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埃文·希普曼[97]在丁香園咖啡館
意外地發現了西爾維亞·比奇的圖書館那天之後，我讀了屠格涅夫的全部作品，讀了已出版的果戈理作品的英譯本，還讀了康斯坦斯·加內特[98]英譯的托爾斯泰以及契訶夫的作品。未來巴黎之前，在多倫多有人跟我說凱瑟琳·曼斯菲爾德[99]是個優秀的短篇小說作家，甚至可說是個偉大的短篇小說作家。然而，讀過契訶夫的作品，再看看她的小說，我覺得她的東西就像精心編造的故事，出自一個年輕的老處女之手，假裏假氣，而契訶夫的短篇小說幹淨利落、樸實無華、力透紙背，像是出自一個洞察力極強的醫生之手[100]。曼斯菲爾德的作品猶如淡啤酒，讀之還不如喝白開水解渴。而契訶夫的短篇似白開水一般清澈，卻又勝似白開水。有些短篇寫得簡直就像是新聞報道，但裏麵也不乏佳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有可信的，也有不可信的，而有的寫得那麽真實，讓你看著看著就會改變人生觀——脆弱和瘋狂、邪惡和聖潔以及精神失常般的賭博一樣一樣陳列在目，由著你去了解，就像你在屠格涅夫的作品中了解那些如畫的風景和大路，在托爾斯泰的作品中了解部隊的調動、地形、軍官、士兵和戰鬥一樣。看看托爾斯泰的作品，再看看斯蒂芬·克萊恩描寫美國內戰的作品，你會覺得後者的作品就像是一個體弱多病的孩子輝煌精彩的想象之作—— 那孩子沒見過打仗，隻是看過一些戰役記錄、編年史以及布雷迪[101]拍攝的照片而已（這些東西我在我祖父母家也見過）。我在讀到司湯達的《巴馬修道院》之前，從未讀過戰爭題材的小說（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除外）——《巴馬修道院》雖然枯燥乏味，但描寫滑鐵盧戰役的那個片段卻意外地精彩。步入這個文學新天地之後，在巴黎這樣的城市，生活滋潤，平時寫寫東西，不管你有多窮，總有時間可以讀書，你會覺得老天賜給了你一個巨大的寶藏。出外旅行時，你可以揀幾件寶貝帶在身邊，到瑞士和意大利的群山裏閱讀。後來，我們在奧地利的福拉爾貝格州高地上的山穀裏發現了施倫斯，那裏總是有許多書籍，這樣你就可以舒心地生活在這個新世界裏。這兒有雪、森林、冰川以及冬天所能遇到的各種問題。白天，你待在村子裏的鴿子旅館，夜晚你則遨遊於俄羅斯作家奉獻給你的奇妙世界。起初，我隻看俄羅斯作家的作品，後來也看其他國家的，但很長一段時間我非俄羅斯的作品不看。
記得有一次，我和埃茲拉到阿拉貢大道打了網球，然後一道返回。他邀我上他的工作室去喝一杯，路上我問他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底是怎麽看的。
“實不相瞞，海姆，”埃茲拉說，“我從不看俄羅斯人的作品。”
埃茲拉的回答脫口而出，以後也一直沒有改過口。我心裏感到非常難過。那時候，他是我最喜愛、最信任的評論家——是他教會了我用詞要不偏不倚，教會了我不要偏聽偏信形容詞（後來在待人接物上，我也學會了對某一類人不偏聽偏信）。可是，我現在要他發表看法，所針對的是一個從不用不偏不倚的詞，卻能夠讓筆下人物栩栩如生（這恐怕是任何一個別的作家都無法做到的）的作家呀！
“要看就看法國作品，”埃茲拉說，“你一定能獲益匪淺。”“這我知道，”我說，“反正應該博覽群書，一定能獲益匪淺。”
從埃茲拉的工作室出來後，我沿著大街往鋸木廠那兒走，順著高樓林立的街筒子望去，可以看見街尾的那片空地，空地上的樹木光禿禿的，再往前就是聖米歇爾林蔭大道對麵比利埃舞廳的門麵了。回到住處，我推開院門進去，經過剛鋸好的木料堆，走到通向頂層的樓梯口，將裝在袋子裏的網球拍放下，衝著樓上喊了幾聲，但家裏沒有人答應。
“太太出去了，保姆和寶寶也出去了。”鋸木廠老板娘告訴我說。她是個很難對付的女人，一身肥膘，頭發是黃銅色的。我聽後，對她表示了感謝。
