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嵬坡下的三場辯論 一
唐玄宗李隆基的妃子很多,但後來走上京劇舞台,展現女性優雅、淒美形象的大概隻有兩人,一個是程派名劇《梅妃》裏的江采萍,一個是梅派名劇《貴妃醉酒》裏的楊玉環。同梅妃的生前寂寞、死後蕭條形成鮮明的對比,楊妃生前大紅大紫,炙手可熱,死後更是鬧得沸反盈天,以她為核心展開的爭論,至今仍在進行。——我這篇就楊妃的曆史評價及其生死謎團歸納出來的“馬嵬坡下的三場辯論”,便是鮮明的例證。
為了幫助讀者掌握這幾場辯論的曆史背景,首先,簡要地敘述一下以這位女主角為中心的“本事”。
楊貴妃,小字玉環,原籍山西蒲州,唐開元七年(公元719年)出生在四川的蜀州。史書上說她:自幼養於叔父家,善歌舞,通音律,身材豐豔,姿色超群。楊玉環原本是唐玄宗的第十八子壽王李瑁的妻子,嫁過來時隻有十七歲。後來,唐玄宗因心愛的武惠妃謝世,深情懷念,哀痛不已,後宮雖有幾千美女,卻沒有一個人中意。有人報告稱,壽王李瑁的妻子楊氏玉環,美貌驚人,絕世無雙。皇帝一見,果然名下無虛,當即神魂顛倒,意注心馳。於是,唐玄宗授意她申請出家,去當道士,當即獲得“太真”的道號。這邊,唐玄宗又重新給壽王李瑁另娶了一個王妃。一切安排停當,唐玄宗便把楊玉環秘密接到皇宮裏。這一年,唐玄宗六十一歲,楊玉環二十七歲。
楊玉環肌膚豐滿,體態豔麗,氣質高貴,而且精通音樂,又兼生性聰明機警,善於迎合皇帝,進宮不到一年,就得到了唐玄宗的極度寵愛。唐玄宗視她如掌上明珠,一切禮儀都和皇後一樣;宮中都稱她為“娘子”。天寶四載(公元745年),唐玄宗冊封楊玉環為貴妃,封她的父親楊玄琰為兵部尚書,任命她的叔父為光祿卿,兩個堂兄分別為殿中少監和駙馬都尉。楊貴妃的三個姐姐,個個姿容豔麗,分別被封為韓國夫人、虢國夫人和秦國夫人,也都在京城賞賜住宅,每年還有千貫錢作為脂粉之資。其從祖兄國忠,受封為金吾兵曹參軍,特準可以隨供奉官出入宮廷。後來楊國忠步步登高,總攬大權,專擅朝政,勢傾天下。楊氏一家全都裂土分封,榮顯盛於一時。
天寶年間,唐玄宗統治後期沉湎酒色,日益昏庸,荒怠政事,朝中實權先後由奸相李林甫、楊國忠把持。他們妒賢害能,任人唯親,徇私舞弊,窮奢極侈,朝政腐敗日亟。天寶十四載,兵權在握,身兼平盧、範陽、河東三鎮節度使的安祿山發動叛亂,史稱“安史之亂”。天寶十五載(公元756年)六月,唐玄宗帶領楊妃及其家族和公主、皇孫,還有親近的宦官,倉皇向西逃遁。
據《舊唐書》《新唐書》和《資治通鑒·唐紀》記載,唐玄宗一行到了興平市西部的馬嵬驛,禁軍嘩變,以為禍起楊家,不肯前行。大將軍陳玄禮殺了楊國忠和他的兒子,以及韓國夫人、秦國夫人。軍中將士的怨恨仍未解除,宦官高力士奏以“禍本尚在,軍心不安”,要求唐玄宗忍痛割愛。唐玄宗猶豫不決,身旁大臣勸說:“眾怒難犯,安危在頃刻之間,請陛下迅速裁決。”出語沉痛,並且叩頭流血。唐玄宗說:“貴妃一直在深宮,怎麽知道楊國忠陰謀?”高力士說:“貴妃當然沒有罪,可是,將士們已經殺了她的哥哥,而她仍然留在皇帝身邊,大家怎能放心?將士不安定,陛下也不可能安定。”唐玄宗隻好差遣高力士帶楊貴妃到佛堂,用綢帶將她勒死。楊貴妃時年三十八歲。
二
