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所謂兄弟

談起周作人，聽魯迅在病中休息的時候是這樣敘說的：“我的小說中寫人物時不是寫老大就是寫老四。因為我是長子，寫他不好的時候，至多影響到自身；寫老四也不要緊，橫豎我的四兄弟老早就死了。但老二老三絕不提起一句，以免別人誤會。”從這裏也可見魯迅下筆時的字斟句酌，設想是多麽周到。有時茶餘飯後魯迅還會很隨便，很自然地感歎出自己所遭遇的經過。他很淒涼地描繪了他的心情，說：“我總以為人不要錢總該可以家庭和睦了罷，在八道灣住的時候，我的工資收入，全行交給二太太（周作人之婦，名信子），連周作人的，不下六百元，而每月還總是不夠用，要四處向朋友借，有時借到手連忙回家。又看到汽車從家裏開出，我就想：我用黃包車運來，怎敵得過用汽車帶走呢？”原來家內人不斷的大小輕重的生病，都常常要請醫生到來，魯迅就忙著應付這些差事。從沒有計算自己的時間和精力。那麽他們每月收入有六百上下（魯迅三百，周作人二百四十），稿費在外，都哪裏去了呢？魯迅說：“她們一有錢又往日本商店去買東西去了，不管是否急需，都買它一大批，食的、用的、玩的，從醃蘿卜到玩具，所以很快就花光了。又訴說沒有錢用了，又得借債度日。”有似帝國主義者榨取剝削的態度，她們的心向著日本，要照顧日商。中國人的家庭，她是以奴役者的姿態出現的。他們用一個總管叫徐坤的，這人精明能幹，什麽事都可以妥托。如周作人父子共有三部黃包車，那包車夫的聘請和工資都經徐坤的手，連周作人買雙鞋子，訂造件大衣，都是由徐坤叫人來做，這就可以有大筆的從中取利的機會，這是舊北京人的老習慣，人所共知的。不但如此，徐坤的家眷，就住在比鄰，隻隔一道低矮的牆頭。魯迅住在頭一進的外屋，每天上班前就會親自看到徐坤從牆上把食用物品從牆頭送出。魯迅看得多了，有一次就向管家的二太太說出這不平凡的寄生生活情況。信子把徐坤叫來，不是責罵徐坤，而是說：你為什麽要給他（指魯迅）看見。意思是這些事可以做，就是瞞過魯迅好了。有一回小孩在窗下玩火，幾乎燒起來，被魯迅發覺很緊張，認為應該訓誡，她們聽了很不舒服，仿佛玩火也不要緊，隻要不被魯迅看見好了。在魯迅呢，艱難締造的新居，是經過無數心血，花了無可計量的精力才得完成的果實，自然珍視。就一般人來說，也沒有看到孩子玩火而不加禁戒的。她們別有髒腑的行動，魯迅哪裏料想得到。也許這些日常瑣屑，正為進讒資料，而周作人視而不見，惟整日捧著書本，其他一切都可列入浪費精力和時間之類的處理生活方法，也做成日積月累的意見不同處。魯迅還提到周作人時常在孩子大哭於旁而能安然看書的好氣量，他說，“要是我就不能夠做得到。”

