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華有為
商人的終極目的是掙錢，企業家的終極目的是改變世界，這是二者最大的不同。
就在任正非告別軍旅生涯前幾年，美國斯坦福大學的一對戀人結婚了，他們是計算機係的計算機中心主任萊昂納德·波薩克（Leonard Bosack）和商學院的計算機中心主任桑蒂·勒納（Sandy Lerner）。
兩個人都是計算機高手，他們寫情書的方式和普通人不一樣，他們都是通過計算機語言來表達，通過計算機來傳遞，由於他們各自管理的網絡不同，設備又是亂七八糟，什麽廠家的、什麽協議的都有，互不兼容，情書傳遞起來很不方便。
愛情的力量是偉大的，後來兩人迸發靈感，幹脆發明了一種能支持各種網絡服務器、各種網絡協議的路由器，這就是人類曆史上第一台赫赫有名的“多協議路由器”。
有人說，沒有這種多協議路由器，就不會有現在的互聯網時代，也不會有現在的互聯網世界，更不會有現在的互聯網人類社會。
1984年，波薩克和勒納成立了一家以“多協議路由器”為核心產品的科技公司，取名為思科。
此時的任正非已經轉業，正在棲棲遑遑地試水商海，他不知道思科，他要到許多年以後才會遇到這個可怕的對手。
任正非轉業的單位是南海石油集團，妻子孟軍在這個公司身居高位，他報到後被分配到集團下屬的一個二十多人的子公司去當副經理。
安穩平淡的生活從來都不是任正非渴望的，熟悉了一段時間，任正非就給南油集團的老總寫了一封“軍令狀”，請求把南油旗下的一家公司交給他負責，未果。
又過了兩年，任正非決定自己幹出點兒成績來，當時國內對於電視機的需求非常大，任正非決定從這個項目中打開缺口，他帶著幾個同事去談一筆電視機貿易。
沒料到，他遇到了一個天大的騙局，被居心不良的外貿公司輕易地騙走了200萬元人民幣。
大家想一想，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萬元戶”在中國很稀少。如果按當時內地城市人均月工資100元的水平來計算，這200萬的購買力相當於現在的1億多！
軍人出身的任正非根本沒料到商海如此險惡，他轉業後一直覺得賺人家的錢是挺不好意思的事情。他天真地認為，自己給了對方貨款，對方就應該按時交貨，先把貨款給對方也沒什麽不可以的，彼此之間應該信任嘛，但現實給他補了殘酷的一課。
意識到被騙之後，任正非想盡辦法要追回這200萬，但討債難如登天，南油集團的領導不管其中的艱難，他們覺得誰惹的禍誰擔責。
無奈之下，任正非一邊討債，一邊自學，他把所有的法律書讀了一遍。從這些法律書中，任正非悟出來了市場經濟的兩個關鍵：一個是客戶，另一個是貨源，中間的交易保障就是法律。
任正非雖然因此了解了市場經濟的精髓，但被騙這件事給他所在的單位造成了巨額損失，他在南海石油集團的職業生涯岌岌可危。不過，任正非不輕易認輸，他咬緊牙關，追款追了一年，其中絕大部分被追回來了，減少了單位的損失。
盡管任正非已經非常努力地補救，但他的職業生涯已經因此事被判了“死刑”——南油集團把他開除了。身為集團高管的孟軍在這件事的處理過程中想必也經曆了掙紮和煎熬，最終的結果是任正非傷心地離開了這個將自己弄得灰頭土臉的地方。
遠在貴州的任摩遜和程遠昭兩位老人知曉這個消息後，像遭受了晴天霹靂一般，好不容易，任正非在部隊幹上了團級幹部，沒想到剛一轉業就差點兒嗆死。
可憐天下父母心，兩位老人不遠千裏趕到了深圳，希望能以親情來化解兒子的憂愁、焦慮和恐懼。這樣一來，任正非的小家變成了大家，一大家子人擠在十幾平方米的小房子裏，連做飯吃飯都隻能在陽台上，任正非開始了上有老下有小的艱難生活。
很多年以後，孟晚舟在華為辦的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叫《風箏》，回憶了當時艱苦的環境：深圳是多雨地區，他們一家住在漏雨的屋子裏，外麵下大雨，家裏下小雨，連隔壁鄰居說話都聽得見。
當年，為了節省花銷，任摩遜從來不上街買香煙，隻抽從貴州老家帶來的劣質煙葉。程遠昭為了買到最便宜的蔬菜、魚蝦，專門等菜市場快關門的時候才去。大家都知道，這個時候菜比較便宜，魚蝦死得也多，往往論堆處理。兩位老人還說南方的魚蝦新鮮，就算是死的也比北方的新鮮，但任正非知道這是父母在寬慰他，這個時候，作為成年男人，他的內心是極為痛苦的，那種無力感撕裂了許多平常的日子。
