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 生生不息的靈魂
魯迅/1881—193/字豫山、豫亭、豫才,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筆名魯迅,浙江紹興人,祖籍河南,新文化運動主將,文學家,思想家,翻譯家。代表作有《呐喊》《彷徨》《狂人日記》和《中國小說史略》等。
1932年10月12日,鬱達夫在上海聚豐園設宴,魯迅欣然赴宴,照例穿一件樸素的中式長衫,頭發像刷子一樣直豎著,濃密的胡須形成了一個隸書的“一”字。席間,鬱達夫問魯迅:“這些天仁兄辛苦了吧?”魯迅吟出了前兩天未寫完的半首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鬱達夫接著打趣地說:“如此看來,您的華蓋運還沒有脫。”
魯迅忽有所悟,說:“給您這麽一說,我又有了上半首詩: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合起來便是魯迅著名的《自嘲》詩。這天,魯迅在日記裏寫下:“達夫賞飯,閑人打油,偷得半聯,湊成一律。”
看見世人的真麵目
1881年,魯迅出生在浙江紹興府城內東昌坊口。當時,祖父周福清在京做官,才學很好,恃才傲物,牢騷甚多,喜好罵人。曹聚仁曾說:“魯迅的罵人,有著他們祖父風範,也可以說是有著紹興師爺的學風,這是不必為諱的。”在魯迅的印象裏,父親周伯宜是一個嚴厲、不近情理,任意扼殺兒童天性的人。但在弟弟周作人的印象裏,同一個父親卻是個慈愛的父親。
1893年,祖父因為科舉舞弊案而被革職下獄,魯迅兄弟則被安排到離城有30多裏的王府莊大舅父的家中避難。後來,祖父被判“斬監候”,入獄7年,周家每年必須花費大筆資金,使其得以活命。從此,家道也便開始衰落了。後來,父親也重病在床,於1896年去世。
作為長子,魯迅承受了巨大的精神重負。寄居籬下,不免受些閑氣,據他對周作人說,曾在那裏被人罵作“討飯”。那時,他不僅要上學,還要走六七裏路上街為家中采買東西。他曾在後來的《父親的病》裏,沉痛寫下了自己出入當鋪間,默默為父親買藥、覓藥中痛苦的內心體驗。他在《呐喊》序文中說:“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麽,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麵目。”
1898年,17歲的魯迅懷揣著母親為他拚湊的8塊銀圓,到南京投奔叔祖周椒生,進入江南水師學堂學習。周椒生本人任水師學堂監督,卻認為族中後人進新學堂“當兵”有失門風,便提出魯迅不宜使用家譜中的本字,為其改名“樹人”。第一學期結束,因魯迅成績優異,學校發給他一枚金質獎章,他卻立馬賣掉,換回幾本書和一串紅辣椒。據同學許壽裳回憶,魯迅“因夾褲過冬,不得已吃辣椒以禦寒氣,漸漸成為嗜好,因而害及胃的健康,為畢生之累”。
我以我血薦軒轅
1902年3月,21歲的魯迅取得官費留學資格,乘坐日輪“大貞丸”赴日本,同船的還有自費留學的陳衡恪和其弟陳寅恪。他先入東京弘文學院學習日語,1年後便剪去辮子,是當時江南班上最早的一個。是年,他寫下《自題小像》贈予許壽裳,詩中最後一句激昂地寫道:“我以我血薦軒轅。”
1904年9月,魯迅進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習現代醫學。許壽裳說,魯迅學習現代醫學,一是因為父親的病故造成他對中醫產生了嚴重懷疑,二是尋求放足的方法。孫伏園則回憶,據魯迅說,他十四五歲時牙痛,告訴家中長者,結果隻得到一句:“不害羞,還虧你自己說得出來!”從此他便忍痛不說,自己研究,以致日後學醫。
兩年後,魯迅便從學校退學。他曾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提及此事,稱是因為受到一部日俄戰爭的紀錄電影片裏,中國人給俄國人做偵探而被日本軍逮捕要槍斃,喜歡在場圍觀的也是中國人這類事實的刺激,認為“救國救民,需先救思想”,於是棄醫從文,希望用文學改造中國人的“國民劣根性”。
留學期間,魯迅常與許壽裳談到3個相關聯的問題:“一、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國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麽?三、它的病根何在?”當時他們討論後認為,中國民族最缺乏的東西是“誠”和“愛”。1907年、1908年,魯迅寫了一係列長篇文言論文,首次提出了他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根本思考:“首在立人”“根柢在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
貓頭鷹
1912年,31歲的魯迅受蔡元培之邀,到中華民國政府教育部工作。袁世凱做大總統後,魯迅隨政府搬到北京,曆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教育部僉事。這時,他經曆了一段思想苦悶時期,對社會改革頗感失望,而且染上了當時的絕症—肺結核,一度以為自己“活不久的”。幾年來,坐在紹興會館的槐樹下消磨著生命,他搖著蒲扇,“從密葉縫裏看那一點一點的青天,晚出的槐蠶又每每冰冷的落在頭頸上”。