“一個年輕人來找過你，”她說（她說的是法語，用的是jeune home“年輕人”一詞，而非monsieur“先生”），“他說他將去丁香園咖啡館等你。”
“十分感謝，”我說，“我太太回家，煩請轉告她，就說我到丁香園咖啡館去了。”
“她是和幾個朋友一道出去的。”老板娘說完，把身上穿的紫色睡衣裹緊，趿著高跟拖鞋走進她自家的門洞裏，但沒有關門。
我沿著大街走了，街道兩旁聳立著一幢幢白房子，白牆壁上斑斑點點盡是汙痕。走到街尾陽光燦爛的開闊處，我朝右拐，走進丁香園咖啡館，那兒幽暗的廳堂裏灑進了縷縷陽光。
丁香園咖啡館裏沒有我認識的人，於是我便去了外邊的平台，發現埃文·希普曼正在那兒等我。他是個優秀詩人，對於賽馬、寫作和繪畫都情有獨鍾，而且很在行。他見到我，便站了起來，高高的身材，臉色蒼白，兩頰瘦削，白襯衫的領口很髒而且有些破損，領帶打得很端正，身上的灰西裝已穿舊，皺皺巴巴的，手指又髒又黑，甚至比頭發還黑，指甲縫裏夾著汙垢，滿臉堆起可親的笑容，但嘴巴緊閉，怕的是露出一口壞牙。
“很高興見到你，海姆。”他說。
“你還好吧，埃文？”我問。
“有點不景氣。”他說，“不過，我想我還是贏了那匹‘馬捷帕’。你的日子過得還好吧？”
“但願如此。”我說，“你去找我時，我正在外邊跟埃茲拉打網球呢。”
“埃茲拉好嗎？”
“很好。”
“我太高興了。海姆，不知怎麽，我覺得你家的房東太太不喜歡我，硬是不讓我上樓去等你。”
“我會跟她說的。”我說。
“不用麻煩了。在這兒等也挺好的。曬著太陽簡直舒服極了，你說是不是？”
“現在已是秋天了，”我說，“我看你穿得不夠暖和。”
“隻有到了晚上才感到有點冷，”埃文說，“到時候我就穿上外套。”
“你知道外套在哪兒嗎？”
“不知道。不過一定是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你怎麽知道？”
“因為我把詩稿放進外套口袋裏了。”他說完開懷大笑，嘴唇卻抿得緊緊的，遮住口中的壞牙。“陪我喝一杯威士忌吧，海姆，幸勿推辭。”
“好吧。”
埃文站起來衝著侍者叫了一聲：“讓，請來兩杯威士忌！”
讓送過來一瓶酒、兩個酒杯、兩個標有十法郎的碟子和一瓶蘇打水。他斟酒時不用量杯，而是直接往杯子裏倒，直至超過了杯子容量的四分之三才住手。讓喜歡埃文——每逢讓的休息日，埃文都要到奧林斯門外蒙魯日鎮讓他家的花園去，和讓一起務花弄草。
“你可別倒得太多了。”埃文對這個身材高大的老侍者說。
“這不過是兩杯威士忌嘛，對不對？”侍者說。
我們往杯裏加了水。埃文說：“喝第一口要悠著點，海姆。不緊不慢地喝，就不容易醉。”
“你很注意養生吧？”我問。
“是的，此話不假，海姆。咱們說點別的怎麽樣？”
此時平台上已無他人。我們喝威士忌喝得渾身暖洋洋。秋意發涼，而我穿得比埃文暖和，最裏麵穿一件長袖運動衫，上麵套一件襯衫，襯衫外麵再套一件藍色法國水手式毛線衫。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簡直叫人搞不懂，”我啟口說道，“寫得那麽爛，爛得令人無法置信，又怎麽能深深打動讀者呢？”
“不可能是譯文的問題，”埃文說，“同一譯者翻譯托爾斯泰的東西翻譯得是很到位的。”
“這我知道。記得我一直想看《戰爭與和平》，後來找到康斯坦斯·加內特的譯本，才算了了心願。”
“他們說她的譯文尚有改進的餘地，”埃文說，“雖然我不懂俄文，但我相信一定是這樣的。盡管你我看的都是譯本，但那部小說的確十分精彩，恐怕是最偉大的傳世之作了，令人手不釋卷、捧讀再三。”
“英雄所見略同，”我說，“但對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你就不能捧讀再三了。一次到施倫斯去旅行，我隨身帶了本《罪與罰》，但是等到把施倫斯的藏書看完，再沒有書可看的時候，也無法將《罪與罰》‘捧讀再三’。於是我就看奧地利的報紙、學習德語，直至後來找到幾本泰赫尼茨版的特羅洛普的書。”