一家人的生活非常拮據，兩位老人也在拚命攢錢。攢錢幹什麽呢？就為了將來“救”任正非，在他們看來，兒子失去工作以後可能會“活”不下去。
後來程遠昭車禍去世，任正非的妹妹告訴他，媽媽去世前兩個月對她說：“我存了幾萬塊錢，留著以後救你非非哥，幹買賣總不會永遠都好，肯定會有碰到困難的時候，將來你哥哥遇到難處，這些錢可以拿給他，讓他有吃飯的錢。”
可憐天下父母心，這位偉大母親的心是多麽善良和柔軟。
就在這一年，任正非的家庭也出了狀況。
他的妻子孟軍轉業以後，進入的是南海石油集團領導層，而他在南海集團下屬企業幹得一塌糊塗，再加上父母和弟弟妹妹與他們同住，算下來有十多個人住在十幾平方米的房子裏。不要說夫妻生活，估計他們倆連拉手的機會都沒有，生活壓力最終導致家庭解體，任正非和孟軍十多年的婚姻走到盡頭。當愛已成往事之後，兩個人沒有上演任何雞飛狗跳的橋段，而是選擇了一別兩寬，各生歡喜。
任正非一共有過三次婚姻經曆，除了孟軍，後來任正非又先後結了兩次婚，兩任妻子分別叫姚淩和蘇薇，她們都是任正非在華為的同事。
任正非經曆了一道又一道人生滑坡，跌到人生的穀底。
這個時候，他不僅要贍養父母、照顧子女，還要兼顧弟弟妹妹六人的生活，還得承擔南油集團的一小部分債務，上有老下有小，後退無門，前行無路。
有人開玩笑說，人到中年不如狗。人在少年時都很勇猛，為了愛情，為了友情，為了輕飄飄的東西就敢以命相搏，但到了中年，一切都變了，人開始變（上屍下從）了，挨老板罵不敢還嘴，甚至碰到小混混挑釁也不敢還手。你知道自己打得過，但是不能打，因為上有老下有小，老人在你麵前變成了孩子，而孩子在你麵前依然是孩子，你就是家裏的頂梁柱，一旦倒下，這個家就垮了。深夜醒來，環顧四周，都是依靠自己的人，而自己毫無可依，這就是成年人宿命一樣的孤獨，當年任正非正是這樣一個處境。
所以說，成長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也是一件很辛酸的事情。小時候我們經常騙爸媽說自己沒錢了，等到了中年，我們卻一臉笑嘻嘻地騙他們，說：“沒事，我還有錢呢。放心，你們該吃吃該喝喝，別擔心。”
有篇文章寫到，很多中年男人夜晚開車回家，到樓下並不立刻回家上樓，而是在車裏安靜地坐上一會兒，有的會靜靜地抽一支煙，有的會默默地發一陣呆，有的會悄悄流幾行淚水……似乎隻有那一刻，他才是他自己，不屬於任何一個人，不屬於任何一個組織，不需要麵對任何一種壓力。
舒婷有一首詩，名為《啊，母親》，其中寫道：
啊，母親，
歲月的流水不也同樣無情，
生怕記憶也一樣褪色啊，
我怎敢輕易打開它的畫屏？
為了一根刺我曾向你哭喊，
如今戴著荊冠，我不敢，
一聲也不敢呻吟。
為什麽不敢呻吟？就是怕父母見了難過，如同兒時父母從不向我們表露生活壓力，怕我們難過一樣。
按照電視劇的套路，主角一開始被虐得一塌糊塗，簡直快活不下去了，往往這個時候會否極泰來，好運爆發。
然而，現實生活遠沒有那麽浪漫，哪有爆發的能力，有的隻是艱難的爬行，有的隻是煎熬的掙紮，有的隻是殘存的勇氣。
有時候，苦難的確是人生成長的開悟法門。國外有句諺語，“暗透了就可以看得見星光”，所以，當你跌到人生穀底時，不必太難過，上天自有安排。
中國先哲孟子有段話：“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苦難對弱者來說是萬丈深淵，對強者來說卻是財富。
如果按這個詩意的說法，這一階段的任正非簡直就是億萬富翁。一個曾經豪情萬丈、自信堅強的人混成這樣，換作一般人，早就一蹶不振了，更何況“人過四十日過午”，還有什麽反抗的勇氣來戰勝生活？舉手投降吧。
但任正非在這種苦難中表現出了一種強大的爆發力，他骨子裏是一個深刻的悲觀主義者，但行動上確實是一個極端的樂觀主義者，同時，他還是一個堅韌的理想主義者，他沒有時間去悲傷，也沒有時間去感慨，因為家庭的責任、事業的落魄讓他沒有時間痛苦，隻有往前走，不能往後哪怕是一絲的回顧。
1987年10月，在深圳灣的兩間簡易房裏，任正非和他的合夥人湊了2.1萬元人民幣，辦了一家小公司，名字叫“華為”。
