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一個注定要死的人

那天下午我在埃茲拉的工作室遇見了美國詩人歐內斯特·沃爾什，他還帶來了兩個身穿貂皮長大衣的女孩子。外麵街上停著一輛他從克拉裏奇旅館租來的閃閃發亮的車身很長的汽車，司機穿著製服。兩個女孩子都是金發女郎，她們和沃爾什同船渡海從美國而來。輪船在前一天抵達，沃爾什來看望埃茲拉，就把她們一道帶來了。

歐內斯特·沃爾什麵色發黑，熱情洋溢，具有一種完美的愛爾蘭人的氣質和詩人的風度，但顯然注定要死去，就像電影裏的人物那樣被死神打上了標簽。他和埃茲拉說話時，我則跟那兩個女孩子閑聊。她們問我是否讀過沃爾什先生的詩，我說沒有。她們當中的一個拿出一本綠色封麵的哈利特·門羅[88]創辦的《詩刊》，把上麵發表的沃爾什的詩指給我看。

“他每發表一篇東西可得一千二百元。”她說。

“一首詩就有這麽多的稿酬！”另一個女孩子說。

記得我給那家雜誌投稿，稿酬是每一頁十二元。想到這裏，我便說道：“他一定是個非常偉大的詩人！”

“稿酬比埃迪·格斯特[89]還高呢。”頭一個說話的女孩子告訴我。

“還有一個詩人叫什麽來著？要知道，他比那個詩人的稿酬還高。”

“叫吉卜林[90]。”她的朋友說。

“反正他比任何人的稿酬都高。”頭一個說話的女孩子告訴我。

“你們準備在巴黎待很久嗎？”我問她們。

“哦，不會待很久。真的，不會待久的。我們是跟一群朋友一起來的。”

“我們是乘船來的，這你知道。說實在的，船上一個名人也沒有。當然，沃爾什先生不算在內。”

“沃爾什先生會打牌嗎？”我問。

那女孩子看了看我，目光失望但善解人意，然後說道：“不會。他沒必要靠打牌賺錢。隻要寫詩能掙錢，就用不著打牌。”

“你們回國準備乘什麽船？”

“哦，那得酌情而定。這要看船的狀況以及其他的一些因素，才能做出決定。你準備回去嗎？”

“不準備。我在這裏混得還不錯。”

“這一帶是窮人區，是不是？”

“不錯，但挺舒適的。可以在咖啡館寫寫東西，還可以去看賽馬。”

“你能穿這身衣服去看賽馬？”

“那倒不是。這是我泡咖啡館的行頭。”

“這樣的生活很酷呀，”其中的一個女孩說，“我很想到咖啡館裏看一看。你想去嗎，親愛的？”

“我也想去。”另一個女孩回答說。我在通訊簿上留下了她們的姓名，答應去克拉裏奇旅館找她們，覺得她們都是好姑娘。隨後，我向她們道別，也向談鋒正健的沃爾什和埃茲拉說了聲再見。

“別忘了！”那個身材較高的女孩子說。

“怎能忘呢？”我對她說，然後又和她倆握了握手。

後來我聽埃茲拉說，沃爾什在一些人的資助下（資助人有女性詩歌愛好者，也有對注定要死亡的年輕詩人有仰慕之心的貴婦人），總算付清了克拉裏奇旅館的欠賬，從那兒脫了身。又過了一段時間，埃茲拉告訴我，說沃爾什從另外一個渠道又獲得了一筆資助金，準備在本地區辦一家雜誌，由沃爾什充當編輯。

此時，由斯科菲爾德·塞耶[91]主辦的美國文學雜誌《日晷》正要頒發年度獎（大概是一千美元吧），以獎勵優秀撰稿人。那年頭，這筆獎金對任何一個鬻文為生的作家來說都是一大筆錢，另外還有巨大的聲譽。這項獎已頒發給多人，他們全都受之無愧。當時在歐洲，兩個人一天花五塊錢就能生活得很滋潤，還能出外旅行。

