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魯迅的講演與講課

魯迅是一個平凡的人，如果走到大街上，絕不會引起一個人的注意。論麵貌、身段、外麵的衣冠等，都不會吸引人的。至多被人掃射一下，留下了淡漠的印象：在舊時代裏的一位腐迂，或者是一個寒傖的人；一位行不驚人的樸素得連廿世紀的時代似乎也遺忘了的從鄉下初出城的人士一般。這是在1927年以前北京舊社會一般的人所容易看到的，實則是一個被舊社會壓得連氣也透不過來的，反抗這階級並要帶領著大家奔走向前的戰士。

而他的麵色灰暗，乍一看有似長期吸毒（鴉片煙）的癮君子，更加以具有平常嚴峻的麵孔，初看起來，不了解的會當他是拒人於千裏之外的不容易相處的人。在去杭州的時候，因此吃過虧，更加使當時的軍警嚴厲的搜查。我們不要以為當時的政府會那麽好，關心到人民生活，用各種方法嚴查吸煙的人；也不要以為當時的軍警也是關心人民生活，嚴格執行法律的人；他們是別有企圖，查出吸毒的人或物，就可以從中發一筆橫財的，是不懷好意的工作態度的。這也難怪其然，工資低，生活苦，正直的人得不到同情，處處受打擊，一些人沒法走正道，把心一橫，就四處找橫財了。每逢元旦見麵，人們頭一句總是“恭喜發財”，“橫財順利”。是這樣的社會相，也就是魯迅活了快六十年來為之痛心疾首的社會和人民。

但在講台上，在群眾中，在青年們的眼裏所照出來的真相卻不一樣。他那灰暗的麵孔這時從深色的罩上麵紗的一層灰暗裏放出夜光杯一樣的異彩。人們聽到他的聲音就好像飲過了葡萄美酒一般地舒暢。兩眼在說話的時候又射出來無量的光芒異彩，精神抖擻地，頓覺著滿室生輝起來了。有一位作家鄭伯奇同誌，於1936年的回憶，題為《魯迅先生的演講》，描寫得很生動具體：

……一個廣大的文學組織宣告成立。就在這時候，為了將新的文學主張擴大宣傳起見，魯迅先生和筆者便被派到滬西D大學去演講。

……

那時候，魯迅先生是住在東寶興路景雲裏。他一個人在書房裏，臉色很不好，他告訴我們他病了幾天，夜裏睡不著，牙齒都落掉了。他表示不能演講，還把落掉了的一顆大牙齒給我們看。

代表很為難。他說，同學都在等待著魯迅先生去，若第一次就使同學失望，以後什麽怕都不好進行了。我是知道自己不會演講，唱獨腳戲準得失敗的，故也極盼魯迅先生出馬。看見這樣情形，魯迅先生終於答應我們，帶病同去了。

D大學的禮堂兼雨操場是擠滿了人。新的文學團體固然也有點號召力，但，大部分的學生是為瞻仰魯迅先生的言論豐采才集合起來的，那是毫無疑義。

由我來唱了開鑼戲。現在，連演講的題目都忘記了，內容如何自然更無從記起。大概不外乎是當時開始受人注意的文藝與社會關係的問題。

現在想起來還要汗顏，筆者講了不到一刻鍾，聽眾是一個去了又去一個。偌大一座講堂隻剩下寥寥不到百十個人了。我心裏有點發慌：

（頭一炮就打不響，魯迅先生又有病，這卻怎麽辦好？）

心裏越急，口上越亂。什麽“意德沃羅輯”呀，什麽“印貼利更地亞”呀，什麽“狄亞列克特”呀，這一類生硬的術語，隻在口邊亂撞。可憐那百十個聽眾又漸漸散開，變成烏合的散兵線了。

