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埃茲拉·龐德以及“才子圈”

埃茲拉·龐德一直都是我的鐵哥們，一個助人為樂的人。他和他的妻子多蘿西住在聖母院大街的工作室裏，這間工作室要多寒磣有多寒磣，就跟格特魯德·斯泰因的工作室要多富貴有多富貴一樣。但這裏光線特別好，冬天生爐子，溫暖如春，還掛著一些埃茲拉認識的日本畫家所贈送的畫作。那些日本畫家一個個都是貴族子弟，蓄著長發。他們的頭發黑黑的，油光閃亮，彎腰鞠躬時就會甩到前麵，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對於他們的畫我卻不喜歡，因為我看不懂。不過，他們的畫也並不神秘，一旦看懂了便覺得索然無味。我為此感到遺憾，可也覺得無奈。

多蘿西作的畫我則非常喜歡。我覺得多蘿西生得貌若天仙、體態婀娜。高迪·布熱茲卡[75]為埃茲拉塑的那座頭像我也打心底裏喜歡。埃茲拉把那位雕塑家作品的照片指給我看（埃茲拉寫過一部關於此人的書，照片就附在書裏），我看了頗為欣賞。埃茲拉對皮卡比亞[76]的畫也情有獨鍾，當時我卻頗不以為然，覺得此人的畫毫無價值。對溫德姆·劉易斯[77]的畫我也沒有好感，而埃茲拉卻喜歡得不得了。他喜歡朋友的作品，這本身是一種美德，是對朋友的忠誠，但在評判作品的優劣時則是災難。我們從不為此而產生爭論，因為我看到自己不喜歡的畫作，總會緘口不語。我心想：一個人喜歡朋友的畫或著作，大概就跟他喜歡自己的家人一樣，對其評頭論足有失禮貌。有時，對於家裏人（你自己的家人以及妻子的家人），你不便妄加指責，而是把話長時間悶在心裏；對付那些拙劣的畫家則比較容易，因為他們不會給你帶來可怕的後果，不會像家裏人那樣給你造成感情上的傷害。拙劣畫家的作品，你隻要不去看就行了。家裏人則不然，即便你一忍再忍，對他們做的事情視而不見，對他們說的話聽而不聞，對他們來的信不回複，但得罪了他們，你也會感到危機四伏。埃茲拉比我善良，待人接物方麵比我更具有基督徒的慈悲心腸。他的作品，如果選對了題材，一定會完美無瑕。他一旦做錯了事情，便痛心疾首，對自己的失誤久久難忘，而對他人則是一片古道熱腸，我總覺得他跟聖人一樣。他有時也發怒，不過，恐怕許多聖人都有這種瑕疵。

埃茲拉想跟我學拳擊術。一天下午，在他的工作室裏，我們當著溫德姆·劉易斯的麵（那是我第一次見到此人）練了起來。埃茲拉學拳擊時間還不太長，讓他在熟人麵前表演拳術未免有些尷尬，於是我盡量退讓，想叫他顯得英武一些。但是效果並不十分好，因為他隻懂得防守。當時，我正在教他左手怎樣出拳，教他怎樣左腳前跨，然後右腳跟上，與左腳平行。這些僅僅是基本功。我沒有來得及教會他打左勾拳，而要教怎樣縮短右拳出手的幅度更要到以後再說了。

溫德姆·劉易斯頭戴一頂寬邊黑帽，像住在當地的居民[78]，一身裝束與《波希米亞人》[79]的劇中人無二。他的那張臉讓我想起了青蛙，不是牛蛙，而隻是普普通通的青蛙——巴黎對他來說就是一個大池塘，一個奇大無比的池塘。

那時，大家都認為作家或畫家可以不修邊幅，愛穿什麽就穿什麽，沒有固定的服飾。劉易斯的服飾卻是固定的——一身戰前藝術家的裝束。看見他的那身打扮，就會令人發窘。他卻滿不在乎，傲氣十足地觀看我們練拳，觀看我怎樣躲開埃茲拉左拳的連連進逼，怎樣用戴著拳擊手套的右手化解攻擊。