注冊公司的時候，任正非也沒想好公司要叫什麽，抬眼恰好看到牆上“中華有為”這條標語，就拿來做了名字。華為應該做什麽業務呢？其實任正非也不知道。就像聯想剛成立的時候賣過滑冰鞋、背包，華為也是這樣，業務根本不明確，什麽賺錢幹什麽。
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華為剛開始的業務是賣養生保健的減肥藥。任正非看到女生愛美，減肥產品應該大有市場。但這類產品最後賣得不好，我替任正非先生總結了一下——可能是公司沒有李佳琦和薇婭這樣的員工。
後來公司轉向火災報警器銷售，結果銷路也不太好，因為那時候人們普遍活得比較粗糙，感覺著了火拿水潑滅就行了，用什麽火災報警器？
那個時期的華為和國內無數小公司一樣，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明天在哪裏，活下來是最高的目標，什麽賺錢就幹什麽吧，所以，華為前期的業務也比較雜。
那時候華為人很少，無論是什麽事情，任正非都要親力親為，進貨得自己去背，從人家的倉庫裏背出去20米左右堆在那裏，再倒頭回去背另一堆……就這樣一小段一小段路地挪，還要堆在看得見的地方，否則丟了怎麽辦？
任正非後來感慨說：“那時候公共汽車的售票員都很好，允許我把貨物搬上公共汽車。如果是今天的公共汽車，不允許搬運貨物，那我們的創業可能就不能成功了。”
華為剛成立一年，就有10次差點兒倒閉。
這可把任正非逼急了，他說，活人的生意做不了，那就做死人的生意吧。所以華為有一陣就打算去賣墓碑。中國人向來有事死如事生的悠久傳統，從帝王將相到平民百姓，對於身前身後事，都是十分重視的，當時買一塊墓碑的坯料不過百元，但是在上麵刻好字後，一轉手就能賣三五百元，精雕細刻的還能賣到千元。
但是，任正非考慮再三，最終還是放棄了賣墓碑，畢竟他有淩雲壯誌，隻是臨時發生了“翻車”的事故。他有家國情懷，也有自己的理想，這些都是他在探路過程中的“啟明星”，隨時校準自己的人生行進路線。
現在人們想不到當時華為和任正非多麽淒慘，中國的民營企業大都經曆過這樣的時刻，其中絕大多數是從泥沼中掙紮崛起的。萬科賣過玉米，潘石屹燒過磚，“小馬哥”馬化騰更慘，他曾假扮小女生，在電腦旁邊跟用戶聊天，吸引他們注冊QQ……
有句話說，“市場經濟，英雄不問出處”，隻要是做有利於社會和大眾的事，做成了自然有人給你豎大拇指。
華為創立之初，公司曾搬到深圳南山南油工業區的一個7層高的破舊大樓的5樓，後麵是一座叫億利達的大廈。當時有家名為“深意壓電”的中意合資公司用這一整棟大廈辦公。
華為員工特別羨慕，說：“我們在這兒上班，簡直就是小舢板，人家那兒一看就是航空母艦，太氣派了，什麽時候我們才能有這麽一棟大樓來辦公呢？”
十年過後，這些老員工的願望慢慢實現了，而那座億利達大廈還是那個樣子，一點兒都沒有變。所以我很讚同一句話：“努力很重要，但選擇比努力更重要。”
比如選女朋友，如果你特別喜歡賢惠溫柔的女生，千萬不要選一個如河東獅吼的女生，打算娶回家慢慢改造，這種“改造”注定是要失敗的，一開始選對才是最佳之選。
當年華為就設在一個簡易倉庫裏，但有夢想的團隊會自帶光芒，環境這麽簡陋，依然沒有阻擋住任正非和同事們的熱情，懷揣夢想的團隊跟混日子的團隊截然不同。
有一天，任正非發現了一個神奇的產品。這件事充分說明為什麽在一定的前提下，選擇比努力更重要，如果任正非複員後選擇了內陸某個城市而不是深圳，他也許就不會有這個發現。任正非發現的神奇產品是什麽呢？程控交換機。可能現在很多人都沒經曆過固話時代，世界上第一部電話於1876年誕生於美國貝爾實驗室，一部固定電話要打通，核心設備就是交換機。它承擔著所有的轉接功能，好比整個電話網的大腦，連接各個終端用戶的電話機。
一些老電影裏會有這樣的情景：某人拿起電話機來一陣猛搖，然後開口：“喂，給我接308，我有一束花要送給她。”之後接線員會把一個插頭插到308那條接線孔上，這樣電話才能接通，然後308的姑娘送了他一個字：滾！
到了1965年，美國又研製出世界上第一部用計算機來控製的電話交換係統，叫程控交換機，這是電話交換機技術的一個重大突破。