看光景還是趁早退場好，於是趕緊作了個結束了事。

耳邊懵懵懂懂聽見一陣熱烈的鼓掌聲，是魯迅先生登壇了。

怕是有病的關係吧，魯迅先生的聲音並不高，但卻帶著一點沉著的低聲。口調是徐緩的，但卻像是跟自己人談家常一樣親切。

他先從他的家鄉說起。他說，他是浙東一個產酒名區的人，但他並不愛喝酒。這樣，他對於曾經說他“醉眼朦朧”的馮乃超君輕輕地回敬了一下。

以後，他便談他家鄉的風俗。語詞是記不清楚了，大意是他的家鄉那裏，討媳婦的時候，並不要什麽杏臉柳腰的美人，要的是健壯的少女。由這類的例子，他歸結到農民和紳士對於美觀的不同。然後，他用實證，揭破了“美是絕對的”這種觀念論的錯誤。而給“美的階級性”這種思想，找出了鐵一般的證據。

在樸實的語句中，時時露出諷刺的光芒。而每一個諷刺的利箭投射到大眾中間，便引起熱烈的鼓掌和哄堂的笑聲。

不知什麽時候，屋子裏添進了那麽多的人。偌大的一座講堂是擠得水泄不通了。連窗子上麵都爬著挾書本的學生。

演講是在熱烈的空氣中宣告了成功。在散會以後，D校馬上成立了一個新的文學組織。

這當然是魯迅先生抱病演講的功績。

從這個具體的例子看來，理論性的說話還需技巧的，主要還是講群眾所要聽的，所能了解接受的。魯迅演講和上課堂的時候，一樣的捉住聽眾所需要的，樸素地用語言傳達起來，隨時加以分析，而又能駁掉別人的謬誤見解；自己的例證，又是淺顯易懂，為人們日常生活所已知的，絕不用深奧的大道理迷惑人。每每在幾分鍾之內，就掌握了群眾的思想，獲得了偉大的勝利。而事業也借此建立起來。如D大學的文學組織的宣告成立，就因魯迅幾句話而直接發生了良好影響。當時上海的進步力量或左翼團體的紛紛成立，是在黨的領導下，分別教育群眾、聯係群眾，在困難的情況下，點滴收獲是不易的。開個會，成立個團體也是不易，因之更珍惜這會的能夠開成，說話的人獲至預期的效果，而魯迅就是體會著這樣的精神而去的。

……

我以聽講者的體會證實了作家鄭伯奇同誌所遇到的情況。魯迅以樸素的、質直的、不加文飾的說話，款款而又低沉的聲音，擲向聽眾，擲向四周的空中。如同聽廣播一樣又加以電視，親切地聽到、看到他的聲音笑貌，先得我心。說出了人們普遍懂得的事物的真理，說出了人們心坎裏所正要說出而未能說出的語言。樸素而率直的，就像他說話一樣，換得了人們的信任。也像他寫的文章一樣，雄辯地駁斥了異端邪說，擯棄了彌漫世間的烏煙瘴氣，給聽眾如飲醇醪，如服清涼散，這種話語，聽一百遍也不會厭，就可惜時間太短了，人們在他結束時報以熱烈的掌聲，讚許聲，有餘未盡的可惜聲。我常常向魯迅提起，假使你多在群眾麵前說話，那說服力，那看得很遠、很透的真理，那語驚四座的效果，那完整無缺的明白痛快的一擊，那強勁有力、萬夫莫當的氣概。那在講台上整個瞬息萬變的音容笑貌，簡直就是速寫不出的活的精致的藝術表現，就連高超的匠人也刻畫不出。如果利用這說話作宣傳工具，對黨的工作的貢獻，一定也不下於你的文章呢。他默許我的話。

但是誰使他沒有發言的機會的？是黑暗的政治壓迫！

誠然他曾經考慮：教書（說話的一種方式）和寫作的互相矛盾。但他的說話機會被剝奪了，實是我們當時無比的損失。他覺得“因為這兩件事，是勢不兩立的：作文要熱情，教書要冷靜”（見《兩地書》：《第六十六》）。時時想到專從事於寫作。到上海之後，果然辭去教書專心一致地做編寫的工作了，成就確是比較大的。看他末期十年的生產量，是較之頭二十年合起來還不止一倍，就可以證明。

然而畢竟使我們感覺到停止了講話是多麽可惜。聽過講的人們不會忘記：無論在北京，在廈門，或在廣州，他的講課都是那麽吸引人，以致別科別係的學生，或偷聽課的學生（在北大時期），都一致的津津樂道聽過他的課。而且每個地方都一樣的得到熱烈的擁護，其中必定有道理存在著。

