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天才憾事
李一男對於華為有多重要？我用一句話就可以形容：一個李一男，半部華為史。
李一男對於華為有多重要？我用一句話就可以形容：一個李一男，半部華為史。
李一男是華中理工大學（華中科技大學）第一屆少年班出身。什麽叫少年班？很多年輕人不太了解。
改革開放初期，海外的很多知名華人學者紛紛到北京訪問，其中就有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他得到了鄧小平的親切接見。鄧小平問李政道，中國的孩子怎樣才能像他一樣得諾貝爾獎。
李政道回答說，中國的國球乒乓球為什麽在世界上打得那麽好？就是因為中國的小朋友從五六歲開始，滿大街地打乒乓球。乒乓球要從娃娃抓起，教育和科學同樣要從娃娃抓起。我們可以在全國選拔一部分天才少年，到大學接受超常的教育，這樣的話，我們的諾貝爾獎指日可待。
這就是少年班的由來。
應該說李政道先生的出發點是好的，雖然教育有自己的規律，和乒乓球這種體能項目不是完全一樣的，這些少年班的學生中到目前為止沒有獲得諾貝爾獎的，但這個倡議改變了一批人的一生。這些人裏，就包括李一男。
1978年，少年班在中國科技大學誕生。微軟原中國區總裁張亞勤、百度董事長特別助理馬東敏、穀歌中國創始人之一郭去疾，都出身於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當時，其他學校一看，中國的天才少年不能被中國科技大學一家給“壟斷”了，他們也要開辦。1985年1月，教育部決定，繼中國科技大學之後，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吉林大學、西安交通大學等12所全國重點高校開辦少年班，擴大試點。
據公開的資料，華中理工大學少年班的選拔標準非常高：第一，智商要在130左右；第二，德、智、體全麵發展；第三，年齡在15周歲以下的初高中在校學生。
1985年6月，23名天才少年從全國各地進入了華中理工大學，李一男就是其中一位。
李一男進華中理工大學隻有15歲。15歲本是上初中的年齡，許多同齡人連衣服都不會洗，飯也不會做，獨立生活的能力差，所以學校對這批學生特別關照，安排他們跟博士生同住一樓，一個宿舍就兩個人。學校還專門給他們配置了洗衣機，設置了專用的圖書室，甚至有的學生有家長陪讀。
當時，李一男的室友叫吳雅楠，他們倆睡上下鋪。他們的臥談會，從力學到光學，從電磁學到電動力學，從量子力學到廣義相對論，從麥克斯韋方程組到薛定諤的貓，從凝聚態到量子計算……兩個人無所不談。
他們的導師張端明，是當時物理界的一位大家。按照預期，少年班這些小孩的人生軌跡應該是這樣的：上少年班，考研究生，考博士研究生，最後在學校做研究，就像他們的導師張端明一樣。但是李一男的人生劇本偏離了這個橋段和套路，這要感謝一個人——他們的輔導員宋文芝。
宋文芝從1987年到1997年十年間，一直擔任華中科技大學少年班的輔導教師，她覺得這些小孩子來到學校不容易，自己要像媽媽一樣去照顧他們，無論是學習上還是生活上，甚至包括經濟上。宋文芝老師頭腦很活，她專門去那些大企業拉讚助，說服他們給少年班提供獎學金，好讓這些孩子能有更好的學習和生活條件。
宋文芝老師的思路很像美國大學的校長，很多美國大學校長的第一任務就是向成功的企業家、校友募捐，為學生創造更好的學習條件。宋文芝老師為少年班拉來了很多讚助，其中出手最大方的就是華為，這部分緣於任正非的教育情懷，在企業最艱難的時候，任正非都沒有在教育上小氣過。
所以，你看，人不能小氣，你出手大方，老天自會幫你。
從宋文芝老師開始，華為跟華中理工大學發生了奇妙的化學反應，一茬又一茬的華科人才被輸送到華為，李一男是其中對華為貢獻最大的一個。
1992年，李一男聽宋老師說華為這個企業不錯，他們有一個理念，叫作“不讓雷鋒吃虧”。李一男一聽，很感興趣：“不讓雷鋒吃虧？那我去了肯定也不吃虧。”
就這樣，李一男單槍匹馬殺進了華為，見到了鄭寶用。所以圈內有個說法，華科是華為的娘家，華為是華科的東家。
就在李一男見到鄭寶用這一年，孟晚舟也進入了華為。這一年，孟晚舟21歲，剛剛從華中理工大學畢業。最初幾年，孟晚舟和三個女孩子承擔了華為總機轉接和文件打印等行政工作，非常瑣碎和辛苦，那時候，沒有人知道她的身份。
孟晚舟的故事，要等到二十五年後才在全球廣為流傳，使她成為焦點人物。
