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楊文英考慮到晚上要到胖妹家去開會，路又相當遠，怕來不及燒晚飯，放工出來時，順路買了幾個燒餅和饃饃，放在飯籃裏帶回家去。
走到家時，姨媽還沒回來。她從身上摸出房門鑰匙開了門，把提籃裏的燒餅饃饃拿出來攤到桌上，就趕著把當柴灶用的缺口瓦缸端到院子裏，塞上柴片，點起火來，燒些要喝要用的水。
文英和姨媽兩個的生活夠寂寞孤苦的。姨媽是廠裏粗紗間工齡最長的女工，比起來，工錢還不算太低，可是，少年守寡，沒兒沒女，孤苦伶仃，和文英倆，成天見不著太陽，黑摸進廠又黑摸出廠。別人回到家來，有父母或有兒女把燒好的飯菜端出來吃。這娘兒倆，下了工後，還得自己動手，燒火做飯，吃完飯又得洗衣漿裳，常常搞到半夜。
她們住的這種工房，是廠方專門給工人蓋的家屬宿舍。文英初來時，真住不慣，好象是住在爐灶裏一樣，悶得喘不過氣來。工房是沒奠地基的。屋裏跟院子一樣高矮，一樣泥土地。牆壁是竹條編織起來，外加一道泥和石灰，日子久了，泥和石灰就零零落落掉下來，露出了竹條。矮矮的屋頂上，雖是蓋上了一層薄瓦，冬天透風，雨天滴水。房子成排成排地擠得很緊，象鴿子籠，一連有好幾十間。這排與那排房子之間，隻隔著不到一丈寬的長條院子。
姨媽從前隻租一間向北的，很冷。去年才搬到這兒第三排向南並立著的兩間屋子來。朝南的貴些，兩間房得花一塊五角錢。不是有兩個人的工資收入，姨媽也不壯膽租它的。有許多人家，七八口人，全都擠在一間屋子裏。
這兩間房，有個小門相通。姨媽和文英把西邊的一間作睡覺用，在裏麵架上兩張單人床，就把向院子的門堵塞住了，還遮去半邊窗子。東邊一間，算外間，向著院子的門，可算是她們的大門了。門後放著一隻缺口瓦缸，是她們的柴灶。紙格窗下，放了張破舊的八仙桌。吃飯、切菜、梳頭、洗臉、作針線活，都少不了它。正麵牆下還架了一張由兩個條凳、一副鋪板組成的床，這是姨媽留給她的外甥柳竹有時來住一宵用的。要不，姨媽哪兒舍得租兩間房。
照例，晚飯時分，工房院子裏成了鬧市：這家搬出了爐灶在院子裏燒煮，那家搬個小桌在院子裏吃飯……
姨母從廠裏回來，一走進院子，看見別人家正吃得熱鬧，自己窗下的柴灶裏卻已經熄了火了，不免納悶。走進屋，看見桌上一堆燒餅饃饃，文英已經衝好一壺茶，坐在桌子跟前了。
“文英，身子不舒服……出毛病啦麽？怎麽不動手燒飯？”姨媽驚異地問。
文英把馬上要去胖妹家開會，來不及做飯的原因，告訴了姨媽。
“鍋裏還有熱水哩！給你家留下洗澡的。”文英補充說。
“怪得呢！”姨媽笑起來，“我說囉，我文英平日一個銅板都舍不得花，總想多帶兩文到鄉下去，今天倒買了這麽一大包來……唉，唉……你就自己買一份吃算了羅，我回來煮就是啵！”
“你家不是頂愛吃饃饃麽，難得買一頓囉！”文英說，“還溫熱呢，快吃！”
姨媽四十多歲了。方方臉，中等身材。別看那黃瘦個子，走路、幹活，還精神抖抖的，不象才放腳的女人。說起話來，一是一，二是二，爽快麻利，又熱心快腸。她在廠裏一向有正直人的好名氣，無論男女老幼都喜歡她。哪個工友有災難，哪家有病人，她常倚老賣老地找上工頭們去說情講理……。遠在文英來廠之前，“大姨媽”這個稱呼就叫開了，幾乎都不記得她的真名“王素貞”三個字了。就是那些氣勢洶洶的工頭們，看見大姨媽來說情，也得比對別人客氣幾分。