和傳統的機電式交換機相比，程控交換機速度特別快，語音更清晰，工作效率提高了上萬倍，體積卻隻有原來的十分之一，很快成為發達國家電信的主流設備。到了20世紀80年代，電話在我國還沒有普及，電話接續靠的還是傳統的步進製、縱橫製。
但是，此時國家正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國都在大興土木，對電話的需求突然間比過去幾十年都要迫切，當時我國還不能自主生產程控交換機，隻能從國外引進，但西方又對中國限製了出口。
有一天，任正非看到一個朋友在做程控交換機的生意，他就跑過去了解。那個朋友一講，上過大學又做過技術骨幹的任正非一下子就明白了程控交換機的價值。
當時一台程控交換機能賣到多少錢呢？7.5萬元。
北京中關村曾出現過一個風雲人物叫許瑞洪，他有個公司叫華科公司，這個人腦子特別活，說：“外國不向我們出口，我們自己幹！”他將進口組件搬進了暑期學校的空教室，找了一幫大學生給他組裝機器，他簡單一培訓，學生們就會了。
生產許可證？對不起，沒有！組裝完的交換機上貼個標簽“華科100”，居然供不應求，可見當時市場需求有多麽大。
一個暑假，許瑞洪主持裝了500台連接到120個終端設備的120門小用戶交換機。每台成本多少錢？2萬元。賣多少錢？7.5萬元。一個暑假賺多少錢？2000多萬元！
如果80年代用2000多萬元買北京的房子，現在會升值多少倍？恐怕這是一個能獲得諾貝爾經濟獎的問題。
任正非發現程控交換機買賣是個很好的商機後，決定立刻進軍通信行業。這句話看著很牛，其實他所謂的“進軍”，不過是倒買倒賣一下通信設備，中間賺一點兒差價。
華為初期主要是做程控交換機的代理，因為市場需求特別大，公司每天就是卸貨、裝貨，慢慢地掙了點兒錢，員工也漸漸地增加到20人左右。在做業務的過程中，華為特別重視商譽，積累了良好的口碑。後來任正非由遼寧省農話處一位處長的介紹，聯係到了香港的鴻年公司，想代理他們公司生產的交換機。
香港鴻年公司的老板梁琨吾是個非常謹慎的人，他沒有立刻決定是否要與華為合作，而是派人考察華為的曆史，並找很多人調查任正非個人的曆史。當時任正非很生氣，感覺鴻年這樣做有些過分，疑神疑鬼的，不太尊重人。
鴻年經過詳細的調查，認為任正非很值得信任，就授權華為做代理。梁琨吾對任正非說過一句話：“廣州倉庫裏有價值1億的貨物，你可以去提貨。貨物賣了以後，錢可以先周轉一段時間，再還給我們。”
這個英雄惺惺相惜的承諾，解決了任正非當時最為憂心的資金周轉的問題。就像雷軍說的那樣，站在風口上，豬都會飛起來。任正非拿到代理權後時來運轉，賣得特別好，竟一度把鴻年公司的貨賣斷貨！
這一年，任正非經過艱辛的探索，終於捉到了下海以來的第一條“大魚”，通過程控交換機買賣賺了一大筆錢，年輕的華為終於度過了最危險的初創時期。
做過企業的人都知道，開始的時候最困難。就像發射火箭，第一節火箭最重要，如果失敗，火箭就會立刻墜地。創業初期主要看創始人的推動力，能不能讓公司活下來。度過一年的危險期，企業開始盈利，以後的發展方向就要看創始人的格局和視野。
在人間疾苦中摸爬滾打多年的任正非終於在代理程控交換機的新領域找到了成就感，掙到了一大筆錢，這時候一般人會選擇再接再厲多代理一個品牌，或者說專心致誌把這個品牌做好，但任正非有自己的想法。他想，交換機牌子那麽雜，技術難度也沒那麽高，我們為什麽不自己研發？
這時的華為剛有了一點兒盈利，擺在麵前的是兩條路：一條路是搞代理，這條路很容易走，風險低，並且之前已經掙到大錢了；另一條路是搞自主研發，這條路漫長又危險，投入大，風險高。
人習慣趨利避害，如果有人逆向而行，其間最見格局和視野。
任正非痛下決心：我們要自己研發，不能把中國的工業設計和研發完全交給外人，那樣的話我們會始終處在整個產業鏈的最底端，任人宰割。
這就是華為區別於其他企業的血性和基因。
從一開始它就是一棵大樹的種子，隻待風雨和時機到來，風雨一來，時機一到，它就會破土而出，成長為參天大樹。商人的終極目的是掙錢，企業家的終極目的是改變世界，這是二者最大的不同。
珠穆朗瑪峰是世界最高峰，登到峰頂的途徑有兩條：一條是走南坡，從尼泊爾境內攀登，這條路線上氣候溫和，坡度小，容易攀登；另外一條就是走我國境內的北坡，氣候非常惡劣，筆直陡峭，堪稱“死亡之穀”。