當初鄭寶用一看到李一男，覺得他長得跟豆芽似的，但是一與他交流，就覺得他不得了，完全是個黑豆芽，看上去磕磣，營養卻十分豐富。第二天，李一男就升為工程師了，從此開啟了火箭式的晉升模式，半個月升為主任工程師，再後來當上華為的總工，27歲當上了副總裁。這是華為最偉大的地方，對於人才，華為給予最高禮遇，絕不會出現懷才不遇青絲變白發的憾事。
在華為內部，任正非有時把李一男直接稱為“幹兒子”，有人對李一男火箭式的躥升速度不理解，說：“李一男憑什麽？”我想說的是，他憑的是自己的天才構想和執行能力。
我們說過，C&C08是華為的標誌性產品，事關華為的生死存亡，它在華為曆史上相當重要。重要到什麽程度呢？一個產品培養了一大批高級幹部，其中包括華為的三個常務副總裁、三任中央研究部總裁（李一男、洪天峰、費敏）、兩個高級副總裁（黃耀旭、張順茂）、一個執行副總裁（劉平）。
並且，華為以這個產品為技術平台，在上麵搭建了後期所有的產品和服務，包括傳輸、移動、智能、光網絡、數據通信等，這款交換機在全球連接了數以億計的電話終端，是華為曆史上最成功、最經典的一款產品。
李一男正式加入華為的時候，C&C08已經研發成功，但是任正非依然不滿意，他跟鄭寶用說：“這個是2000門的，寶寶（他管鄭寶用叫‘寶寶’），你能不能做一個萬門的交換機，來升級一下這個2000門的C&C08？”
鄭寶用說，沒問題。
就這樣，風雲際會，鄭寶用和李一男這對師兄弟走到了曆史的風口浪尖。
說話容易做事難，鄭寶用拍著胸脯打下了保票，結果發現自己掉進了坑裏，研發進展非常不順利。有些研發人員覺得，實在不行就學一學上海貝爾的S1240和日本富士通的交換機，進展會快一點兒，可以解華為財務上的燃眉之急。
但任正非要求華為有自主知識產權，以科學的製高點為目標，不能抄襲別人。
這時候，李一男提出了一個折中方案，說：“我們到國外搬救兵，在萬門機研發中采取中體西用的設計路線。”大家一聽，這不就是騎牆派嘛，有什麽高明的。但是讓鄭寶用和研發小組成員對李一男刮目相看的是，他提到了一種新的Multibus總線技術。這個技術出自美國英特爾公司，把這種標準速度最快的總線技術移植到華為機器上，必然會給萬門機的研發帶來意想不到的好處。
鄭寶用雖然是李一男的領導，但當時還很年輕，隻比李一男大六歲，兩人都是年輕人，想法非常前衛大膽，他說：“哎喲，李一男，你這個想法真是太好了，我之前怎麽沒有想到呢？馬上幹。”於是他們馬上以華為研究部的名義，拿出20萬美元，訂購了萬門機研製過程中需要的開發板和相關設備。
猜一猜結果怎麽樣？他們成功了嗎？沒有，失敗了。科研就是這樣，從一個好的想法變成一個好的產品，中間要經曆無數的坎坷。
因為急於追求結果，加上總線技術不是華為的，比較陌生，所以，經過幾個月的苦戰，萬門機的研發草草收場，白白浪費了20萬美元。1993年，20萬美元是什麽概念？合100多萬元人民幣，小200萬，被李一男一把揮霍光了。
當時李一男一接電話就膽戰心驚的，生怕是財務或者老板任正非叫他。
華為之所以是華為，任正非之所以是任正非，在這一點上就能看出很大的不同。
當時任正非自己都快跳樓了，但他還是拍著李一男的肩膀，說：“研發有成有敗很正常，不要沮喪，繼續搞。”想一想為什麽頭狼難當，哪怕眼前已經是萬丈懸崖，還是回過頭來微笑著跟兄弟們說：“前麵一馬平川，跟我來。”
鄭寶用一看這攤子馬上就要砸了，趕緊想辦法。他人緣特別好，沒架子，善於社交，就跟合作廠商說：“你看你這個東西我們也沒搞成，公司虧得太厲害，能不能收個成本價？”經過他多方斡旋，華為的損失降到了20萬元人民幣。
這給了華為喘息之機，為華為的東山再起保留了元氣。而初出茅廬的李一男在第一階段就碰了釘子，差點兒給華為造成致命打擊。事後李一男很感動，因為任正非和鄭寶用都對他說：“研發有成有敗，我們不以一時的成敗來論英雄。”
所以有人總結，華為的企業文化精髓不在於百戰百勝，而在於戰局不利的情況下，培養出風險抗拒能力和團隊團結能力。
很多年前，華為有句話廣泛流傳於社會：“敗者拚死相救，勝者舉杯相慶。”
這種優秀的企業文化，正是華為至今能在全球市場如魚得水的重要原因。
老話說，在哪裏跌倒，就在哪裏趴一會兒，什麽時候趴累了就起來。鄭寶用和李一男他們倆在那兒趴了好多天，後來想這事兒還是得幹，就開始想到底出了哪些問題。他們倆就琢磨，可能是哪個總線或者哪個地方出了問題。
有一天，聊天的時候，李一男突然眼前一亮，說：“師哥，咱們為什麽不利用我們的光電專業，用光纖把多個模塊連接在一起呢？”
正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李一男這麽一說，鄭寶用的眼睛立刻亮了，他說：“好小子，你怎麽想到的，這個點子太絕了。”這兩個天才的想法一下就燃燒了，照亮了華為研發的黑夜，中國通信史上的光纖時代因此就要到來了。
