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北京時期的生活、讀書

《呐喊》自序裏有這樣的字句：“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讚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嗬，我於是以我所感到者為寂寞。”

這是有誌於反抗、熱愛自己的國族的人們所同樣具備的遭了挫折，撫摩著傷痕，而周遭的人還是如夢未覺的悲哀。而文學者尤感敏銳的刺痛了整個心靈，也就是魯迅所說的“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了”。

這是多麽可怕的遭遇呀！這時中國人民懵懵懂懂，雖然黨的旗幟已經開始樹立了起來（1921年），還未能引起魯迅的注意，他還自在抄古碑以麻痹自己。但相信環境論者早就證明，既然有人起來呼喊，就不寂寞，就有條件的創立。《新青年》救了魯迅的寂寞，而魯迅潛伏在體內的激流因堵塞而感到不舒適的“無端的悲哀”，在《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的陸續發表而走向正道。如山洪的趨向溝壑，有了歸趨，這正是魯迅所需要的，也是唯一重要的：就是“有無端的悲哀，卻也並不憤懣，因為這經驗使我反省，看見自己了”（見《呐喊自序》，這“看見自己”也就是毛主席時常教導我們的自我批評）。魯迅從此麵向人生，麵向真正的現實的社會前進。

在前進中魯迅也還不免摸索著，步步為營地走著，從他接觸的事物中尋求著。現在，我試從他的閱覽書籍中找些思想的線索，也許這是我自己的一種極初步的學習、工作方法，未必準確能夠說明問題，姑且試試吧！

1912年，《魯迅日記》開始的一年，5月間到了北京，就職於教育部。時部中工作尚未就緒，魯迅住在城外山邑會館，因長途勞累，到後覺感冒發熱，但發熱之次日就到部視事了。首先給他感到失望的是“枯坐終日，極無聊賴”。這是當時教育部的情況。一直繼續著無聊賴的工作，使魯迅得閑閱覽一些書籍，如《中國名畫集》，作家文集，金石拓片，又“補繪《於越三不朽圖》闕葉三枚”。有時又患頭痛，也做關於《美術略論》的演講，因這時蔡元培長教育部，鑒於新思潮起，人們破除迷信，乃提倡以美術代宗教。魯迅在教育部社會司任職，蓋奉命演講。然而就此亦可窺見魯迅平時瀏覽圖書之廣泛，才能勝任得了。其時魯迅初到北京才不及兩個月，留心曆史掌故，就借得《庚子日記》二冊閱覽，但不能滿意。“讀之，文不雅馴，又多訛奪，皆記拳匪事”，魯迅從文字的不“雅馴”與“訛奪”，予《庚子日記》以批判，更進一步看到這位作者的思想不對頭，寫“拳匪”的事實，乃義和團反對洋人的人民熱愛其種族的一種表現，對於壓迫我們的異族異國起來反對的勇敢行動而一般人稱之為“匪”，魯迅於此發生疑問，探討真相，但書本上記錄卻令人失望，致魯迅評書中所描寫為“其舉止思想直無以異於斐澳野人”，因而不滿。又向當時目睹現狀的友人了解，這是一種不讀死書的明證，也就不會被書所誤，不會如書所描寫的思想，直以義和團與斐澳野人無異了。

舊社會的措施，和我們今天憑著一種思想：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來正方針政策是不同的。一個部長的任免，關係到他這個部的一切行動，例如“美育”的提倡，是以蔡元培為首的，所以他當部長，就在部內設“夏期講演會”，要魯迅講述“美術略論”，其實也不過做些美術的啟蒙工作而已。首次在6月，“聽者約三十人，中途退去者五六人”。到7月5日第三次講演的時候，魯迅如期赴會，而“講員均乞假，聽者亦無一人”了。原來7月2日蔡總長第二次辭職的消息已被眾知曉了。到7月12日，《魯迅日記》寫著很憤慨的字眼：“聞臨時教育會議竟刪美育。此種豚犬，可憐可憐！”這就是主持教育會議的人也不再考慮美術的必要了。到7月15日果然揭曉出來：“下午部員為蔡總長開會送別”的例行敷衍的表示一番，至於內幕如何，曆史家另有考證，這裏不細說了。《魯迅日記》上寫出“不赴”二字，以表示自己的態度。至於拿現在的眼光評衡美育問題，則在今天來說是有待商討的，不過魯迅從少至長，愛好美術，自己頗有領會，為文學藝術中的一麵，亦覺不可厚非，然當時的執掌教育行政的人們，則除了蔡元培，其他更不必與語了。

