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黨的一名小兵

反動的軍閥統治，篡奪了舊民主的孫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在北洋軍閥製造下的“三一八”慘案並繼之而起的五十人的黑名單使魯迅覺得北京的無可為而走出了。但寄希望於革命的心情仍不泯滅，又轉而寄希望於對北伐軍的勝利。在廈門一有消息，即欣然寫信告訴朋友們，懷著這樣的心情到了廣州，但“四一五”廣州的大屠殺比北京還殘酷，遇害的有為青年、革命工作者幾於滿倉滿穀，塞滿了戲院、機關。魯迅震動之極，對殘暴者正麵作了鬥爭，向中山大學的拘捕學生再一次抗議無效，以致拂袖而去。幾經困難轉移到了上海，是1927年末的事了。

上海是每個革命者的洪爐，在這裏冶煉；也是革命領導者的集合場所，在這裏指揮教導一切革命工作者們。魯迅，在大革命後來到了上海，覺得前此的看法、態度都錯了。這時他有了突變，從量變到質變。一切從階級的立場、觀點出發，就看問題也容易迎刃而解了。於是他否定了進化論的偏頗，投入了階級論的洪爐去鍛煉自己，去向革命隊伍中當個小兵。

由於舊中國的時代環境，迫使魯迅每事必先審慎再三，必須了解透徹，才敢加入戰鬥。所以粗看起來反應似乎遲鈍，但既然加入，則成敗利鈍，危害生命，都不之顧，一以直道進行了。這是他以之教育青年，亦以之身體力行的。以前的對女師大事件以及“三一八”慘案如此，以後的對反動國民黨的抗擊運動及左聯前後的態度也如此。真所謂猛虎出柙（這裏借喻他自己起先的審慎態度的決定後），勇不可當了。

這時他除了得暇即閱讀馬列主義、辯證唯物論等書籍以武裝自己，更以馬克思讀本教育他人。複積極參加團體活動，從理論到實踐，完全成一個徹底的馬克思主義化的以黨的領導為依歸的絕對堅守著“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的信念的執行者。

黨教育了他，領導著他，不斷的黨的領導人物和他見麵，指導他的工作，細致地，正確的事例擺在他麵前，白色的恐怖對黨人加害更多，越引起魯迅的憤火燃燒越熾烈。他控訴：向中國人民，向國外同情者。每一次壓迫越猖狂，他的鬥爭就越猛烈。

魯迅寫出了《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到國外去，說明出版界在反動壓力之下“還是不能不設種種方法，加入幾篇比較的急進的作品去”，但魯迅指出這隻是“專賣空杯，這生意決難久長”。又說明人民是歡迎左翼作品的，因為“左翼文藝有革命的讀者大眾支持，‘將來’正屬於這一麵”。

1931年2月7日柔石等人在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被秘密槍決後，魯迅又寫了一篇《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的文章介紹到國外去，以“證明他們是在滅亡中的黑暗的動物，一麵也在證實中國無產階級革命陣營的力量”。

還有一篇名《寫於深夜裏》的，其中記載著“一封真實的信”，是寫白色恐怖對待一個十八歲的青年給他徒刑二年六個月，和他所看到獄中慘苦形狀。這是實事，出在杭州美術學校裏，魯迅把他作小說童話像故事般記錄出來，而又以真實的信作結束。實即代表千千萬萬被捕者的真象，都如此兒戲地放入人罪的，這篇文章也介紹到國外去了。魯迅因此感慨地說：“他們越想秘密起來，我的文章卻走到國外，越不給他秘密！”

魯迅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極度黑暗的環境裏，寫出這樣的文章不是好玩的，當有一次史沫特萊女士拿著這樣的文章要幫他向外投稿時，對魯迅說：“這樣子發出去是會對你不利的。”當時魯迅就回答她：“管他呢？中國總得有人出來說話才對！”這回答，不啻千萬重量的義無反顧。對為著中國革命而英勇犧牲的人的控訴，是不能緘默的。一個人死了，千萬個人起來，用文藝工作者不怕死的精神，報道反動者的猙獰麵目，公開的、大無畏的這樣做了。當時魯迅在黨領導下，執行黨的精神，向敵人投下了一顆無煙炸彈，使他們的天下得不到太平，這是黨的勝利，是無產階級向敵人示威的勝利！