又，魯迅經常自己借債維持整個大家庭的開支，如果節約一些，不是免得多向外借一些嗎？有時借款是輾轉托之他人，向銀行納高利貸來的。在這裏我就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畢生為了他哥哥還不完的債艱苦生活的情況，覺得世界上真有這樣的老好人，在中國算是無獨有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初以為自己還年輕，沒有負擔，籌還哥哥的債隻要努力一下就可以了。殊不曉得利上加利，就致有破產入獄的威脅到來，甚至帶病寫作還債，直至晚年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前才清理完這一生纏擾不清的債務。據魯迅當時所想的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類似，他說：“自己負擔輕，他們需用，就交給他們用好了。”魯迅除了負擔八道灣絕大部分家用之外，連日本人信子們的父親羽太家：每月家用的接濟，兒子重久三次到中國和在日本不時的需索以及軍營的所需費用，及第三個女兒福子的學費，也都是由魯迅每月收到工資，即行匯出的。後來魯迅被趕出八道灣之後，常常感歎地說：“我幸虧被八道灣趕出，生活才得有預算，也比較的不愁生活了。”對照以往生活的緊張情況，後來可以量入為出，也可以接濟一些急需求學的青年，可說利用資財得更有意義了。而周作人的人生哲學也另有一套，他知道了徐坤的貪汙後，向人表示：如果換掉徐坤，要他自己去辦身邊事務（如自己衣著之類），就要減少許多看書的時間，劃不來的。所以他不是不知道徐坤之壞，而是壞之中能解決他的問題就好了。其實還是好逸惡勞的舊知識分子的態度，專門剝削別人的勞動，對魯迅也如此。魯迅的辛苦經營，他哪裏體會得到呢。這不是冤枉他的，有事實為證：人們隻要翻開魯迅日記，在1919年，魯迅奔忙看房子，最後找到八道灣，後又修理房子，隔天去監工，又接洽警局、議價、收契等等，費了無數心血，又四處奔走借貸，甚至向銀行納短期高利借款，大約除了紹興賣祖屋千餘元之外，全部共四千金之譜，到諸事略備了的時候，周作人才回到北京，全家逛完農事試驗場園之餘，才坐馬車來看新屋。這之前，周作人幹什麽去了呢？他這年3月間就從北京大學請了假，全家去日本遊玩去了，中間回來北京，過不幾天又去了。直到新屋成交之前，魯迅先行另租了幾間房子，粉刷好了，備辦了家具，一批人，包括周作人家屬和日本小舅子重九才浩浩****的重回到北京。若說周作人也曾費過勞動力了，確也是的，就是去了警局一趟領回房契一張。大約這就是他留出時間、精力寫作之故罷，然而跑向日本，難道不花精力與時間嗎？關於這張房契，也有一段故事：魯迅不自私，原來立房契之時，他如同寫文章用兄弟的名字一樣，也要寫上房主是周作人的戶名，但經教育部的同事勸說才用了周樹人的名字，後來把魯迅趕出八道灣。周作人原先紹興賣祖居時就想分掉款項花用，被魯迅堅持再買回房屋在北京，以便他們大家至少有地方好住而打破了他的計劃。這原是為他們設想的好意，但見錢就花，從不計較長遠的周作人是不管這些的。這時又故態複萌了，要把八道灣屋也賣掉。風聲傳到魯迅耳裏，說：“賣掉是可以的，不過我也得分一份。”這時魯迅就想起了教育部那一位同事的預見了，用了周樹人的戶名不是那麽容易賣掉，魯迅活一天，就得等候他首肯簽名才能變賣。這事才擱置了廿多年，待魯迅在上海逝世了，周作人做了漢奸，煊赫一時，他就把房契換到他自己名下，算是他的。則照例就該沒收歸公。但政府的寬大，成了他竊據的便利，這是後話。亦可解答一部分人的意見，以為他們兄弟不和之原因所在，是物質關係。魯迅在八道灣住的時候，初時每月工資不欠，比周作人還多，又忠心耿耿的全部交出，兼以向朋友告貸，這樣的人，在家內開支是一個得力助手，要得的。後來開始欠薪，加以幹涉到人事方麵，就妨害了主人的權威，討厭起來了。從母親那裏聽到過一個故事：在《呐喊》《鴨的喜劇》裏不是談到過愛羅先珂先生和鴨的喜愛嗎？愛羅先珂住在八道灣，和他們家人也熟識了之後，他又懂得日語，語言上沒有什麽不便利，有時談起婦女應該搞些家務，“也屢次對仲密（周作人筆名）夫人勸告，勸伊養蜂、養雞、養豬、養牛、養駱駝”。也就是現在所謂之搞副業罷。“有一天的上午，那鄉下人竟意外的帶了小鴨來了，咻咻的叫著”，“於是又不能不買了，一共買了四個，每個八十文”。喂小鴨的光榮任務首先要找飼料，南方是容易得到的，田邊、水上的小蟲，鴨自己就會尋食。至於在北京自家水池，那就又要煩勞徐坤去找。那徐坤卻不費事，用高價（北京較難得，故昂貴）買來了泥鰍喂鴨，算起來買泥鰍的錢比買小鴨價還要大，這個副業也就可觀了。在愛羅先珂先生或者以為忠言可以入耳，在又一次談家常中談些婦女應該如何如何的話。話尚未完，信子已經怒不可遏，聽不入耳，溜之大吉了。而言者因看不見，還在那裏繼續不斷地說下去。對朋友如此不禮貌，對家人自然更甚了。魯迅有時還為周作人原諒：說他“太木”（紹興語，不知不覺的意思），也許這些都瞞著他的。後來不久愛羅先珂先生也離去了，究竟是否住不下去而走的呢，母親沒有說明。