早在90年代，聯想的柳傳誌就說過，在中國的IT界，華為和聯想是兩家完全不同的企業，華為崇尚技術，一直在攀爬珠穆朗瑪峰陡峭險峻的北坡；而聯想是從平緩的南坡向上，環合迂回，走的是貿工技的道路，最後也能爬上山頂：兩家登頂的路徑不同，但異曲同工。
其實兩者並不是異曲同工，華為、聯想雖然都爬上了珠穆朗瑪峰，但是華為在珠穆朗瑪峰上又做了一次發射，把自己發射進太空。
做研發是風險最高的選擇，因為有可能耗費十幾年、投入幾十個億最後都付之東流，但是任正非毅然決然，還是要自己搞研發。
華為的第一款產品叫BH01，這其實是一款從國營單位買散件回來自行組裝的產品。
華為公司將散件買回，做包裝，寫說明書，然後打著華為的品牌，再到全國各地找自己產品的代理商進行銷售。
由於華為公司的服務好，產品銷售價格也偏低，第一款產品BH01在市場上供不應求，後來竟然出了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故”：華為買的散件貨源斷了，華為收了客戶的錢，卻沒有貨可發。華為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在自主研發上取得突破，打造自己的產品供應鏈，實現自己控製生產，否則客戶追上門來要貨或退款，公司就會麵臨斷流及關門的危險。
任正非指定莫軍擔任項目經理，照著BH01的電路和軟件，進行自主知識產權的電路設計和軟件開發，為了給客戶延續性的印象，這次的型號叫BH03。
這一做法從客戶的角度看沒有太大區別，不過是換了一個漂亮的殼，但客戶不知道的是這款交換機的“大腦”也變了，電路板設計和軟件開發都是華為自己做的。
當時華為搞研發很是艱苦，工作人員把倉庫拆分成單板、電源、總測、準備等幾個工段，再加上庫房和廚房。至於宿舍，就是單人床一字排開，還有一些用泡沫紙和紙箱鋪的地鋪，這就是所有員工和領導的宿舍，吃住都在這裏，不知晝夜。有時候外麵的人進來說下雨了，裏麵的人竟然不知道。
深圳夏天很熱，當時華為沒有空調，隻有吊扇，交換機還會散熱，所以大家都是一邊揮汗如雨，一邊設計電路板、話務台，焊電路板，編寫軟件，調試、修改再調試。他們累了就抽支煙，病了就吃點兒藥，困了就趴在桌子上，或者躺在地方上睡一會兒，醒了接著幹。
有的時候睡到半夜，突然來貨了，大家就立刻起來卸貨。南方蚊子特別多，有的員工就用套機櫃的塑料包裝把自己從頭到腳包起來，在臉上挖幾個洞，這樣既保證呼吸，又不怕蚊子咬。所以，華為起步之初，真的是“篳路藍縷，以啟山林”，非常艱苦。
吃苦不怕，最可怕的是沒錢，之前買賣程控交換機賺到的那點兒錢一搞研發很快就燒沒了。
產品做出來以後，連買測試設備的錢都沒有，任正非他們就用土辦法，拿放大鏡一個一個地檢查電路板上成千上萬個焊點。碰到交換機的大話務量測試的時候，就把所有人叫到一起，每個人同時拿起兩部話筒檢查。
有的員工累得連眼角膜都脫落了，不得不住進醫院。這種精神、意誌、頑強便是華為最初創業的狀態，我們就可以理解，華為後來的“以奮鬥者為本”的理念不是無源之水。
華為出名以後，華為的“床墊文化”也跟著出了名。什麽是床墊文化？就是每個員工都在辦公室裏放個床墊，白天幹完活兒晚上接著幹，累了就在床墊上休息一會兒。
當時的社會環境對民營企業相當惡劣，幾乎就是任其自生自滅，還有不少法律上的灰色地帶，成為吞噬企業的曆史沼澤地。
那時候的人也特別有意思，華為這麽高強度的工作，沒有加班費，也沒有補貼，甚至六個月發不出工資來，但那些人還是傻乎乎在這兒幹，當然也有人“聰明地”走了。
一個公司沒有錢就無法運轉，最後任正非沒辦法，隻好去向一些大企業借款，利息往往高達20%—30%，相當於高利貸。他用借來的錢給員工發工資，買了一些緊缺的設備，股東沒有任何收益，還得不斷掏錢來維持公司的運轉。
有一次，任正非站在辦公室窗戶旁邊，對員工開了個玩笑：“新產品研發要是不成功，你們可以換個工作，我呢，隻能從這裏跳下去。”大家聽完都沒有笑，因為他們都知道，這正是他們麵對的殘酷現實。
為了籌集資金，任正非甚至出台了一項內部政策，誰能給公司借來1000萬元，誰就可以一年不上班，工資照發。後來成為華為風雲人物的孫亞芳，便是此時幫助華為拉來了大筆資金，從而在華為嶄露頭角。
有時候，一些天才性的製度是被逼出來的，有些員工的工資實在欠得太多，公司就會跟他商量將這些錢轉成股份，華為的全員持股是怎麽來的？就是被殘酷的現實逼出來的。