就在這樣的時候，魯迅也沒有忘記向家庭做統戰工作。他每當要發表這樣的文章的時候，就以征求意見的口吻出之，但又表示其大義凜然的態度向我說：“這時候總得有人出來說話。”我明白這話的後麵包含著萬一出了事故會送命的意義，但我們不是早已決定？如柔石被捕時，魯迅寫給朋友的信中所說的“倘舉朝文武，仍不相容，會當相偕泛海，或相率而授命耳”（見1931年2月18日致李秉中信）。這明明是魯迅已深知我意，絕不會反對他的意見的，而還是如此照顧到別人的意見，尊重每個人的自決，這態度加倍見出革命者的虛懷若穀而又對敵決不容情。

魯迅有時也曾想到擴大統戰麵，他曾提到：如果自己一到上海時不那麽驟然的加入左聯，稍稍隱晦些，可以做更多的團結各方麵的工作。但現在既然是這樣了，也就隻好照著這樣做就是了，這裏他絕沒有為自己打算的意思，純然從工作效果上著想。我們隻要從他對朋友的通信看就知道，不惜直白說出自己是“仍為左翼作家聯盟之一員”（見1931年2月4日致李秉中信）。在行文中也不少見到，《二心集》更公開表明“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又在《兩地書》序言裏表明自己“我現在是左翼作家聯盟中之一人”，這無異於在大路上標明牌號：“薑太公在此”，但等的下文意思是見者“百無禁忌”，而魯迅的標明是“左翼作家聯盟之一員”，則無異有可能招殺身之禍，聰明人斷斷不肯做的，而魯迅獨乃無所懼怕於其間，其可算是“泰山石敢當”了。

魯迅為何具有如此膽量，敢於蔑視敵人到如此程度？是因為他相信黨的存在，相信青年們，一切不甘做亡國奴的革命事業的人們都跟著中國共產黨走，都確信這條光明的康莊大道的必然到來，必會勝利，像執著紅旗奔赴前線占領敵人陣地時一樣，一個人倒下了，馬上會有人接上來的。

馮雪峰早些時期站在黨的立場來和魯迅接近，《萌芽》《十字街頭》《巴爾底山》等刊物都有魯迅執筆寫的文章。因來往多了，就有些直言無隱之處。他不止一次勸魯迅“不要使自己變小了”。意思是要魯迅丟開身邊瑣事，或討論個人得失。而魯迅自己則以為這確也是壞處：“然而我的壞處，是在論時事不留麵子，砭錮弊常取類型，而後者尤與時宜不合。”（見《偽自由書前記》）他是因現實的事例與社會有關而說的，把自己“變小”了是從沒有計及的。但因雪峰的身份是代表黨與魯迅接近的，所以他的話魯迅也深深表示接受，因此他常常說：“雪峰的話是對的。”魯迅是以黨的身份看待他的，所以也無條件地接受他的意見。而魯迅自己，確也承認：“而且我時時說些自己的事情，怎樣地在‘碰壁’，怎樣地在做蝸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惱，萃於一身，在替大眾受罪似的：也正是中產的智識階級分子的壞脾氣。”（見《二心集序言》）

在馮雪峰眼裏看魯迅常常為著一些事情苦惱自己，而提醒魯迅“不要使自己變小了”，如果站在黨的立場是好意，站在魯迅自己的角度也是應該照這樣接受的，所以魯迅對馮是以他站在黨的立場看問題的。但瞿秋白同誌看待這一問題又是另一種看法了：“現在的讀者往往以為《華蓋集》正續編裏的雜感，不過是攻擊個人的文章，或者有些青年已經不大知道‘陳西瀅’等類人物的履曆，所以不覺得很大的興趣。其實，不但‘陳西瀅’，就是‘章士釗（孤桐）’等類的姓名，在魯迅的雜感裏，簡直可以當做普通名詞讀，就是認做社會上的某種類型。……揭穿這些卑劣、懦怯、無恥、虛偽而又殘酷的劊子手和奴才的假麵具，是戰鬥之中不可少的陣線。”（《魯迅雜感選集》序言）