鄭寶用和李一男很快啟動了光纖研發項目，萬門機的研發迅速進入第二階段。之後是不是就好一點兒了？依然不好，科研就是這麽難。
李一男經過深入研究發現，即使是美國這樣的科技大國，所掌握的光纖技術也不是很成熟，在萬門機的配置中，最適合的隻有美國AT&T的5號交換機，當時沒有一種現成的技術可以用到華為的產品上。
這時，李一男想出了一種天才的辦法，他正式提出采用另外一種準SDH技術（同步數字體係，誕生於貝爾實驗室）。當時，準SDH技術是通信領域一種比較先進的光纖傳輸技術，至今已經是一種成熟、標準的技術，廣泛應用於通信傳輸網絡。當年華為采用準SDH技術是一項創舉，不僅在中國，在國際上都是最先進的。
1994年，華為萬門機的研發，在鄭寶用、李一男和劉平三人的通力合作下，已經接近成功，到了最後的聯調時刻。
就在這個關鍵時刻，世界杯足球賽在美國拉開了帷幕，很多研發員工都是球迷，大家晚上偷偷看球，白天工作時就老睡覺，影響了萬門機的研發工作。
正在給研發人員保駕護航的任正非看到這個情況，覺得堵不如疏，與其禁止他們看，影響情緒，不如換個方法。任正非說：“這樣，你們每天加班加到淩晨3點，接著看世界杯的轉播，第二天睡到中午再上班，行不行？”
這本是朝三暮四、朝四暮三的套路，但是得到了員工的一致擁護，說：“老板，你太英明了。”就在這種眾誌成城的氛圍之下，萬門機終於研發出來。
這一次，他們的樣機在客戶那裏能得到肯定嗎？
江蘇邳州是見證華為奇跡的地方。
邳州古稱下邳，是漢初張良遇到黃石公的地方，1992年撤縣建市，但是那時候還屬於國際通信巨頭看不上的邊遠地區，華為卻不嫌棄——蚊子腿也是肉啊。
這是華為憑借技術第一次殺回城市，意味著“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漸入佳境。
邳州郵電局當時麵臨一個問題，那一陣裝電話的特別多，郵電局想給交換機擴容，但是用戶太多，上海貝爾的S1240交換機帶不動。貝爾這種外企對客戶的需求響應速度特別慢，一來二去，邳州郵電局耽誤了整整一年，局長承受了很大壓力。
很多人把錢交上了，電話卻死活裝不上，就罵郵電局是糧食局，隻知道吃糧食。
華為萬門機的到來讓邳州郵電局多了一個選擇，但他們很擔心華為的萬門機斷信號，畢竟華為這款產品從來沒有在城市部署過。郵電局領導很是猶豫，說：“貝爾都幹不了的事情，你們能幹得了嗎？如果華為重蹈覆轍的話，我這個烏紗帽真不用要了。”
華為的人說：“沒事，領導，你不用擔心。我們先不要錢，萬門機就放在這兒，你試用一下。要是行你就要，不行我們就搬走。”郵電局領導說：“我得把貝爾叫來試一下，你們兩家同台打擂，哪家好我就用哪家的。”
華為這邊說：“沒問題，我們光腳的就不怕穿鞋的，來吧。”
結果華為這幫小夥子乘興而來，敗興而歸，在跟貝爾交手的第一個回合就被打下了馬。貝爾的產品外形大氣，華美規範，一看就是國際大廠的產品。華為的產品顏值太低了，一看就很土，機櫃矮小，顏色灰暗，機架鬆軟，經常放那兒就倒。再加上電路開發板極不穩定，動不動就出故障，信號一團糟，長途電話根本打不出去，隻能打市話。所以，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人比人該死，貨比貨該扔啊。
任正非特別著急，萬門機凝聚了華為全體人的心血、寄托和未來，他不斷派技術最高端的人來處理這個緊急問題，把中繼板、中繼線的關鍵部位都進行了更換，都沒能解決聯絡信號差的根本問題。
李一男也（上屍下從）了，他對劉平說：“我可能幹不下去了，以後你接著幹。”
這時候，總部又派了一個後台項目經理，叫餘厚林，他的到來改變了局勢。
餘厚林的強項是接線能力，他到現場一看，說：“你們這些人！知道為什麽我們的交換機不能發揮出全部功能嗎？你們把線接錯了！”
高手出馬，一個頂倆，餘厚林把線重新接了一遍，結果長途電話都打出去了。人啊，有時候會犯一些低級錯誤，看看李一男、鄭寶用這些技術天才隻是在核心技術上下功夫，就沒想到問題竟然出在接線這麽一個低級錯誤上。
說到低級錯誤，我講一個小故事。我原來一個同事跟著市領導去采訪，等要采訪的時候，他拚命往辦公室打電話：“機器出大故障了，黑屏啊，整個看不到人。”
這次采訪比較重要，辦公室趕緊派一個老記者趕到現場。結果一看，恨不得把這哥們兒抽死：他一緊張忘把攝像機的鏡頭蓋拿下來了，當然是黑屏的。