他幹脆、守時刻，走到講台上就打開包裹，那黑地紅色線條的布包，為他所喜愛的代表鋼鐵與熱血的兩種色彩的包裹，無異把他堅定如鐵，熱情如血的整個人生展示給大眾。他一點也不浮誇，他的包裏什麽都有，就是沒有些兒虛假，不太多也不太少的稱出來，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地講出來。臉上的兩隻亮晶晶的仁慈而堅定的眼珠子，就好像洞察一切地掃射出來。他又何必點名呢（以前學校上課一開始是點名報到的）？橫豎一個也不會少，連生病的除非起不來了才告假。像真理一樣普遍，他到過的學校都是這般情景。

他是嚴峻的，嚴峻到使人肅然起敬；但瞬即融化了，如同冰見了太陽一樣，是他講到可笑的時候大家都笑了。有時他並不發笑，這樣很快就又講下去了。到真個令人壓抑不住了，從心底內引起共鳴的時候，他也會破顏一笑，那是青年們的歡笑使他忘卻了人世的許多哀愁。

那爽朗鬆脆的笑聲，常常是發自肺腑中，無拘束地披誠相見的時候，更加是在遇到知己的時候，痛快地，對自己的命運、世界的前途都感到有不可動搖的信念，完全了解了自己也相信了對麵的人的時候。不多遇而也確乎遇見的像他和瞿秋白同誌的見麵，就有這樣的熾烈而明快，靈魂的深處有著不可製服的力量的樣子，釋然於懷的歡笑爆發出來。多難得的遇合、相逢呀！在那個時候。

在講課中，比較為眾所知的是講《中國小說史略》。聽過的人比較多，也許講的內容大略相同，而未必全然一致。但總之，聽者都滿意了。我是有幸聽過兩次的。一次是做學生時候在課堂上的；另一次是旁聽：他用日語講給增田涉先生聽的，我算是為學習日語之助的旁聽生。那時是1931年的時候，我們生活上永不會忘記的剛剛度過柔石等人被害之後，我們才從避難的旅舍回家不過住了一個多月，也就是4月11日，從增田君和內山夫婦來到我家吃晚飯認識起，增田君每日下午都來。有時講課之餘，魯迅往同文書院講一小時的《流氓與文學》，是同他去的；也曾帶來另一位日本朋友，這時就會談至晚上才行分散；或者一同往電影院、展覽會；有一回還看過不終曲而去的歌舞團演出。又或興之所至，晚飯後忽然跑去跳舞場的池子旁坐著看一陣子的跳舞。在多樣性的、並不枯燥無味的生活中，朋友般地這樣度過了幾個月，在魯迅生活上是難得的。到7月11日的下午，日記隻寫著那麽簡單的幾個字；“為增田君講《中國小說史略》畢。”而在魯迅卻是為一個不認識的青年，每天用去大半天的時間，做講解工作。詳盡地、無私地給予文學上的幫助。這時藤野先生的印象活躍在他的腦海：為文化交流、中日友誼而服務是值得的。這裏看到魯迅幫助青年的熱誠，有似園藝匠人為中國的佳種獲得新的移植而愉快欣慰的心情，是無可以言語形容的。