我想停下來，可是劉易斯硬要我們繼續練下去，看得出他根本就不懂拳擊，隻是希望能一睹埃茲拉被打翻在地的場麵。這樣的事情並沒有發生—— 我從不反擊，隻是引埃茲拉追著我打，讓他練習左右開弓，時而出左拳，時而出右拳。後來，我宣布停止，用一大罐水衝洗了身子，用毛巾擦幹，穿上了我的運動衫。

大家在一起喝了點酒。接下來，埃茲拉就和劉易斯閑聊起來，無非說的是倫敦和巴黎的張三李四什麽的，而我則充當聽客。我表麵上不去看劉易斯，其實卻在暗中仔細打量他，就像在拳擊場上那樣，覺得他那副模樣是我所見過的最令人討厭的。有些人麵露凶相，就像賽馬場上的駿馬，反倒像是良種馬，表現出桀驁不馴的尊嚴。劉易斯則不然—— 他並非麵露凶相，而是麵露齷齪相。

回家的路上，我仍在想他的那副模樣，想著該怎樣形容他才好，結果想到了很多詞語，全都是解剖學方麵的，隻有“腳趾果醬”[80]一詞例外（這個詞是個俚語）。我恨不得將他的臉分解開，按局部加以形容，可是弄來弄去也隻能形容一下他的眼睛——初次見麵時，他的那雙眼睛被黑帽子的帽簷遮住，簡直就像一個強奸未遂犯罪嫌疑人的眼睛。

“今天我見到了一個人，他是我所見過的最令人厭惡的人。”回家後，我對妻子說。

“塔蒂，他是什麽樣的人就不必說了。”妻子說，“請別對他評頭論足了。咱們還是吃飯吧。”

大約一個星期後，我見到斯泰因小姐，對她說我見到了溫德姆·劉易斯，問她是否認識此人。

“我叫他‘尺蠖’[81]。”她回話說，“他從倫敦跑來，隻要看到一幅好畫，就從口袋裏掏出鉛筆，你就看到他用拇指按在鉛筆上測量那畫。一麵觀賞，一麵測量，研究其中的竅道。然後，他跑回倫敦如法炮製，結果總會功虧一簣。照貓畫虎，隻得其表，不得其內！”

“尺蠖”這一定義很合我的心意。其實，他在我心中的形象更糟，而這一定義則顯得比較溫和、比較具有基督徒的慈悲之心。後來，我竭盡全力試圖喜歡他——對於埃茲拉的朋友，我幾乎全都一視同仁。可是，第一次在埃茲拉的工作室見麵時他留給我的印象，卻怎麽也改變不了。

埃茲拉是我認識的最慷慨，也是最無私的作家。無論是詩人、畫家、雕刻家還是散文作家，隻要是他信任的，他都會給以幫助。對於身處困境的人，不管信任不信任，他也會出手相助。他為每個人操心——我剛認識他的那會兒，他正在為托·斯·艾略特牽腸掛肚。他對我說，艾略特迫於生計在倫敦一家銀行裏工作，沒有時間寫詩，正處於艱難的時候，無法充分展現詩人的才華。

埃茲拉和娜塔莉·巴尼小姐創辦了一個叫作“才子圈”的組織。巴尼小姐是一位有錢的美國女人，一位藝術事業的讚助人，曾經和已故的雷米·德·古爾蒙[82]是好友。她在家裏定期舉辦沙龍，花園裏還建有一座微型希臘神廟。那時候，許多美國和法國的富婆都喜歡在家裏辦沙龍，我老早就有一種觀念——對那種地方最好敬而遠之。辦沙龍的人雖多，但我堅信在家中花園裏建微型希臘神廟的隻有巴尼小姐一人。