首場辯論的參加者,是曆朝曆代的詩人。辯論是從價值層麵上展開的:如何評價楊貴妃這個曆史人物?她是不是“安史之亂”的禍胎?從楊貴妃在馬嵬坡香消玉殞那天起,迄於今日,千餘年來,一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詩人們尤其予以特殊的關注。大體上有批判、肯定、同情三種不同的意見。
第一類,持批評態度。以唐代著名詩人杜牧《過華清宮》為代表:
新豐綠樹起黃埃,數騎漁陽探使回。
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
唐玄宗沉湎女色,不理朝政。在各方強烈的要求下,朝廷派出探使,前往漁陽,偵察安祿山的虛實。但是,由於探使接受了賄賂,回來虛報軍情,盛讚安祿山赤心報國,忠於皇上。這樣,唐玄宗便與楊貴妃耽於享樂,日日沉醉在“霓裳羽衣”的輕歌曼舞之中,直舞到“千峰”之上,最後,把整個“中原”都舞破了。詩人運用生動的形象,誇張的手法,寄托深刻的寓意。楊貴妃固然不能直接舞“破”中原,但中原之“破”,卻由於唐玄宗無盡無休地酣歌醉舞,沉湎女色,不理政事。因此,楊貴妃是不能辭其咎的。
白居易的《長恨歌》也當屬於這一類。從“漢皇重色思傾國”到“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舞”一節,開頭的大段描寫反映了禍亂釀成的脈絡,集中渲染了唐玄宗自納娶楊貴妃以後,在宮中縱欲、行樂,終日沉湎酒色的情況。所有這些,都是釀成“安史之亂”的原因。
白居易在新樂府《李夫人·鑒嬖惑也》中寫道:
傷心不獨漢武帝,自古及今皆若斯。
君不見穆王三日哭,重璧台前傷盛姬。
又不見泰陵一掬淚,馬嵬坡下念楊妃。
縱令妍姿豔質化為土,此恨長在無銷期。
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
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傾城色。
詩中說,不獨漢武帝嬖幸李夫人,古代還有周穆王嬖幸愛妃盛姬的事。周穆王為美人盛姬築台,狀如重壘之璧。他在台上懷擁盛姬,共浴夕陽,伴她度過了人生的美好時光。後來盛姬病死,穆王依皇後之禮葬畢,大哭三日。白居易批評他“心輕王業如灰土”,“一人荒樂萬人愁”。詩的最後,落腳在李、楊的愛情上。泰陵是唐玄宗的陵墓,這裏代指唐玄宗。
而批評最為尖銳、嚴苛的,應數南宋時商挺的《驪山懷古》:
女色迷人禍更長,千年烽火化溫湯。
無情一片驪山月,照罷周家又到唐。
詩中以楊貴妃比曾讓周幽王“烽火戲諸侯”的愛妃褒姒,認為她們都以女色禍國殃民,招致動亂。
明永樂年間進士薛瑄《馬嵬》七律,有“號令風行遍九州,六軍何事此淹留”,“路邊三尺妖姬土,長帶千秋萬古羞”之句。“妖姬土”,“萬古羞”,無異於指著鼻子破口罵詈。明末進士王思任的《馬嵬歌》同樣持批評態度:“夜半無人語未寒,大家好住魂先逸。不是三郎負玉環,玉環自引胡兒縊。”意思是,貴妃之死,禍由自取——由於她寵愛“胡兒”安祿山,最後,“胡兒”反叛,她也跟著搭上了性命。
第二類,對楊妃持肯定態度。詩的數量很多,意見也比較集中。唐末至五代時的狀元詩人徐寅題《馬嵬》七絕一首:
二百年來事遠聞,從龍誰解盡如雲。
張均兄弟今何在?卻是楊妃死報君。