增田君原是從日本鹽穀溫先生那裏學過《中國小說史略》的，根據他的證明，益信鹽穀的教材取自魯迅，而不是如當時一些中國無聊文人所說：是魯迅盜竊他的了。

當我自己在課堂上聽講《中國小說史略》時，也許我們聽講時程度低，和別的學校有些兩樣。魯迅對我們講《中國小說史略》的時候在早期，那時的書還剛剛在北大第一院的新潮社出版，是1923年的12月，我們就人手一本的拿這分裝成上下冊的《中國小說史略》做課本了。前三篇課本還沒有印出，是用中國的油光紙臨時印的，現在手邊沒有了。但那上下冊的兩本課本，還在身旁，就從這引起我的一二回憶，以告沒有聽講過的讀者，但也隻是一鱗一爪，未必完整的。如第四篇《今所見漢人小說》，他對“大旨不離乎言神仙”的東方朔與班固，又明確的指出：前者屬於寫神仙而後者則寫曆史，但統屬於文人所寫的一派。《神異經》亦文人作品。而道士的作品，則帶有恐嚇性。有時一麵講一麵又從科學的見地力斥古人的無稽。講到《南荒經》的蚘蟲，至今傳說仍存小兒胃中，魯迅就以醫學頭腦，指出此說屬謬，隨時實事求是地分析問題。在《西南荒經》上說出訛獸，食其肉，則其人言不誠。魯迅又從問路說起，說有人走到三岔路口，去問上海人（舊時代），則三個方向的人所說的都不同。那時問路之難，是人所共知的。魯迅就幽默地說：“大約他們亦是食過訛獸罷！”眾大笑。《中荒經》載西王母每歲登翼上會東王公。魯迅說：西王母是地名，後人因母字而附會為女人，因西有王母，更假設為東有王公，而謬說起來了，猶之牽牛織女星的假設為人，烏鵲填橋成天河，即與此說相仿，為六朝文人所作，遊戲而無惡意。他隨即在黑板上繪出中央一柱狀為“翼”，東王公西王母相遇於中央的狀況，更形象地使人們破除了流傳西王母故事的疑團。談到《十州紀》，亦題東方朔撰，但中有恐嚇，故魯迅疑為道士所作。其中宮室有金芝玉草，服食有龍肝鳳肺，居住有仙宮，都是道士特意寫的與常人不同。又如武帝時，西胡月支獻香四兩，燒於城內，能起死回生，於是信知其神，“乃更秘錄餘香，後一旦又失之”（見《今所見漢人小說》），已經是故神其說，從空想的香的不是凡品，又入到事實上以堅人信，如果厚待月支使者，則“帝崩之時，何緣不得靈香”（見同上），是道士怕人不相信，故為此語，這都是他隨講解而分析的。後來他又引申到“恐嚇”二字，他說分析利害，辯明是非，則是煽動性的文章，是革命者的說話，是入於恐嚇之類的善者一麵的。關於“金屋藏嬌”，原出於《漢武帝故事》，他四歲時，人問欲得婦否？答以欲得，指左右百餘人，皆雲不用，末指阿嬌好不？乃笑對曰：“好，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也。”後人移用於納妓，說是“金屋藏嬌”，實乃大誤的。

魯迅講書，不是逐段逐句的，隻是在某處有疑難的地方，才加以解釋。如說到《漢武帝內傳》時，他首先講出：故事，是文人所作，內傳，則為道士所作。道士是反對佛教的，而《漢武帝內傳》於王母降臨的描寫則多用佛語，字句繁麗，而語則似懂非懂，以迷惑人，屬於神秘派之類。其中之句如“容眸流盼”的“容”是指顏麵，顏麵如何能流盼呢，不是不通就是多餘之字了。大約作古文之法有二秘訣：一為“省”去“之乎者也”等字，二為“換”成難解之字，也就是以似懂非懂的字句以迷惑人，又多用贅語如“真美人也”“真靈人也”，靈與美究有何分別？用了許多不可測之字和語，如罵人曰牛曰馬，人易了解其罵我為牛為馬，因明白易懂得。如果換了猹，喳來罵人，則比較難於認識，至多體會為犬旁，則大抵屬於以獸類罵我，但口旁的喳字，則究竟指的什麽東西呢，恐怕連字典也沒有這個字，無從索解，使被罵的人，也覺得因不懂而心中不安。古文難測，其弊多在此，神秘派之秘也在此。

雜載人間瑣事的《西京雜記》，有與曆史有關而正史沒有記載的，如呂後之殺趙王事（如卷一）；有似考據語，令閱者恍以為真，實作者故作神妙的（如卷三）；又齊人彈琴而能作單鵠寡鳧之弄；武帝以象牙為簟，都在有無不可知之列，是足以令人疑信參半，是作古小說的人寫下“空中樓閣”的妙手秘訣。

