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內山完造先生

內山先生於1959年9月19日到達了北京，他寄予無窮希望的中國首都。一下機場，就喜笑顏開地稱讚他解放後第三次到了北京，驚歎於機場的新建築，短期間建成的堂皇富麗的新型大廈。再經過修整的林蔭大道，鮮花簇錦的路旁美景，他高興得手舞足蹈，有似小孩般的不肯安靜，興奮到了極點。

這次他是以“日本友好協會”副會長的身份，應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的邀請，來參加我國建國十周年的慶典，並擬在中國休養一個時期病體的。所以他不是個人來華，而是攜了他的夫子內山真野女士一同來的。但不幸，由於日本政府在簽證上給了他許多麻煩，幾經奔走才得到簽證，這使七十四歲高齡的帶著病的老人深受刺激。長途飛行自然也難免勞累，但我方招待人員的無微不至的照顧（在中途鄭州曾休息一夜），加以一路上從廣州到北京所看到的偉大建設，深深打動了這位老人，兩三年的不見，又看到另是一番景象。在酷愛中國有似他第二故鄉的內山先生，經曆過中國反動統治的時代，又經曆過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時代，那時候到處是滿目瘡痍，民不聊生的、生活得苦難之極的中國人民，今天由於黨的一切為了人民的無比壯觀瑰美的努力建設，老人除了極稱讚之外，甚至向家人表示，死了也要葬在中國上海，沒有想到這句話成了他的遺言。由於中國在黨領導下，愈是鞏固，愈是加速前進，愈是刺激他回過頭去看看日本：當我1956年到日本去參加反原子彈大會時，內山先生無日不陪伴在左右，每看到美帝國主義在日本霸占了極好的地方做它的軍事基地時，聽到一個初到異國者稱讚其景物美麗的詞句時，內山先生就總是補充一句“好是好，但不是我們自己的了”的意味深長，令人警惕的話語。也就愈益感到他愛祖國的感情深摯，愈覺得中日友好對挽救世界和平的必不可緩。因而他自己更加忘我地致力於兩國友好的工作。在來華之前，聽說他曾走遍日本各個城市，宣傳中日友好。在反動的以勾結美帝國主義為榮的岸信介政府下，內山先生卓然行其所是，為中日以及世界的和平謀幸福，是從痛苦的經驗覺悟到，這才是拯救日本的唯一道路。說起這信念的始終在他腦海裏旋轉，也不是一朝一夕。是因為他從大學畢業不久就到了中國，幾十年在中國看到壓迫統治者對人民的殘酷，帝國主義侵略奴役下生活的中國人民是什麽樣子的，深深教育了他，啟示他。又看到新中國人民真正翻了身，做了主人的豪邁氣概，因而對日本人民要求對中國友好的行動更加堅決徹底，對中國黨所領導的國家前途光明無量，偉大無邊的樂觀主義精神所鼓舞。聽說他臨來中國之前，每到一個日本城市，就把這新中國同樣內容的稱讚介紹一番，再昭告日本人民要和中國友好才有前途的話，說了又說，不止一次的諄諄告訴日本人民，甚至振奮過度，在日本就病倒了。經過醫治了一個時期，稍稍痊可，就應中國的邀請而來了。這是最近，也是最後的一段，在內山先生逝世前，（看到他）幾十年生息於其間的中國成長地前進、具有無限光明，而同其快樂的光榮的一頁。我相信，凡是有誌於為日本前途奠下了和平基礎的人們都不會忘記這位獻身於和平事業的至終不息的慈祥老者的。

