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廈門和廣州

當北京“三一八”事件之後不久，政治還是那麽黑暗。我們料想：中國的局麵，一時還是不死不活的拖下去，但清醒了的人是難於忍受的。恰好這時廈門大學邀請魯迅去教書，換一個地方試試也好吧，魯迅就答應去了。其時我剛在暑假畢了業，經過一位親戚的推薦，到廣州女子師範學校去教書。

臨去之前，我們曾經考慮過：教書的事，絕不可以作為終生事業來看待，因為社會上的不合理遭遇，政治上的黑暗壓力，我們做短期的喘息一下的打算則可，永遠長此下去，自己也忍受不住，因此決定：一麵教書，一麵靜靜地工作，準備下一步棋的行動，對自己經過一時期的鬥爭，為另一個戰役作更好的準備，也許較為得計吧。最低限度，例如至少有半年不挨餓的預備，再鬥爭起來，膽就會更壯些，力量會更充足些。因此我們就相約了做兩年工作再見麵的打算，還是為著以後的第二個戰役的效果打算，這是《兩地書》裏麵沒有解釋清楚的。

抱著美好的幻想到了廈門，頭一個遇到“雙十節”，當時使得魯迅“歡喜非常”。是因為北京在北洋軍閥統治了多年，“北京的人，仿佛厭惡雙十節似的，沉沉如死”。大凡人對某一件事的思想有了不同，則感情上也自然產生愛惡兩樣極相反的態度。魯迅在北京，對過年的鞭炮聲也聽厭了，對鞭炮有了惡感，這惡感是因為北京的鞭炮聲代表了陳舊腐朽的一麵，所以厭惡；而廈門的鞭炮聲帶來了新鮮希望，所以就“這回才覺得卻也好聽”“歡喜非常”了。再看他的比較：“聽說廈門市上今天也很熱鬧，商民都自動地掛旗結彩慶賀，不像北京那樣，聽警察吩咐之後，才掛出一張汙穢的五色旗來。”（以上均見《兩地書》）從掛旗上，魯迅判別出自動與被動，覺悟與不覺悟，當家作主與否的精神來。而又說明了北京人民之所以如此反應，是包括這一麵旗，代表了與他生活無關的事件的反應，是麻木狀態下無動於衷的反應；是軍閥的壓製所表現於行動的一種無言的表示。其時國民黨剛在孫中山三大政策：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下來慶祝節日，所以魯迅差強人意地認為：“此地的人民的思想，我看其實是‘國民黨的’的，並不怎樣老舊。”（見《兩地書》）

同樣的“雙十節”在廣東，“一麵慶賀革命軍在武漢又推倒惡勢力，一麵提出口號，說這是革命事業的開始而非成功”，這原來蘊藏著國共分裂，排斥共產黨人的陰謀，而違反孫中山路線的企圖這時已有了。所以群眾在表現上並不因打下武漢而特別高興，自然在慶祝大會的會場上隻看到“雨聲、風聲、人聲”將演講的聲音壓住（見《兩地書》第五十五），鬧嚷嚷亂哄哄的混作一團。這天我是帶學生遊行，親眼看到這種情況。正好上海的《新女性》雜誌索稿，我就寫了一篇《新廣東的新女性》投出，說明我在廣州看到的女性並不新，還是嬌滴滴的小姐式，應付了事的態度多，認真慶祝的少，與“三一八”時北京的女學生奮鬥爭取達到遊行目的的情形迥異，和廈門魯迅所喜歡的也不同。作為窺測氣候的一麵鏡子來說，是令人失望的。

我一到廣州，聽女子師範學校負責人的談話，是要我做“訓育”的事，這當然就應當交出我從北京帶去的“國民黨”的關係證件了。但校方負責人叫我慢點交出，我因初到，不便多問，但這事就此擱起，後來我聽說鄧穎超大姐在省黨部工作，我要去看看久別了的，我所景仰的鄧大姐，在校方一打聽地址，又叫我最好不要去。我對於這些因初到都覺得有些詫異，以為必是學校過於謹慎，既然這樣，我就聽信了一半，把證件不交出，也就是和國民黨的關係斷了。後來才曉得，國民黨內部如此複雜，大別之有左右二派，派之中又有無數小派，無怪學校方麵叫我暫不交出了。若一交出，交給到哪一派都有為難，若在右派手裏更不得了。所以不交出還是比較妥當的。但叫我不去見鄧大姐，卻萬萬不能夠。我暗地裏找到省黨部，不在；我又設法找到她的寓所，見到了渴望已久的親大姐！敘了闊別之情，親切地告訴我黃埔不招收女生，所以沒有寫回信（我以前寫信向她打聽的）……談了許久的話，現時不能一一寫出了，但記得還在她那裏食了一頓飯才走的。

