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瞿秋白與魯迅
時間一久了就遺忘了月日，不記得是春末還是夏初光景，真算得是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人們遊興正濃的某一天，那是1932年了，通過一個人的介紹：說有一位為了革命過著隱居生活的人，想乘此大好時光，出來遊耍一下，見見太陽，但苦於沒有適當的地方。問起來，才知道是“沒有見麵的時候就這樣親密的人”（正如瞿秋白寫給魯迅信中所說的一樣）—瞿秋白同誌，就約定於某日來我家盤桓一整天。
這一天天氣特別和煦，似乎天也不負好心人似的，陽光斜射到東窗上的大清早，介紹人就陪同三位稀有的、初次到來的客人蒞臨了我們的住處。那三人除了秋白同誌之外還有楊之華同誌和房東謝澹如先生。
我們雖則住在北四川路底的電車頭停車終點的一個公寓裏，離此不遠正對著虹口公園。但在三樓上，四周都是外國人住著，比較寂靜的，正適宜於我們迎接這樣一位革命者的所在。
魯迅對這一位稀客，款待之如久別重逢般有似許多話要說，又似對待親人般的至親相見（白區對黨內的人都認是親人看待），不須拘禮的樣子。總之，有誰看到過從外麵攜回幾尾魚兒，忽然放到水池中見了水的洋洋得意之狀仿佛相似。他們本來就歡喜新生一代的，又兼看到在旁才學會走路不久的嬰兒，更加一時滿室皆春似的生氣活潑，平添了會見的鬥趣場麵。
我是依稀如見故人般對秋白同誌似曾相識的。回憶起來時間也許太久了，那還是在女師大做學生的時候，大約那時秋白同誌剛剛從蘇聯回來了，女師大請他來講演的。那時我還是初到學校不久，聽講時的內容全不記得了，總之是關於對新社會蘇聯報道方麵的吧！為什麽說似曾相識呢？就是從前見到的是留長頭發、長麵孔，講演起來頭發掉下來了就往上一揚的神氣還深深記得。那時是一位英氣勃勃的青年時代的煽動家的模樣，而1932年見到的卻是剃光了頭，圓麵孔，沉著穩重，表示出深思熟慮，爐火純青了的一位百煉成鋼的戰士，我幾乎認不出來了。
那天談得很暢快。隻見魯迅和秋白同誌從日常生活、戰爭帶來的不安定（經過“一·二八”上海戰事之後不久）、彼此的遭遇，到文學戰線上的情況，都一個接一個地滔滔不絕，無話不談，生怕時光過去太快了似的；又像小海嬰見到楊媽媽，立即把自己的玩具獻出似的；但魯迅獻出的卻是他的著作，兩兩不同，心情卻是一樣的。
為了高興這一次的會見，雖然秋白同誌身體欠佳也破例小飲些酒，下午彼此也放棄了午睡。還有許多說不完的話待交換傾談呢！總之，夜幕催人，沒奈何隻得分散而別了。
從此天壤間除各自工作外，更是兩地一線牽（共同的革命意誌和情感），海內存知己，神交勝比鄰了。在文化界，革命戰線上相互支援，共同切磋，建立起革命的友誼，而一以黨的領導為準繩，為依歸。魯迅得到秋白同誌之助，如同得到黨給與力量，精神益加奮發百倍，勇往前進了。
秋白同誌精俄、英文，對中國舊文學也素有根底，新思潮（馬列主義理論）又充實了他的新文學，所以思想透辟，為當時不可多得的傑出人物。魯迅平夙就是尊敬有才能的人，何況更加是黨的領導人。這回相見，又豈肯輕易放過。雙方各有懷抱，都感覺到初次見麵還有什麽未盡之言似的，要求再一次的相見。