但魯迅確是搬走了，用魯迅自己的話說，“是被八道灣趕出的”。

從日記的記載，從魯迅詩集的描寫：“何事脊令偏傲我，時隨帆影過長天！”並有跋言雲：“嗟乎，登樓隕涕，英雄未必忘家，執手消魂，兄弟竟居異地。”詩和跋，印證以魯迅日記與“二弟”通訊的頻繁，寄書籍的不間斷，人間友愛，弟兄之情，怡怡然異乎尋常。故親日運籌帷幄，安排生活，勞累匪所計及。用魯迅自己的打算說，“是讓別人過得舒服些，自己沒有幸福不要緊，看到別人得享幸福生活也是舒服的”。真是做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的地步而無愧。

這樣過了無數的日子。從日記看出：1923年的7月3日還“與二弟至東安市場”等處，7月14日就寫著“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肴，此可記也”的話。到7月19日“上午啟孟自持信來，後邀欲問之，不至”。魯迅在橫逆忽來之下，帶著連日患著的齒痛，到8月2日搬到磚塔胡同去暫住。這期間，又帶病看屋，另找住處，接著母親又生病起來，又陪去看病。到9月24日，魯迅真個病起來了，24日記著“咳嗽，似中寒，”第二天又記“夜服藥三粒取汗”，到10月1日“大發熱，以阿思匹林取汗，又瀉四次”。但一樣的去講課。10月8日又記著“以《中國小說史略》稿上卷寄孫伏園，托其付印”，自後一麵仍教書、看屋、診病，到11月8日才記著“夜飲汾酒，始廢粥進飯，距始病時三十九日矣”。

在周作人親自送來的一封信，外麵寫“魯迅先生”，信裏麵除了同樣的稱呼以外，開頭的一句是“我昨日才知道……”，從這幾個字毫無疑問是聽信別人之言了，魯迅要追問情由，然而周作人毅然不顧。到了1924年，魯迅經過脅痛，校醫雲是輕症肋膜炎。3月間，似乎是在“閑居養病，雖間欲作文亦不就”。但到4月的日記，除日常工作外，又看到“寄季市以《小說史略》講義印本一束，全分俱畢”的完成另一件工作告訴朋友。

