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海兄弟：押川春浪與凡爾納對日本的影響

傑斯·奈文斯/文

凡爾納的小說不僅影響了英美兩地的數代作家與藝術家，日本的科幻作家也深深地為其著迷，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押川春浪。他的作品《海底軍艦》（Kaitei Gunkan，1903）融合了凡爾納式幻想與維多利亞時代晚期的戰爭小說。這類小說的代表性人物——比如喬治·格裏菲斯和道格拉斯·法切特——慣於在作品中描繪極具未來主義風格的軍事衝突，其中往往包含著由齊柏林飛艇組成的無敵艦隊或潛水艇軍團。押川春浪將這些主題與幻想機械結合了起來，又設置了一位與尼摩船長很像的複仇者來駕馭它們，這個角色就是櫻木船長。科幻小說學者傑斯·奈文斯在他的《維多利亞時代奇幻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Fantastic Victoriana）中介紹了這個角色，以下是相關篇目的節選。

押川春浪（1876—1914）創造的角色櫻木船長是《海底軍艦》及之後四部續作中的人物。雖然其作品的目標讀者群是兒童而非成人，押川依然被譽為“日本科幻小說之父”。

喬治·格裏菲斯小說《革命的天使》的插圖，1893年

櫻木船長是一位海軍軍官，他因為日本政府麵對西方列強在亞洲與日本的帝國主義行徑的無能表現而日益憤慨不平。白人不僅對日本施加了種種難以言表的羞辱，還對其他亞洲國家大肆欺淩。然而，在櫻木看來，比這更糟糕的是，西方各國阻礙了日本以與列強侵略中國相同的方式進行擴張的道路。他認定日本政府既沒有能力，也沒有意願去應對未來與西方力量之間無法避免的戰爭。於是櫻木離開了海軍，躲藏到四國沿海一座被人遺忘的荒島上。他在那裏建造了一艘名為“電光艦”的“海底軍艦”，這艘艦艇裝備了包括魚雷和高爆彈頭在內的先進武器，它在海底和海麵都能運作，甚至還擁有飛行作戰的能力。櫻木為電光艦招募了一小群忠誠且充滿民族主義情緒的水手，帶領著他們在茫茫大海上為日本而戰。在《海底軍艦》中，電光艦剿滅了一群騷擾日本海運的白人海盜。而在後續的幾部小說裏，電光艦又向沙俄、英國以及法國的艦隊發起挑戰，並把它們逐一擊破。

擁有幻想元素的小說在日本有長達數百年的傳統，這一點與中國十分相似。中國的武俠文學——比如《水滸傳》——在江戶時代（1603—1868）下半葉的日本一度非常流行。1774年，一部《格列佛遊記》（Gulliver’s Travels）風格的小說《異國奇談和莊兵衛》（Wasobei Ikoku Monogatari）在日本問世。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1842）後，日本學者嶺田楓江出版了敘述鴉片戰爭經過的《海外新話》（Kaigai Shinwa，1849），並在其中著重強調了英國侵略中國的邪惡動機。在《海外新話》的影響下，以虛構或半虛構的方式重述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的一類作品應運而生，比如伊東孝的《西征快心編》（Seisei Kaishin Hen，約1855年），它講述的是大名德川齊昭帶領日本軍隊在中國打擊英帝國主義的一場未來戰爭。

但是，日本的現代科幻文學起源於1878年問世的《海底兩萬裏》日文譯本。凡爾納的作品對日本作家產生了強烈的影響，短短幾年後就開始不斷有《海底兩萬裏》的仿作湧現。1890年，矢野龍溪出版了《浮島物語》（Ukishiro Monogatari），它直接采用了《海底兩萬裏》的基本設置，隻把險惡又浪漫的尼摩船長替換成了一位日本帝國的堅定擁護者，他在一群由日本海軍少尉組成的船員的輔佐下打擊著沒有提及具體國籍的高加索白人海盜。

押川比矢野走得更遠，他的作品不僅包含凡爾納風格的科幻機械與設備，其中還額外添加了一層極具政治意味的底色。押川在小說中細數了西方勢力以及俄國對亞洲和日本的邪惡計劃，並以此敦促日本人加入西方列強構築帝國的博弈遊戲之中。

喬治·格裏菲斯小說《革命的天使》的插圖，1893年

押川的作品因凡爾納式科技崇拜、傲慢的民族主義以及對西方國家的負麵描繪而風行一時，尤其是在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戰爭爆發後，因為這場戰爭恰好與押川的預判相符。押川在同時代人中間獲得了巨大的影響力，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日本的科幻小說作家才逐漸擺脫押川的影響。

威爾斯與“可能的人”

與愛倫·坡和凡爾納相似的是，威爾斯同樣十分依賴貌似真實的效果。在描述自己的發明時，他將科學知識與術語融入敘事，讓故事看起來切實可信。然而，威爾斯更感興趣的是營造讓讀者難以置信的懷疑氛圍，而不是極度注重細節的現實主義。狂熱的粉絲或許能夠在仔細研讀文本後試著複刻尼摩船長在“鸚鵡螺號”內外布置的機械結構，而不論是時間機器、火星人的三足機器人，還是化學射線槍，威爾斯筆下的描述都沒有精確到可以在現實世界中重現的程度。（諷刺的是，雖然描寫得事無巨細，但實際上凡爾納的造物作為發明可能也行不通。）在威爾斯看來，他的故事完全是幻想，那些機械不是什麽工業製品，而是藝術——從某種角度來說，這一點也是對當代蒸汽朋克創作者的先見，因為他們的存在模糊了手藝人和藝術家之間的界限。在1934年出版的《七部知名小說》（Seven Famous Novels）的序言中，威爾斯終於得到了一個直麵凡爾納的幽靈的機會，他如此寫道：