詩人題詩時,上距“安史之亂”大約二百年。“從龍”,隨從帝王創業,這裏指跟著唐玄宗逃到四川的人,語含譏刺。宰相張說的兩個兒子張均、張垍,分別官至刑部尚書和九卿之一的太常,可是,卻都接受了安祿山所授的偽職。詩中說,那些大臣們一個個都跑到哪裏去了,隻剩下個妃子,最後以死相報。
清嘉慶進士、山西趙城縣知縣楊延亮《題馬嵬驛》:
孤負憑肩誓後身,六軍相逼太無因。
肯拚一死延唐祚,再造功應屬美人。
清代劇作家洪升《長生殿》寫唐玄宗與貴妃“夜半憑肩私咒”。這裏說,唐玄宗與楊貴妃當年無比親昵,憑肩發誓他生也要相聚,但一切都“辜負”了。
清代詩人李羲文《過楊太真墓》:
馬嵬永訣六龍驂,匹練[1]酬恩意自甘。
拚卻紅顏安反側,美人於此勝奇男。
詩的大意是,楊妃“匹練酬恩”,以安“反側”,美人於此,勝過奇男。
還有清代女詩人萬葉丹的《書〈長恨歌〉後》七絕,也鮮明地站在楊貴妃一邊,直接予以頌讚:
翠羽西行喚奈何,六軍兵諫逼金戈。
拚將一死紓君難,愧殺從行將士多。
第三類,對楊妃之死表示同情、惋惜,代替死者講公道話。這類詩歌占的比例也比較大。
最早的是唐代詩人李益,“馬嵬坡之變”時他已經九歲了,許多事情可說是親曆親聞的。因而他的看法尤其值得重視。李益《過馬嵬》詩:
漢將如雲不直言,寇來反罪綺羅恩。
托君休洗蓮花血,留記千年妾淚痕。
由於寫的是本朝事,李益在落筆時還是有些顧忌的。“漢將”其實就是唐將。詩的中心是代楊貴妃鳴不平:滿朝文武,誰也不肯向皇帝直言相諫。等到賊寇到了,天下大亂,反而把罪愆推到一個女子身上,豈非咄咄怪事!
清代著名詩人袁枚在《隨園詩話》中表示,他對陳玄禮逼死楊貴妃持有異議,在《再題馬嵬驛》詩中指責陳玄禮:
萬歲傳呼蜀道東,鬻拳兵諫太匆匆。
將軍手把黃金鉞,不管三軍管六宮。
“鬻拳”,人名,春秋時楚國宗室後裔。鬻拳因事諍諫楚文王,文王不從。鬻拳乃以兵器威脅文王,強使他改正錯誤。袁枚在此以陳玄禮比鬻拳。
晚唐時的著名詩人羅隱的《帝幸蜀》一詩寫得更巧妙,更尖銳,更具說服力:
馬嵬煙柳正依依,又見鑾輿幸蜀歸。
地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
晚唐中和元年(公元881年),黃巢攻克長安,唐朝第十八任皇帝、終日嬉玩遊樂的唐僖宗李儇,也跟當年的唐玄宗一樣逃往四川避難,躲避了四年之久。詩人借助這件事,對指責楊貴妃的人予以回擊——這回死去多年的“阿蠻[2]”可要站出來說話了:“你看,李儇也跑到四川來了,看來還是不要埋怨楊妃為好。”
無獨有偶,唐末進士韋莊在《立春日作》一詩中發表了同樣的見解:
九重天子去蒙塵,禦柳無情依舊春。
今日不關妃妾事,始知辜負馬嵬人。
那麽,究竟應該歸罪於誰呢?清道光年間進士趙長齡的《馬嵬》詩做了直接而明確的回答:
不信曲江信祿山,漁陽鼙鼓震秦關。
禍端自是君王啟,傾國何須怨玉環。
矛頭所向,直指皇帝,而且有理有據。“曲江”,唐開元年間的尚書丞相張九齡的別稱。張九齡是一位有膽識、有遠見的著名政治家、文學家,當年曾向唐玄宗建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可是,唐玄宗聽不進去,不僅沒有殺他,反而倍加信任。
三
起死人於地下,把這三種不同的見解羅列出來,各抒己見,暢所欲言,確實可以看作是一場別開生麵的辯論。以上是第一場。
那麽第二場辯論的主題是什麽呢?