在又一次的“看屋”“修理”，經營複經營之下，於1924年的5月25日“星期 晴 晨移居西三條胡同新屋”，在日記中作一記錄。到了6月11日的日記是“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詈罵毆打，又以電話召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終取書器而出”。這寥寥數語，亦可臆測大概。其實更有甚於此的，據魯迅告我：見他們的氣勢洶洶，叫朋友幫忙的態度時，魯迅就說：“這是我周家的事，別人不要管。”張、徐就此走開。而周作人竟拿起一尺高的銅香爐，正朝魯迅頭上打去，又經別人搶開，才不致打中，這時候又數說了許多不是處。魯迅當時就答說：“你說我許多不是，我從在日本起，因為你們兩人每月隻靠留學生的一些費用不夠，才回國做事幫助你們的，這總算不錯了罷！”當時周作人一揮手（魯迅學做出手勢）說：“這以前的事不算！”就這樣鬧開了。事後聽魯迅分析事情的經過說：“周作人曾經和信子吵鬧過，結果她鬧得比他還凶。自此周作人考慮到，要對家內求得安寧，就得把阿哥犧牲也在所不惜，二者相權，是較為得計的。”但現在阿哥又可以賣錢，寫寫阿哥的事情也可以投機，就吮吸死人也可以營養自己的身體了。如其說對阿哥怎麽怎麽好，那是蒙蔽世人的詭計，天曉得究竟是怎麽回事。

經過這樣並不光彩的鬥爭而向信子軟化的結果，進一步就是向敵人投降，國事、家事都一樣。從此信子就更加跋扈，另一方麵自然就是周作人更加遷就。那麽友愛的兄長都可以犧牲了，其他自亦不在話下。從這條路線追尋下去，魯迅說：“她們（指日婦們）剛從日本歸來，住在紹興，那裏沒有領事館，她們還是處在中國人的圈子裏，發脾氣撒潑起來，至多裝暈死過去。有一回她的兄弟重久在旁，拆穿她的裝腔作勢，說不要理她，自己會起來的。這才把長久嚇得家裏人對她死過去束手無策的戲法拆穿了。待一到北京，她就跑日本領事館，事事請教日本人，一有風聲鶴唳，就扯起日本旗。”她們唯恐日本不侵略中國，日本來了，她們有好處，這就是她們的賣國目的，也就是周作人之流的漢奸賣國賊說法：中國工業不如日本，農業中國，工業日本，請日本人來治理中國的亡國政策。所以說，日本女人的看法不對，還更是漢奸周作人的賣國思想不對。魯迅是何等樣人，對這種思想暗流的日見顯著，其不和是有由來的了。周作人的連處理家務也怕麻煩的性格，眼前利益又使他迷失了方向，既可做高官（偽），又有厚俸，更兼婦人的自動投靠促進，於是一拍就合，把民族利益輕於個人利益而落得個漢奸收場，這是他們兄弟二人各殊行徑的大分野。這裏是一個知識分子隻計較個人眼前苟安享受，忘了國家民族氣節的典型發揮到高度的、不可救藥的程度的反麵教材。後來他在北大投靠胡適，魯迅就知道這人的不可救藥。是對人們的教育有深刻意義的。魯迅的被侮辱與損害，就在其次了。