誰都知道魯迅在上海的十年間和內山先生有濃厚的友誼。魯迅在上海的反對反動統治，反對帝國主義的行動，以魯迅深明鐵的紀律，有些事連家內人也不談的。我們可以體會到即是深厚友誼如內山先生的，也有一定的限度，這是我們可以深信不疑於魯迅的。然而從二十幾歲就到中國，見過中國許多變亂奮鬥曆史的明眼人如內山先生的，未必不耳濡目染於魯迅的救中國，獻身於中國的崇高品格。盡管執業各有不同，以接近的親切而論，至少在魯迅逝世後必大明白了。至少在日本軍國主義失敗，美帝國主義占領了整個日本，挾持日本，擴充軍備，為再一次以日本人民作炮灰的行為，在七十四歲高齡，飽經世故的內山先生是一步步深入，一步步更加了解魯迅的為人。而鑒於以前的舊中國賣國政府壓迫人民，無時不被內山先生看在眼裏，就更加覺悟到：現在的日本如同他所見的舊中國一樣。在這樣環境之下生活的內山先生，其痛苦的心情，因而更積極地做兩國友好工作，想從此找出解救日本現狀的唯一辦法的心情是可以體會的，因為我們是過來人了。

表過最近的內山先生情況，就我所知來推測一下內山與魯迅關係，兩人都是“蓋棺”或者可以“論定”了吧，但我對內山先生隻是從旁了解一二，加以揣測，還是不能作“論定”的。隻是就我所見聞的略述所見，確否還待事實再作證明才對。

我們經過廣州的大革命後，屠殺青年的陰森森的時日裏，在1927年10月3日到達了上海，過了兩天即5日就去到四川路的一個淺小胡同叫魏盛裏的一間日本書店。那是住家兼店麵的，在胡同最後的一家。對過也擴充了，似乎一麵賣些文藝或理論書，一麵是賣些期刊雜誌什麽的，也有些中國店員或日本店員，這都沒什麽關係，橫豎魯迅操得一口滿好的日語可以表達意思，直接選購要買的書。

當開始去到書店的時候，第一次買了四種共四本書，我是同去的。我們的樸素的衣著並不打動人，魯迅似乎還帶些寒酸相。後來魯迅逝世了許久的時候，在這店裏當過店員的一位王先生還告訴我一個有趣的故事：當我們一到店裏，他們打量了魯迅這般模樣之後，店裏負責的一個日本人向王說：注意看著這個人—魯迅，他可能會偷書。這是難怪的，當時來店的一些讀者很隨便，尤其搞美術的，有時內山書店很好的一本書，卻突然插畫沒有了。內山的哲學是不要聲張，怕因此減少來客。他的書店又相當擁擠，就在這擁擠之下失掉了一些圖片的經驗，在這個店內時常會遇到的，補救的方法隻是盡可能地注意。魯迅就曾經被這樣注意過，但出乎意外的是像這樣沒有購買力的人會忽而選購了一大疊書。這裏用內山先生回憶，他們認識的開始是這樣的：

有一天，那位先生一個人跑來，挑好了種種書，而後在沙發上坐下來，一邊喝著我女人進過去的茶，一邊點上煙火，指著挑好了的幾本書，用漂亮的日本話說：

“老板，請你把這些書送到竇樂安路景雲裏××號去。”

現在，那屋子的門牌我已經忘掉了；當時，我立刻就問：

“尊姓？”

一問，那位先生就說：

“叫周樹人。”

“啊—你就是魯迅先生麽？久仰大名了，而且也聽說是從廣東到這邊來了，可是因為不認識，失禮了。”

從那時候起，先生和我的關係就開始了。

—《魯迅先生紀念集》

事實是，魯迅頭一天到內山書店並沒有見到內山先生。看似會偷書的那位客人意外地買去四本書之後，這是在10月8日由旅店搬到景雲裏寓內的事了，經過了又一次的到店買書，被店員向內山先生報告了這不尋常的奇遇，經內山先生有意識地探出是誰之後招呼起來的。

因為住居的近便，魯迅每每散步似地就走到魏盛裏了。內山書店特辟一片地方設了茶座，為留客人偶敘之所，這設備為中國書店所沒有，是很便於聯絡感情，交接朋友的。以後這個環境被魯迅所樂於前往，幾乎時常的去，從此每去必座談，除非有別的事情未能外出。後來又作為約會朋友的地點，那是在書店搬到北四川路底坐北朝南的一間具有樓上的地方後，那是比較後來的事了。