照這樣講解字句，當時文章流派，內容的荒誕與否，可信程度如何，都在書本之外逐一指出，使人不會因讀書而迷信古人，是很重要的。

“巫風”到漢末而大暢。魯迅在講到第六篇《六朝之鬼神誌怪書》時說：拜鬼屬於迷信，人們劃出陰陽二界，以為陽界屬人則陰界屬鬼。寫人以“傳”，寫鬼是“誌”。既信有鬼則燒紙物等，成為純消耗性的，於國民經濟有關的，影響實是不淺。

又如《太平禦覽》載：“武昌新縣北山上有望夫石”，魯迅為之分析：是屬於拜物教的以無生物為生物，附會生說的。又或人與動物不分，二者常交互變易，都是妄說，這就教人讀古書而應加以區別看待。

釋典，天竺故事之流傳世間，在印度講出世，是說作人諸多苦惱，不好。這似乎說得不錯，佛教經典也無非說說而已，即在印度本土，亦不能實踐，蓋印人言出未必執行，這是揭開佛說連印度也不能遵行的情況。

《唐之傳奇文》中談到元稹的《鶯鶯傳》，其後來的各自分飛，張生解釋為“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因而舍棄鶯鶯，社會上（時人）多許張為善補過者雲。魯迅於講解時不以為然，他同意有人說《會真記》是寫的元稹自己的事，目的在辯護自己。是屬於“辯解文”一類，不是為做小說而做的。

從《會真記》魯迅又談到中國人的矛盾性。他說：中國人（指舊文人）矛盾性很大，一方麵講道德禮義；一方麵言行又絕不相關。又喜歡不負責任，如《聊齋》的女性，不是狐就是鬼，不要給她穿衣食飯，不會發生社會督責，都是對人不需要負擔責任。中國男子，一方麵罵《會真記》《聊齋》；一方麵又喜歡讀這些書，都是矛盾性存在之故。

李公佐寫“禹伏無支祁故事”，“明吳承恩演《西遊記》，又移其神變奮迅之狀於孫悟空”，自《西遊記》出，孫悟空的活躍代替了唐之無支祁傳說了。追源無支祁說成立之故，據魯迅說：有山下而麵臨水之處，適山下有大鐵鏈，則文人為之附會其說，謂鐵鏈後必有被鎖的東西，這東西又必是怪物才被鎖，而能伏怪物的必是了不起的人物，這人物是誰？則首推大禹，因禹治水故，層層推想附會而成故事。

魯迅批評宋不如唐，其理由有二：1、多含教訓話語，則不是好的小說，因為文藝做了教訓的奴隸了；2、宋傳奇又多言古代事，文情不活潑，失於平板，對時事又不敢言，因忌諱太多，不如唐之傳奇多談時事的。這一分析，對我們學習很有幫助，所以聽講的時候，覺得對書本以外的教益實獲益不淺的。

講到第十四篇《元明傳來之講史》，談到宋江故事時，魯迅說：小說乃是寫的人生，非真的人生。故看小說第一不應把自己跑入小說裏麵。又說看小說猶之看鐵檻中的獅虎，有檻才可以細細的看，由細看以推知其在山中生活情況。故文藝者，乃借小說—檻—以理會人生也。檻中的獅虎，非其全部狀貌，但乃獅虎狀貌之一片段。小說中的人生，亦一片段，故看小說看人生都應站立在第三者地位，切不可鑽入，一鑽入就要生病了。

像這樣的坦白而透辟的指引，對青年們每易中了小說之迷而跟著小說的狀況隨而喜怒哀樂的，如同看戲的人看到戲中人的遭遇而跟著憂戚一樣，就不是站在第三者的地位了。這裏魯迅教導我們不但看小說，就是對一切世事也應如看檻中的獅虎一般，應從這裏推知全部狀貌，不要為片斷現狀所蒙蔽，亦猶之馬列主義教人全麵看問題一樣道理。所以雖說是聽講《中國小說史略》，實在是對一切事物都含有教育道理，無怪學生們對這門功課，對這樣的講解都擁護不盡，實覺受益無窮。大家試想想，有誰從講解中能廣博到這樣，把一個大道理從文藝、獅虎、檻的比方，來了解一切事物的真理呢？魯迅的講學，他的說話，和演說時的講話風格不同，精神則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