這裏瞿秋白同誌的看法，如果我體會得不錯，是不是就和雪峰的意見相反呢？是不是這僅隻是作為雪峰個人的意見而提出，但魯迅卻是嚴肅地接受呢？以我的水平，不能判定，隻是作為回憶起來提出罷了。

但這問題也頗關重要，因魯迅許多雜文，往往是一時、一事、一人的，被魯迅遇到了，有時雖小也可見大，所以立刻抓住不放鬆，作為教材而昭示給大家來看，其分析解剖是否錯誤，關係不淺的。魯迅曾說過：“世上是仿佛沒有所謂閑事的，有人來管，便都和自己有點關係；即便是愛人類，也因為自己是人。”瞿秋白同誌常常體會到這一層，深知把個別的事件，作為典型例子，作為對立麵的例子來教育群眾是必要的，是“戰鬥之中不可少的陣線”，是與魯迅當時的思想符合的。

魯迅對敵人的大無畏的精神，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是足以寒敵人之膽而令人敬畏的。可是在與我一同到街道上去的時候，就常常令我苦惱不安。他每每逼令我走到對街的人行道去，而不肯和我並排在一起，以便出起事來我可以避免危險，這可見敵人放出空氣說要“就地處置”他是安然處之的了。卻令我更覺得在徘徊不前也不好，硬是違背他意思也不好的情況下心情起伏著走去。

他鐵的紀律又非常嚴格的執行。他曾作暗示給我，說：“有些事情，就是連夫妻之間也不必過問的。”我遵照這紀律行事，對朋友來信如果不是得到他的許可，就是到了我手裏也從不打開來看的，每於寫完回信就要拿去燒掉的信件我也是這樣原封不動地燒掉。……

魯迅相信黨，依靠黨的事實是很多的。首先，蘇聯的成就，偉大地為人類樹立崇高的榜樣。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把陳舊腐朽的沙皇統治推翻了，人民得到自由，各項建設也跟著進行了。經過各國的圍攻，無效；經過德蘇戰爭，敵人侵占大部土地，仍然擊退侵略者，使希特勒一敗塗地，魯迅是看到了。

再從文藝上來了解蘇聯，則魯迅的感受更深。在作品上，他翻譯的《十月》《毀滅》以及別人翻譯的新俄文學，從他的每種譯品的序言裏，就可見他對這方麵的熟識、了解程度是多麽深，多麽熱誠推重。又從1932年寫的《祝中俄文字之交》裏他說：“那時（19世紀末）就看見了俄國文學。”他很有理由地說：“那時就知道了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因為從那裏看見了被壓迫者的善良的靈魂、酸辛、掙紮；還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燒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們豈不知道那時的大俄羅斯帝國也正在侵略中國，然而從文學裏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魯迅是這樣推崇俄國文學的，是從俄國文學明白了世界上有兩種人的。稱讚了一通俄國文學之後，從此看到魯迅對蘇聯文學的向往之深。

他曾在家庭生活中，每一談到蘇聯，即極口稱道。無論音樂、美術尤其木刻。當1936年他參觀了蘇聯版畫展覽會之後，記述他的印象是用歌頌般的詞句說出他心坎裏的話的：“單就版畫而論，使我們看起來，它不像法國木刻的多為纖美，也不像德國木刻的多為豪放；然而它真摯、卻非固執，美麗、卻非**豔，愉快、卻非狂歡，有力、卻非粗暴；但又不是靜止的，它令人覺得一種震動—這震動，恰如用堅實的步法，一步一步，踏著堅實的廣大的黑土進向建設的路的大隊友軍的足音。”在這裏看到偉大的水柵建設，精致的建築構圖。“都在向我們說明通力合作，進向平和的建設的道路。”“全體的要點：‘一般的社會主義的內容和對於現實主義的根本努力。’”（以上引文均見《記蘇聯展覽會》）無一不是他以之學習的楷模而珍視的。當他大病的時候，在病榻旁撫摩玩賞的，也還是最後一批寄來的小幅木刻圖，其中複色印製的精美人像含有高度藝術的尤其被他稱賞，這裏不知安慰過多少次魯迅病中的心靈。