終於，打破了障礙，在同年9月1日那天，也是早上，我們帶著孩子去拜訪了他們，就是紫霞路謝澹如先生的家內的一個三樓上。這是第二次的見麵了，秋白同誌悠閑地坐在他的書桌旁邊，看到我們來時就無限喜悅地表示歡迎。他的書桌是特製的西式木桌，裏麵有書架可以放文件，下麵抽鬥也一樣，隻要把書桌上麵的軟木板拖下來，就可以像盒子一樣連抽鬥也給鎖起。據他說：這樣一走開，寫不完的文件隻要一拉下木板就不會被別人亂翻了。做革命工作的人，這種桌子是比較方便的。後來他去蘇區時就把這桌子搬到我們住的大陸新村裏，至今還保存在原處，這是後話。當時他就在桌子裏拿出他研究中國語言文字問題的紙張，指出裏麵有關語文改革的文字發音問題來，向客人討論。並因我是廣東人，他找出幾個字特意令我發音。他就是這樣隨時隨地不會忘記活資料的尋找的，這又可見他平日留心研究，不錯過任何機會，謙虛地、忠誠地豐富自己寫作的範圍，訂正自己的看法，從任何一個人身上也不會放過機會。就這樣，這天上午談話主題就放在他所寫的文字方案的改革上了。後來又幾經改動，謄抄完整，這些資料到離開上海時，就成為他比較完妥的遺著了。這些遺著，他臨行前交給魯迅一份，魯迅妥慎保存於離寓所不遠的舊狄思威路專藏存書的頗為秘密的—連魯迅的存書和柔石等革命遺著一起—存在這裏的一個書箱內安放著。到魯迅逝世後，這些存書全部搬到淮海中路淮海坊內。日軍占領上海，侵入我家搜查時，感謝一位女工，她對敵人用了瞞和騙，向日本憲兵隊說：三樓是租給別人了，這才沒有去搜查，才得以保存下來，得以完成多時埋藏，至此如釋重負地交還，以作革命遺物的珍寶，實當感謝這位工人階級的覺悟性的。
秋白同誌在魯迅寓裏避難過三次。兩次在北四川路底的公寓裏，一次在大陸新村。第一次是在1932年11月，日期記不清了。隻記得魯迅這時正好因母親生病回到北京去，是我接待他們的。我還記得：他和楊大姐晚間到來的時候，我因魯迅不在家，就把我們睡的雙人床讓出，請他們在魯迅寫作兼臥室的一間朝北大房間住下。查魯迅日記，是11月11日動身往北京，同月30日回到上海。那麽秋白同誌來了幾天才見到魯迅回歸，則大約是在11月下旬來的了。在這期間，和我們一起，我們簡單的家庭平添了一股振奮人心的革命鼓舞力量，是非常之幸運的。加以秋白同誌的博學、廣遊，談助之資真不少。這時看到他們談不完的，像展示電影膠片的無休止的豐富資料，實在融洽之極。更加以魯迅對黨的關懷，對馬列主義的從理論到實際的體會，平時書本看到的，現時可以盡量傾倒於秋白之前而無須保留了，這是極其難得的機會。一旦給予魯迅以滿足的心情，其感動快慰可知！對文化界的愚昧，黑暗的國民黨反動力量，對“九一八”東北淪亡的哀愁，這時也都在日夕相見中交換意見了許多。此時更進一步有似古話的“猩猩惜猩猩”地成為密切的，在黨領導下的通過秋白同誌同是資產階級出身而又背叛了這個階級的“貳臣”，成為為黨盡其忠誠的知己了。更有楊大姐幹革命工作、團結群眾的精神，表現在對女工、小孩都樂意和她親近，無絲毫客氣接待生人之感的親如一家人的相處，我更其是學習到許多說不盡的道理了。
他們是幹革命工作的，一刻也不能耽誤。在離去之前，曾經有這些東西留著痕跡給我們：
一、1932年12月7日曾給魯迅寫過：
雪意淒其心惘然，江南舊夢已如煙。
天寒沽酒長安市，猶折梅花伴醉眠。
他在詩後說明是青年時代帶有頹唐氣息的舊體詩。以他後來的積極進行革命工作，無疑是否定了前期思想的不正確的部分的。但我們若從“雪意淒其”句不仍是對此時此地遭遇壓迫寫照？末句“猶折梅花”則梅開十月，已屬小陽春，也即“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遲嗎”的意思。仍然描寫其心懷浩**堅決不移的意誌，這是秋白同誌畢生抱負都是這樣的，我們不必以作者自謙，即相信其確屬“頹唐”也。
