以至整個時代的院畫風格。

書畫院中的學生身份各有等差，一般分為外舍、內舍、上舍三級。對學品兼優者依次晉升。畫家被錄取之後，根據其文化修養和出身的不同，分為“士流”（士大夫出身的）與“雜流”（從民間工匠選入的），“別其齋以居之”。“士流”可以轉做其他的行政官員，而“雜流”不行。同時，按照成績的高下，對每個學員分別授以不同的職稱，其名目有畫學生、供奉、祗候、待詔、藝學、畫學正等。經過每月的“私試”和每年的“公試”，隨時進行遴選、拔升。

從前，宮廷畫家的地位、待遇都是非常低的，即使後來辦了畫院，情況有所改善，較之其他部門仍然差很大一截。這和前代帝王把那些畫家隻看成服務工具，“俳優蓄之”，有直接關係。到了宋徽宗手下，他們被作為藝術人才、創作力量來看待，這就有天壤之別了。政和、宣和年間，趙佶取消舊製，特意恩準書畫兩院的人員和其他文官一樣，不但可以服緋紫，而且能夠佩帶魚袋；有的畫家還授予官銜。在朝廷序班上，畫院為首，書院次之，而後才是琴院、棋院、百工等。領取薪俸，畫、書兩院稱為“俸直”，其他諸院叫作“食錢”。畫院諸生習學，凡係籍者，每有過犯，隻許罰值；其罪重者，亦聽奏裁。由於待遇優厚，一般畫家都把能夠進入畫院引為榮幸。

在皇帝的親切關懷和不懈努力下，當時畫院與畫學在培養人才方麵，已經具備一套比較係統完整的體製，對於以後的藝術人才培養和藝術教學、畫藝研究產生了深刻影響。說是畫院，其實，與後世常見的那種單一的、鬆散的畫家組合不同，而是一所由皇帝親自領導、親自執教，完全按照其旨意辦學的名副其實的高等藝術學校。其辦學成就是巨大的。

首先，培養了大批優秀畫家，如張希顏、費道寧、戴琬、王道亨、韓若拙、趙宣、富燮、劉益、黃宗道、田逸民、趙廉、和成忠、馬賁、孟應之、宣亨、盧章、張戩、劉堅、李希成等人是宣和畫院的名家。南渡後的代表性畫家李唐、劉宗古、李端、李迪、蘇漢臣、朱銳等，也都是宣和年間的畫院待詔。

其次，由於畫院采用了考試製度，不少來自民間的優秀畫家被錄入畫院，故而很多具有民間風格的作品也在畫院中出現，使民間風格在畫院中占有相當地位。

再次，由於畫院教學中重視學生的詩、書方麵修養，從而開拓了繪畫的新境地，使文人畫日益繁榮，畫院體製更加完備。

最後，在推進書畫鑒藏和金石學研究方麵也取得了優異成績。趙佶對於藝術珍品酷愛到極點，即位不久，即派心腹宦官去全國各地搜羅古器物和書畫名跡。《畫繼》記載：

宣和殿禦閣有展子虔《四載圖》，最為高品。上每愛玩，或終日不舍，但恨止有三圖，其《水行》一圖待補遺耳。一日中使至洛，忽聞洛中故家有之，亟告留守求觀。既見，則愕曰：“禦閣中正欠此一圖。”登時進入。

在徽宗皇帝的刻意搜求下，秘府收藏之富百倍於先朝；同時，他還組織畫院畫家臨摹了許多內府收藏的名跡，為保存與賡續中國文化做出了頗多貢獻。流傳至今的傳統繪畫作品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依靠宋代的摹本才為後世所知聞的。尤其值得大書特書的，是《宣和博古圖》《宣和書譜》《宣和畫譜》的編著。這些具有畫史與畫學理論研究豐富內涵的著作，對於後世美術事業的發展，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北宋末年親王、宗室、貴族、官宦學畫之風蔚然興起，並出現了趙伯駒、趙伯驌那樣的皇族名家。加之，徽宗朝經常舉辦觀賞禦府所藏圖畫及臨摹古畫活動，使朝臣、貴胄眼界大開，逐漸提高了藝術修養，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兩宋之交文化藝術的繁榮。