後來又見到一位同誌，是李春濤。他本來在北京當教授，和杜老（守素）同住在一起，那時許多人都想丟開教書去幹革命，澎湃同誌首先南下了，接著李春濤、杜老也計劃離去。他們那時住在北京地安門內南月牙胡同，經過同鄉介紹，我到過他們住的“赭廬”。門也油著紅色，表示赤化的思想，但沒有遇見一個人。後來在1925年的4月5日，在東安市場的森隆見麵了，當時還有些什麽人一起同席，現在已經記不起來了，隻記得他給了我很多鼓勵，並約畢業後回到廣東去做事，臨別時又送了我一本書，說這本書他看過了，還不錯。我翻開裏頁看到寫著：廣平先生惠存春濤敬贈。另一頁又蓋著：“李春濤讀書章”幾個字，並有他訂正補充的文字，具見革命者的認真不苟的工作態度。在國民黨開代表大會，他以代表身份到廣州來的時候，那時在廣東是第二回的見麵了，他很高興我真的回到廣東，並且邀請我到汕頭去，無論教書，做婦女工作，做報紙宣傳工作都可以想辦法，總之那麵缺人得很。那大約是1926年的冬天。後來廣東女師的風潮鬧起來了，一時離不開，到了國民黨右派極端猖獗的時候，學校裏右派分子非常蠻橫，寫恫嚇校長的信，在學校內滋事，校外又有互相呼應的右派學生會和管理青年的部，可見事情的並不簡單。詳細情形，這裏不多說了。但我並無戀棧之意，以為不管怎樣，負責到告一段落的時候，交代得過去才可對得起學校。後來知道各個負責的都另有工作了，我就想也卸仔肩，去汕頭應李春濤同誌為革命事業多找些人工作的偉大心願之約，哪曉得他為革命事業不惜費盡苦心的一個人，在大革命時期被國民黨反動派暗害了，在汕頭連屍首也找不著。我手頭留著烈士一本書，永遠紀念他為革命獻身的精神，為鞭策我們工作的力量。同時我走向革命，學習得到進一步，並且離廈門近便些，有機會還可以去安慰安慰魯迅愁悶於校方工作的苦情。但我給廈門的魯迅解釋得不夠詳細，倒引起他的牢騷來了：“我想H.M.不如不管我怎樣，而到自己覺得相宜的地方去，否則，也許因此去做很遷就，非意所願的事務，比現在的事情還無聊。”同一封信的深夜，又添了幾句：“我想H.M.正要為社會做事，為了我的牢騷而不安，實在不好，想到這裏，忽然靜下來了，沒有什麽牢騷了。”（見《兩地書》第八十一）這裏越是說沒有什麽，正表明有什麽，我因此考慮：同是工作，要我自己闖，可能也多少幹一些事，但社會是這樣複雜，我又過於單純，單純到有時使魯迅也不放心，事情擺在麵前，恐怕獨自幹工作是困難的了。既然如此，就在魯迅底下做事也是一樣的。這樣的想法一決定，就不去汕頭了。以後也沒有改變了這決定。