二、同年12月9日，曾以高價托人向大公司買了一盒玩具送給我們的孩子，在《魯迅日記》是這樣寫的：“下午維寧及其夫人贈海嬰積鐵成象玩具一合。”當時他們並不寬裕，魯迅收下深致不安。但體會到他們愛護兒童，培植科學建築知識給兒童的好意，秋白同誌在盒蓋上又寫明某個零件有幾件，共幾種等等，都很詳盡。又料到自己隨時會有不測，說“留個紀念，讓他大起來也知道有個何先生”（何先生是他來我家的稱呼的話）。可惜幾經變亂、搬動，這盒蓋已遺失，零件還有若幹存在上海紀念館，作為秋白同誌們預想到革命勝利後技術的需要，從小孩時期就應給以技術知識的教育深意的珍貴紀念品，來體會其精神耳。
至多到年末之前，他們就離去了，因為我的印象沒有留他們度歲的記憶。當中曾經有過幾次人來向秋白同誌接洽，但總是讓他們自己見麵，在一個房間裏，我們從未打聽過曾經來的是什麽人。隻記得曾來過一個牧師，並托魯迅替買字典，就照辦了。解放後，我見到一些負責同誌時，他們說曾到過我們家裏，是為秋白同誌去的，這才知道是他來過了。許多黨內同誌也說見過魯迅，或說到過我家。但那時是鐵的紀律要緊，我們從不問人姓名和地址。知道問是不妥當的，因此至今對人的姓名、地址最記不住，一時改不過來了。
第二次避難是在1933年2月間，從謝澹如先生家裏來的。這裏也有兩件事可記：
一、2月10日，《魯迅日記》有如下記錄：
“上午複靖華信，附文它箋。”這說明魯迅寫回信給靖華同誌時，秋白夫婦適在旁邊得有方便，附箋寄出。
二、2月17日，亦從《魯迅日記》中記著：
“午後汽車齎蔡先生信來，即乘車赴宋慶齡夫人宅午餐，同席為蕭伯納、伊（？）、斯沫特列女士、楊杏佛、林語堂、蔡先生、孫夫人共七人，飯畢，照相二枚。……傍晚歸。”
歸來已傍晚，但剛好秋白夫婦住在這裏，難免不把當時情況複述一番。從談話中魯迅和秋白同誌就覺得：蕭到中國來，別的人一概謝絕，見到的人不多，僅這幾個人。他們痛感中國報刊報道太慢，蕭又離去太快，可能轉瞬即把這偉大諷刺作家來華情況從報刊上消失了。為此，最好有人收集當天報刊的捧與罵，冷與熱各方態度剪輯下來，出成一書，以見同是一人，各立場不同則好壞隨之而異的寫照一番，對出版事業也可以刺激一下。說到這裏，興趣也起來了，當時就有人說：何不我們親手來搞一下？於是由我跑到北四川路一帶，各大小報攤都細細搜羅一番，當時的報紙果然各式各樣的論調不一而足。於是由魯迅和秋白同誌交換了意見，把需要的當即圈定；由楊大姐和我共同剪貼下來，再由他們安排妥帖，連夜編輯，魯迅寫序，用洛文署名，就在2月裏交野草書屋出版，即市麵所見《蕭伯納在上海》是也。這書創紀錄地迅速編、排、校對，以至成書，都可以說一“快”字，也代表了革命者的精神，更開辟了眾人合作做一件書業的良好先例。這是我們從秋白夫婦的工作作風上得到的。
這回住了不久，2月底就又走了。但敵人追蹤甚緊，秋白同誌擔任的工作又相當重要，為敵所忌。似乎在短短期間，就搬移了好幾個地方。每一搬遷，就什麽也不能帶走，魯迅送給秋白同誌的許多書都留下了。在我家臨行時送楊之華的棉旗袍也丟掉了，但革命精神和意誌卻是永遠也丟不掉的，這就是革命者的頑強性！在魯迅方麵也常常替他們焦急起來，往往為之寢食不安，自己在3月1日的日記裏寫著：“同內山夫人往東照裏看屋”，3日又“午後往東照裏看屋”，這“屋”似乎是日本人租住的，所以要內山夫人陪去看，他分出餘屋租給中國人，而這人就是秋白同誌他們。這比夾住在中國人堆裏問長問短，查職業，看家底好得多了，魯迅也為此稍稍放心了，因此滿意地租下來。到3月6日的日記裏，魯迅寫著：“下午訪維寧，以堇花壹盆贈其夫人”是含有祝賀新居之意的。為什麽送堇花呢？這堇花又是什麽樣的呢？連我也記不起來了。隻記得堇花大約是日本有的，是3日內山夫人送來，魯迅以之“借花敬佛”的。