絕大多數人都承認,根據曆史記載楊貴妃在“馬嵬坡之變”中確實是被處死了。不過,對於她是怎麽死的,死在了什麽地方,卻還存在著激烈的爭議。對此,史家與詩人各有所見,各執一詞。
關於楊貴妃的死因,正史《舊唐書》《新唐書》的本傳和《資治通鑒·唐紀》,以及野史《楊太真外傳》等,都明確地記載是“縊死”。何謂“縊死”?詞典上解釋,“勒人之頸而使之死也”。既然是勒頸而死,自然就不會有血濺出了。可是,到了一些詩人筆下,卻與史家持截然不同的見解。就中尤以唐代詩人為甚。
且看有“詩史”之盛譽的杜甫。“馬嵬坡之變”發生時,杜甫已經四十四歲,可說是同時代的人。恰巧,第二年春天杜甫又到了都城長安。他沿著流經城東南的曲江行走,一時觸景傷懷,感慨萬千。《哀江頭》一詩就是當時心情的寫照。在寫到“昭陽殿裏第一人”時,下了這樣兩句斷語:“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汙遊魂歸不得。”前麵引述的李益詩中,也有“托君休洗蓮花血”的詩句。白居易的《長恨歌》也寫道:“君王掩麵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另外,杜牧《華清宮三十韻》中亦有“喧呼馬嵬血,零落羽林槍”之句。“血汙遊魂”,“休洗蓮花血”,“血淚相和流”,“喧呼馬嵬血”,血,血,血!顯然,在這些詩人的心中,楊貴妃絕非如正史所記是被縊死的。
既然不是被縊而死,那麽“佛堂前”“梨樹下”之類的記載,也就值得懷疑了。這又產生一個死的地方的爭議。相當一部分論者認為楊貴妃死在亂軍之中。且看柏楊白話版《資治通鑒》中關於這段亂象的記載:
吐蕃王國使節二十多人,正攔住楊國忠馬頭,訴苦說找不到飲食,楊國忠還沒回答,士卒們就大聲呼喊說:“楊國忠聯合胡人叛變!”有人一箭射出,射中楊國忠的馬鞍。楊國忠驚駭逃跑,逃到驛站西門裏,士卒們一擁而上,把他亂刀砍死,並像殺豬一樣,剁下他的四肢,用長槍挑起人頭,豎在驛站門口;同時,誅殺他的兒子、國務院財政部副部長楊暄,及韓國夫人、秦國夫人。總監察官魏方進斥責說:“你們怎麽敢謀害宰相?”士卒又把他砍死。最高監督長韋見素得到混亂消息,出來察看,士卒撲上去,用鐵器猛擊他的頭部,打得腦血齊流。
已經失去理智的士卒,多年的積憤無處發泄,實在忍無可忍了,便進行瘋狂報複。冤有頭,債有主。在這種情況下,把罪魁禍首楊氏家族“一鍋端”、剪草除根是他們共同的意誌。既然隨行的兩個姐姐都被殺掉了,楊貴妃也完全有可能死在亂軍兵刃之下。因此,詩人們所寫的未必都屬無稽之談。