記得到過魏盛裏幾次之後的某一天，有個婦女從店後走到外麵去，經過我們身邊，內山先生就指向我們說：這是郭沫若先生的日本夫人，並且又說到郭先生曾住過他的店內。到後來日子一久，了解得更多了。郭先生住在日本，每有寫作，寄回中國，都是內山先生代理，收到稿費之後轉交給日本夫人，再由她買成中國土產帶回日本去。內山先生這種為避難的中國朋友盡其一臂之助的高貴友誼，我們很早就知道。而在1930年3月魯迅因參加左翼作家聯盟成立會之後，被敵人追蹤，空氣極度緊張時，就同樣的，內山先生從郭先生身上把這分友誼轉移到魯迅身上，一樣地給予避難場所，達一個多月之久。

我們之所以深信不疑，是從閑談中內山先生曾經用過這樣的話以表明他的態度：“就是不出賣朋友的人，在日本人中也有的。”這就無異明白地向魯迅表示：請你放心，我絕對保障你的安全！我們過細地考察，內山全家連店友在內，對魯迅的好意確實如此。

而且很抱歉地，內山先生招待魯迅在他的家內，還不僅是款以飯食的簡單招待而已，記得海嬰才半周歲的一次，魯迅避難的時候，正全部牙齒患病，需要掃數拔去，連牙床也須切開動手術磨去一些不平的齒槽的時候，牙肉浮腫，經過一個多月才得愈合好的期間，要吃流質或半流質的東西，病人在避難中是很不方便的，這時為了照顧病體的早日恢複，內山夫人多方設法就營養有利的方麵設想：給以稀粥、牛奶、雞湯之外又加了親自磨成碎粉狀的蘋果佐吃，以增進健康的早日收獲，這些使我看到除慚感之外，自覺就在家裏住也許還沒有這樣的周到呢。這披誠相待的友誼，相互之間彼此不覺又增進一層說不出的人類互愛感。在久經患難之際，得此彌足珍貴的款待，真好像是對魯迅視如家人，我們怎麽不感動到極點？

在有了通家之好的友誼之下，內山先生也坦懷相見，說出他的身世梗概給魯迅聽了：

原來內山先生在大學畢業後和舊中國的大學生沒有兩樣，“畢業即失業”。他不得已在街頭賣報，跑號外。不知怎麽一來跑到了中國，足跡幾乎踏遍了各大城市，後來又到了上海。他借以為生的是在中國賣“大學眼藥”。在上海又販賣了嚴大德堂的腳氣病藥到日本去。說也奇怪，日本人腳氣病真多，用了腳氣病藥幾乎是藥到病除。據說曾經有患病回國的水兵，用藥見效之後從船上又重新下船回來了。想不到在上海附在茶葉店出售的並不見知於國人的中國成藥，在日本如此靈驗如神，內山也因此留居上海。這回重來中國，是深信中國醫藥，能治療他的沉屙再起，說到中國服些中藥，他就會好起來的。不料到達的當日就以腦溢血不及救治而逝世，但中國醫藥的見稱於世，確為內山所深信不疑，予以無窮期望的。

內山很尊重他的夫人，時常稱道內山書店的成立是靠了夫人之力的，有時甚或謙遜地說，她才是老板。原因是他們都是基督徒，當內山走碼頭、買賣藥品的時候，夫人閑著無事，就在寓內擺下鋪板，賣些聖經，間或夾雜些婦女月刊、雜誌，那是偶爾兼賣的性質，卻居然意外成功。買的人一多，雜誌生意做起來了。又及其他，文藝書籍銷路也有了。久之就奪去了聖經的地位，成為不折不扣的內山書店。內山先生就把賣“大學眼藥”的生意移交給他的親戚，儼然成為書店老板。這故事他是津津樂道的。成為海上冒險家的內山先生，他是有一套成功秘訣的：

