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三 《論語》一書的核心概念

要讀懂《論語》,必須掌控這本書的核心概念,知曉“儒、禮、仁、孝、恕、知”六字的形、音、義由來,以及它們在《論語》一書中的活用。因為它們是夫子之道的基石。

“儒”字在《論語》一書中僅見《雍也篇》:子謂子夏曰:“女(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儒是什麽意思?什麽是君子儒?什麽是小人儒?

從文字學的角度講,儒字從人需聲,是一個典型的形聲字:“人”為類旁,表示與人有關;“需”為聲義旁,表聲且表沐浴義(“需”字從“雨”,從源自胡須的象形字“而”,意謂雨水從頭淋下)。儒便是沐浴幹淨的人。因為古代主持喪葬祭祀的司儀,在行事之前必定要沐浴而後更衣,所以又特指此類司儀。因為這類人在操持喪葬祭祀時通常穿寬大的袍子,腰係繞了一圈又一圈的束帶,古代又稱之為“縉紳”先生。例如《漢書·郊祀誌上》:“其語不經見,縉紳者弗道”。現今,人們將此類人物稱為“執事”或“主持”。

孔子的第一職業便是“儒者”。弟子們投奔孔子門下,也是奔著學做一介“儒者”而來。所以,孔子對子夏說:你不要滿足於僅僅作一個小人儒,隻能為平民百姓辦理喪葬祭祀。你應該努力學習,立誌做一個君子儒,能為達官貴人操持禮儀之事,還要能出仕為官。

漢高祖劉邦祭祀孔子

《論語》一書中,有一個人名叫孺悲。《陽貨篇》說:“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孔子不想收他為弟子,故意避而不見。《禮記·雜記下》載:“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意思是說,魯哀公派遣孺悲前往孔子處學習士喪禮,後來便有了《士喪禮》這本書(孔子後來何時收孺悲為弟子,史書無載)。

這個“孺”與儒者之“儒”都以“需”字為聲義旁。孺悲也是一個“儒者”。

儒家的職責和業務是操持喪葬祭祀,目的是通過辦理各項儀程而收取禮金(這一點自古至今相同)。所以,自古以來的儒家有三大特點:一、一定要說這些規矩和禮儀是聖人製定,是祖先們遺留下來的;二、凡禮儀規程一定要繁雜重複,越繁複越繚亂方能顯出儒者的重要性和自身價值;三、沒有盡心盡力操辦喪葬祭祀的人,皆為不孝之徒。忘卻“慎終追遠”便是大逆不道,一定要發動民眾群起而攻之。

孔子在齊國時,齊景公曾問政於孔子,想任用孔子。但是,齊國的執政大臣晏子則對景公說:“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遊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祥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參見《晏子春秋》)

作為儒家的反對者,晏嬰在這段話語中曆數“儒者”的弊害:“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祥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描述得可謂一語中的。

拜讀《論語》,一定要知曉孔子的第一職業便是儒者。因廣攬弟子,率眾以為禮俗,孔子成為儒者、儒家和儒教的先驅。孔子辦學,實際上是辦了一所喪葬禮儀職業學校。

“禮”(禮)在《論語》一書中出現75處,是孔子學說最核心的概念。

齊景公向孔子詢問政治

“禮”的本義為祭祀時的禮儀。《說文解字》釋為“禮,所以事神致福也”。例如,《書·說命中》:“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引申後,又指各種禮儀中所包含的與當時的等級製度相適應的行為準則和道德規範,即禮製。如《禮記·曲禮上》:“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又由此引申指一個人在特定場合應具有的禮節儀態,即禮數。

《論語》一書中,“禮”字的用法不外乎以上三種詞義。如“禮之用,和為貴”。這個禮字用為禮儀。“克己複禮為仁”一句中的禮,則用為禮製。“恭而無禮則勞,勇而無禮則亂”。其中的禮便指禮數。

顯而易見的是,禮儀是儒者操持喪葬祭祀,以及朝會會盟時的憑借。儒者憑借一套設計好的程序和規定好的儀態行為(多為相沿傳守遵行之成法),讓在場的每一個人聽從指揮,畢恭畢敬地磕頭作揖,畢恭畢敬地焚香灑酒,或前進或後退,或發聲或靜默。孔子是一介儒者,孔子以“禮儀”為自己的衣食父母,在《論語》中多處談及“禮”,乃是自然而然之事。

孔子認為,既然一介儒者在祭祀禮儀場合能指揮若定,讓所有人都聽從指揮。那麽,為什麽不把這種禮儀擴延到政治之中,讓除了君主以外的所有人都聽從一人指揮,進退有據,按部就班。隻要這樣做了,天下無道的社會一定會變換成一個天下有道的社會。隻要堅守周公製訂的禮製,禮崩樂壞的局麵一定會改觀,隻要人人都遵禮循德,“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一定能再現周公製禮時的西周盛世。