其實,詩是完全可以用來證史的。現代史家就頗為推崇“以詩證史”的治史方法,也就是以“詩”為史料來證史、說史,解讀曆史。在這方麵,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的《元白詩箋證稿》做出了楷模式的探索,達到了高妙的境界。關於為什麽可以“以詩證史”,陳先生說得十分清楚:“中國詩雖短,卻包括時間、人事、地理三點。中國詩既有此三特點,故與曆史發生關係。把所有分散的詩集合在一起,於時代人物之關係,地域之所在,按照一個觀點去研究,連貫起來可以有以下的作用:說明一個時代之關係;糾正一件事之發生及經過;可以補充和糾正曆史記載之不足。”
當然,有些史家對“以詩證史”的做法持有異議。他們認為,包括詩在內的文學創作,固然需真實的史實為原形素材,尤其是詩史性的作品,紀實成分很大。但是文學作品畢竟有特殊的品格——既可虛構,也可紀實,它對“史實”的處理方式遠比史學來得自由,所以不能無條件地據此進行論證。
這場辯論的結果,也許無法“定於一”,但多一種認識就多開辟一條解讀的渠道,對學術研究終究是有所裨益的。我更加關注的問題是,為什麽會發生詩人詠歌與史書記載不一致甚至大相徑庭的現象。我認為,這是一個更加有趣、也值得深思的研究課題。這裏有三個因素:一是詩人詠歌與史書記載所據史實的來源渠道不盡一致。史書記載來源於官方的正式文件,包括史官記載的種種資料;而詩人記載的則是當地——有的還在當時,如杜甫、李益等——口耳相傳的傳說,也不排除軍中將士、當地民眾等某些親曆者的見聞;二是出於“為尊者諱”和其他某種考慮,官方史料存在著規範化、統一性、選擇性地事後精心加工的特點;而詩人所聽到的,當是雜遝的、錯亂的“言人人殊”的信息,同樣存在著整理、加工的成分;三是就史料的嚴謹性、規整性來說,或者就對待史料的態度來說,正史有特殊的品格,因為史家強調“無征不信”;而詩人則相對情感化一些,不可能、也不要求他們必須“出言有據”。
職是之故,把詩人列為承辯者的一方,是完全必要的、正當的。
四
如果說,第一場辯論的三方都是詩人;第二場辯論的雙方是詩人與史家;那麽第三場辯論則是民間口頭傳播者及當代某些學者為一方,古代的史官與史家為一方。這場辯論的主題是:“馬嵬坡之變”中楊貴妃究竟死沒死?如果沒有死,那麽她的下落何在?
史家認為,楊貴妃之死是鑿鑿有據的。《資治通鑒·唐紀》中專門記載了這樣一段:唐玄宗下令把貴妃屍體抬到驛站庭院,召喚陳玄禮等將領進去察看。陳玄禮看過後,叩頭請求寬恕,唐玄宗慰勞嘉勉,命他們向士卒解釋。說明楊貴妃確實死了,並經陳玄禮等人確認。這還有疑問嗎?