“願上帝保佑泰赫尼茨！”埃文說。此時，威士忌已失去了那種火辣辣的口感，加進蘇打水，隻給人以烈性酒的滋味。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個壞蛋，海姆，”埃文繼續說道，“他最擅長寫壞蛋和聖徒。他寫出了不少了不起的聖徒。可惜，他的東西你看完就不願再看第二遍。”
“他的《卡拉馬佐夫兄弟》我倒是想再看一遍。也許看第一遍時怪我眼拙吧。”
“這本書有些情節（也許是大部分情節吧）的確值得再看一遍，但這本書再怎麽偉大，也會叫你義憤填膺。”
“哦，你我有幸都看過一遍了，就等著出更好的譯本嘍。”
“你可不要抱太多的指望喲，海姆。”
“不會的。我要重讀這本書，隻是想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於不知不覺之中受到感染，深入其中，領會它的內涵。”
“說得好。來，我要用讓的威士忌為你鼓勁。”埃文說。
“他送來這麽多的威士忌，一定會遇到麻煩的。”我說。
“他已經遇到麻煩了。”埃文說。
“怎麽回事？”
“他們眼下正在更換資方。”埃文說，“新來的老板有意招攬新生意，招攬樂意花錢的主兒，打算添設一個美國式的酒吧。侍者要穿清一色的白製服，海姆。他們接到命令，要他們準備把胡子刮幹淨。”
“對於安德烈和讓，那絕對是行不通的。”
“行不通也得行。”
“讓留胡子可不是一時半會兒了，早在騎兵團服役時他就留起了這款龍騎兵胡子。”
“如今，他就要忍痛割愛，把胡子剃掉了。”
我把杯中剩下的威士忌一飲而盡。
“再來一杯吧，先生？”讓問道，“希普曼先生，你也再來一杯？”他那龍騎兵胡子又濃又密，低低地垂下來，已成了他清瘦、善良的臉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而他光禿禿的頭頂亮得發光，上麵稀稀拉拉蓋著幾綹頭發。
“別再給我們拿酒了，”我說，“別冒這個險。”
“沒事的。”讓低聲對我們說，“現在這裏亂成了一鍋粥，許多人都要辭職了。就這樣吧，先生們。”他提高嗓門說完最後一句，轉身進咖啡館去了，接著就見他端來了一瓶威士忌、兩隻大玻璃杯、兩個標有十法郎的金邊碟子和一瓶德國產的賽爾脫茲礦泉水。
“不敢這樣，讓。”我說。
他把玻璃杯放在碟子上，滿滿斟了兩杯威士忌，滿得幾乎都要溢出來了，然後將餘下的酒送回咖啡館裏去了。我和埃文往杯子裏噴了一點礦泉水。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認識讓，真是一件幸事，”埃文說，“要不然他可能會因醉酒而死的。”
“這麽兩大杯，該如何是好？”
“喝下去，”埃文說，“這是一種抗議，是對老板們所采取的直接行動。”
接下來的星期一早晨我去丁香園咖啡館寫作，安德烈給我送來一杯牛肉汁，那是一杯兌了水的濃縮牛肉汁。他身材矮小，一頭金發，原來臉上蓄著短而粗的胡子，現在卻光禿禿的像個牧師。他穿著一件美國酒吧招待的那種白色上衣。
“讓呢？”
“他恐怕明天才回來。”
“怎麽啦？”
“他一時還有點想不通。想當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一直都在重騎兵團裏服役，曾經獲得過十字勳章和軍功勳章。”
“我不知道他原來負過重傷。”
“並非因為負傷而榮獲勳章。他固然負過傷，但那是另外一種勳章，是嘉獎作戰勇敢的戰士的。”
“請你轉告他，就說我向他問好。”
“沒問題。”安德烈說，“他思想鬧別扭，但願別鬧得時間太長。”
“請你也向他轉達希普曼先生的問候。”
“希普曼先生和他在一起呢，”安德烈說，“他們倆一起搞園藝研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