胖妹邀文英參加秘密工會小組時，也邀過大姨媽。她考慮一番之後，對胖妹說：“我比不得你們大姑娘結實，老是三病兩痛的，進去了搞不出名堂來，白讓你們多費口舌，不討人嫌？就讓文英一個跟你們搞吧。用得上我的時候，把事兒攤下來，我一定盡力。”胖妹和大姨媽的外甥柳竹商量過，沒有勉強她，覺得把她留在外邊也有好處。因而文英的工會活動，從沒隱瞞過姨媽。
姨媽笑眯眯地瞅了瞅堆在桌上的她頂愛吃的饃饃，一邊解下了身上的圍腰，到院子裏揮了揮身上殘留的花絮，就坐到桌子跟前來，剛拿起個饃要吃，一個高個兒的青年男子跨進門來了。這就是姨媽的外甥，姓柳名竹。
柳竹年約二十三四歲，個子很高，寬肩闊背，長的很英俊。總是微笑著的臉上，有一雙深邃而透明的眼睛，好象能洞察人心。端直的鼻梁下，有個略嫌突出的下顎。整個麵容，給人一種剛強果斷的印象。他穿著白布短褲褂，工人打扮。但實際上，是一個知識青年，一個堅強而有毅力的革命者。
現在，柳竹是本區地下黨的領導人——區委書記。他來這個區工作還不到一整年。頭兩年，他在上海，在被稱為革命熔爐的上海大學念書。去年“五卅”慘案時，領導上把他從上海大學調回來，在漢口市領導青年工人和學生運動，不久被捕，坐了幾個月監牢。從監牢裏出來之後，領導上才把他調到工人區來。
“你們這兒好熱喲，象蒸籠一樣！”柳竹帶著微笑跨進門說。他把汗背心上麵的白布短衫脫了下來，扔到為他安排的那張**，用手絹擦完滿頭的汗，就一屁股坐到床邊，打開折扇，搧起來……
這個身長肩闊的男子，一跨進門之後，屋子立刻更顯得窄狹矮小了。他站立時，頭幾乎頂住屋頂。好象從他身上不斷散發著某種熱能似的，他一來，寂寞的小屋子，立刻也熱鬧起來。
“來吃燒餅罷，今晚我們沒燒飯，就吃這個。”文英的姨媽——柳竹的舅娘，端了個方凳到八仙桌跟前，叫外甥坐過來吃晚餐。
“先喝口涼茶罷！”文英趕忙倒了一碗用冷水冰過的涼茶，打算親手端給坐在**的柳竹去……忽然低下頭，遲疑了一會，又仍舊放在桌上了。
“好，謝謝你，我不吃飯，倒是要喝這碗茶。”說著，他一步跨到桌子跟前，端起茶要喝，卻先笑著說：“你們盡管吃，我吃過飯了。哎呀，燒餅好香啊，可惜我吃飽了。”
“吃一個嘛，吃一個嘛！”姨媽和文英同聲說。
“不，我喝幹這杯茶就走，到你們後院去找個人談話，等完了再來。今晚還得在這兒住一宵哩！”他的炯炯發亮的眼睛，看看舅娘又看看文英，隻管微笑著。要是初見麵的人，看這人老是笑，還當他有了什麽喜事哩。其實，這是他的習慣。喝完茶，放下茶杯，柳竹就往外邊走。
“哎喲，這樣忙……又嚷熱，就該歇歇嘛！”他的舅娘說。
柳竹沒說什麽，一隻腳已跨出了門，又回過頭來對舅娘笑了笑，好象有些抱歉似的。
年青人一走，屋子裏的空氣，仿佛立刻又寧靜了。
這舅娘和外甥兩個，關係很密切。柳竹父母死得早，童年在外婆和舅舅跟前長大。舅娘自己沒兒女，柳竹媽死了後，縫縫補補就是這個舅娘照顧的。柳竹十五歲時，他的堂伯幫助他上學，就離開了家鄉。此後，他們好多年不見麵了。等舅娘到了漢口，在廠裏作工，柳竹也在武漢上中學，這才又跟舅娘聯係上。
舅娘喜歡外甥有學問又懂人情，諸事都樂意跟外甥商量商量，漸漸地外甥對舅娘講了些革命的道理。以後，她覺得柳竹的道理講得對路，就更心疼他了。
