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愛倫·坡： 蒸汽朋克惡作劇的始作俑者？

S.J.錢伯斯/文

在流行文化中，埃德加·愛倫·坡總是被描繪成一個飽受苦痛折磨的陰鬱形象，然而他那一連串以文字耍弄的惡作劇卻展現出了一種頑皮的幽默感。雖然愛倫·坡以他那種“切實可信”的風格寫了好幾個故事，其中質量最高、名氣最大的卻還是《氣球騙局》（The Balloon Hoax）。這部作品以報道的形式刊載於1844年4月13日的《紐約太陽報》，文中描述的是一場在當時不可能完成的熱氣球航行：在75小時內橫跨大西洋。

埃德加·愛倫·坡像，1848年

愛倫·坡的把戲恰好發表在公眾對氣球航行的熱情達到頂點的時代，這股熱潮開始於1783年6月，當時蒙特哥菲爾兄弟初次將一隻熱氣球帶到了巴黎。一年後，讓-皮埃爾·布朗夏爾憑借氫氣球升上了3800米的高空，又在1785年1月以同樣的方式跨越了英吉利海峽。這幾位紳士的飛艇成功地俘虜了全世界的想象力，到了19世紀早期，布朗夏爾和亨利·拉尚布這樣的飛艇駕駛員被人們視作英雄，更成了世界各地人們想象的焦點。氣球飛艇成了彼時的流行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不僅被囊括進雜耍表演的題材，更被吹捧為可以用於探索極地的新方法。

然而，跨越大西洋的航行在當時依然無法實現。於是，聽說了《紐約太陽報》上的那篇報道後，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弄一份來看看，當天的《紐約太陽報》下午版和五千份特刊全部銷售一空。與《紐約太陽報》的上一場騙局——由羅伯特·A.洛克在1835年締造的“月亮騙局”——相比，這次的報道多騙到了三萬名讀者。

為了偽造一種貌似真實的效果，愛倫·坡特意選取了現實中氣球駕駛員群體的成員來給自己筆下的人物命名。在這篇報道中，主角默克·梅森的原型是托馬斯·默克·梅森，後者留下了一些自己在英國各地駕駛氣球短途航行的文字記錄。愛倫·坡將故事的絕大部分內容表現為從梅森的日誌中截取的片段，並且把寫下日記的時間設置在這期《紐約太陽報》發行的一周前。這些片段充斥著異常精準的推測，就像愛倫·坡研究者哈羅德·比佛在《埃德加·愛倫·坡的科幻小說》（The Science Fiction of Edgar Allan Poe）中寫到的那樣：“真正的首次跨大西洋氣球航行發生在恰好一個世紀以後，它的用時以及航行中遭遇的諸多事件幾乎都與默克·梅森先生日誌中的記錄完全一致。”

“氣球、浮空器等產品的製造商M.拉尚布的車間” 素描，阿爾伯特·提桑德作，1883年

內嵌圖 “押沙龍的後裔斯特納小姐” 荷蘭彩色平版印刷畫，約1880年，創作者不詳

一艘飛艇的概念設計圖，19世紀，此飛艇從未投入生產

梅森的日誌同時記錄了氣象的變化和對地理環境的描述，他還保證道，一旦自己從莫爾特裏堡的那次著陸中恢複過來，就與《紐約太陽報》分享更多的見聞。然而，最終愛倫·坡和編輯們都無力讓這個騙局延續下去，1844年4月15日，《紐約太陽報》撤回了這篇報道。

此後，愛倫·坡又運用相同的手法，在《未來之事》（Mellonta Tauta）裏設想出了一幅處處可見齊柏林飛艇悠然航行的未來圖景；而在他的散文詩《我發現了》（Eureka）中，詩藝與培根派哲學方法的結合甚至成了對愛因斯坦相對論的預言。

身為《南方文學信使》（The 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和《格拉漢姆雜誌》（Graham’s Magazine）等當時業內頂級刊物的編輯，愛倫·坡非常清楚，這些雜誌會並列刊載科技類文章與小說和詩歌等文學作品，這一點激發了他的靈感。他決定將自己的文學理念付諸實踐：他認為，將藝術與事實結合可以產生新的現實。故事的情節越是荒誕離奇，愛倫·坡越是致力於將它寫得盡量真實，這種手法被他稱為“切實可信的風格”，其中的一絲不苟的細節幾乎就像真實事件一樣令人信服。愛倫·坡的幾個“惡作劇”的確因此名留青史，這證明在那個科學發展突飛猛進的時代，真實和虛構對於外行人來說往往是難以區分的。當今的蒸汽朋克作家也需要通過與此相近的方式來讓那些過時的發明顯得真實可信，就像曆史小說作家必須讓過去在自己筆下鮮活起來一樣。

一台蒸汽引擎的設計圖，疑似出自一部小說

然而，不論基於科學的鬼把戲給愛倫·坡本人帶來了多少樂趣，這些作品最具價值的遺產都在於另一個事實，那就是它們以一種繁雜而巧妙的方式為哲學故事的理念帶來了變革——它不再強調夢境故事的作用，同時又強化了幻想旅行的思路，並通過出版物形成的語境來增強其可信度。這種進化由愛倫·坡的作品所推動，也為凡爾納、威爾斯等蒸汽朋克的先祖帶來了靈感。