埃茲拉曾把介紹“才子圈”組織的小冊子給我看（巴尼小姐容許他把那座微型希臘神廟印在了小冊子上）。“才子圈”有一個計劃：大家無論收入多少，都應該捐出一部分作為基金，把艾略特先生從銀行解救出來，使他有錢有時間搞詩歌創作。我認為這不失為一個很好的想法，覺得解救出艾略特先生，埃茲拉便沒有了後顧之憂，可以騰出手來幫助其他的人。

我總是張冠李戴，把艾略特稱作梅傑·艾略特，有意將他和梅傑·道格拉斯混為一談——梅傑·道格拉斯是一位經濟學家，埃茲拉對他的觀點抱有很高的熱情。我曾在我自己的朋友圈裏募集資金，說是要把梅傑[83]·艾略特從銀行解救出來，結果遭到了質疑：一個少校為什麽要在銀行謀職？既然他在軍隊裏幹過，難道他沒有退休金，至少也應該有養老金吧？這叫埃茲拉很惱火，但他知道我的用心是好的，頗具“才子圈”扶危濟困的精神。

碰到這樣的情況，我會向朋友們解釋，說他們的質疑是子虛烏有。我會說：誰知道你們心裏到底有沒有“才子圈”。如果有，那就應該慷慨解囊，幫助幫助“梅傑”；如果沒有，那就太糟啦。難道你們不了解那座微型希臘神廟所包含的精神嗎？不了解？真是太糟了。那好吧，老兄，就把你們的錢袋子捂緊吧，我們是不會碰的。

在那些日子裏，作為“才子圈”的一個成員，我為實現它的計劃忙得團團轉，做夢也想著要將“梅傑”解救出銀行，讓他成為自由人。我記不起“才子圈”最後是怎麽垮掉的，但我想這跟《荒原》的出版不無關係—— 這部作品為“梅傑”贏得了“日晷獎”[84]。過後不久，一位有貴族稱號的夫人資助艾略特辦了一份名為《標準》的評論雜誌。這樣，我和埃茲拉就不必再為他操心了。那座微型希臘神廟，我想一定還在花園裏。但我們沒有能單憑“才子圈”的基金使這位“梅傑”擺脫銀行的樊籠，這始終叫我難以釋懷。在我的夢裏，我早已將他視為天神，供奉在那座微型希臘神廟裏，也許我和埃茲拉應該到那兒去，給他戴上一頂月桂樹葉編織的桂冠。我知道哪兒有優質的月桂樹葉，可以騎自行車去采摘。我覺得隨時都可以為他戴上那頂桂冠—— 無論是他感到寂寞的時候，還是埃茲拉看完另一首像《荒原》那樣的長詩的原稿或校樣的時候。從道義上說，這件事的結局並不好，被我給搞砸了（許多事情都被我弄得一團糟），原因是我把專門留作解救“梅傑”逃出銀行樊籠的那筆錢拿到昂吉安賽馬場，押在了那些在興奮劑的刺激下進行跳欄的參賽馬身上。在兩次賽馬會上，我下賭注的那些服用過興奮劑的馬超過了那些沒有服用興奮劑或者服用得不夠的參賽馬。然而在一次比賽中，發生了叫人難以想象的一幕——我押的那匹馬在起跑前就把騎師甩下鞍來，風馳電掣地跑完了一圈，獨自跳過一道道障礙，姿勢之優美隻有在夢境裏才見得到。後來，騎師拽住它，飛身騎上去，又開始狂奔。正如法國賽馬術語所說的那樣，它“獨領**”。然而，押在它身上的賭注卻打了水漂。

假如那筆賭注押在了“才子圈”上，我心裏也還會好受一些（“才子圈”已不複存在）。不過，要是賽馬贏了錢，那時我捐的錢就不止原先想捐的那個數了，應該遠遠超過那個數—— 我隻能拿這種話安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