那時魯迅已經應了廣州中山大學文學係主任兼教務主任的職務。我名為助教，實則協助魯迅和許壽裳的有關教務的準備教材和生活方麵的工作。魯迅後來搬到白雲樓，為的好有一些時間想想寫寫，自己支配自己的準備業務工作。其時郭沫若先生已經去了武漢，魯迅所理想的文藝運動，想和創造社聯合起來，結成一條戰線，共同向舊社會舊勢力展開攻擊，而且作了最壞的估計，向朋友述說他的打算：“至多不能回北京去。”這表達了魯迅出京以後，在廈門的服吃魚肝油等補藥的一種充分積極從事於準備另一戰役的態度。可惜局勢的變化，使得郭先生等已無法留在廣東，聯合戰線已經無法達到。除了許壽裳一人之外，並沒有可以與言的人，魯迅深深感到孤獨的悲哀。幸而黨的領導像明燈一樣照耀著每一塊土地，魯迅也有機會見到另外一些黨的負責人，如陳延年。魯迅正在考慮：如何把黨的精神傳達到工作中去，可能效果大些。突然，4月15日清晨，我的老家人“阿鬥”跑到白雲樓來，驚慌失措地說：“不好了，中山大學貼滿標語。叫老周（魯迅）快逃走吧！”我急忙走到樓下，看到下麵有許多軍隊，正在集合聽指示，仿佛嗅到火藥氣味，大約就是有什麽舉動了吧？看看河對岸的店鋪樓上，平時作工會辦公處的，這時也有些兩樣了，似乎在查抄。我一口氣奔到鄧大姐住處，打算告訴她所見所聞，通知她小心些，待到得門前，它拉起鐵門走不進去，我急忙叫人，大約太顯得驚慌吧！裏麵出來一個青年，彼此還認識，我就把我的意見向他說了，他這時才告訴我：“大姐已經走了。”我如釋重負的回去，叫醒了魯迅，告訴他不平常的一幕。待到下午中山開會營救被捕青年的時候，他精神早已有所準備，明白這又是無恥的不忠誠於革命事業的黑暗勾當。學校負責人是公開宣布過帶領著學生往左走的，這回卻反過來大罵共產黨，說這是“黨”校，凡在這裏做事的人，都應該服從黨的決定，不能再有異言。魯迅悲憤填膺地力爭，堅持營救學生，未獲通過。僅有一二人先還似要響應魯迅的話的，到後來看情形不妥就不開口了，結果力爭無效，魯迅獨自宣布辭職。回到白雲樓，把經過一一向許壽裳細說，且說且氣，連晚飯也未進一口。這個血的教訓，比“三一八”又深一層了。在國民黨旗幟之下，在國共合作得來的勝利之下，居然背叛革命，公開屠殺，有些是失蹤，有些是在病**被扼殺的，比北洋軍閥還黑暗，無怪魯迅說“被血嚇得目瞪口呆了”。

困難的是在“目瞪口呆”的局麵下還一時不能走出。許壽裳先生6月間已先離去了，魯迅還是在酷熱的西窗下日夜執筆做著工作：《野草》《小約翰》《朝花夕拾》《而已集》《唐宋傳奇集》等相繼編寫完成，盡量利用有限的時光，做他嚴肅緊張的工作，隨時隨地都不浪費些許時間，這就是他數十年如一日的工作態度，始終是鼓足幹勁地為中國、為青年貢獻他的力量。

因此夜裏寫作有時就會在早晨多睡眠些。有一天的清早，我從自己的臥室走出來，看到一個打扮似青年的人從魯迅睡房走出，我還當是找魯迅的人，說：“你找周先生嗎？他還沒有起床呢？”那青年唯唯而退。事後一檢查，原來我恭而敬之的送走了以為尊貴的客人，卻是一個小偷。魯迅住在靠門口的一間朝西房子，大約是去買菜的女工忘記關好大門，於是魯迅桌上的表就成了小偷的獵獲物了。

許壽裳先生是一個老好人，執正不苟，在與章士釗鬥爭的時候，魯迅被非法革職，他就和齊宗頤（壽山）先生，毅然辭去教育部工作，以示抗議，凜然有古代義士風格。這回在中山大學，又一次表示他對拘捕學生的憤慨，和魯迅一同辭職。敵人對待許先生是不同於魯迅的，立即批準，因為他準許了許先生辭職，絕不會有引起風潮的顧慮，就毫不容情地這樣辦了。在許先生呢？豈為他要被挽留而作態的嗎？鑒於大局的惡劣，以至顛倒黑白，留也何益，與魯迅同進退，正是凜然大義所在的又一次表示。他和魯迅，平時有似手足怡怡，十分友愛，偶或意見不合，魯迅就會當麵力爭，而許先生不以為忤，仍友好如故，有時彼此作紹興土音說話，說到會心處會大笑。反對楊蔭榆的時候，楊說六個學生是“害群之馬”，魯迅和許先生就私自給我綽號“害馬”，我是不知道的。有一回見麵的時候，魯迅說：“害馬來哉”，我還摸不著頭腦，他們二人卻大笑哈哈不已。