蘇聯也曉得魯迅對他們木刻的重視，當其在上海開展覽會時，知道魯迅不便公開走出來，曾托人致意，可以特在晚間為他開放去參觀。魯迅不願為他個人麻煩，就在白天去了，後來展覽完了，蘇聯特贈大幅原拓木刻七幅給他，後又出蘇聯木刻選集以紀念這次的展出，魯迅扶病為之作序。

總之，凡蘇聯所作所為，許多都是中國人值得學習和歌頌的，尤其馬列主義的教育，魯迅掌握了他來分析自己、改變自己、武裝自己，更以這理論融匯於工作和文化鬥爭上，魯迅也是其中之一人。

記得還在魯迅大病之前，似乎距大病一年多的時候，上海蘇聯大使館有一個招待晚會，到的人不多，外賓有史沫特萊女士，中國有宋慶齡、魯迅等人，宴會間還放送中國的漁光曲。那天因為沒有更多的人需要應酬，所以大家很暢快地談話。出入是要經過國民黨特務暗中的偵察的，所以大使館周圍去的人也倍加小心，我們的車子是從旁門進去的。宴後閑談期間，史沫特萊女士特別讚成蘇聯的邀請魯迅去蘇休養，並且補充說：魯迅身體不好，極需易地療養一陣。魯迅那時還沒有生病，自己倒奇怪別人為什麽那樣覺得他不行了。照中國當時情況，白色恐怖如此厲害，許多人都打入地下，開不了口，魯迅雖然也一樣寫了文章無處發表，然而他還可以運用各種化名，利用明的暗的出版，在向敵人展開鬥爭。越是人手少了，越覺自己責任的重大，這時的魯迅，首先考慮是他的呼聲能否傳出，能否從文字上表達出黨的意見、黨的指示精神。這是他當務之急，他時刻不能離開這個工作崗位，縱然談話時蘇聯朋友如何殷切邀請，史沫特萊女士如何從旁勸說，終於被魯迅婉言推卻了，這是最直接的一次邀請，也是最後一次的邀請。

蘇聯十月革命勝利鼓舞了魯迅，“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這是魯迅看到事實存在的蘇聯告訴中國人的話。而中國人民的優秀領袖毛澤東主席和他的許多英勇戰士就是執行了蘇聯十月革命的繼續，在中國找出適合於國情的措施，發展、生根、發芽、滋長起來的。毫無疑問，魯迅就以崇信蘇聯的一切，更加確信中國共產黨和黨的領導人帶領中國人走向光輝大路了。

二萬五千裏長征是世界的創舉，比鐵流還艱苦得多。魯迅這樣地告訴我們，表示他對長征的數不盡的驚人成就，尤其聽到一點一滴，都想寫出來，又恨自己知道得太少。後來聽到朋友說：有一位紅軍的司令員因傷在上海療養，就約在某一天見麵了。那一天並不太冷，但我們是躲在廚房內燒起火鍋迎接親人的。那人就是後來知道的陳賡將軍。他描繪了紅軍長征的路線簡圖來說明事實，他報道了不屈的英雄們經曆過的千山萬水，克服過無數困難的神奇事跡，令魯迅聽之不厭，還想有機會再繼續一次。最近得機會見到陳將軍，他說：“當時見了一麵就又被捕了，所以沒有再見。”