因為出身是基督徒，而又比較屬於善良的一類，更兼自己經受過艱難困苦，所以代人設想，體會別人艱苦也比較一般商人唯利是圖的孳孳營利，有利忘善的胸懷寬大些。這是我們的體會，見諸事實是：他對店員不怎麽壓迫，給他們租公寓，有病替職工治療，這較之中國舊式店東對店夥是開明得多的，因之中國店員都很安心工作。有犯錯誤的，他也不直接幹涉。有兩條線在管理著他們：凡是日本店員，有一位高級日員管理，凡介紹進來，應做職務，應行教育，都由他負責。中國店員的引進以及一切應該做的，也有中國的王寶良帶頭。內山隻要通過這兩條線行使自己的興革任務就好了，所以他可以騰出身體做些社會活動、個人交際，有空就在店內工作，從早到晚，每日如此，似與店相幹又似不相幹，而凡有社會活動，對店務也有好處，這是一麵。

例如對魯迅，他盡了朋友責任，甚至好友的責任。魯迅因為避免政治上、人事上的紛擾，我們的住處經由內山先生作為店員宿舍去租賃的。房屋、水電、煤氣都是先交款給他代辦的。因之通信處就不便直接收發，也統由他們代理了，這是生活的一種權宜辦法。

內山先生也細心選擇，限於幾個店員知道我們住處，經常每天上午，由我到店看有沒有書信，或下午魯迅自己去取。所以勞動店員的機會是不多的，但總難免與書店有關係吧，所以在1934年8月又一次的避難，是因內山書店的某店員被捕，魯迅為慎重起見，也躲藏了一個時候，住在千愛裏內山家內。

再就是約會。魯迅每於約定前先到店內等候。簡單的，不妨事的就在店內茶座相見了。稍費時間的，須要秘密的，就另找地方，陪去別處。或魯迅自己領去附近咖啡店，亦有時在書店後麵的千愛裏內山先生家內見麵。這些多式多樣，視情況而定，無非都為了避免引起注意，比較得到安全而已。這是對魯迅給予便利，對革命工作有好處的，我們深致感謝於內山先生的，為中國做了好事一樁，不會忘記的。

忽然史沫特萊女士要離開上海。她是屬於幹革命工作的一類人物的。她向魯迅請求寄存一個文件箱子，像普遍衣箱那樣大小，魯迅不便推卻，但對自己住處也有顧慮，商之內山先生，居然滿口應承，就把它放在店裏茶座的桌子底下幾個月。魯迅看到高興地對我說：“這辦法真好，似漫不經意的隨便一放，別人也不會起疑心。”就這樣替魯迅解決了一個為難的問題。

“來而不往非禮也。”魯迅有時也替內山做些工作。例如鹿地亙夫婦被日本政府釋放後搭戲班的船到了上海，沒有生活來源的艱難時候，找到了內山，內山先生首先就想到魯迅，介紹他見麵，叫他翻譯魯迅作品到日本去，得些稿費以維持生活。於是選作品，解釋疑難之處的工作就落到魯迅頭上了。更早些的增田涉，也是內山夫婦親自帶到魯迅家內，自後每天為他講解《中國小說史略》，進行了幾個月，回到日本後，又經常為之代選書籍，當釋疑解答難題的義務顧問，以致增田先生成為中譯作者頗負盛名的一人。更有日本改造社記者木村毅被特派來，聽說蕭伯納要到上海，要得到第一手消息，通過內山向魯迅請求：日本記者方麵打算派小火輪去到蕭的船上訪問，而未被允許。無論如何也不能達到目的，卻是蕭早已被宋慶齡請去了。日本記者沒有辦法走進宋的住處，正當彷徨無策的時候，魯迅忽然得到通知：宋夫人邀請他前往與蕭相見。這就解決了日本記者的為難，通過魯迅給予便利，第一手報道於日本新聞界的是這位記者，這在資產階級的社會，在日本新聞界是何等重要呀！其他如日本歌人山本初枝女士的認識，內山嘉吉的交往，以及無數的日本朋友的往來等等，都多數是通過內山而來的。

以一個商人，一個書店老板在中國做生意，因著生意關係魯迅向內山書店購置了大量圖書，有時甚至並不需要，可有可無的書也特地購置了，以增進營業的收入。魯迅是這樣苦心滿足商人的要求，為商人的生意設想。而這個商人，在生意之外，有些社會活動，對中國文化人想有些友誼的增進，自然同時也是增進內山先生的社會地位，這一點魯迅是理解的。中日之間，人民的友誼是可以互利來往的，隻要在平等之下，互相有利是可以的，魯迅本著這樣的原則想事，而且照著去做了。