逛琉璃廠、抄古碑成為他苦悶中的唯一寄托,自取了個“俟堂”的名號,意即“待死堂”。他喜歡貓頭鷹,錢玄同送他外號“貓頭鷹”,傳神之至。後來,他受錢玄同影響,重新投身新文化運動,並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和北京大學兼職講師。1918年5月,他首次用“魯迅”的筆名,發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奠定了新文學的基石。鬱達夫評價魯迅的文章說:“簡練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鐵殺人,一刀見血。重要之點,抓住了之後,隻消三言兩語就可以把主題道破—這是魯迅作文的秘訣。”
在中國,魯迅是一位地位獨特的作家,他的作品引起的正反兩麵評價之多、之極端,不但是新文學,甚至是中國文學史上罕見的。大多數人都認同,他文筆犀利,思想深刻,是“新文學”的奠基人。德國著名漢學家顧彬說:“魯迅是(中國)20世紀無人可及也無法逾越的作家。”然而,魯迅生前反對國民黨的專製統治,因而受到國民政府的嚴重打壓。與之相反的,毛澤東則評價他是現代中國的“第一等聖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
陳獨秀曾評價說:“世之毀譽過當者,莫如對於魯迅先生……這位老文學家終於還保持著一點獨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輕易隨聲附和,是值得我們欽佩的。”
國民性批判
縱觀魯迅一生的創作,國民性批判可以說是他最重要的思想之一。這是魯迅式洞察一切的“冷眼”所在,“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麵,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著,即一天一天的墮落著,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許壽裳曾說,魯迅近六百萬字的著譯,都是針砭國民性弱點所開的方劑。
魯迅曾一再慨歎,“中國人總不肯研究自己”,隻是渾渾噩噩地過日子,因而一再主張把英國人斯密斯寫的《支那人氣質》翻譯過來,作為研究自己的參照物。《阿Q正傳》是魯迅國民性批判的小說形態,魯迅通過對“精神勝利法”為代表的阿Q性格的刻畫,全方位展開了對國民劣根性的批判。直到晚年,魯迅在與內山完造的對話中,仍沉痛地指出:“中國人全都得了病,得的是馬馬虎虎的病。”然而,改造國民性,談何容易?魯迅體味最深,不免悲憤地慨歎,“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林毓生認為魯迅的思想非常深刻,但不能實踐,而這一認識得到了較為普遍的認同。熊培雲公開表示,“我是打心底不認同‘國民性’這個詞。……所謂的國民性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變動的觀念”。馮驥才曾發表《魯迅的功和“過”》一文,更是代表了另一種聲音,馮文認為,“魯迅的國民性批判源自1840年以來西方傳教士那裏。……魯迅在那個時代,並沒有看到西方人的國民性裏的埋伏著的西方霸權的話語”。這些論點一度引發了眾多爭議,也將魯迅研究中關於“國民性批判”的探究不斷引向深處。
王曉明稱魯迅是“現代中國最痛苦的靈魂”:“魯迅的內心痛苦是相當複雜的,他簡直象征了知識分子對現代中國社會的整個精神痛苦。”魯迅曾說,“人生最痛苦的是夢醒了以後無路可走”,“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憂鬱,是他的性格基調之一,並且貫穿了他的一生,形成特有的魯迅形象。到了晚年,魯迅有時整整幾天悶頭不說話,對一切不聞不問,“自棄”的半夜裏喝了許多酒,一個人走到地麵上去蹲著或睡倒。魯迅就像中國古代傳說中的那位巨人一樣,肩住黑暗的閘門,然後麵對死亡。
生生不息的靈魂
去世前的兩三年,魯迅跟朋友談論最多的問題是“中國式的法西斯”,他常跟人說:“我有生以來,從未見過近來這樣的黑暗,網密犬多,獎勵人們去當惡人,真是無法忍受。非反抗不可!”但是他又悄聲對朋友說:“遺憾的是,我已年過五十……”
去世前幾個月,他寫下雜文《死》,裏麵說道:“隻還記得在發熱時,又曾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麽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因肺結核在上海的寓所裏逝世,年僅55歲。當時年僅7歲的兒子周海嬰,在後來的《魯迅與我七十年》中詳細寫下這一天:“父親仍如過去清晨入睡一般躺在**,那麽平靜,那麽安詳。好像經過徹夜的寫作以後,正在作一次深長的休憩。但房間的空氣十分低沉,壓得人喘不過氣來。”噩耗傳來,舉國震動,宋慶齡主持他的葬禮,棺木上覆蓋著一麵繡著“民族魂”3個大字的白旗。上海民眾上萬名自發舉行公祭、送葬,葬魯迅於虹橋萬國公墓。
5天後,10月24日,鬱達夫寫下深情的《懷魯迅》:“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近一個世紀後,人們發現,這位以尖酸刻薄的筆調、橫眉冷對的形象,孤冷地與整個時代搏鬥的作家,存留給世人的,原是**熾熱的精神與生生不息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