大凡意氣相投的人，見麵總不嫌多，路遠也覺得近了，真可謂“天涯若比鄰。”而這回秋白夫婦搬到同屬北四川路底的東照裏，相隔不遠，許多日常生活之需就由我效勞，而魯迅也早晚過從甚密。他們房裏布置得儼然家庭模樣，魯迅寫的對聯也掛起來了。到4月11日，魯迅的家搬到大陸新村之後，就過往更其頻繁，有時夜間秋白同誌也來傾談一番。老實說，我們感覺到少不了這樣的朋友，這樣的具有正義感的，具有真理的光芒照射著人們的人，我們時刻也不能離開。有時晚間附近麵包店烤好熱烘烘的麵包時，我們往往趁熱送去，借此親炙一番，看到他們平安無事了，這一天也就睡得更香甜安穩似的了。
從3月5日的《王道詩話》起，秋白同誌因一時的較安定的小康生活，創作就更施展得豐盛了。計：
3月7日《伸冤》
3月9日《曲的解放》
3月14日《迎頭經》
3月22日《出賣靈魂的秘訣》
3月30日《最藝術的國家》
4月11日《關於女人》
4月11日《真假堂·吉訶德》
4月11日《內外》
4月11日《透底》
4月24日《大觀園的人才》
以上是用魯迅名義發表的秋白同誌寫的文章，從日期看，如果沒有充沛的文學休養和高度的理論水平，哪能在短短的期間，有如是的豐富而充實的文字見之於世，尤其後幾篇同一時間寫的，為革命文學的威力增加不少深入人心的力量呢？
秋白同誌是這樣創作的：在他和魯迅見麵的時候，就把他所想到的腹稿講出來，經過一度交換意見了，就修改或補充或變換內容，然後由他執筆寫出。他下筆很迅速，住在我們家裏時，每午飯後至二三時為休息時間，我們為了他身體的健康，都不去打擾他。到時候了，有時他自己開門出來，這時往往就笑吟吟地帶著犧牲午睡寫好的短文一二篇，給魯迅看了，魯迅看後，無限驚歎於他的文情並茂的新作。而他所率領大家跟著黨走的強烈的政治思想，又是那麽義正辭嚴地寒敵人之膽。隻要一看到他在1933年罵那些賣國賊漢奸如汪精衛、胡適等輩是多麽一針見血，擊中敵人的要害，就知道秋白同誌是運用革命理論作預言的確鑿不疑了。
第三次秋白夫婦來避難是在搬出東照裏之後的1933年7月下半月，機關被敵人發覺，在深夜約二時左右，我們連魯迅在內都睡下了。忽然聽到前麵大門（向來出入走後門）不平常的聲音敲打得急而且響，必定有什麽事情發生了。魯迅要去開門，我攔阻他，以為如果是敵人來抓人，我也可先抵擋一陣。後來聽聲音曉得是秋白同誌，夾著個小衣包走進門來。剛剛不久，敲後門的聲音又迅速而急迫地送到耳裏，我們想，這卻糟了，莫非是敵人追蹤而來？還是由我下樓去探動靜，這回卻是楊大姐帶著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姑娘一同進來，原來是一片虛驚。但東鄰住著的日人家內和西鄰住著在巡捕房工作的白俄都開窗探望這不尋常的奇遇，而我們代秋白夫婦擔心也不是偶然的了。