在《地心X檔案》（Hollow Earth：The Long and Curious History of Imagining Strange Lands, Fantastical Creatures, Advanced Civilizations, and Marvelous Machines Below the Earth’s Surface）一書中，大衛·斯坦迪什指出，儒勒·凡爾納在許多報刊上讀到過波德萊爾翻譯的愛倫·坡作品，“讓凡爾納讚賞的主要是愛倫·坡那些古怪的故事中包含的機智、推理以及與最新的科學發現相結合的圈套”。而威爾斯也在此後不久表示：“潛藏在愛倫·坡的故事之下的那些基礎構建原則……正是科學類文章的撰寫者應當遵循的原則。”

“‘J.C.羅賓遜號’及美國軍事鐵路的其他蒸汽機車” 濕版火棉膠攝影照片，1860—1865年間攝於弗吉尼亞城市地標附近

即便愛倫·坡對於科技的興趣對凡爾納和威爾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的小說作品似乎也並沒有早期蒸汽朋克特有的那種火花。這或許是因為這位作家過世太早，沒能看到工業革命帶來的全部改變。對於愛倫·坡而言，這次革命毫無疑問是一件好事。詹姆斯·瓦特（1736—1819）在1776年對蒸汽機的改良徹底改變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麵麵，這種起源於英國的變化迅速蔓延到了美國和整個歐洲。工廠的選址不再受資源分布的局限，隻要擁有穩定的水和木柴供應，它們幾乎可以在任何地方開展生產。蒸汽引擎的出現讓蒸汽輪船與機車成為可能，這讓交通方式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與此同時，蒸汽輪船的成功讓哲學故事中的幻想旅行在某些特定要素上失去了幻想的成分，它降低了運輸的費率，縮減了轉運時間，並且持續創造著全新的工作崗位。它讓當時世界的距離驟然縮小，正像社交網絡對21世紀的影響一樣。

“‘梅裏馬克號’與‘莫尼特號’之間駭人的戰鬥” 摘自弗吉尼亞州的《紐波特新聞》（1862年3月8日），此平版印刷畫由卡爾弗特平版印刷公司印製出版，1891年

隨著交通運輸時間縮短，以及諸如電報等全新的交流方式湧現，包括愛倫·坡在內的維多利亞時代早期居民突然意識到，自己能夠以指數級增長的速度進行交流和旅行。1849年辭世的愛倫·坡所見的世界充滿了開明進步的純真與樂觀，他沒能看到工業化應用於諸如美國南北戰爭（1861—1865）等衝突時發揮出的毀滅性力量。曆史學家湯姆·查菲在《“漢利號”潛艇：南方邦聯隱秘的希望》（The H.L. Hunley: The Secret Hope of the Confederacy）一書中指出，這股力量“創造了無數技術進步。從武器到醫藥，從交通到通訊，軍事領域和遠離戰場的大後方都湧現出了諸多新發明”。

這一進步既帶來了溫良無害的發明，也帶來了裝甲艦這樣的龐然巨怪。在裝甲艦出現之前，木質戰艦在重裝和魚雷攻擊麵前十分脆弱。然而，為了壯大戰爭的聲勢，南北戰爭的交戰雙方讓裝甲艦在前線發揮了它們真正的優勢。比如，1862年3月9日發生於南方邦聯裝甲艦“弗吉尼亞號”（原來的“梅裏馬克號”）與北方聯邦裝甲艦“莫尼特號”之間的那場傳奇戰鬥便很好地體現出了它們的堅固。這兩艘戰艦彼此轟炸，還頻頻互相衝撞，周邊的木質戰艦紛紛沉沒，而兩艘裝甲艦卻隻承受了最低程度的損傷。

另一項突破性的發明與凡爾納和威爾斯的作品也有相當的聯係，那就是為了隱蔽攻擊和沉沒敵艦而誕生的潛水艇。雖然自從1803年羅伯特·富爾頓的設計問世，潛水艇有過數次迅猛的發展，但絕大多數還是在擊毀目標之前就先沉沒了。這一切在1864年2月17日發生了改變，那一天，自查爾斯頓港出發的“漢利號”潛艇使用長杆式魚雷擊沉了“豪薩通尼克號”戰艦。

新技術被迅速應用於種種冷血無情的毀滅性目的這一事實，以及戰爭本身的恐怖，都勢必會對那個時代的小說作者產生相當的影響。這也解釋了為何隨著時間的推移，“科學羅曼史”這個概念終將無力承載凡爾納和威爾斯的作品傳遞的理念。在這個屬於隱形轟炸機和遙控無人機的時代，我們或許很難想象那些技術進步對當時的公眾印象究竟有何影響，但我們可以通過凡爾納和威爾斯的作品感受一二。

“企圖摧毀‘明尼蘇達號’之邪惡潛水機械” 1861年11月2日的《哈珀周刊》上刊登的木版畫

至於這兩位作家分別如何看待眼前這個勇敢的新世界，起決定性作用的一方麵是兩人幾乎毫無可比性的成長經曆，另一方麵則是造就他們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時代與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