另一個親人的到來也使魯迅歡喜不止。有一天，他回到家裏來瞞不住的喜悅，總是掛上眉梢，我忍不住問個究竟。他說：“見到了成仿吾，從外表到內裏都成了鐵打似的一塊，好極了。”我才知道他歡喜的原因所在。到了前不久，我有機會見到仿吾同誌，問起他是否記得在魯迅逝世前到過上海，他說：“是的，並且通過魯迅和黨接上關係，這情況我已經在回延安時報告了中央的。”以前，成仿吾和魯迅之間有過文字的爭執，幾乎是眾所皆知的了。但由於黨領導下的一致，思想、政見的一致，把他們兩人的意見也一致起來了。這時看到魯迅毫無芥蒂地接待了親人的情況，是知有人說魯迅是如何記恨於一個人、一件事的無稽，除非那人和事妨害到國家民族利益，就永不可能團結一致了，這是鐵的原則。

再就是和瞿秋白同誌的交往，那個時間更久，相知更深的，我已經另有一段回憶，這裏就不多談了。他不但關心能見到的同誌，就是遠在蘇區延安的，也一樣使他懷念不止。曾經盛傳過一個故事：就是魯迅托人帶了兩隻火腿到延安，給黨中央和毛主席各位領袖。那火腿是帶去了。聽說到了西安，再也不能通過了，隻好在西安的同誌代表食了，但一剖割開來，裏麵卻還有書信。下文如何，就到此為止了。帶東西的不容易，魯迅是曉得的，然而聽到那時就是鹽的運輸，被敵封鎖，也不是易事，往往以棉襖浸泡在濃鹽水中，俟幹了再穿在身上帶進去的，如果能帶到火腿，夠多麽妙呀！就希望在幻想之下變成現實，也不枉丹心一片吧！從這裏可以說明魯迅對黨中央、對毛主席和各領袖是多麽愛戴與關懷，盡可能的從這裏表白出魯迅的心意。

在黨領導下有名的三個盟，就是1930年的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及稍後些於1933年成立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這三個盟，魯迅都參加了。自由大同盟是中國共產黨所發動組織的純粹政治性的戰鬥團體，綱領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爭取人民的言論、出版等自由。魯迅在當時階級鬥爭最劇烈的時候，以鮮明的政治態度出席了2月25日秘密召開的成立大會，在大會上第一個發言，和作發起人並發表宣言，公開刊於當時日報上。目前還可查看到的是這宣言，還刊在1930年3月出版之《萌芽》月刊上。繼之而起的是1930年3月在藝術大學成立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這個團體雖遭迫壓，甚至後來有人被捕入獄，刊物被禁，仍不斷繼續工作，為黨培養了不少新生力量。魯迅為常務委員之一，他始終以公開麵目出現，以頑強不屈態度宣傳新社會的理想和建立新的文藝理論，這方麵給敵人的損害是不少的。人們因為對解放區的封鎖，對黨中央的指示，在白區得不到消息，青年們就從左翼作品來窺測氣候，以作指南，可說魯迅在這方麵努力也不少。

白色恐怖有加無已，人民的愛國民主運動受到嚴厲的鎮壓。在殺人如草不聞聲的時候，以宋慶齡夫人為首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會在1933年1月宣告成立，魯迅參加了幹事會會議。每次開會魯迅都必定出席，到了極緊張的時候，僅有五六人的會魯迅也去了。最好也是最早的測驗誰缺席呢？就是去了台灣、長住美國的林語堂。這時候他就在革命的行列裏自行退縮起來了，後來連史沫特萊女士去拜訪他，也被推出門外了。真是一葉知秋，無怪其然的。

從到上海起，魯迅在1926年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所發起組織的中國濟難會以及1932年抗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一·二八”事件的“上海文化界告世界書”，和1932年12月“中國作家為中蘇複交到蘇聯政府電”，和1933年8月的“歡迎反戰大會國際代表宣言”，及“慶祝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以及向德國大使館遞抗議書反對希特勒等的活動，魯迅都踴躍參加。這時表示出他的認識明確而堅定，沒有絲毫退縮與反顧於其間，一心一意，唯認準革命的目標前進不止。不惜擂起戰鼓，自己和其他戰士同其步伐前進，走向革命勝利的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