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一個關於長短的問題
塞爾達發作了所謂的第一次精神崩潰，之後又過了很長一段時間，當時，我們兩家碰巧都在巴黎，一天，司各特約我到雅各布路和聖佩雷斯街拐角的米肖德飯店和他一起共進午餐。他說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向我請教，此事對他而言是天大的事，我的回答必須是絕對的實話。我說我將盡力而為。每當他要我針對某事講絕對的實話，情況往往變得非常棘手。我每次都會“盡力而為”，但說出的話一定會叫他生氣（不是當場發作，而是事後生氣，有時是他琢磨了許久之後才生氣）。我的話會變成火藥桶，有時可能會將他和我一起毀掉。
午餐時他喝了酒（這次不是餐前喝酒），但酒精沒有對他產生作用。我們談寫作，談我們所認識的人。有些人最近沒露麵，他向我詢問那些人的情況。我知道他的人際關係出了大問題，原因是多方麵的，但這並非他心裏想談論的事情。我耐心地等待他說出壓在心裏的事情，以便提供“大實話”的建議。可是他遲遲不肯開口，非得等到飯都快吃完了才一吐為快，就好像做生意請人吃飯一樣最後攤牌。
當時，我們正在吃櫻桃小餡餅，正在喝最後一瓶葡萄酒。隻聽他說道：“你知道，除了跟塞爾達以外，我從沒跟任何女人睡過覺。”
“不知道。這我倒不清楚。”
“我還以為跟你提起過呢。”
“沒有。你提起過許多事情，唯獨這一點沒提起過。”
“我要向你請教的正是這一點。”
“好呀。洗耳恭聽。”
“塞爾達說像我這樣的生理狀況，絕對無法討女人的歡心，而這正是叫她鬱鬱寡歡的根源。她說這是一個關於長短的問題。自從她說了這話之後，我的感覺就截然不同了，所以我必須知道真實情況。”
“那就到辦公室驗證一下吧。”我說。
“辦公室在哪兒？”
“就是洗手間唄。”
我們從洗手間回來，又在餐桌旁坐下。
“你完全正常，”我說，“十分健康，一點毛病也沒有。你從上看你的下部，就覺得好像縮短了，其實不然。勸你到羅浮宮去看看那些人體雕像，然後回家在鏡子裏瞧瞧自己的側影就知道了。”
“那些雕像的比例也許並不精確。”
“非常精確。這幾乎是不爭的事實。”
“可是，塞爾達為什麽要那樣說呢？”
“還不是為了叫你上不了陣唄。這種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術，是一種老掉牙的策略。司各特，你要我對你講真話，我也就不兜圈子，直截了當說出了大實話，這對你是有好處的。按說，你應該讓醫生看看就知道了。”
“我原先就沒有找醫生的想法，隻想聽你說一句大實話。”
“那你現在相信我嗎？”
“我也說不清。”他說。
“走，咱們上羅浮宮去，”我說，“沿這條街走，過了河就到。”
我們過河去了羅浮宮。他注意察看了那些雕像，可是對自己仍存疑慮。
“說到底，這並非一個一成不變的長短問題，”我說，“而是一個合適不合適的問題，也是一個角度問題。”我建議他墊個枕頭和別的一些什麽東西，試一試或許對他有用。
“有一個女孩對我非常好，”他推心置腹地說，“可自打塞爾達說了那話以後……”
“別管塞爾達說什麽，”我說道，“她的精神是錯亂的。你一點毛病也沒有。你應該有自信才對，那女孩要你幹什麽，你滿足她就是了。塞爾達說那話隻是想毀掉你。”
“那你是不了解塞爾達。”
“好吧，”我息事寧人地說，“這件事到此為止吧。你約我來這兒吃飯，問了我一個問題，我回答時說的都是肺腑之言。”
可是，他仍疑慮重重。
“咱們去看看畫展怎麽樣？”我問，“除了《蒙娜麗莎》，你還看過什麽好畫？”
“我沒心思看畫展，”他說，“我約好了要在裏茨飯店的酒吧跟幾個人會麵。”
多年以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很久的一天，喬治（司各特住在巴黎時，此人還是裏茨飯店酒吧的一名侍者，如今已是該酒吧的領班）問我道：“老爹[128]，人人都向我打聽菲茨傑拉德先生，他是什麽人呀？”
“難道你不認識他？”
“不認識。那時上這兒來的人我全都記得，唯獨不記得他。現在可好，人們隻打聽他。”
“那你跟他們怎麽說？”
“瞎編唄，他們想聽什麽就說什麽，什麽能叫他們高興就說什麽。不過，請告訴我，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他是20年代初的一位美國作家，後來在巴黎和外國待過一段時間。”
“可我怎麽就記不起他來？他算得上是一個優秀作家嗎？”
“他寫過兩本非常棒的書，另外還有一本沒有寫完。了解情況的人都說他的書精彩極了。他不但寫長篇，還寫短篇。”
“他常來這酒吧嗎？”
“我想是的。”
“可你在20年代初是不來這酒吧的。我知道那時你很窮，住在另一個地區。”
“那時我一有錢就去柯裏倫飯店打牙祭。”
“這我也是知道的。咱們倆第一次見麵時的情形，我至今仍記憶猶新。”
“我也記得很清楚。”
“奇怪，我一點也記不得他了。”喬治說。
“那些人都死啦。”
“可是，有些人對死去的人仍念念不忘，老是問這問那的。請你把他的情況跟我講一講，以後寫回憶錄時用。”
“我會講給你聽的。”
“那是哪一年來著？記得你跟馮·布利克森男爵[129]有天晚上來這裏喝酒……”他笑吟吟地說。
“他也死啦。”
“是啊。但我對於他卻沒有忘。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他的第一個妻子妙筆生花，寫東西寫得簡直棒極了。”我說，“她寫過一本關於非洲的書，也許是我讀過的描寫非洲的最精彩的書—— 這裏麵隻除了塞繆爾·貝克勳爵所撰寫的那本關於阿比西尼亞境內尼羅河支流的書。別忘了把這些寫進你的回憶錄。誰想你對作家這麽感興趣。”
“好的。”喬治說，“那位男爵可是個叫人難以忘懷的人。那本書叫什麽名字？”
“《走出非洲》，”我說，“布利基[130]一直為他第一個妻子的才華感到十分驕傲。其實，那本書尚未問世好久以前我們就認識了。”
“不過，人們隻向我打聽菲茨傑拉德先生的情況。”
“他來這兒的時候，正是弗蘭克當領班。”
“是啊。那時我還是個侍者。你也知道侍者隻是個跑腿的。”
“我打算寫本書，回顧我早年在巴黎的生活，裏麵有對他的追憶。我把話說在前邊，這本書是一定要寫的。”
“非常好。”喬治說。
“我要把我和他初次相逢時的情景原原本本寫在書裏。”
“非常好。”喬治說，“這一來，要是他來過這裏，我會記起他的。畢竟，見過麵的人，你是不會輕易忘掉的。”
“觀光客呢？”
“那自然會忘的。不過，你說他是這兒的常客吧？”
“這個地方對他有著重要的意義。”
“你就按你記著的情況寫吧。要是他來過這裏，我會記起他的。”
“到時候再看吧。”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