革命貢獻一切，連自己的生命在內，之外沒有任何要求。而白色恐怖彌漫空際，被破獲的事件有時日有數起。網越撒得寬廣，鑽網的辦法也就越多、且密。就這樣地互相鬥法，最後勝利屬於我們。然而略微的犧牲些人和物，是在所難免的，不然怎叫革命！這個道理，秋白同誌是處之泰然的。當其住在東照裏亭子間裏，過著起碼的生活，而又支撐著病體工作的時候，就連不用錢買來的太陽光也照不到，這對肺病是不利的。楊大姐對革命、對同誌的關懷，不由己地就非常熱望他能有機會見到陽光，在我們麵前也暗示過要他多來玩，我們當然歡迎。但秋白同誌卻很泰然地解釋：隻要想一想革命者隨時有入獄的可能，那時什麽也不能做，更不用說見到陽光了。住在外麵，無論如何總比在裏麵（入獄）強百倍不止的，這樣就在亭子間也心平氣和了。這是多麽偉大的忠誠於革命，不知有己的崇高品德呀！我們深深體會到他的精神，向他學習。然而作為魯迅個人所能做到的，對革命知己的關懷和友誼，僅隻能拚命設法給他介紹出書，冀於物質上有所幫助，從而對病體增加營養，更其對革命有大貢獻，但還是遭到現代書局第三種人杜衡的扣壓，致《高爾基論文集》終於贖出後才能出版，這裏看到中國舊時代的作家說些人民要聽的話時，如果不是自己又要經營出版事業，就永遠遭受嘔氣，魯迅們就是如此度著最黑暗的時日。
1934年1月初，秋白同誌離開上海去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臨行前曾到魯迅寓所敘別。這一次，魯迅特別表示惜別懷念之情，表現於他自動向我提出讓出床鋪給秋白同誌睡，自己寧可在地板上臨時搭個睡鋪，這在資產階級社會生活的人是想不到，做不出的。魯迅以無產階級思想，體貼對同誌的愛，出於至誠做到了。走後常常掛念著黨的勝利，秋白同誌的工作順利。突然接到一封從福建來信，是秋白同誌被敵人捉去了，起先他冒為醫生，能遮瞞一陣子，他寫信來要接濟，要保釋，終於被敵人識破了，他就毫不掩飾地正麵渺視敵人，以致遇害。那時魯迅從收到信，設法營救，以及知道被害的消息時，他長期被悲哀所痛苦著，連執筆寫作也振作不起來了。
到1935年夏間，瞿秋白同誌在福建被捕的消息傳到之後，魯迅就替他設法營救，甚至籌集資金接濟獄中需要，但不久得到噩耗，使魯迅極其悲痛地向人說：作者“已經並不急於要錢”。這就是最後一次魯迅未能完成為知己服務的一次。
人們因為是魯迅懷念秋白同誌的犧牲於反動勢力之手，托內山先生去日本印出《海上述林》以及為這書付出了辛勤勞力而對魯迅的友誼也給予崇高的估價。其實是不止魯迅一人的。噩耗傳來不久，幾個秋白同誌的友好就暗地裏集合到鄭振鐸先生家裏，哀悼這位傑出的不屈的英勇戰士的慘遭犧牲！當時商議給他出書，傳布、教育人民，以擴大革命影響。大家集款，負擔排印到製紙板的經費，印刷、紙張費用由魯迅收尾，其中編、校等瑣碎工作亦魯迅經手，故有許多向朋友述說排印慢的書信（當時決定由開明排印的）。但又想到：創作方麵含有思想性政治性的，一時收集未必全，而且更須尊重黨的決定，所以就暫定先出翻譯。《魯迅書簡》內給曹白信說得很清楚：“《述林》是紀念的意義居多，所以竭立保存原樣，譯名不加統一，原文也不注了，有些錯處，我也並不改正—讓將來中國的公謨（康謨尼斯，即共產主義）學院來辦吧。”
這種態度，在信裏充分顯示出對黨的尊重，對革命的尊重，對為革命而犧牲者的尊重。一切由“將來中國的公謨學院來辦”，不敢印創作，就是先印翻譯也不加改變，把決定的“權”歸給黨，是戰士聽命於領導的態度，哪怕是小小的改動也不例外。讀到這裏，充分覺得魯迅遵照會議決定絕對相信黨，肯定黨的必然在不遠的將來，即魯迅逝世後十三周年獲得勝利！一切交給黨，聽命於黨，這就是非黨的布爾塞維克的魯迅教給後人他們所應該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