再進一步，在1932年“一·二八”上海戰事發生的時候，我們住在北四川路底的公寓裏，正是麵對著當時的日本海軍陸戰隊的司令部，當28日晚魯迅正在寫作的時候，書桌正對著司令部，突然電燈全行熄滅，隻有司令部的大院子裏人頭擁擠，似有什麽布置的要發生事故的樣子，我們正疑惑間，忽然從院子裏紛紛出來了許多機車隊向南而去，似含枚疾走的急促緊張。未幾就隱隱聽到槍聲由疏而密，我們跑到曬台上則見紅色火箭穿梭般在頭頂掠過，才知道子彈無情，戰事已迫在眉睫。急退至樓下，就在臨街的大廳裏，平日魯迅寫作兼睡臥的所在，就在書桌旁邊，一顆子彈已洞穿而入，這時危險達於極點，到卅日天才微明，大隊日軍，已嘭嘭敲門甚急，開門以後，始知是在檢查。被檢查的我們，除了魯迅一個是老年男子以外，其餘都是婦孺，當即離去了。

但跟著內山書店的日本店員也來傳達內山先生的意思，據說是夜裏這公寓有人向日本司令部放槍，這裏隻住有我們中國人一家，其他都是外國人，而每層樓梯都有窗戶，就難免從這些窗戶再有人來向外放槍，那時我們的嫌疑無法免除誤會，不如全行搬到他書店去暫住一下。

在這樣形勢之下，三十日下午，我們僅僅帶得簡單的衣服和幾條棉被，就和周建人家小連同我們的共十口人擠在書店的一間樓麵上，女士、小孩和大人一起過著大被同眠的生活。

窗戶是用厚棉被遮住的，在暗黑的時日裏度過了整整一星期，到2月6日舊曆元旦才得遷避到三馬路去。

這時我們看到內山書店中人忙亂不堪：日本店員加入了在鄉軍人團做警衛工作，店內不斷燒飯製成飯團供應門外守衛的軍人進食。我們則呆蹲在樓上鬥室中，照顧著孩子們不聲不響，不哭不鬧地度日如年。而耳邊的槍炮聲，街頭沙袋的守衛踱步聲，以及隨時有巷戰可能的、緊張的、默默無言的，然而又互相領會其情的，卻又不便深問的情緒雜然糾纏在一起的難以名狀的味道，卻真是不好過極了。

內山曾經把左翼被捕釋放的鹿地亙夫婦介紹給魯迅，另外又曾把愛好文學的增田涉君引見於魯迅之前，此外還有改造社社長的山本先生及歌人山本初枝夫人等等，更有禦用詩人如野口米次郎的提出過如此豈有此理的問題：“魯迅先生，中國的政客和軍閥，總不能使中國太平，而英國替印度管理軍事政治，倒還太平，中國不是也可以請日本幫忙管理軍事政治嗎？”（見內山完造：《回憶魯迅的一件小事》，載1956年10月7日上海《勞動報》）事後又予以了歪曲報道，魯迅1936年2月3日寫給增田涉信中說道：“與名人（日本的）的會麵，還是停止的好。野口先生（米次郎）的文章並沒有將我講的話全部寫進去，也許是為了發表之故吧，寫出來的部分也與原意有些兩樣，長與先生（善郎）的文章則更甚了。我想日本作者與中國作者之間的意思，暫時大概還難溝通，第一境遇與生活都不相同。”（見《魯迅書簡補遺》：致日本增田涉部分）以境遇與生活的不同而要求有共同的語言是不可能的。貌合神離的見麵是“還是停止的好”。魯迅就是以如此的態度，不亢不卑，不屈不撓地耿直不阿的態度對付的。