解決了接地線的問題，又逐一解決之後湧現的問題，華為的萬門機終於發揮了應有的功能，將貝爾遠遠甩在了後麵。邳州郵電局的領導特別高興，困擾他們一年的問題得到了解決。就這樣，華為的邳州之戰告捷。
任正非特別興奮，回到深圳，說：“十年以後，華為要跟AT&T、阿爾卡特三足鼎立，我們華為要三分天下有其一！”大家心裏暗說，老板，你吹牛的姿勢真帥。
後來，C&C08萬門程控交換機通過了廣東省郵電局的測試鑒定，1995年初通過了國家郵電部的生產定型鑒定，又在1997年拿到了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應該說，華為這一次走在了前列，在全球都是領先者，對標當時的思科等國際廠商，一點兒都不遜色。
1995年，中央政府提出了“村村通”計劃，郵電係統作為先鋒項目，要實現農村每個村通電話。這個計劃給華為的發展提供了寶貴契機。李一男等人研發的萬門程控交換機成為華為“農村包圍城市”的拳頭產品，前前後後拿到了13億人民幣的訂單！
李一男憑借這個項目，從項目經理一舉升到交換機產品線的總經理，一個月之後升任華為執行副總裁，意不意外？
李一男在華為，有的是信任，有的是挑戰，有的是機遇，有的是分享勝利的喜悅。毫不誇張地說，C&C08萬門程控交換機的成功研發，一舉奠定了李一男在華為乃至在中國通信領域的地位，所以我在本章開頭說“一個李一男，半部華為史”。
由於李一男的突出貢獻，華為破例把當年應該分給李一男的100萬元獎金轉成李一男持有的100萬華為股票。這是什麽概念？這意味著李一男迅速進入了華為最核心的圈子，他的股份在華為僅次於任正非和鄭寶用幾個元老。
李一男在華為積累的獎金轉為股本，後來成為他離職創業的資金來源，這是後話。
一戰成功、一舉成名的李一男信心爆棚，這一年，在遙遠的大洋彼岸，和李一男同樣春風得意的還有另外一個男人——錢伯斯，他順利地升任思科全球首席執行官，帶領思科進入新時代的快車道。
1996年年中，華為執行副總裁李一**據市場需求，把多媒體業務部分成三個部門——多媒體業務部、傳輸業務部、數據通信業務部，劉啟武、黃耀旭、劉平三個人分別擔任這三個部門的總監。
在李一男的帶領下，傳輸業務部1997年傳輸銷售達1億元，1998年達10億元，成為華為的第二個黃金產品。同時為了配合技術上的突飛猛進，華為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內部創業。
在外界看來，這種做法非常簡單粗暴，銷售部所有的幹部就地下崗，就地競爭上崗，一舉淘汰了那些不適應形勢的銷售型老人，但銷售線和技術線也終於匹配起來。這次內部競爭上崗特別成功，所以華為在2000年又搞了一次，卻遭到了非常可怕的失敗。
今年用這種方法做得很好，明年再用這種方法可能就會很慘淡，有的時候，人是被自己的成功經驗打垮的。
1996年，李一男去廣州跟廣東電信新業務發展部做技術交流。時任新業務發展部主任的陳嫦娟說，你們華為既然有這個技術能力，不妨開發一些大容量的接入服務器，這個市場缺口比較大。
李一男說：“可以啊，但是開發完之後誰要呢？”陳嫦娟說：“我們要，實在不行，我們共同開發。”
就這樣，華為與廣東電信局成立了合作項目組，共同開發了一款接入服務器，名字叫A8010。
這是國內第一個成功自主研發的接入服務器，各方領導都很重視，時任郵電部科技司司長的聞庫受邀主持這個產品的鑒定會，廣東電信局局長也參加了。華為一看這個產品挺好，就以3000萬元的價格買斷了。
3000萬在當時是大數目，所以廣東電信局很高興，雙方都很滿意。直到2019年底，華為在全球服務器市場的占有率超過6%，穩居前列。
1995—1996年，廣東的有錢人開始玩一個東西，叫大哥大，就是手持電話。大哥大，現在來看很老土，但當時絕對像外星人的裝備，誰拿著大哥大，就代表誰是大款、有錢人，在街上回頭率絕對百分之百。
一部大哥大賣幾萬塊錢，華為看了眼紅心動，想開發移動電話，到處去調研。移動公司的人說：“哎喲，這個G**（全球移動通信係統）哪還有機會啊。G**是移動的全球通技術，人家這個地盤都占完了，馬上就要3G了，你們還不如去研究3G。”
李一男說：“淨忽悠我們，沒有G**哪有3G啊。”
李一男鐵了心要做G**項目，他從東方通信公司挖來了技術大拿劉江峰，劉江峰帶著自己的團隊出走到華為。1997年，第一代華為G**係統在實驗室研製成功，能在實驗室裏打通電話，這是中國第一個具備自主知識產權的G**係統。
而直到十二年後的2008年，國際電信聯盟正式公布第三代移動通信標準，中國國內才發3G牌照，3G市場才真正啟動，可見李一男的眼光之精準。