孔子是這樣想的,所以他為自己張揚出一麵禮製大旗,上麵書寫了“克己複禮”四個大字。禮,因而成為夫子之道的核心概念,成為儒家追逐的目標。

“仁”在《論語》一書中出現109處,每每扼據孔子學說諸多文句的咽喉。什麽是“仁”?“仁”與“禮”是何種關係?曆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仁”是典型的會意字,從人從古文上(“上”在古文中作“二”,構形源自一物放在一物之上)。“仁”字的本義為社會的上等人,即上層統治階層,與“民”為相對概念。注意:“元”字也從人從古文上,隻是與“仁”字的相位不同。

由於上層統治階層中的人有好也有壞,因此,引申指上層統治階層中的優秀者、精華們,這就是“仁者”概念的由來,這就是果仁之仁的由來。又由此引申指上層統治階層中優秀者的品德,即“仁德”。

“仁者愛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其中的“仁者”指上層統治階層中的精華們。《國語·晉書一》雲:“為人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愛親”和“利國”是仁者的行為準則。

《雍也篇》載:“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孔子讚揚顏回能夠三個月不違背仁德。這裏的“仁”便指仁德。

由於“仁”字有三重詞義,“仁德”又涵蓋多項標準,因而,孔子對“仁”有了多重解答:

(樊遲)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雍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雍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陽貨》)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顏淵》)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複禮為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

孔子心目中的仁德標準,包含了“辛勞,愛民,恕,克己,無怨”,以及“恭,寬,信,敏,惠”等諸多德行品質。

在《論語》一書中,“仁者”又等同於“仁人”。如:子曰:“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仁者”一詞又等同於“善人”。如: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跡,亦不入於室”。(《先進》)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子路》)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子路》)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堯曰》)

總之,“善人”與“仁者”異名同實。

值得注意的是,《說文解字》一書對“仁”字的解讀是錯誤的:“仁,親也,從人從二”。許慎認為“仁”字從人從二,詞義是兩人親愛。由於許慎的錯釋,後世《論語》注釋者對“仁”字的解讀都有不同程度的謬誤。

由於“禮製”社會是孔子心中的目標,因而仁者是為之奮鬥的“誌士仁人”。仁者的責任便是“克己複禮”。“仁德”更與一個人的“禮數”相呼應,這就有了孔子倡導的“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其心三月不違仁”,“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

總而言之,複禮是仁者的目的,仁德是克己複禮的途徑。君子因而要三省吾身,君子因而要修身,並由此到達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境地。

“孝”在《論語》一書中出現19處。雖然頻率不高,但卻是以“禮”為目標,以“仁”為核心的夫子之道的基石。

在孔子的教導中,孝子的行為必須合乎“禮”:“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日常生活中要做到“色難”,即承受父母的臉色。“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事父母,能竭其力”,“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父母亡故後要做到“喪事不敢不勉”。還要“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其中有兩點在“孝道”中格外耀眼: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誌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父母有不妥之處(包括違禮違法行為),應該適當勸說。自己的想法不被父母聽從,仍然要對父母恭敬,不違背父母的意願,按照父母意願去做且沒有怨言。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父親做了壞事,兒子必須替父親隱瞞。

“又敬不違”和“子為父隱”是孔子孝道的特別之處。如果父親是殺人犯,強奸犯,甚或叛亂分子,孝子又該如何辦呢?

儒家大力張揚“孝道”的直接目的,是出於職業需求。講孝道,無非是為了讓每個人都“事之以禮,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慎終追遠,無非是讓“儒者”多多承辦喪葬祭祀冠婚嫁娶,有“禮金”可拿。

“孝道”的社會學意義,在於它可用來維係父係宗法製,使小農私有經濟的基礎,即父係家庭和父係家族製得到維護。“孝”在東亞農耕社會的不可或缺,早已由曆史得到明證。這就是孔子在血緣族群共有製崩潰,小農私有農耕製產生後,大力張揚“孝道”的社會基礎。這也是孔子能夠成為後世兩千多年封建社會“至聖文宣王”的原因。

在儒家心目中,孝不僅事親,還可擴延到事君。因此,《孝經·開宗明義》:“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孔子則認為:“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儒家倡導以孝事君,君主則明令以孝治天下。孝由修身齊家的工具擴大化成了治國平天下的工具。

《論語》一書載,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君主倡導孝慈,天下臣民便會回報以“忠”。因而孝是夫子之道,即禮製社會的基石。忠孝兩全因而成為中央集權專製社會的道德基石和法哲學原點。這就是年幼失怙的孔子從未在父母身邊盡過一日孝,卻要大力張揚“孝道”的原因。這就是儒學被後世升格為儒教,成為封建社會治國綱常的原因。

“恕”在《論語》一書中出現過兩次: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衛靈公》)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己矣”。(《裏仁》)

從孔子對“恕”的界定來看,“恕”的詞義是以仁愛之心推己待人。那麽,“恕”字的本義又是什麽呢?