改造社社長山本先生要求魯迅寫文章，投向日本讀書界，魯迅直率地對日本軍國主義表示抗議，對軍國主義的政策—《火、王道、監獄》用中國故事式表示其最終必然招致失敗，最後人民終於擊敗這種愚民政策的鬼把戲，這是發表於1934年3月日本《改造》月刊的，到了1935年4月又寫了一篇《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發表於6月份的《改造》月刊，說明侵略者想用孔子作偶像的崇拜，也還是不行的，因為中國人民對於孔子並不親密，知道孔子出色的治國的方法“都是為了治民眾者，即權勢者設想的方法，為民眾本身的，卻一點也沒有”。終於變成了權勢者的“敲門磚”，和民眾並無關係。這一方麵斥責侵略者慣用孔子作招牌的愚民，另一方麵又揭示給中國人民不要上尊孔者的當，這又是明白告訴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此路不通”了。但改造社還不死心的要求魯迅寫文章。在1936年2月，日本帝國主義已經侵占了東北，鐵騎繼續在華北橫行虎視的時候，魯迅在這年的4月《改造》月刊第三期上就更不含糊地明顯地告訴日本人說：《我要騙人》。在這篇文章裏，也就是魯迅逝世前不久寫出的，對日本軍國主義的直接抗議：“中國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權力者的手”，“然而，到底也還是寫了騙人的文章。寫著這樣的文章，也不是怎麽舒服的心地。”而且又預見到叛國的親日派的麵目，是與人民為敵。說排日是被共產黨利用了這口號，使中國滅亡的，這不就已預言著汪賊精衛的賣國，與蔣介石的“皖南事變”的行動和包圍，消滅中國共產黨，與日本軍國主義打成一片？“而到處的斷頭台上，都閃爍著太陽的圓圈的罷”，然而人民終於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會起來反抗的。這就是魯迅“披瀝真實的心的”義正辭嚴的告白。

講這種話，大膽寫這樣文章的魯迅，以大無畏的精神，表達了不甘做亡國奴的中國人民的呼聲，表白了在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的不甘屈服的意誌，而他自己，也堂堂地代表了中國人民向日本侵略者宣告其抗議了。像這樣直白的麵對麵的毫不容情的向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斥責，甚至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每年一次，一次率直過一次的發言，對日本人未必熟視無睹。起先，魯迅在中國反對反動統治，反對蔣介石政府的殘暴壓迫，日本軍國主義者從旁看來，可以看作與己無關，甚或在侵略中國的旗幟下，他也可以利用中國人的反對蔣介石而取而代之，這時沒有什麽矛盾，內山先生的支持魯迅活動，在這一意義之下，可能獲得日本政府的諒解的。

不少熟人問起魯迅與內山的關係，內山與魯迅的深厚友誼，我是這樣體會的。可以說，終魯迅的一生，內山與魯迅的關係我是如上的了解的，但應當說明，這僅是限於我個人的體會，和魯迅生前沒有交換過意見的。

魯迅既然如此坦白直率站穩中國人民的立場，毫不含糊地告訴日本侵略者的必然失敗的命運。不管他和內山的友誼如何深厚，還是光明磊落的說話，這是魯迅之所以為魯迅，毛主席稱道他骨頭最硬者也在此。但內山既是商人，雖身在中國，其一切行動態度還是聽命於日軍當局，否則以“非國民”三字來加罪於他，這一點魯迅亦深懂得的。所以在1936年夏間，魯迅大病稍愈，就另找房子預備遷徙，擬擇居在舊法租界，冀遠離開一些日本人居住的虹口勢力範圍。這計劃剛要實現而病不容許他立即遷移，因之就未成事實罷了。這時就把一切與內山書店的關係亦一起割掉在所不惜。

所以就內山方麵，如果我照這樣的了解來說，若魯迅更多寫些抗日文學，多發表幾篇這類文章，其實除寫給改造社的三篇之外，在國內刊物上還有《答徐懋庸並抗日統一戰線》《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等篇，都是一個目的，一個要求：在黨的領導下共同抗日。魯迅的態度，可謂毫不保留了，內山豈有不知？如果知道了而又受日軍閥的統治，則友誼與日本軍閥的意見豈能並存不背？我想他必然在這時候會有所抉擇的。