待到魯迅逝世後，我因他們從前過從極密，留學日本和在教育部裏工作，也總是在一起的，就勸他寫些東西出來，後來就成為《亡友魯迅印象記》的回憶錄。他這個回憶是在台灣大學教書時寫的，據說魯迅逝世後，許先生在授課或課外，更多的時間在談到魯迅的思想性、學術性、文藝性、革命性的各方麵。除整本的《亡友魯迅印象記》外，《我所認識的魯迅》裏麵也收入不少紀念文字，遭到國民黨反動統治者、特務們的忌恨，不止一次的警告過他：“不要談魯迅。”許先生卻以為談談這些，又不關係政治行動，而且人已經死了，絕不會惹起問題的。許先生的悍然不顧一切的言行，正如魯迅活著的時候常常說過的：“季茀他們對於我的言行，盡管未必一起去做，但總是無條件地承認我所作的都對。”越是在黑暗統治下的台灣，越覺得像魯迅那樣的人逝去的可惜的許先生，就越加自動愛宣傳魯迅的文學革命運動，終於遭到暴徒的暗殺，可謂以身殉友—真理、正義—的一人了。

魯迅常批評周作人，生平沒有幾個真心知己朋友，沒有得到很多的諍益。魯迅自己就很以有幾個意氣相投的朋友為慰。與章士釗鬥爭的時候，許壽裳與齊宗頤（即助譯《小約翰》的），就抗議章的非法解魯迅僉事職而一同辭職，以及廣州中山大學“四一五”非法拘捕開除學生，魯迅辭職而許壽裳也表示抗議離去，都是一樣的精神。其他如早期資助出版《域外小說集》搞銀行事業的蔣抑卮先生、搞漁業的邵明之先生、搞軍事政治的陳儀先生，都是各在其職務方麵自行工作，但對於魯迅所作所為，每當晤麵，則表同意，聽說陳儀在福建廈門一帶任職時，就常給CC派過不去，後來陳儀亦被害聞，這些人的行動與魯迅是深淺不一樣的，但對當時政局的不滿卻有共同的思想。一九〇八年在日本時，魯迅他們集合了幾個人翻譯了《域外小說集》而沒有印資的時候，蔣抑卮先生不以資本家惟利是圖的心度量出書的營利收益，雖然他本身是銀行界中人，而竟然同情文學革命事業，助以資財，使得出版，一集出了，隻賣了聊聊幾本，而還不灰心，又要出第二集，集稿之後，又要投資，在魯迅等自然具有百折不撓之心，而計算贏餘，博蠅頭微利的商人作風下，蔣抑卮先生居然出此，真可算是難能可貴，若非深深通了魯迅等的文化運動，具有偉大的共同情感，是難以做到的。

另外還有一位魯迅同時代的朋友陳儀先生，在日本求學時是曾經同學的，因為他學的是軍事學，回來很少接觸，但友誼還是很好的。

以三十五年親如手足的許壽裳先生，與魯迅思想雖然有某些欽佩甚或相通，但畢竟兩樣。其原因，就我的猜想：則一為紳士式的，而一則為鬥士式的之故。許先生精於英文，魯迅有時戲人言：季市有時也頗有意於寫作，但預備工作過於細致，仿佛要馨香齋戒才動手的樣子；先擺好架勢，覓好清幽處所，或買好點心，以備構思時用，如時大加張羅，往往用去很多力氣，結果食完點心了事，終於寫不成文章。這些話，凡早期與他們同事工作者大抵體會這風味的，這就是我所謂的紳士式的風度。推而廣義，生活必求紳士式，則勢必至有時委曲求全，一有遷就，未必能每事毅然舍去。其在台灣教書，原為陳儀（亦東京時同學相友善的）所介紹，及陳已去職，陳所痛惡之CC仍在，假使他善觀局勢，舊時代對人對事，都從連帶關係著想，陳去而許留，未免警惕不夠，何況他還不斷提及魯迅，則自不為敵人所諒也明甚。但許也有苦衷，就是單純以為提魯迅與政治無關而忽略敵人卻以為大有關係，二因相並，遂遭不幸！還有，許先生或者以為當時除解放區外，到處是白區，一片白色恐怖，有何分別？故而苟安，加之生活所迫，垂老教書，實不獲已，倘能搖身一變，參加戰鬥行列，自當不死。然以紳士式的生活的許先生，毋乃過高的要求？於此可見脫離中國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求獨自過著紳士式的不恰當的方式，必然招致自身的毀滅，乃其小焉者爾，遺害之大，則難盡言了。