這個時候華為也有錢了，在移動通信領域擁有博士研究生和高級工程師組成的240多位科研人員，到了1998年，又擴展到500人，華為前前後後投了將近兩億元的研發費用。G**係統是李一男押注未來的一個產品，但是在產品方向上，他和鄭寶用發生了一些衝突，我到後麵再講。
在李一男主導下，1997—1998年，華為的主要研發精力全部壓在G**技術上，一波三折，所以做企業真是不容易。
1998年，李一男跟著任正非去美國考察，李一男發現高端路由器市場非常大。這是未來互聯網的骨幹設備，全球隻有思科、華為等少數幾家公司才擁有相關技術。回國之後，李一男就主持上馬了高端路由器，並且研發成功，取名“NetEngine”。
近年來，華為高端路由器在全球的市場份額牢牢位於前列。要知道，美國在電信領域始終對中國企業是封閉的，所以，除去美國這個市場，華為還能位居前列，非常不容易。高端路由器是李一男主持的另外一個黃金產品。
就在李一男主持研發NetEngine的這一年，孟晚舟從行政轉崗到財務，開始從事財務工作，依然默默無聞，跟李一男沒法比。
當時，李一男已經是華為副總裁，有點兒少年名滿天下的架勢。
前麵講李一男堅持要做G**項目，跟師兄鄭寶用產生了技術研發方麵的分歧。這時鄭寶用已經不是李一男的領導了，他們倆都是副總裁。鄭寶用認為華為應該研究CDMA，CDMA是美國的技術，美國作為未來通信產業領導者，通信產業網絡會以CDMA為主，所以中國也會采用這種國際通行的技術標準來搭建通信網絡。
但李一男以及一部分華為領導不這麽認為，李一男說：“我們不能做CDMA的原因，一是高通占據了CDMA的技術專利高地，我們沒有辦法突破高通的專利封鎖。相比之下，G**沒有專利限製，開發風險非常小。”
事實確實如此，二十年後，高通依然是CDMA的霸主，所有的手機企業都要給高通交納通信技術方麵的專利費。
李一男又說：“第二個原因是中美的政治因素會製約國內通信網絡的標準選擇。中美關係時好時壞，萬一壞了呢，我們國家可能就不會再采用美國的技術標準。”
應該說李一男這個觀點富有遠見（到3G、4G時代，中國果然頒發了兼顧G**/CDMA的三張通信牌照），也得到了當時華為一些領導的支持。鄭寶用說：“我們在華為，從賢不從眾。既然你認定G**是未來技術方向，那麽我們就做這個方向。”
後來，這哥倆又碰到一件事，再次發生分歧。在微蜂窩無線設備方麵，李一男看中了歐洲製式的DECT數字增強無繩通信係統，但鄭寶用傾向於日本製式的PHS，也就是個人手持式的電話係統，認為這是未來固定網絡的補充和延伸。
李一男說：“我覺得歐洲的DECT是未來的方向，日本的PHS是過渡技術，從長遠來看沒有前景，3G才是我們的未來。”鄭寶用說：“那行，我們從賢不從眾。”
就這樣，華為先後放棄了CDMA和日本的PHS技術，但這種放棄付出的代價非常高昂。客觀來講，看鄭寶用和李一男的分歧，誰對誰錯要看站在哪個角度，從長遠來看，李一男無疑是正確的，但從短期來看，鄭寶用是正確的。有時候做企業就是這樣，從未來來看，這個技術很好，問題是這個企業不一定能活到那一天。
1998—2002年，G**技術在中國蓬勃發展，當時中國移動每年都有幾百億的大單，但是基本上都被愛立信、摩托羅拉、諾基亞這些外國公司包攬了。華為盡管有自己的G**產品，但還不夠成熟，國內的電信商都不用，那些鼓噪說華為有什麽背景的人可以休矣。
更要命的是，西方電信巨頭已經開始注意到華為了。
這些國際巨頭在農村固話市場被“巨大中華”——巨龍、大唐、華為、中興——這四家公司打得落花流水，所以他們隻要發現華為和中興研發出某款產品，就聯合進行大幅降價，而如果中國沒有這種產品，他們就繼續賣高價。
他們千方百計地阻擋華為和中興中標，當時廣東移動的一個G**擴容，訂單就上百億元，但是華為一毛錢都搶不著。李一男主張的G**，方向是對了，眼下卻是顆粒無收，讓人著急。那麽，鄭寶用說的CDMA技術呢？中國聯通用的就是CDMA技術，華為沒有這方麵的技術和產品，依然顆粒無收。
移動顆粒無收，聯通也顆粒無收，在電信總會有收獲吧？沒想到，華為在電信領域也是顆粒無收。
鄭寶用看中的日本PHS技術，後來在國內有個很有名的產品，叫“小靈通”。年齡稍微大一點兒的人都知道“小靈通”，“小靈通”在1998年到2005年間非常火。
1997年，杭州市餘杭郵電局局長徐福新到日本考察時發現了PHS技術，他覺得這個技術在國內一定會受歡迎。他回國後做了匯報，領導也非常感興趣。