可是民間傳說認為,那場動亂中楊貴妃並未死於馬嵬驛,而是輾轉流落到了民間。這種觀點在史學界根本未予置信,甚至連考證與駁辯的興趣也沒有。他們分析認為,持“未死論”者大約出現在晚唐至元明之間,一些民間文學口頭傳播者,出於善良的願望,覺得這樣美麗的妃子不該死去。他們雖然同屬底層人物,但與當事的造反軍民不同,對於唐玄宗的**逸、楊貴妃的驕奢沒有切膚之痛,已經脫離了憤怒,對這位“犧牲品”“替罪羊”抱有同情與懷念。
但出乎意料的是,著名學者俞平伯先生在《長恨歌的質疑》和《從王漁洋講到楊貴妃的墓》等文章中明確指出,楊貴妃輾轉到了日本定居。經過對白居易《長恨歌》和陳鴻《長恨歌傳》的考證,俞平伯得出了楊貴妃並未死於馬嵬驛的結論。歸納起來,論據大致有三:一是《長恨歌》中寫楊貴妃馬嵬之死閃閃爍爍,證明楊貴妃並未死於馬嵬坡。而當時六軍嘩變、貴妃被劫、釵鈿委地,詩中明言唐玄宗“救不得”,則正史所載“賜死”之詔旨,當時絕不會有;二是據陳鴻《長恨歌傳》所言,“使人牽之而去”,顯然,貴妃已被使者牽去,藏匿到遠地了;三是《長恨歌》說唐玄宗回鑾後要為楊貴妃改葬,可是“馬嵬坡下泥中土,不見玉顏空死處”,竟連屍骨都找不到,進一步證實貴妃未死於馬嵬驛。
當代學者王菡一篇文章中有這樣一段話:
關於楊貴妃之死,很成為前些時間的熱門話題,而在數十年前,俞平伯就曾根據《長恨歌》及《長恨歌傳》提出楊貴妃沒有死在馬嵬坡的觀點,周作人自日本朋友處知道日本山口縣有楊貴妃墓,及有關楊貴妃在日本的一些傳說,便寫信告知俞平伯先生。俞平伯複信中曰:“傳說雖異,證據亦足為鄙說張目,聞之欣然。不知能否由日本友人處複得較詳盡之記敘乎?”如此往返討論的幾封信,今天尚可看到,亦是難能可貴了。
由此可知,俞先生的論點也是獲得知堂老人的支持的。
說到楊貴妃日本有墓,我忽然想起了一件往事。2008年3月中旬,我率領大陸作家代表團訪問台灣地區,到日月潭觀光,接待我們的是南投縣文化部門的一位文學博士。在同我們交談時,他說,有一次訪問日本見到了楊貴妃的墓,便問有關人士“根據何在”。
答複是:“你們中國古代的白居易寫得很清楚嘛!”
博士反詰:“楊貴妃不是死在馬嵬坡嗎?《長恨歌》裏分明講:‘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
日本朋友的答複是:“《長恨歌》裏還講:‘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海上仙山在哪裏?就是日本嘛!”
博士說:“這種顛倒迷離的仙境,原都出自當事人與詩人的想象。”
日本友人答複:“什麽不是想象?‘君王掩麵’,死的是丫鬟還是貴妃,誰也沒有看清楚。所以才說‘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
博士最後對我說,想一想,日本友人所說的也許有些道理。其實,李商隱的七律《馬嵬》更值得注意。它在一開頭就說:“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對於楊貴妃逃亡到日本的傳說,可算是進一步的佐證。
據我查到的信息來看,日本民間和學術界有這樣一種看法:當時,在馬嵬坡被縊死的乃是一個侍女。禁軍將領陳玄禮愛惜貴妃貌美,不忍殺之,遂與高力士合謀,以一侍女代死。而楊貴妃則由陳玄禮的親信護送南逃,行至現在上海附近,揚帆出海,飄至日本久穀町久津,並在日本終其天年。
據日本學者渡邊龍策在《楊貴妃複活秘史》一文中考證,楊貴妃逃出馬嵬坡後,得到舞女和樂師的幫助,輾轉到了揚州,在那裏見到了日本遣唐使團的藤原製雄,在藤原的協助下,搭乘日本使團的船出海,在日本的海邊漁村久津登陸,時間為公元757年。到日本後,楊貴妃受到天皇孝謙的熱誠接待。後來,楊貴妃以她的智謀幫助孝謙挫敗了一次宮廷政變,從此名聲大震,獲得日本人民尤其是日本婦女的好感。至今,還有日本婦女說自己是楊貴妃的後代。1963年有一位日本姑娘,向觀眾展示了自己的一本家譜,說自己是楊貴妃的後人;日本著名影星山口百惠也自稱是楊貴妃的後裔。
現在,日本本州島西南端、與亞洲大陸隔海相望的山口縣,有一個名為“久津”的海邊漁村,那裏有一座楊貴妃墓,已經被列為國家級保護文物。京都等古城還有楊貴妃的塑像。
[1]縊死時用的綢條。
[2]唐玄宗的小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