沃爾什也是這份文學季刊的編輯。據說，本年度的四期出齊之後，這份刊物要對稿件進行評估，評選出最佳撰稿人，然後向其頒發一筆數目相當可觀的獎金。

至於這個消息是道聽途說還是流言蜚語，抑或是異想天開，那就不好說了。但願評選時沒有貓膩，自始至終都是光明正大的。對於跟沃爾什一道編輯此刊物的那個人，大家自然無話可說，不會對那人說三道四。

關於頒發文學獎的消息傳開後不久，沃爾什有一天邀我上聖米歇爾林蔭大道那邊吃飯，那兒有家餐館，飯菜極為可口，價錢也極為昂貴。吃過牡蠣之後（那是昂貴的扁形的微微帶點紫銅色的馬朗牡蠣[92]，可不是那種常見的滾圓的廉價葡萄牙牡蠣），又喝了一瓶普伊-富賽葡萄酒[93]，他這才小心翼翼地把談話引到了這個話題上。他似乎在給我下套，就像他曾經欺騙那兩個跟他同船而來的“托兒”一樣（我懷疑那兩個女孩是“托兒”，也懷疑她們受了他的騙）。他問我要不要再來十來隻扁牡蠣（他是這樣稱馬朗牡蠣的），我回答說自己非常喜歡吃這種牡蠣。此時，他已不再留心向我展現他那種注定要死亡的病容了，這使我感到寬慰。他心裏清楚：我已知道他患有肺癆——那可不是用來嚇唬人的肺癆，而是會導致死亡的肺癆，且已病入膏肓。他已不再非得咳嗽幾聲以顯示自己的病了——由於正在吃飯，對此我深表感激。我心裏在想：他吞食扁牡蠣是不是和堪薩斯城的妓女吞食男人的精液具有同樣的心理？那些妓女注定要死亡，幾乎渾身是病，妄圖以吞食精液作為治病的靈丹妙藥。我心裏這麽想，但沒有問他。開始吃那又端上來的十來隻扁牡蠣時，我把它們從鋪在銀盤上的碎冰塊中揀出來，擠上檸檬汁，注意觀看它們那柔嫩得令人難以置信的棕色身體起了反應，蜷縮起來，然後把黏附在貝殼上的牡蠣肉扯開，用叉子叉起送進嘴裏細嚼慢咽。

“埃茲拉是個卓爾不群、出類拔萃的詩人。”沃爾什說，一麵用他那黑黑的詩人眼睛望著我。

“是啊，”我說，“而且他還是個心地善良的人。”

“他品格高尚，”沃爾什說，“真真切切的高尚。”

我們默默地又吃又喝，以此表達對埃茲拉高尚品格的敬意。想起埃茲拉，我真希望他也能來吃一頓——他跟我一樣，平時也是吃不起馬朗牡蠣的。

“喬伊斯是個了不起的人，”沃爾什說，“非常非常了不起。”

“是啊，的確了不起，”我說，“還是一個肝膽相照的好友。”喬伊斯完成了《尤利西斯》之後，進入了一個輝煌時期，隨後將會出現一個所謂的“寫作在路上”的漫長時期，而我就是在那段輝煌時期跟他締結了友誼。想起喬伊斯，我便心潮澎湃，回憶起了許多往事。

“真希望他的眼病能痊愈。”沃爾什說。

“他也盼望如此。”我說。

“這是我們時代的悲哀。”沃爾什對我說。

“人人都有點病痛，這在所難免。”我敷衍了一句，竭力想使飯桌旁的氣氛變得歡快一些。

“你就沒有病痛之苦呀。”他顯出一副討好的神色說，接著便露出病入膏肓、即將死亡的樣子。

“你是說我臉上沒有被標上死亡的標簽？”我忍不住這樣問他。

“是的。你臉上的標簽是‘生命’。”他在說“生命”一詞時，用的是加重語氣。

“那就等著看好啦。”我說。

他點了一份上好的牛排，要煎得半生的，我點了兩份菲力牛排，外加蛋黃醬汁，心想醬汁裏的黃油對他會有滋補作用。

“來一瓶紅葡萄酒怎麽樣？”他問道。

侍者走過來時，我要了一瓶教皇新堡紅葡萄酒[94]，覺得飯後到碼頭上走走就可以將喝下去的酒消化掉。他嘛，可以睡上一覺或者幹點可心的事，將腹中之酒化解掉。我也可以找個地方以睡覺解酒。