PHS即Personal Handy-phone System，意為個人手持電話係統，采用微蜂窩通信技術，通過微蜂窩基站實現無線覆蓋，將無線市話手機以無線的方式接入本地電話網，使傳統意義上的固定電話不再固定在某個位置，可在無線網絡覆蓋範圍內自由移動使用。這就是當年的“小靈通”。“小靈通”的優勢是輻射小，綠色環保，最重要的是資費跟固話價格差不多。
對於“小靈通”技術，當時華為的高層也頗為心動，但任正非的態度是，這不過是短暫的賺錢機會，華為是一家“為未來投資”的企業，寧可賠死，也不去做過時的技術。
確實，由於技術本身的落後性，“小靈通”的信號始終無法實現一定速度條件下的穩定通話，比如坐公交車時要跨越多個通信基站，通話動不動就會斷。當時有用戶調侃“小靈通”：“手持小靈通，傲立風雨中，昂首又挺胸，就是打不通。”
雖然任正非的決策並不能服眾，但華為當時還是放棄了“小靈通”業務。可是任正非沒想到，這項過時的技術僅僅憑借超低的話費就吸引了數量龐大的中國消費者，到2004年年底，“小靈通”用戶已超過6000萬。相比花費偏高，信號差一些是完全可以容忍的。
你不做，有人做。任正非否決了“小靈通”項目，一家叫作UT斯達康的新公司卻憑借“小靈通”迅速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UT斯達康成立於1995年，公司總部位於美國矽穀。這家公司有一個很有名的投資人，叫薛蠻子，大家都很熟悉，他集投資案例和桃色新聞於一身，在追蹤最熱的空氣幣項目變現之後，終於魚歸深淵，漸不複聞矣。
2000—2002年，因為“小靈通”的迅速走熱，UT斯達康公開披露的財報平均利潤率是324%！UT斯達康異軍突起，打算以“小靈通”的高利潤作為基礎，捆綁銷售軟交換、光網絡和無線產品，伺機搶占華為的地盤。
而任正非宣布放棄“小靈通”項目幾天後，大他三歲的侯為貴就宣布，中興今後市場主攻產品就是“小靈通”。2003年，中興年銷售額達到251億元，其中“小靈通”業務收入約占1/3，而華為年銷售額為317億元，二者僅僅相差66億元！
UT斯達康和中興賺得眉開眼笑，隻剩下任正非在那裏默默地品嚐著苦果，這是一直奉行“以客戶為中心”的任正非的一個重大失誤。
直到2003年，華為管理層決心對任正非的誤判進行糾正，華為才開始進入“小靈通”市場。在接下來的三年裏，華為在“小靈通”市場的占有率逐漸上升，“小靈通”的價格迅速下滑，風光一時的UT斯達康和中興遭受重創，終結了“小靈通”的暴利神話。
總結華為2000年前後這幾年，真是內憂外患，風雨飄搖，沒產品的時候很危險，有了產品但是壓錯方向了，而研發G**燒錢太凶悍了，幾億元扔進去，像打水漂一樣，連個聲響都聽不見。
很快，華為的資金鏈斷裂了，欠員工錢，欠客戶錢。這時候的華為真是步步驚心，再一次站在生死關頭。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華為在國內的困頓，反倒無意間成就了華為的全球化道路。產品在國內賣不出去，那隻能向國外賣。可是國外通信市場早已被那些大公司占領了，怎麽打開缺口？任正非指示，還是“農村城市包圍”的路線，我們去更落後的地方，我們去亞非拉！
1996年，任正非“下狠心”，把大量的優秀銷售人員——會英語的和不會英語的、願意去的和不願意去的，往海外扔，而且決不妥協，隻有“去”和“不去降級”這兩條路。1999年，華為終於在越南和老撾中標，這是華為第一個海外單子。
這時，距離華為“大航海”已經過了三年，華為人在海外苦苦堅持了三年。
這些年國際上一直有一個猜測，包括美國政府，認為華為跟中國政府的關係特別密切。如果他們了解華為的曆史，就不會說這樣的話了。他們隻看到了華為的高光時刻，沒有看到當年華為幾度艱難求生，險死還生的至暗時刻。
這些年移動、聯通、電信上千億元規模的招標，華為顆粒無收，如果華為真有那麽強的政府關係，那些訂單還能會落入愛立信、摩托羅拉、諾基亞這些外資企業之手？
事實上，華為跟政府的關係並不密切。國家能源局原局長張國寶，曾經陪著朱鎔基總理去華為視察。朱鎔基總理對華為搞自主研發、占領技術製高點特別欣慰，主動提出要給華為3億元貸款。任正非表示了感謝。等總理回到北京，部長們想落實總理指示的時候，任正非卻拒絕了。
還有一次，深圳市的一個副市長去華為拜訪，問任正非是否需要政府幫助。副市長上門了，如果任正非有心的話，就該先請人吃個飯，好好說說自己的企業有哪些困難，搞點兒政府的創投企業基金，弄些無息貸款之類的。但是任正非的回答讓人大吃一驚，他說：“政府對企業最大的幫助就是什麽都不要做，你們隻要把城市的路修好，把公園和道路旁邊的花草種好，這就是對我們企業最大的幫助。”