柳竹自從得到舅娘對他的工作的同情之後，舅娘的這間屋子，就成了他展開工作的秘密據點之一。他借來看舅娘的機會，和這兒工房的一些工人結識了，有時因為在這家那家談得很晚，回不去，就在舅娘的外屋住一宵。半年來，這地方，用得更多了。好幾次，舅娘和文英在裏邊睡了，他還和幾個工人在外屋悄悄談話。他們談話的聲音小到睡在裏屋的舅娘和文英都聽不見，弄得舅娘和文英曾背地裏笑他們是開的悄悄會。
文英覺得自己是個年輕的寡婦，沒敢和這個正當青春年少的男子多說幾句話。而柳竹呢，一來就忙自己的事，又看見文英那麽拘謹，也就覺得不便和她多談什麽。
最初，姨媽無論對文英或對鄰居，總說柳竹是在漢口一所小學校裏當老師。叫文英奇怪的是：她這個外甥，雖然對舅娘很好，可住在什麽地方，學堂在哪兒，舅娘都不知道。後來，姨媽覺得文英究竟不是外人，就告訴她，說柳竹是幹革命工作的，並一再叮囑不要對外人說起。人要問，就說柳大哥是在小學裏當老師。
“你家放心好了，我什麽都不會說！”文英安慰姨媽說。
起初，文英怎麽也不明白幹革命是什麽意思，好不容易明白了點後，又覺得奇怪，為什麽會專有幹這種事過活的人。後來，漸漸也和姨媽一樣，由於自己是勞動人民，體驗到了生活的辛酸，很自然地對為勞苦大眾謀利益的革命者懷有深深的感激和敬佩之情，因而也就很敬佩這個她過去覺得不可理解並有些古怪的青年人了。
“柳竹這伢，我看他近來都忙瘦了！”姨媽又拿起了個燒餅，咬了一口，對文英說。
“他們這些人，這陣子，都忙的不要命。我們布機間小胖呢，不也是——別看她豆子大點的小人——唉，我隻氣我自己不行，不能多幫點忙。”文英說著，很感慨地抽了口氣。
“我看見一張傳單呢！”姨媽說，“是工頭張大嬸給我看的。她都念給我聽啦！那上麵盡是說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土豪劣紳，什麽吳佩孚軍閥啦，要打倒啦！”
文英止不住插嘴道：“她怎麽想到要給你家念呢？”
“她找我打聽囉，問我曉不曉得是什麽人把這種東西弄到廠裏來的！”姨媽說著，瘦削而多皺紋的臉上，浮起了一個輕蔑的微笑，“她把我當她一夥看囉。她們以為這個老家夥，不會麽樣。我就裝傻，我說：‘這帝國主義麽，打倒一下也不為錯，跟我們廠沒什麽關係呀！’她說：‘你老糊塗啦，他們並不光是要打倒帝國主義，他們還要打倒資本家，打倒工頭！’後來，她又哄我說：‘他們也要打倒工人呢！’我說：‘打倒工人？我可不能依。工人又沒過好日子，還要打倒！好，等我查出散傳單的人來了，一定告訴你。’你瞧，這些鬼東西，真會造謠挑撥！你們晚上開會的時候，就把這個死婆娘的話，替我告訴小胖啵。”姨媽叮囑說。
吃完飯，文英知道要洗澡是來不及了，隻打了盆水到裏屋去趕忙擦了擦身子，換掉汗了一天的衣衫，急忙去趕晚上的小組會。
“莫搞得太晚了！外頭風聲緊哩！”臨出門時，姨媽追上來低聲說。
等文英走遠了，她還站在門口對著文英的背影想道：“世道是變了啊！這丫頭，剛來的時候，走路都輕輕的，怕踩死了螞蟻子。一天不是眼淚淋淋，就是唉聲歎氣。如今，可大膽搞這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