“恕”是形聲字,從心如聲:“心”為類旁,表示與心意有關;“如”為聲義旁,表聲且表順從義(“如”字從女從口,構意源自小女孩的乖巧聽話)。由此可見,“恕”的本義為內心裏的順從,即用自己的心去感知別人的心意。引申後,又有原諒、寬恕義。如《戰國策·趙國策四》:“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竊自恕”即私下裏自己寬恕自己。

《論語》中的兩個“恕”字,一個用其本義,即內心順從。如“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句。然而,“恕”在“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一句中則用為寬恕。意思是說,臣下對待君主,一是忠誠,二是寬恕。言外之意是說,臣子們看見君主的過錯和邪惡,要寬恕諒解,要視而不見。

究其根源,孔子生活在一個正待變革的世襲等級製社會中。由於君主和貴族是世襲的,孔子對君主不作評價,君主不論好壞,不分賢愚,一概要對之忠誠。

孔子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例如,孔子誇讚楚國的子文子三次登上令尹這個官位沒有表現出高興的臉色,三次被罷官,更沒有流露出怨恨的顏色。能做到這一點乃是因為臣下心中對君主有一個“恕”字。

衛出公搶了其父的君主位置。出公想請孔子擔綱為政。子路問,夫子要怎麽幹。孔子說,一定要“正名”。子路認為孔子太迂了。孔子大罵子路,並說了關於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的一大段話。孔子的正名,便是為衛出公正名,既然出公已成為君主,這個君主便神聖不可更換,即便君位原本應是其父的也不行。

陳成子殺了齊簡公。孔子沐浴後去朝見魯哀公,說:“陳恒弑殺國君,請您出兵討伐。”哀公說:“你去告訴那三個公卿吧。”孔子前往孟孫、季孫、叔孫處報告,都沒有答應出兵。孔子說:“憑借著我做過下大夫,不敢不來報告啊。”

齊簡公是齊悼公之子,公元前484—前481年在位,即位前曾流亡於魯國。悼公死後回國即位,即位不久即派師伐魯,在艾陵之戰中大敗,由此引發與其臣陳恒(《史記》作田恒)的矛盾。魯哀公十四年被迫出奔,隨即為陳恒所殺。陳恒殺了無能且毫無道義的齊簡公,自立為君,齊國從此成為田姓的天下。也許,正因為這一變故,魯國被楚國滅後,齊國仍成為戰國七雄之一。

就是這樣一件事,孔子三番五次請求魯君出兵誅殺陳恒,原因在於陳恒是臣,齊簡公是君。即便君主壞得腳底流膿,壞得無恩無義,做臣子的也隻能“恕”。

恕,還可見於孔子對侍衛靈公,以及對待公山弗擾和佛肸的召喚上。這些人在行為上,或在道德上都有欠缺。孔子對之視而不見,便是出於“忠恕而已”。

這就是“忠恕”並列的“夫子之道”。這就是孔子被後世君王們格外愛戴,被奉為“素王”,被奉為“至聖文宣王”的原因之一(客觀地講,這種忠恕之道對中央專製帝國是有益的。現代民主社會的律條是:即便是最偉大的領袖,有最偉大的功績,哪怕做了一點點壞事,也應受到法律追究)。

“知”在《論語》一書中出現118處。關係到孔子認識論的來源及方法,因而是一個關鍵文字。

更為重要的是,此字乃是一個簡省假借字,即從“智”字簡省而出(省去下邊的目標字根“日”)。“知”字因而可作知曉、知道講,如“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不知禮,無以立也”。(《堯曰》)也可以用為“智”,如“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子罕》)

現將“知”字的形、音、義由來解讀如下:

孔子把“知”分為“生而知之者”和“學而知之者”兩類。對後者而言,學與思必須結合:“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孔子認為自己不是“生而知之者”,僅僅是一位天下好學之人:“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公治長》)。因為自己是“學而知之者”,所以孔子提倡“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為政》)

孔子認為,知的內容主要是命、禮、言。“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不知禮,無以立;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堯曰》)其中的“知命”為知曉天帝之命;“知言”乃是通曉《詩》。所謂知禮,便是成為一個合格的儒者,無論是小人儒,還是君子儒。

值得注意的是,《論語》首章“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其中的“知”用為“智”。人不知,即人不聰明。以往的學者將其解讀為知曉。這就與同篇的“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一句形成無法通解的矛盾(既然“不患人之不己知”,何必要強調“人不知而不慍”呢?)。

知曉“儒、禮、仁、孝、恕、知”六個基本概念的形、音、義由來,知曉它們在《論語》一書的具體應用乃是理解夫子之道的一把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