我們看看，任正非這個人說話真不討喜，如果我是那個副市長，心裏早已經開始罵了：我這熱臉還真是貼上了冷屁股，好心好意地跑來問你需不需要服務，你讓我種花種草去？所以從一開始，華為就相當克製地跟政府保持著一定的距離。
1998年，中興和華為都準備競標中國聯通第一次CDMA IS-95招標項目，但由於與高通公司的知識產權問題尚未解決，中國聯通第一次CDMA IS-95招標項目中途夭折，再次招標的時間懸而未定。華為絕大部分人認為可以保留一支小團隊慢速跟蹤CDMA IS-95項目，但李一男要全部砍掉。
2001年，中國聯通CDMA一期項目使用的依然是這個落後但是成熟的IS-95標準，華為CDMA基站徹底絕收。而中興則大賺特賺，牛氣衝天！
那個時候對國產G**設備的定義有些滑稽，所有西方公司如愛立信等因為在中國有廠，也算是國產設備。為了避免程控交換機民族品牌集體崛起的故事在G**上繼續上演，西方公司學聰明了，紛紛在中國國內設廠，產品大幅降價。在各方夾擊下，華為的G**做得很慘淡，但好歹還有點兒基礎，不像CDMA那樣幹脆基本絕收。
這段歲月對華為來說特別糾結：要是著重於眼前的技術，就喪失了未來的發展；要是看重未來的技術，眼下顆粒無收，馬上就揭不開鍋了。但我們也不得不佩服鄭寶用和李一男這兩個技術天才的判斷，兩個人一時瑜亮，各有所長。
因為G**沒有專利限製，山寨手機種類豐富又便宜，所以在全球迅猛發展，拯救了華為。而中興因為在CDMA上大獲成功，加上“小靈通”也大獲成功，短時間很好過，但從長遠來看，被高通的專利限製得死死的，在海外的拓展也被高通的專利限製。
所以有人開玩笑說，華為和中興在G**和CDMA技術路線的選擇上就能看出兩家公司的高下，這是兩家公司後來走上不同道路的最核心的原因。
從1993年到1998年，李一男在主持華為技術的這五年，幫助華為從一家生產交換機的企業快速轉換為一家包括交換、傳輸、無線、數據、業務軟件在內的綜合通信解決方案的供應商。
任何羨慕華為今天在3G、4G和5G等無線通信諸多領域勝利的人，都不應該忘記1993—1998年李一男的貢獻。
李一男在技術上如此天才，他有沒有弱點？有。他簡直就是一個集科學天才和低情商於一體的大男孩。李一男一心撲在技術上，穿襯衣連扣子都能經常扣錯。從小特別順利的他智商很高，但情商很低，不會為人處事，性格叛逆、直接，脾氣很大，動不動就放狠話：“你說啥，你信不信我開除你，馬上把你炒掉？”
有一次，華為的一個新員工上班，就看到一個瘦瘦的小男生目中無人地走了進來，一屁股坐在自己前麵的椅子上，把腳放到桌子上，拿起同事的水壺猛地喝了起來。
這個新員工一看，這個人氣場很足，他就沒敢吭聲。等這個人走了以後，他問旁邊的人：“這是誰啊，那麽狂？”那個人說：“你這個土人，他就是李一男。”
巧的是，後來這名員工加入了李一男團隊，跟著李一男去山東應標。李一男親自帶隊，浩浩****幾十人，因為華為當時在學IBM，穿戴的都是西裝領帶，氣勢磅礴。
在技術交流會上，山東客戶問他們：“你們華為的基站在我們山東的冬天能不能用啊？”其中一個技術人員回答：“可以啊，我們在內蒙古、東北做實驗，冬天大雪紛飛，零下幾十攝氏度，我們用得好好的。”
李一男一聽就特別生氣，直接在交流會上對這位小哥開火：“哪有你這麽回答問題的，馬上給我從華為離職！”那位小哥蒙了，說：“領導，我這樣回答不妥嗎？他問基站在山東能不能用，我跟他說在東北都能用，在山東當然能用啊。”李一男說：“你要給客戶科學的、精確的回答，零下幾十攝氏度我們能用、零下幾十度攝氏不能用，要精準，知道嗎？”
轉眼就到了1999年，李一男管的這些人春節都沒有回家，集中培訓，準備大幹一場。大年三十中午，他們在南油集團的餐廳聚餐，後來喝大了，在回家的路上，李一男跟出租車司機吵起來了，差點兒打上一架，打電話喊手下去救他。
李一男的下屬到了之後，那個司機說：“這哥們兒喝多了，發狠話要開除我。你憑什麽開除我？我是個出租車司機！”
下屬哭笑不得，說：“他喝醉了，那是他口頭禪，你別跟他一般見識。”
技術上是個天才，生活中有時候比較羞澀和靦腆，工作中又獨斷專橫，這就是李一男。他這個人太單純了，不知道怎麽為人處世，或者說他不屑於去了解這些東西。
他不跟同層級同事多交流，也不搞人際關係，永遠直來直去，口頭禪就是：“你信不信我開了你。”李一男還給公司寫過報告，建議高層領導每年都換一下，以免形成派係。任正非覺得他說得有道理，開始實行一年一換、半年一換的輪崗製度。他一直這麽雷厲風行，搞得一些資曆很深、年齡比他大的高管很怕他。
在華為內部，李一男是繼任正非、孫亞芳之後的華為三號人物。
外界甚至一度把他視為接班的第一人選，但是任正非不這麽認為。