陳儀（公猛，公治）與魯迅也很熟識，我們南下在下關搜箱子時魯迅曾設想假使遇到麻煩，就去找他的。我們初到上海時，他剛從德國回來不久，親自來訪，並送了魯迅兩本書。這位先生的受知遇於國民黨，據他向魯迅說是因為去德國代買軍火，別人例必受傭金，數目很不小，惟獨他一文不受，故深受信任雲雲，魯迅聽之並不為奇，他們同學的本色多如此而已。及魯迅逝世，許先生和他一道在福建工作時，就對CC派不稍假辭色，及至調回浙江。又聞他遭到蔣介石的殺害，原因是他寫信給當時浙江某要人，勸其起義反蔣，被告密，遂就地殺害。魯迅的故人，雖是武夫，畢竟不與汙濁同流，而國民黨的反動派的不明大勢所趨，自甘滅亡，終為人民所唾棄驅逐的原因，實積過太大了。

許壽裳先生於1948年2月19日，慘遭蔣介石匪幫假手於名為偷兒之手黑夜殺害的。從此名為學者的許先生逝世又十一年了。陳先生也因為國家走向光明而以自己的行動作見證了。從此中國的黨和人民，集先烈之血不使白流，終於1949年正式成立了統一的人民政府。

經過劇烈變化之後的魯迅，深深感到“抱著夢幻而來，一遇實際，便被從夢境放逐了，不過剩下些索漠”（見《三閑集》：《在鍾樓上》）。其實我們都是抱著夢幻而來的。當北洋軍閥逼到我們走投無路的時候，以為南方革命空氣比較濃厚，總會聊勝一籌的。待到了之後，眼看一些假象，在廈門的魯迅和廣州的我，都被假象所迷惑，輕於置信，不免歡喜盈於辭色，到10月10日魯迅見到廈門的慶祝會和我對中大的懷有希望都是輕於置信的例子，而沒有真正深入到人民生活是“舊的”那方麵去考慮。尤其廣州大屠殺的當時，其實是很危險的。我的一個堂嫂嫂是國民黨右派“士的派”（“士的克”是英文stick的譯音，意即手杖。當時國民黨右派常常氣勢洶洶用手杖打人，故稱“士的派”），她的妹妹就是親自到女師範學校點名捉同學的（強迫學校集合學生在大操場，點到左派的人就叫出來，最後一齊捉去）。我起先被她們誘同反對校長，無效，轉而誣校長和我們都是準共產黨，比共產黨更該殺的。如果我被捉去，更兼這位做律師的堂嫂誣陷，則我被殺害也沒法查詢，因為她這時可以大義滅親的美名加以殺害的，實在沒有保障得很。而我之再三勸魯迅去廣東，也無非希望對廣州有所貢獻於青年。首先，文藝上除創造社一些讀物外，其他荒蕪得很，所以魯迅又介紹北新、未名的出版物於廣州青年，雖然這些刊物還沒有達到以理論教育青年的目的，但在那時的廣州，已屬不易的了。其時芳草街是某青年的空房子，兩房一廚房。前房擺書攤，後房住人。我就找了一位熟人去，為料理代售書籍的事。那位青年非常信任魯迅，把房子讓出，連同家具一並在內，每月隻要代付九元房租便妥。待到把書移交給共和書局，結束了代售書籍的業務之後，仍舊把房屋交還給某青年，即算完事，可見這時熱心相助的人也會遇到的。

我離開廣州十年才於1926年回去，滄桑大變，更其昧於國共合作下忽而會反顏相視，屠戮繼之的對付共產黨人，是魯迅和我萬料不到的，而責任究屬我應多負擔些。既然郭沫若先生也被迫離去，就可想而知革命形勢的風雨欲來了。就因為我那時還年輕，閱世不深，受政治影響和教育不夠的緣故，一味向魯迅勸進，他之到廣州來，其實我也不能辭其責。在這萬難的局麵之下，魯迅卻從血的教訓、殘酷的現實裏，激起思想的大變化，認識到“原先是憎恨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後來又由於事實的教訓，以為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見《二心集》序言）。

為了走向新的戰役，魯迅毅然離開了涉足不滿九個月的廣州。

為了走向共同的事業，為了訣別這革命策源地成為當時黑暗的舊的惡勢力所占有，他勸我也走出廣東，1927年的10月我們指向上海的目標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