從5月至歲末的書賬後麵，魯迅有如下的感慨係之的對購買書籍的意見：“審自5月至年暮，凡8月旬，而購書百六十餘元，然無善本。京師視古籍為古董，惟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處世不必讀書，而我輩複無購書之力，尚複月擲二十餘金，收拾破書數冊以自怡悅，亦可笑歎人也。”

到了1913年，魯迅還是在公餘之暇，承隙讀書。這年所看的書相當廣泛，如詩話、雜著、畫譜、雜集、叢書、尺牘、史書、匯刊、漢書補、墓誌、碑帖等，大約是博覽的性質。因多屬古籍的閱讀，所以自己晚間乘暇又從事校訂工作，這年1月間就記著“夜以汪氏、孫氏兩輯本《謝承書》相校盡一卷”，到了3月5日又記著“夜大風，寫《謝承後漢書》始”，直至同月27日才在日記裏留下一行“寫《謝承後漢書》畢，共六卷，約十餘萬字。”28日夜就又“寫定《謝沈後漢書》一卷。”29日：“夜寫定《虞預晉書》集本。”至31日：“夜寫《虞預晉書》畢，聯目錄十四紙也。”到了9月7日，又見他夜裏工作：“夜寫《石屏集》序目畢。”在10月15日，他對《嵇康集》的校勘工作開始了：“夜以叢書堂本《嵇康集》校《全三國文》，摘出佳字將於暇日寫之。”到19、20兩天的晚上都是校《嵇康集》，20日晚且記著：“夜校《嵇康集》畢，作短跋係之。”至於他校了之後什麽時候“寫”《嵇康集》的呢，日記中未有明確記錄，隻於12月19日的夜裏記上一筆“續寫《嵇中散集》”，則是在這之前已在進行工作，直至同月30日：“夜寫《嵇康集》畢，計十卷，約四萬字左右”。

（翻譯工作，為了應教育部《編纂處月刊》而翻譯的幾篇從日人上野陽一著的有《社會教育與趣味》和《兒童之好奇心》。）

這一年離辛亥革命政府成立才是第二年，剛剛推翻滿清，（舊）民主革命初獲勝利，魯迅才不過三十三歲，正應朝氣勃勃，大有所為的時候，而一接觸到現實，則全不是那麽回事。以蔡元培的老成持重，兼容並蓄的胸懷，到京未兩月而宣告辭職，繼任範源濂不到半年，而代以海軍總長，其對於業務的外行，是所當然的，奇怪的是委任這種人掌管教育的無知。魯迅這年2月5日到部聽了這位總長的演說，批評他“不知所雲”。後來連次長董士恂亦不耐與之合作，4月即告辭職，這一辭職連總長也迫得於5月辭去了，9月才換來一個汪大燮任總長。就在這個月的28日，孔子誕辰演出一幕複古醜劇，魯迅記其始末如下：“昨汪總長令部員往國子監，且須跪拜，眾已嘩然。晨七時往視之，則至者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錢念敂又從旁大聲而罵，頃刻間便草率了事，真一笑話。”

教育部之不成樣子，是我們今天的讀者再也夢想不到的事。而魯迅的記載，不過寥寥數言，間或不言，而其內心抑鬱，積鬱成疾，固是難於令人忍受的。到了同年10月，洪憲稱帝，袁世凱篡奪孫中山革命成果的時候，魯迅在10日隻登了“午聞鳴炮，袁總統就任也”的幾個字，不置一辭，蓋茶樓酒肆，早已暗探密布，張網待投，誰不作明哲保身之計？而魯迅還不能已於言，在10月1日這第一天先就寫著：“夜抄《石屏集》卷第三畢，計二十葉。寫書時頭眩手戰，似神經又病矣。無日不處憂患中，可哀也。”