三

說到宋徽宗趙佶的文采風流，人們會聯想到南唐後主李煜。他們許多方麵是相像的。

他們都是文學藝術領域的佼佼者，是詩書畫“三絕”的多麵手。像徽宗一樣，李後主藝術天分也非常高，從小就廢寢忘食地浸**於詩詞、書法、繪畫、音樂的廣闊天地。書法初學柳公權，後來博采眾長，匠心獨運，創製出具有獨特風格的“金錯刀”體；他也善畫，舉凡人物山水、花木翎毛，無不涉獵，尤精墨竹；同時精於鑒賞，酷愛收藏。至於詩詞，更是獨步千古。因為有了李煜，詞體完成了從應歌侑酒的“歌辭”向抒寫個人情誌的新型抒情詩詞的轉變，特別是在描寫人生缺憾和表現哀婉之情方麵，達到了文學史上新的巔峰。

他們同樣都是悲劇的角色，人不能盡其才，才不能盡其用，硬是“趕鴨子上架”，不情願地被按在龍墩之上，以致消極怠工，荒廢政事，縱情聲色，誤國誤民。

他們同樣整天沉溺於宗教的虛幻世界而不能自拔：徽宗執著地崇信道教，後主則一意佞佛，取號“蓮峰居士”，頭戴僧伽帽，身穿袈裟，禮佛誦經，跪拜稽首。最後，都同樣亡國。

他們同樣信任奸佞，陷害忠良。對於李後主的荒政、亂政，當時許多朝臣都曾冒死進諫。言辭最激烈的是內史舍人潘佑，連上八道奏章，並當麵批評說：

陛下力蔽奸邪，曲容諂偽，遂使家國愔愔，如日將暮。古有桀、紂、孫皓者，破國亡家，自己而作，尚為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則奸回，敗亂國家，不及桀、紂、孫皓遠矣。

後主冥頑不靈，根本聽不進去，潘佑反而因此被逼死。

他們都是亡國之君，結局同樣悲慘。巧還巧在，他們敗降之後，又分別遇到了宋太宗和金太宗兩個同樣凶狠、毒辣、殘忍的對手。當宋太宗用牽機藥毒死李煜的時候，他絕對不會料到，一百五十七年之後，他的五世嫡孫趙佶竟瘐斃在金太宗設置的窮邊絕塞的囚牢之中。

他們同樣遭到無情的命運的作弄，先是不得其宜地登上帝王寶座，使他們閱盡“人間春色”，也出盡奇乖大醜，然後手掌一翻，“啪”的一下，再把他們從榮耀的巔峰打翻到災難的穀底，讓他們在殘酷無比的煉獄裏，飽遭心靈的折磨，充分體驗人世間的大悲大苦、大劫大難。

也許因為他們兩個人的相似之處太多了，於是，有人就傳說宋徽宗是南唐李後主托生的。據說，徽宗出世前，他的父親宋哲宗趙煦曾經去秘書省觀看李煜的畫像，對這位風流才子的儒雅風標頗為心儀。隨後，趙佶就降生了。有人寫詩為讚：

聞說重光有後身，道君耽藝豈無根？

誰知百五餘年後，也作降王拜女真。

李煜字重光；趙佶篤信道教，稱“教主道君皇帝”。李煜死後一百五十二年，趙佶父子也做了金人的俘虜。有人說，這是宋太宗趙光義殘酷虐殺李後主的因果報應。這當然屬於無稽之談，但宋徽宗與李後主由於才非所用，最後導致滅國亡身的悲慘命運，卻是千真萬確的。

關於這位南唐國主，宋太祖趙匡胤有個十分恰當的評價：“李煜好個翰林學士，可惜無才做人主耳！”又說：“李煜若以作詩工夫治國事，豈能為我虜乎？”清代詩人郭頻伽也詠歎他：“做個才人真絕代，可憐薄命做君王！”本來不是君王的材料，卻偏偏被擁上“九五之尊”，結果，既逃脫不了亡國罪責，留下千秋的愧憾，又要終日以淚水洗麵，斷送殘生，而且禍殃妻孥，真是所為何來？

曆史不容假設，但我也曾偶發癡想，假如宋徽宗、李後主當初沒有當上皇帝，而是從其所欲，專心致誌於所擅長的專業，那又會怎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