他（凡爾納）的作品幾乎總是在探討發明與探索的真實可能性，而他的確做出了一些重要的預判。他所激發的是十分客觀而實際的興趣，他書寫、談論且深信不疑的都是本應實現卻未能在他寫作的時代實現的事物。他幫助讀者想象這一切成為現實的情況，以及這些事物實現之後可能帶來的趣味、刺激或傷害……而我的故事則不會假裝自己探討的是可能的東西……它們全都是幻想；它們的目的本來就不是規劃某種嚴肅的可能性，而隻是傳達和一場激動人心的夢境相近的真實感；它們用以吸引讀者從頭讀到尾的不是討論與證明，而是幻想和藝術。從讀者在回味中合上書本的那一刻開始，他們就應當從這個夢境中醒來，並認識到那一切並不可能了。

《世界大戰》中的一幅插圖，沃維克·戈博斯繪，刊登於1897年連載該小說的《皮爾遜雜誌》

誠然，威爾斯或許將自己筆下的造物視作藝術品，但是在學者布萊恩·斯塔博福特看來，他的“發明”正是讓科幻小說延續到20世紀所必需的敘事提升。通過對傳統科幻小說的敘事方式加以改造，威爾斯的發明——斯塔博福特將其稱為“促進設備”——使得夢境故事和對未來的預言顯得更加令人信服。

預言對威爾斯而言非常重要，甚至可能遠勝於科幻小說的其他要素。雖然他筆下的機械令人印象深刻，但威爾斯的興趣所在並不是技術上的可行性，而是人類在社會與政治上的潛力。在《世界大戰》中，火星人令人畏懼的技術起到了一種近似於人類學描述的作用。威爾斯將火星人與19世紀的帝國主義勢力進行類比，並成功地建立了二者之間的比喻關係——而伊恩·埃金頓和德·伊薩艾力等精明的現代創作者又在《偉大的博弈》（The Great Game）和《赤紅印跡》（Scarlet Traces）等視覺小說中拓展了這一主題。與之相比，《時間機器》一書則堪稱階級評述的載體，並且十分符合創作背景的時代精神。比如，在虛構小說之外的領域，西奧多·德萊塞等美國作家便以小說作為載體來探討社會上的不公現象（同時也提供了許多完善的人物形象分析）。就像傳記作者W.沃倫·瓦加爾在《H.G.威爾斯：時空穿梭》（H.G. Wells:Traversing Time）中所寫的那樣：

時至今日，哪怕讀者對19世紀末的歐洲和美洲都發生了什麽隻知道一點皮毛，威爾斯小說的主題在他們眼裏也是一目了然的。《時間機器》是一部關於階級鬥爭的寓言。生物學揭示了異化現象的可能性，而對“社會問題”——資本與勞動力之間日益激化的衝突——的認知則揭示了異化發生後可能遵循的脈絡。

正是威爾斯在外星裝置之外對社會問題的高度關切引導了蒸汽朋克文化中的特定領域：從對所謂的“綠色運動”的關注，到由無政府主義者運營的《蒸汽朋克雜誌》。對於蒸汽朋克文化最優秀的參與者而言，社會意識無疑是十分關鍵的，因為他們必須時刻對19世紀那些不怎麽激動人心的元素抱有清晰的認識。雖然這個時代在科技和美學上都有著突飛猛進的發展，它在政治上卻難以擺脫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與種族主義的印記——其中，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尤其是威爾斯審視的重心。

雖然在種族與征服等問題上，威爾斯也有著維多利亞時代典型的偏狹之處，他最具影響力的小說卻緊緊抓住了社會正義和可持續發展等問題。威爾斯最顯著的天賦便是運用科幻元素讓富有娛樂性的故事和對重要的社會問題的探討結合起來。有趣的是，一旦剝離了這些科幻要素，威爾斯就無法再將娛樂手段作為自己理念的載體了，他那些更加主流、更偏向現實主義的作品如今大多被人淡忘了。

兩位作家從科學進步帶來的模糊空間中汲取著全新的靈感，並以愛倫·坡的技術為基礎，分別以各自的方式創造出了充斥著恐怖與美麗的平行世界。這讓他們為20世紀晚期及以後的蒸汽朋克文化提供了豐富的影響與刺激，這一文化群體依舊麵對著那個必將始終存在的選擇：是在當代語境下延續他們對社會問題的探討，還是單純采納凡爾納和威爾斯的維多利亞時代背景設置，並停留在對古怪發明和瘋狂科學家的迷戀之上。考慮到當代蒸汽朋克文化那些頗具多樣性的創作——比如傑克·馮·斯拉特的蒸汽朋克工坊裏那些升級翻新的古董機械，以及色彩斑斕的《格拉漢姆雜誌》；比如莉比·布羅夫的時尚肖像攝影、電影《童夢失魂夜》（The City of Lost Children）裏的瘋狂科學家、弗拉基米爾·哥夫羅德斯基的機械裝置，以及埃夫莫博士的“通天塔”建築作品——都能看出凡爾納和威爾斯的影響，這一在當下和過去之間不斷延續的交流與爭論也在其範圍上變得越發顯而易見。自新藝術運動(7)——或超現實主義運動——以來，便再也沒有哪種單獨的思想能夠如此深入地滲透到一種文化之中了，也不曾出現過這種同時依賴於兩位獨特且彼此不同的前輩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