上麵所引的至少說明兩個問題，第一個是：他在百無聊賴的時候，就抄書消愁，以及後來的抄碑帖。我們記得：他不是後來在黃埔軍校講演時說過“有實力的人（指反動統治階級），並不開口，就殺人，被壓迫的人講幾句話，寫幾個字，就要被殺”，所以當時老百姓為逃避不知所犯何罪的無故避殺，就統而言之說：“莫談國事。”這就對照出舊時代的人們生活苦惱來了，連國事也不許談。現在我們不是連小學生也懂得國事，連幼兒園的小孩子也會罵美帝野心狼嗎？從這裏該可以體會魯迅時代內心的苦惱是到怎麽樣的程度了。

以三十三歲的青壯年時代的魯迅，就因“無日不處於憂患中”，折磨得“胃痛”“神經亢奮”“頭腦岑岑然”“齒痛”“頭痛身熱”“咳嗽”，就1913年中，1、2、3、5、8、10、11、12的幾個月中都記錄著各種病痛，而這些又互有關連的，如：睡眠不足疲勞，用腦多的人易患牙周炎，又兼齲齒，所以魯迅的齒痛常常犯起來，致不明醫道的母親，有時會從旁說“這是他自己不好”。使魯迅無從辯解。又多構思則血集於腦，牙患也影響於消化，而消化力弱了，魯迅的胃病，其實還是因憂思過多，消化不良之故，但似乎一直沒有徹底研究病由。至於咳嗽、發熱之緣於肺病，恐是早年已感染而不自知，或以為晚年肺病無礙，故不警惕注意。窺其逝世前的幾個月，一知病肺，即小心翼翼不與婦孺接觸，即可知了。在這時期，他是和病痛作搗亂，毫不理會，照樣工作，有時自己服些藥對付過去，非到影響工作，從不罷休的。觀其在1912年6月18日日記：“晨頭痛，與齊壽山閑話良久，始愈。”1913年1月6日：“晚首重鼻窒似感冒，蒙被臥良久，頓愈，仍起閱書。”和10月29日的抱病辦公：“在部，終日造三年度（辛亥革命後第三年）預算及議改組京師圖書館事，頭腦岑岑然”的例證，以及平常有病不以為病，還是一樣的辦公、出外、接待客人、處理事務，到真個需要休息告假了，還是在寓裝訂舊書，或作抄寫，魯迅就是這樣利用他一點一滴的精力，為群眾貢獻他的一切力量，甚至超過他體力所能負荷的。這裏我想起解放軍戰士的精神來，每於自己遍體鱗傷，肢骸破碎，而仍奮勇當先，克敵致勝的道理了。

“憂能傷人”是眾所熟知的成語了，講衛生的醫師總教人快樂，而世事蜩螗，“聰明人”是會隨流合汙的，“傻子”則不然，魯迅這時的苦悶彷徨，就感到弄文字的無力，“最不中用”，而自己又“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左右為難，於是乎感到時時的病魔纏繞了。

魯迅的感觸又真多，這時已然如此。人或以為魯迅自招煩惱，自己愛發脾氣，其實揆情度理，是有可以致惱之由的，但麻木之人，熟視無睹，而魯迅則當四周寂寞如死的境況下，不為屈子之自沉，當如何自見呢？這是他日夕苦思的。

北京的天朗氣清，月光皎潔，也常使這位革命詩人欣賞，以佐豪興，初忘塵穢，這就足見其非不愛欣賞。如1912年的8月22日，“晚……飲於廣和居，每人均出資一元，歸時見月色甚美，騾遊於街。”同年9月25日“除曆中秋”“返室，見圓月，寒光皎然，如故鄉焉”，則已具思鄉之念了。