可以說，任正非是從血泊中爬起來的人，是打天下的人，他深知李一男還遠遠沒有達到接班人的要求。第一，任正非年齡不算大，接班不是個急迫的問題。第二個，李一男的曆練太少，他根本不懂怎麽跟人打交道。讓他當了一把手，他一不高興，把全公司的人都開除了怎麽辦？所以任正非開始有意識地、全方位地打磨這塊璞玉，沒想到這一打磨就出了問題。
任正非覺著李一男在技術上已經是個大師級的人物，但是在市場營銷上有短板，如果要做首席執行官，就必須懂市場和營銷。
所以，1998年，躊躇滿誌的李一男正準備大展宏圖時卻突然間被調離了中央研究部，去負責市場部。這是任正非苦心栽培他的第一步，他希望李一男能夠從研發中走出來，走向市場，能力更加全麵，將來走上更加重要的崗位。
但對李一男來說，這個調動就很痛苦：我本來是一條鯊魚，遊遍五湖四海，所向披靡，在海裏簡直像個小霸王，沒人敢惹我，但是任老板你不跟我打個招呼，讓我一條魚去爬樹，我不感興趣，那也不是我的強項，我不願意接受。
兩個人沒有溝通好，李一男就感覺自己在華為的職業生涯走到了盡頭，無比失望和沮喪。任正非對他也很失望，覺得自己要好好培養他，他竟然這麽吊兒郎當的，還有抵觸情緒。這為李一男後來出走埋下了隱患。
盡管這一時期李一男在整個華為體係內依然非常強勢且呈上升狀態，比如2000年他又擔任了華為電器總裁和華為美國研究所所長，但是兩個人的衝突不可避免地爆發了，最後李一男正式向任正非提出了辭呈。
任正非接到辭呈後大吃一驚，他從來沒想到李一男有一天會離開華為，他也從來沒想過華為有一天會失去李一男。就像兩個人談戀愛鬧矛盾，女孩子要走，男孩子這時候要好好挽回，如果賭氣說“你走吧，以後再也別回來了”，雙方的矛盾就激化了，不分手的也要分手了。任正非就是這樣硬脾氣的人，他用了一些比較極端的方式加速了這個過程。
硬碰硬之下，李一男堅定了離開華為的決心。
這是華為曆史上最大的一次危機。
到目前為止，包括孟晚舟事件，都沒有這次危機來得劇烈。我認為，在整個中國企業史上，隻有當年柳傳誌報警抓捕孫宏斌可以與之比肩，這都是天才之間的碰撞，就像宇宙中星係相撞，爆發的能量蔚為壯觀，形成的巨大星雲影響至今。
有人說，論格局和胸襟，柳傳誌比任正非高多了，任正非對李一男後來采取了打擊的態度，但是柳傳誌對孫宏斌采取了扶持的態度。
其實說出這話就沒有很客觀地去評價兩者的不同。萬事有因有果。孫宏斌出獄後告別了IT業，進入房地產領域，跟柳傳誌沒有任何業務上的衝突，但是李一男不一樣，他出去之後直接動搖了華為的根基，二者不可同日而語。
李一男出走，可以肯定的是，早在1999年他就決定了。華為原來的一個副總裁，後來到北京創辦了合康億盛科技的李玉琢，當時也辭職了，去向李一男告別。李一男竟然說了這麽一句話：“走走走，都走吧，早走早好。”這就是天才少年情商低的表現。
一般人會說：“哎呀，玉琢啊，這個聚是一團火，散作滿天星，不論我們人在哪裏，隻要我們心在一起，我們還是好兄弟。”李一男說的卻是：“走走走，都走吧，早走早好。”
李一男為什麽會出走？是因為他少年得誌，才華橫溢，能力出眾，導致他走得太快。
一般來說，少年時順風順水往往是大栽跟頭的標誌。李一男從校門到企業，就像談戀愛一樣，認識了華為這個姑娘，並且在華為內部迅速碰到了天花板。李一男再往上升，隻能到“左非右芳”了，左邊是任正非，右邊是孫亞芳。
所以有人開玩笑，為什麽富不過三代？為什麽王朝幾世而衰？就是因為開國的君主雄才大略，經過很多苦難，第二代因為還能跟父輩直接交流，還能坐穩江山，到了第三代以後，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從小錦衣玉食，受百般嗬護，根本沒有經曆過風雨和災難，王朝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走下坡路了。晉朝有一個皇帝，聽說民間老百姓餓死的時候，他問大臣：“他們為什麽不吃肉糜啊？沒有糧食吃就吃肉唄。”
另外，華為經過這麽多年的發展，有幾萬人了，派係林立，山頭林立，成為華為成長的製約，好多事李一男一個人說了也不算。這就像一個少年身體長得很快，衣服卻沒有換，舊時的衣衫已經裝不下這個蓬勃生長的少年。
還有一個原因可能是李一男的確想單幹。李一男在華為是技術上的負責人，但不是最終決策者，公司上什麽東西不上什麽東西，他說了不算。當年他看好G**，還要跟師兄爭論，這樣太麻煩了，如果自己當老板，自己說了就算。
大概這幾種原因，導致了李一男最後毅然決然地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