任正非說，他從1987年創辦華為，直到2000年，整整十三年以後才償清債務，所以創業之路真是不易。
然而，再多的困難也沒有把華為人的精氣神打掉。
任正非每天都在現場檢查生產和開發進度，碰到什麽困難就馬上現場解決。遇到吃飯時間，任正非和公司領導就在大排檔跟大家聚餐，久而久之，華為形成一種文化，公司聚餐隻能由職務最高的人自費掏腰包請大家吃飯。
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反向操作。為什麽下屬不能請吃飯呢？這是深圳那批創業者摸索出來的經驗，如果下屬經常請吃飯，很容易造成腐敗和不公平。
經過艱苦的研發生涯，華為自主研發的交換機終於研發成功。1991年12月，華為開發的BH03交換機完成了全部測試，電話能打出去，也能接進來，音質還不錯，並且通過了當時郵電部的驗收，取得了正式的入網許可證，首批三台價值數十萬元的交換機發貨出廠。
這個時候，華為所有的預付款已經全部用完了，賬上也沒錢了，再發不出貨就要破產了。就在這個命懸一線的時刻，貨終於發出去了。
12月31號，這一年的最後一天，華為全體員工在那個破辦公樓裏開了一場慶功會。他們自己做飯，煮個白菜，弄個土豆，來個辣椒炒肉之類的，隆重慶祝第一個有華為知識產權的品牌產品出廠。
這是華為破釜沉舟、背水一戰的勝利，是華為崛起的最關鍵一步。
任正非第一個發言，他坐在用幾張破桌子搭的簡陋主席台上，兩眼飽含深情，看著周圍一個個衣衫襤褸，像逃難者的員工，看著那一張張年輕的麵孔，突然說不出話來。最後他哽咽著說了一句：“我們終於活了下來。”然後他就淚流滿麵，無法表達，兩隻手不斷地在臉上抹著眼淚。這些年輕人看著台上那個和他們父親同齡的人雙手抹著眼淚，無不動容，一時間，台上台下淚流滿麵。
隻有在華為的團隊真正奮鬥過的人才能體會到任正非眼淚的意義，一個中年男人和一幫年齡隻有他一半的年輕人，一起奔波在市場的一線、生產的現場，為了企業的生存什麽都幹過，他為了企業的生存付出了一切，甚至以命相搏，才獲得一線生機。
華為成功以後，很多人謠傳，華為有這個背景那個背景，華為有這個人脈那個資源，就是不肯承認“奮鬥出奇跡”這樣一個基本事實。有時候，我想，我們民眾對待我們的企業能不能更加熱愛一點兒、理性一點兒？
其實華為的誕生純粹就是一個偶然，這個偶然的締造者就是任正非。
當年為了紀念華為活下來，任正非特地跑到香港定製了100枚金牌，發給了公司最艱難時刻不離不棄的100名優秀員工。他還定製了一枚送給香港鴻年公司，感謝他們這麽多年帶給華為的利潤和支持。
驚險歸驚險，辛苦歸辛苦，交換機確實掙錢了，1993年華為的銷售額過億。企業終於掙錢了，怎麽辦？分錢吧，大家辛苦這麽多年，該享受了。
但任正非說，不，我們要掙的錢不止這一點兒，我們還要掙更多的錢、更大的錢，華為現在開發的是小體量的交換機，我們應該開發大體量的專業機，開發電信局能用的交換機，進軍公用電話領域！
底下人一聽都瘋了：“老大，你在開玩笑吧？大家那麽辛苦掙了點兒錢，你竟然還要搞研發燒掉它們？”任正非說，不，我們這個行業競爭特別激烈，我們必須技高一籌、領先一步。底下又有人說：“老大，我們這些人都是洗腳上岸的，哪有能力搞什麽研發，我們工作的目的就是為了掙點兒錢，你再這樣我們就不跟你幹了。”
這些話對任正非是巨大的刺激，他發現華為的人才還是不夠多，同道少，知音缺。
華為創業之初，任正非就開始四處搜羅人才。
當時華為和高校談合作，通常談著談著就把對方的人挖過來了，並且挖過來的人在過年回家的時候還有任務指標，要挖幾個前同事到華為來……
1992年的一天，任正非得知郵電部要在西安舉辦一個程控交換機學習班。這個培訓班的規格很高，全國從事交換機開發的企業幾乎都會派技術骨幹參加，於是他打起了學習班的主意。
別家公司派骨幹去培訓，目的隻有一個，就是學習，而任正非派去的華為骨幹除了學習，還有一個任務，那就是招人和“挖牆腳”。每當結束一天的學習回到宿舍，華為的精英們就活動起來，去各個宿舍與人“談心”。
後來曆任華為研發部經理、終端事業部總經理、華為山東分公司總經理、華為國際營銷副總裁、華為高級副總裁等一係列要職，為華為發展立下汗馬功勞的毛生江，正是在這次學習班上被遊說來的。