然而塵俗中的雅遊難得，轉瞬又為塵霧所包圍而致窒息了，且舉其簡而又簡的1913年日記為例，除了上述憂患而外，身邊瑣事，也無一不令人難以忘懷。如2月8日：“上午赴部，車夫誤蹠地上所置橡皮水管，有似巡警者及常服者三數人，突來亂擊之，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歎！”這是在路上，人身毫無保障的情況。再試作賞花雅興，卻亦遇到不清靜的俗人，如演戲中的花花公子活躍在現世。這年5月5日：“下午同許季市往崇效寺觀牡丹，已頗闌珊；又見惡客縱酒，寺僧又時來周旋，皆極可厭。”似這等事，如果你采取麻木態度，自可泰然處之，但既欣賞花，則不應有掃遊人之興。魯迅對這些俗人，自然厭惡難耐，惟有趕速避去耳。同月18日：“田多稼來，名刺上題‘議員’，鄙倍可笑。”日本人的名刺，愛在上麵羅列著許多銜頭，本已司空見慣。以見慣這類名刺的魯迅，忽而對田多稼的議員頭銜的擺出，特覺可厭者，因那時的議員，享有特權，到處被優待，名刺上擺出，大約令見者亦必肅然，此種擺空架子的態度，魯迅是覺得討厭的。稍一出門，又無故招致煩惱，仿佛隨地荊棘似的舊社會，真不是今日之我們所能想像的。

抄錄於此，聊作新聞：同年6月20日《魯迅日記》：“夜抵兗州，有垂辮之兵時來窺窗，又有四五人登車，或四顧，或無端促臥人起，有一人則提予網籃而衡之，旋去。”這是張勳的辮子兵，在徐州一帶跋扈騷擾的惡劣狀態，行人無知之何的。今天我們日見解放軍與人民親如一家，搶著解除人民困苦的，已成司空見慣的情景，再回憶一下魯迅行路難的像遭遇災難的樣子，兩兩對照則知革命給每個人的好處實在不能以言語傳述透盡的。到是歲之末，還有一樁令人啼笑皆非之事：“下午雷誌潛來函，責不為王佐昌請發旅費，其言甚苛而奇，今之少年，不明事理，良足閔歎。”（見1913年12月26日日記）這個詳情沒有說明王佐昌請發旅費的原因與關係，但看魯迅說他不明事理，則必是無理於求的了。因為是青年，魯迅予以“閔歎”而已，然不明事理，亦豈此一青年？這裏又包含著青年應明事理的意思在內，而有些青年確也對事理漠不關心，問題一來，連自己也不知措手，於是到處像浮萍一樣，沾著在誰的身上就要誰來應付似的，這情況實亦不難遇見的。

魯迅的日記，過於簡略，卻從這簡略中也找出不少蛛絲馬跡，可資研究的。難閱讀寫作方麵（手稿似有脫字），稍加寬泛些來看當時的社會，實亦一麵良好的鏡子，照出世態萬端的各方麵來的。

但1913年還有一點小尾巴，就是3月間（即從去年5月到北京至此不及一年）魯迅“下午整理書籍，已滿兩架，置此何事，殊自笑歎也”。這裏看到魯迅得間即購書，對於書的酷嗜。另一方麵，說明這些書並非他的目的物，即滿兩架，也等於無書一樣，這就說明他一直對中國書的態度，他不是對青年說要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嗎？這裏表示出他自己也笑歎自己的，是對青年和自己采取一致嚴肅的態度，並不如某些人所說，他自己做的是一套，向人說的又一套的兩麵的心口不一的人。