當日軍侵占了華北、南京、上海之後，上海人民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北四川路一帶的日軍獸行，白晝汙奸婦女的照片和事實公開進行，胡亂殺人的中國頭顱，當街掛起，南京路一帶的歲末封鎖，餓死過多少人，這都是那時的中國人民忍辱含憤，痛恨之極的。當時我也曾被日憲兵隊無理拘捕過，因釋放時我不便要中國商店保，以免後患，於是就在偽組織萬分不願下提出隻認識內山先生，可請他作保。承內山的慷慨，保出來了。並告訴我幸虧不是中國商店作保，否則一般的至少要被敲去二三千元，像你可能更不止此。因此之故，在某一天的上午，他用電話招我去到他店內時，我不好不去。到了店後，他並不說什麽事情，就叫一店員帶我到他住的家內，見到內山夫人，稍稍坐下，旋即邀我隨她一同到外麵去。我們言語不能互通，而邀請又那麽殷切，迫不得已隨之到竇樂安路（北四川路附近的路名）東口，一大宅院內，始見是一座大洋樓，改成為大飯店，許多人都在各房間休息，找到一間較小的，有夏丏尊先生在內，他也是和我一樣的命運，被日本拘捕過的，也和我一樣莫名其妙地被邀來了。不久入座在一個大廳內，丁字形的座位，主人是內山和幾個不相識的，其餘相向而坐的都是左襟上紅條寫著各人姓名的毫不認識的中國人。我對麵坐著一個青年，遮遮掩掩好不容易才有機會看到那名字是“陶亢德”。正納悶間，內山站起來發言了，大意是：最近得到南京政府（汪偽政權）一筆文化獎金，就在“五四”節拿來請各位敘敘。我聽了這話，再四顧除了夏先生外，不認識的人如陶亢德一批，大約是文化界小漢奸和敗類，我和夏是被騙來了。心中正沒好氣，有一個中國女人起來說：某日本女主筆要見我。我說：我不懂日本話。她就說：我可以做翻譯。我滿腔憤慨回答她說：我不願見。

從汪精衛偽政權獎給內山文化獎金看來，豈不是因為內山對他們的文化事業有貢獻才給獎的嗎？看內山興高采烈地招待那一批人，不是擴大這偽文化事業，拿這金錢來博致獎上加獎嗎？在日軍占領下的漢奸給獎，他是日本商人，做他意願或不意願的事情，我們明白他既是資產階級中人，當然不能要求他像中國人一樣的立場，而況中國人的漢奸不多的是坐在麵前嗎？越想越氣惱，我的到來這時總算認識內山的為人，也算明白魯迅臨死前要搬出北四川路去的道理，兩條道路豈能並存？

後來日軍投降，內山書店也散夥了，店沒有了。內山寄住在虹口他們僑民區。我有機會看見他，很淒涼地在極少數的書籍旁安頓著。再後來，書籍多起來，據說是從舊貨郎那裏收集到的，已經初具規模了。忽然在這情況下國民黨反動派召集了日本僑民於日人俱樂部，大家隻身前往，即不令回家，隨後便押解上船，內山帶著隨身的一支手杖回到東京。

可能在東京他也是感到處處不如意吧！他屢次見我們稱讚日本風景如何美麗的時候，他就意味深長地說：“好是好的，但不是我們的了。”從這句話看來，他是如何的熱愛他的祖國，如何的對美帝占領區的軍事基地懷抱深憂，從而徹悟解救日本，除了中日友好，寄希望於這一前途之外沒有更好的方法。因而我想：這七十多歲飽經滄桑的老人，有資產階級的兩麵性，可能在日軍占領中國時他發展得強一點依向日軍，而當日本人民受美帝國主義壓迫的時候，就傾向於反對侵略的一麵，也許是其積累痛苦的經驗，帶著一支手杖回去所深思熟慮的吧！如此，惟願他最後的一頁，如我所想的，作為中國朋友所希望於一個日本人的光輝的一頁，永遠存在，以及將這光輝永遠擴展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