大道至簡。蘋果的喬布斯說過，他花了半輩子時間才充分意識到人才的價值。他曾經在一次講話中說：“我過去常常認為一位出色的人才能頂兩名平庸的員工，現在我認為能頂50名，一名好的設計師要比糟糕的設計師好上100倍甚至200倍……”
任正非很早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他曾跑到華中科技大學、清華大學等高校，到處邀請老師、學生到華為參觀訪問，看雙方能不能合作。
有一次，華中科技大學的一位教授帶著他的研究生郭平到華為參觀。
此時，郭平已經留校做了老師，但他並不想在學校裏待一輩子，就喜歡到處晃悠。這次他跟著老師到華為一看，這個工廠真破，但是他跟任正非一交流，就被任正非的抱負、格局、境界折服了。
有時候職場經曆跟談戀愛是一樣的，有的人一看就對眼了，認定這輩子就跟他/她了。當時郭平看到任正非也是這樣，說這就是他以後的老板。也不知道任正非給郭平喝了什麽“迷魂湯”，1988年，一個名校老師就這麽急火火地“裸奔”到了華為。
郭平是任正非指定的華為第二個自主研發項目的項目經理。這個項目就比較厲害了，原來的交換機是24門，現在華為研發的這個是48門，能帶48個用戶，叫HJD48，是一種小型的模擬空分式用戶交換機。
有人開玩笑說，郭平來到華為最大的貢獻不是研發這台機器，而是現身說法，把他的同學鄭寶用也“忽悠”到華為。鄭寶用到華為，在華為的曆史上絕對值得銘記。
鄭寶用是哪一位神仙哥哥？這個人很牛，學習成績很好，從華中科技大學碩士研究生畢業以後考到了清華大學的博士，技術水平一流，大局觀強，創新意識強，有戰略頭腦。
他被同學郭平忽悠到華為溜達了一圈之後，看到了任正非，同樣立刻認定他就是自己以後的老板，決定留下來與華為共成長。博士學業怎麽辦？對不起！不上了。所以鄭寶用是清華知名的輟學博士，當然，沒拿到學位也不能稱為博士。鄭寶用這個人思維非常敏捷，為人隨和，技術能力很強，所以大家都親切地叫他“阿寶”。任正非安排郭平和鄭寶用這對同學組合開始開發HJD48交換機。
這哥倆確實表現出了天才的一麵，經過一番苦心研發，很快就開發出了48門的HJD48交換機。
這個產品研發出來以後，因為質優價廉，利潤空間比較大，鄭寶用就成了華為公司的副總經理兼總工，負責公司產品的戰略規劃和新產品開發。
這是華為第一位總工，後來就換人了，換作誰了呢？李一男，他的故事，我們後麵再說。
鄭寶用確實很厲害，他隨後又帶領研發人員相繼開發出100門、200門、400門、500門的係列用戶交換機，采用了光電電路和高集成器件，後來被郵電部評為國產同類產品質量可靠用戶機。這一係列產品的研發和銷售，讓華為的產值迅速攀升，利稅也超過了1000萬元，這讓很多人大吃一驚。
20世紀90年代初，利稅超過1000萬元的企業不太多，很多人慕名投奔華為，華為的人員數量從最初的6個人增加到100多人，初步像一家公司了。
小試牛刀後，華為的“三軍將士”就盼著再打勝仗，任正非的幹勁也更足了，他覺得華為目前隻能滿足現實生活的需要，如果著眼於未來，還要再開發新的產品。
當時，局用程控交換機實用價值最高，技術含量最高，投入的經費也是最多的。局用程控交換機不但可以用於單位內部交流，還能打長途。20世紀90年代初，局用程控交換機隻在美國、日本和歐洲一些發達國家使用，中國沒有。
任正非說，既然中國沒有，我們就把它造出來。有人開玩笑說，這個難度有點兒像清代詹天佑要修京張鐵路。
於是團隊內部又出現了一些輿論，說：“老大，我們產品賣得好好的，千萬不要再冒險了，我們就喜歡老婆孩子熱炕頭。你都不知道，老大，最近咱們深圳幹什麽最掙錢嗎？炒股，炒房地產！”
之所以有人這樣說，是因為鄧小平南方談話以後，深圳經濟進入了快速增長階段，上千億的房地產資金飛向南方幾個地區，海南800億元，北海300億元，惠州150億元，迅速掀起了一場熱炒狂潮，到處開工要建房，房子還沒有蓋，甚至隻有一張圖紙就進行轉讓。這樣的項目轉讓了一手、二手、三手。負責開發的人還沒有炒作的人賺錢快，開發的人可能賺500元一平方米，炒作的人一下可以賺1000—2000元一平方米。
但任正非說：“不行，華為要做一個世界級領先的電信設備提供商，我可以斷言，十年之後，世界通信行業三分天下，華為有其一！”