從1914年的前四個月，多看些詩稿、作家文集、叢書、佛書、小學、辯正論、居士傳、碑帖等，到下麵的八個月就轉向佛學，也就是迷住中國幾千年，從皇帝以至人民都信奉的一種佛教。魯迅從這裏也來鑽研一番它的究竟。他看的大約如《三教平心論》《釋迦如來應化事跡》《華嚴經決疑論》《大乘法界無差別論疏》《金剛般若經》《金剛心經略疏》《大乘起信論梁譯》《唐高僧傳》《阿育王經》等甚多。這些佛書，不但自己看，還與住在紹興的周作人互相交流寄出書來看，又在10月為慶祝母親六十歲而於南京刻經處刻成《百喻經》。從刻印《百喻經》我們看出：就是佛書，以寓諷世之意，魯迅也吸取滋養以惠世人。因任何一種宗教，其中必有若幹為世人世事，可資研究或借鏡的。迷戀宗教的人以之說教，而從超宗教的觀點來看，則其中亦不無一些哲理。如佛家的因明學。沉浸於中而超拔於外，這就是魯迅。看他後來1928年夏到杭州遊西湖，知客僧向魯迅談佛學時被魯迅說倒他，可見魯迅於此的了解深透。又到晚年，青年徐詩荃親手抄寫《悉怛多般怛羅呪》（見1934年1月《魯迅日記》）見贈，並勸魯迅多看佛書，以為看此可超脫世俗，不至於終日作文章的鬥爭，以為這樣可以救出魯迅。而不知魯迅早已研究過佛經，他的意見卑之無足論，甚至不足以解釋清楚，因為這個現實的，唯物史觀的，執著現在而向一切反動事物作鬥爭的魯迅，已經不是一般佛法所能移易的了。這種批判的，從個中深具了解而堅信著的馬列主義思想，徐詩荃想以佛學來代替，猶如小孩以木偶認作真人，何能令真人相信？所以後來魯迅見到徐詩荃簡直無話可說，不作敷衍了。

1915—1916年，閱覽範圍仍限於佛經，間雜以造像、畫象、拓本，旁及金石文字、瓦當文的研究，墓誌、壁畫等亦所瀏覽。

1917年則在墓誌、拓片中突露星火燦爛。即書目中呈現出《露國思潮及文學》，那已是對蘇聯十月革命影響到文學方麵的關懷了。

1918—1920年，碑帖、墓誌、造像、拓片作更深一步的研究，這時他驚歎於漢畫像、唐石刻的高超藝術，以為中國人的對碑帖等視為奇貨、專利，自己印了幾張，就把那印過的碑石敲壞，以獨得完整自豪的自私心情，對文化負無窮罪愆。而這批破壞者僅做到“收藏”二字而已。他有一張碑帖，下首就蓋以“端方”名字。（“端方”是清朝達官，並不精研藝術）流落出來，到魯迅手，魯迅卻與其他碑帖造像等同研究，拿來做書的封麵，並屢屢說石刻中的許多藝術品不加利用，甚是可惜。即如石碑兩旁或上下都有精美雕刻，從此可窺知那一時期的風俗習尚，對研究社會史、文學史、美術史都有大幫助。亦即整理文學遺產的一個方麵，魯迅想從這裏得到幫助，寫他的《中國文學史》和《中國字體變遷史》，現在，這工作落到後人身上了。

1924年，閱讀方麵視野較廣闊些，看一些有關美術家的書，如《比亞茲萊傳》《師曾遺墨》，還涉及世界名人作品：如希臘天才的諸相、泰琦思《昆蟲記》、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品，《露西亞見聞記》之類的書籍。