等我們吃了牛排和法式炸土豆條，把那瓶不是午餐酒的教皇新堡紅葡萄酒喝了三分之二，談話才轉入了正題。

“咱們就不必繞彎子了，”他說，“你一定能獲獎，這你恐怕心裏有數吧？”

“我獲獎？”我說，“此話怎講？”

“你獲獎是十拿九穩的事。”他說。接下來，他就大吹我的作品。我不願再聽下去，因為聽別人當著我的麵評論我的作品叫我感到難堪。我望著他臉上那副注定快要死的神色，心裏在想：“你這個騙子，拿你的癆病來騙我，想博得我的同情，我見得多了。曾見過一個營的士兵都倒在了塵埃裏，其中三分之一的人注定要死或生不如死，但沒有一個像你這種慫樣子，而是視死如歸。你可好，老是裝出一副快要死的樣子招搖撞騙，靠這種手段為生，現在竟然騙到了我頭上。勸你不要行騙，別人也就不會騙你！”

話雖如此說，其實死神並沒有騙他，而是的確姍姍而至。

“我覺得自己不配得這項獎，歐內斯特，”我說道（我不喜歡自己的名字，但覺得用這個名字稱呼他倒是挺好的[95]），“何況，歐內斯特，這樣做也不道德，歐內斯特。”

“咱們倆竟是同名，你說怪不怪？”

“是啊，歐內斯特，”我說，“你我可不能辜負了這個名字[96]。你明白我的意思嗎，歐內斯特？”

“我明白，歐內斯特。”他說。說這話時，他露出一種愛爾蘭式的善解人意的樣子，表現得很有風度。

後來，我對他還是非常好的，對他的雜誌也極為仁義。他大吐血離開巴黎時，求我照看那期雜誌的排印過程，因為排印工不懂英文，我照辦了。我見過他有一次吐血，覺得那樣的現象很正常，因為我知道他早晚都會死的。當時我自己身處逆境，生活艱難，然而對他卻仁至義盡，這讓我心裏感到欣慰——這種情況就像我叫他歐內斯特而內心感到高興一樣。再說，我喜歡並欽佩與他合作的那位編輯——那位女編輯沒有許諾授予我任何獎項，而隻是希望能打造一份優秀的雜誌，給投稿人豐厚的稿酬。

許久之後的一天，我碰見了喬伊斯—— 他獨自一人看了一場日戲，正沿著聖日耳曼林蔭大道走來。他看戲，看不清演員的表演，卻喜歡聽演員的台詞。他見了我，便邀請我去喝一杯。於是我們就去了雙叟咖啡館，要了瓶幹雪利酒（根據報上的報道，他隻喝瑞士的白葡萄酒）。

“沃爾什好嗎？”喬伊斯說。

“雖然活著，也跟死了差不多。”我說。

“他是不是向你許諾過，要把那項獎給你？”喬伊斯問。

“是的。”

“我早就料到是這樣。”喬伊斯說。

“他向你許諾過嗎？”

“許過。”喬伊斯說。過了一會兒，他又問：“你看他向龐德許過諾嗎？”

“這我就不知道了。”

“你最好別去問他。”喬伊斯說。

說到這裏，我們就打住了。接下來，我對喬伊斯講了我和他在埃茲拉工作室的初次相遇，說他當時還帶去了兩個女孩，都穿著貂皮長大衣。喬伊斯聽了這段情節，蠻感興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