說真的，這時任正非也拿不準，他深知搞研發是找死，不搞研發是等死，在這個行當裏，你沒有停下來的機會，要麽被淘汰，要麽往前走，沒有中間道路可選。
1991年，解放軍信息工程學院信息技術研究所所長鄔江興主持研製出了HJD04萬門程控數字交換機（可惜直到幾年後才被巨龍實現量產），1992年，侯為貴的中興通訊研製出了ZX500A農話端局數字交換機。隨後，深圳長虹通信設備公司也研製出了2000門數字交換機。一路狂奔的巨龍和中興將成為華為的強勁對手，華為如果故步自封，很快就會被它們遠遠拋在身後。華為艱難選擇的時刻，其實也是華為一飛衝天的決勝時機。
1992年，任正非帶著一隊人馬去美國考察。這是他走出國門看世界的第一步。
到了美國，任正非的感受很不一樣，美國的汽車坐起來比較舒服，路修得比較好，樓也高。任正非想起日本明治維新的時候，前往考察的幾個日本大臣到美國以後用了六個字來形容他們的感受：始驚，次醉，終狂。意思是，剛開始感到很驚訝，後來就迷醉和陶醉、欽佩，最後狂，很興奮，覺得日本大有可為。
任正非的感觸是，中國與美國的國土麵積相當，但我們大山荒漠的麵積較大，平原不如美國多，加上教育水平較低，文化素質較低，雙方在整個科技發展上差距不小。他參觀完IBM公司以後，就想向IBM學習。他去了紐約的中央公園，又感到很震驚，原本他以為裏麵肯定會有很多工廠，結果進去一看，那就是一個公園。他又跑到自然博物館參觀了一兩個小時，連一個角落都沒有看完，裏麵陳列的各種珍奇的精品和古今文物讓他大開眼界。特別是到了聖克拉拉市，他發現這是一個電子產業城，有著美國大部分的電子科技和其他尖端技術的研發中心及科研總部。由於軟實力強大，加利福尼亞州的GDP總量竟然為“世界第八”。
後來任正非多次帶隊到美國學習，這種自覺地和美國企業對標，無意中為後來華為贏得和思科的訴訟奠定了基礎。
這次美國之行，任正非還看到了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最先進的AT&T 5號機，堅定了任正非的決心。以此為樣本，華為開始研發屬於華為的產品。
局用交換機的研製意味著華為必須在技術上有更令人驚喜的突破，這對任正非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在市場關係上，華為也必須“另起爐灶”，實現戰略布局的全麵更新換代。同時，在局用交換機領域有著實力更為強勁的競爭對手，這對年輕的華為來說更是嚴峻的考驗。
任正非是軍人出身，個性剛毅果敢，不怕困難。既然鎖定了程控交換機，他就不但要研發出中國自有知識產權的程控交換機，還要實現這種先進產品的局用化。為此，他放出狠話：“研發成功，我們都有發展；研發失敗，我隻有從樓上跳出去。”
任正非決定背水一戰。好在鄭寶用這些技術骨幹認為任正非的思考是對的，選擇跟任正非綁在一輛戰車上。鄭寶用臨危受命，帶領十幾個研發人員打起了攻堅戰。鄭寶用果然不負眾望。他在局用交換機的研發伊始就批判性地汲取了傳統交換機研發的戰略思維，運用模擬空分的技術路線，率先開發出以此為先導的局用交換機。這種所謂的模擬空分局用交換機，被華為命名為JK1000。
所以，做企業也好，做其他任何事情都好，我們都會麵臨兩個選擇：一個是最容易的，另一個是最難的。就像錢鍾書在《圍城》裏所說，吃葡萄有兩種吃法：第一種是從最好的一顆吃起，這樣每次吃到的都是剩餘裏最好的那一顆；另外一種吃法是從最差的那一顆吃起，但是越吃越甜，越吃越好吃。
我認為，第一種吃法，吃著吃著人就會絕望，因為吃到的越來越差，後一種吃法，人會感覺越來越好。
《聖經》裏麵也有一句話，大意是，你們要走窄門，不要走寬門。為什麽？因為門寬，去的人也多，最終大多會走向滅亡，隻有少數人去的窄門才可能通往永生。
以色列是科技強國，以色列的媽媽教育孩子，如果將來要下河，一定記得逆流走，不要順流走。為什麽？順流走是最容易的，但是99%的人都跟你一樣，走到最後，競爭特別激烈；逆流走，走到最後會發現，因為走的人特別少，反而更容易成功。
華為和任正非，還有他的技術團隊，就選擇了逆流而上，選擇了走窄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