魯迅時常對中國古書覺得不滿足而想辦法找別的途徑，則唯有看外文書的一法。這裏就有局限性，因自己曾留學日本，對日文能看能說能寫，甚為方便，故閱外文書多從日本轉譯過來，有時譯者偶有刪略，則必對照原文才能了解，而日本文法，和歐洲文學的文法總是有所不同，因而總覺得不如能讀原文的滿意。好在他從學醫方麵亦學過德文，故亦有較深了解，《小約翰》就是和齊壽山先生一同用德文本翻譯的。在上海時，他曾準備到蘇聯。大約因為懂得一些外語較為便利，或因馬克思、恩格斯是德國人，有心順便去探訪一下，所以在上海住在虹口公園附近的時候，自己就每夜自修德文，大買一通有關研讀德文的字典、辭典、語文等，如是經常每夜定出一定時間學習，見史沫特萊時，有時亦勉強用德語對話，史氏還稱讚他的發音正確呢！其次是俄文，在東京和許壽裳一起學的，但不多久，不能應用到閱覽書籍上。至於英文、法文則是所知甚少，大約需翻字典或借助他人，好在一般外文（除日文）都有基本相同的字，所以作為普通翻看，以魯迅的才智，是不難的。但到翻譯書籍，則總以日文為本，於他更覺方便罷了。而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國內學習歐化之風大盛，文學藝術亦以遊學歐洲為榮，故對新思潮的介紹翻譯亦較多，中國留學生之往日本的，亦從此得到了解歐洲文學的途徑。當十月革命的新浪潮掀起全世界的舊營壘時，日文譯者亦風起雲湧的爭相介紹，所以魯迅從1925年起，就在通過北京的東亞公司大量購閱歐洲文學，尤其是蘇聯革命後的文學。也可以說，與時代、環境也不無關係，就是國內軍閥專橫，人民生活困苦，魯迅自己也感到寂寞苦悶，自寫出《狂人日記》之後已經響起了反封建的號聲，繼之而來的反帝的深刻影響，人人找出路，尋問題症結所在，青年們也辦起刊物來了。未名社的產生是受魯迅所支持，而魯迅又受青年如任國楨、韋素園等人思想所推動，互相牽引，以自覺而覺人。所以在日記裏這兩年的魯迅思想，可以說從閱讀、寫作，以至活動，都與蘇聯十月革命的影響有關。也就是說：無產階級思想，在這時已深深投入魯迅的腦海，借日文書的閱讀移植到這個新的園地，將又由這而滋長於革命文學的廣大園地裏了。

1925年，計其閱讀的大致有這些種類：《新俄文學之曙光期》《俄國現代的思潮及文學》《新俄美術大觀》《革命與文學》等。在這同期，魯迅主編的未名社則出了任國楨譯的《蘇俄文藝論戰》，李霽野譯的《往星中》，韋叢蕪譯的《窮人》，胡斅譯的《十二個》，韋素園譯的《外套》，曹靖華譯的《白茶》，董秋芳譯的《爭自由的波浪》，李霽野譯的《黑假麵人》，曹靖華譯的《煙袋》，韋素園譯的《黃花集》，曹靖華譯的《第四十一》《蠢貨》，韋叢蕪譯的《罪與罰》，韋素園與李霽野合譯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等等。

這些譯者都是學生，以其熱情，奮勇譯作，為中國文藝園地移來佳花，播出革命種子。但他們都是自力奔走，而苦於連印刷費也無著的。這時魯迅首先擔任節約生活籌措一筆印費，望出完一本書，收回資本，再繼續印出。這種慘淡經營，為中國文壇培植新生力量的苦心孤詣，果然在文化革命上打下了基礎，現出了成績。即在漆黑的北京當時，無異暗夜之燃點明燈，使眾皆歡忭，有所向往。到1928年，未名社出書稍多，地位略固的時候，就遭到莫名其妙的封閉，經理人被押解到蔣政權下的南京的一件文化事業被摧殘的醜劇了。

1926年的10月以前，魯迅還沒有離開北京，往東亞公司買書也還便當，就仍繼續讀他愛讀的新文學書，為這一時期的重點讀物，如：《無產者文化論》《無產階級藝術論》《新露西亞パンフレツト》，（即新俄羅斯手冊）兩本《無產階級文學的實際》、《新俄パンフレツト》（即新俄手冊）。這裏不得不說明的有兩點：一就是蘇聯的書籍如果沒有到日本人之手，或到了而日人沒有譯出，或譯出了而沒有到東亞公司，都影響魯迅的閱讀範圍；二則是10月以後到了廈門，人生地疏，課務須備，也限製了魯迅去尋找心愛讀物的機會。到年底和1927年在廣州，也同樣情況。廣州沙麵，有一日本商店而不是書店，那還是辭了中山大學之後才偶爾去到的。所以魯迅在廣州，也隻能跑跑廣雅書局，買些古書。至滿意的也不過是跑到創造社的地方找書，但一到反黨屠殺，就連這些書也看不到了，成為瞎了眼最最痛苦的時代，在魯迅來說，是極其不幸的，和中國人民的痛苦同其命運了的一個大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