據魯迅分析：“三一八”慘案發生以前，周作人的態度還是好的，是和大家一致向黑暗勢力作鬥爭的，因為並沒有直接威脅到他的生活。待到1926年9月，女子文理學院[1]又第二次被任可澄教育總長同林素園校長率警察廳保安隊及軍督察處兵士四十左右，馳赴女師大，武裝接收（見《華蓋集續編》），到校硬指徐某為共產黨，眼看當場又想捕人的時候，周作人考慮到切身利害，不敢再鬥下去了。曾在《語絲》96期《女師大的命運》那篇文章上，豈明（即周作人）說：“經過一次解散而去的師生有福了。”其意即指留下的人是不幸的。不幸而要幸，流亡生活又不舒服，則惟有朝著當權者的旨意行事，則不難設想：誰當權就順從誰，個人目前既得溫飽，又免於政治（漢奸霸占的局麵）的迫壓，事後還可以打扮自己為入地獄的菩薩，總勝落入日本人之手一籌，以告無罪於人的苦心撒謊話，冀求人們諒解以自解嘲，終至於其所行為，前後判異。以與魯迅的骨頭最硬，絕不妥協的精神迥異。一則隻顧個人，一則全為大眾，距離稍異，總賬則懸殊實甚，真可謂履霜堅冰，其來有自了。有時魯迅又會意味深長地說到自己：“我幸而跑到南方來，看到、學到許多有意義的教育，如果仍留在北京，是不會有那麽些東西看到的。”但周作人卻對人說；“我不到南方去，怕魯迅的黨羽（指左聯的人們）攻擊我。”黑暗的土撥鼠是見不得光明，就自在瞎說。這些年來黨和政府的寬大，不但安排了他的生活，還讓他安靜地寫作，這不就證明了他對黨的不信任和自己的卑劣無恥嗎？生存決定意識，物質環境之於人，關係甚大。過著苟安的生活，隻知有己而不知有別人，以榨取別人為得計的一張偽善者的態度，誠如夏蟲之不足語冰，轉瞬秋涼已屆，則成為寒蟬無聲，於人無益，於世無補的生活。在我們今天學習了社會主義教育，一切為了社會主義，忘我地勞動，忘我地生活。把舒適的生活放在後頭，留給別人，這是偉大的社會主義風格。我們不會有而且唾棄周作人式的隻圖自己免於勞累，由著別人供我效勞的生活方式，也就痛惡這種生活方式而以為鑒戒，這就是寫這回憶所想到的、所要說的話。當然周作人之流看了是不會歡迎的，然而這是事實，是千千萬萬研究魯迅所關心的事實。

話又說回來，魯迅雖然在上海，但每每說“周作人的文章是可以讀讀的”。他的確是這樣，不因為兄弟的不和睦，就連他的作品也抹煞。每逢周作人有新作品產生，出版了，他必定托人買來細讀一遍，有時還通知我一同讀。如1928年9月2日，日記上也曾記著：“午後同三弟往北新書店，為廣平補買《談虎集》上一本，又《談龍集》一本”。又1932年10月31日，買“周作人散文鈔一本”。這可見他的偉大襟懷，在文學上毫沒有因個人關係夾雜私人意氣於其間，純然從文化上著想。這又可以看到魯迅的批判看待每一個問題的態度，也正是馬列主義分別看待問題的方法。而我們黨直到今天的給予周作人某些文化上的工作，如果我的體會不錯，是否也是說明，在黨的領導之下，雖一得之長，都不會遺棄。即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何等偉大意思。也就是說，雖然以周作人的做過漢奸，不恥於國人，但是黨還是望他有所貢獻，其他右派更不用說了。

讀者是會關心的。有讀者問：“為什麽魯迅被八道灣趕出？”又有讀者寫信來問：“八道灣似乎是地名，它怎會……”我每次收到這樣的詢問就要分別寫回信，很費一番唇舌。這回總算依照魯迅當時說的話，回憶其梗概，加以敘說了。不過這裏還隻是扼要地說，就魯迅口中說的分析經過。其他事實瑣屑，與夫信子們的日本軍國主義思想，1947年，北京西三條封存起來，她們還集合了一大夥偽憲兵人等往魯迅故居接收房屋，搬移用具的蠻橫動作，可證明她們淩駕一切，奴役中國人民的思想，和自高自大，旁若無人，至今還存在著變天思想，因不在本範圍內，故從略。

至於周作人，解放後寫過了《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中的人物》等等，仿佛在人前看來是魯迅的好兄弟似的。他家沒有被查抄，還保存有與魯迅討論學問的書信未交出來，可能還有魯迅的舊作存在彼處，如果他真的是修晚年之好，痛念前非，毅然把他收藏有關魯迅著作部分全行獻出，以贖前愆，還可冀求見諒於國人，這才符合於事實。否則偽作友好，寫再多的“故家”“人物”，仍是逃不過“虛偽”的一塗。

[1]1926年9月，北京女子師範大學被改為女子文理學院師範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