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 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

傅斯年／1896—1950／　字孟真，山東聊城人，祖籍江西永豐，曆史學家，學術領導人，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的創辦者，曾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台灣大學校長。代表作有《傅孟真先生集》等。

1919年5月4日，注定是一個將被永遠載入史冊的日子。下午1時左右，天安門開始有大隊學生集結，個個手持白旗，散布傳單，群眾“環集如堵”。這一場景引起了當時《晨報》記者的注意，記者對其進行了跟蹤報道，記錄下這曆史性的時刻。

最先到達天安門的是高師、匯文兩校，北大因整隊出發時，有教育部代表及軍警長官來勸阻，理論多時，因此到達最遲。“凡先到者輒歡迎後來者以掌聲，而後來者則應和之以搖旗”，這場政治抗議的示威遊行，猶如一次盛大的民主閱兵式，“步法整齊，儀容嚴肅”。這是一場“有紀律的抗議”。

五四運動的總指揮傅斯年，扛著大旗，走在隊伍的最前列。他身材極胖，白白淨淨，眉宇間透著“天生的領袖人物”的氣質，在人群裏很是顯眼。他率領著13所學校3000多名大學生，“排隊到各公館去”，表達“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意願。然而，星期天各國公使多不在班上，學生排隊到東交民巷使館區後計劃落空。他們繼而想借道穿越使館區繼續遊行，也被依“法”拒絕。“頗受刺激”的學生們在受阻兩個多小時後，決定直撲曹汝霖家。

負總指揮責任的傅斯年，恐發生意外，極力勸阻，“卻亦毫無效力了”。於是，他隻好扛起大旗，帶著隊伍離開東交民巷，經禦漢橋、東單牌樓，往趙家樓的曹汝霖住宅而去。下午4時左右，隊伍挺進趙家樓，因總指揮等人的有力維持，學生們還沒有真正失控，然而仍沒有避免隨後發生的“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事件。

這場行動，被公認為幾乎改變了20世紀中國的走向，更有學者稱其為“最為壯麗的精神日出”。擔任五四運動總指揮的傅斯年，也開始被更多的人所熟知和追捧。

我要和你決鬥！

傅斯年脾氣暴烈，是出了名的，人稱“傅大炮”，後來史語所的人私下裏更直接稱呼其為“傅老虎”。1919年5月5日，五四運動的第二天，傅斯年就和一個“衝動到理智失去平衡的同學”打了一架，於是他大怒一場，“賭咒不到學生會裏來工作”。

有一次為中醫問題，傅斯年反對孔庚的議案，兩個人激烈辯論。孔庚當然辯不過傅斯年，於是在座位上開始辱罵傅斯年，說了許多的粗話，傅斯年氣得說：“你侮辱我，會散之後我要和你決鬥。”

等到會散之後，傅斯年真的攔在門口要和孔庚決鬥，可是他一見孔庚七十幾的年紀，身體又非常瘦弱，傅斯年立刻將雙手垂了下來說：“你這樣老，這樣瘦，不和你決鬥了，讓你罵了罷！”

1927年，傅斯年在廣州中山大學教書，既是係主任，又是院長。一天他和別人吵架，吵完後找到他的朋友羅家倫和何思源等人，一見麵就把皮包往地上一摔，一屁股坐到地上，撒潑，張嘴大哭，非要他們幫他去打架出氣。

有人說傅斯年脾氣來了，是炮；溫柔起來，像貓。抗戰時在昆明，陳寅恪住三樓，傅斯年住一樓。每次警報一響，大家都往樓下防空洞跑。而傅斯年卻逆流而上，到三樓將患有眼疾的陳寅恪扶下樓，再一起躲進防空洞。

你們不能鬧

傅斯年生於山東聊城一個沒落的名門望族，祖先傅以漸是清朝建立後的第一個狀元，傅氏家族有“開代文章第一家”的稱譽。傅斯年自幼聰穎好學，熟讀儒學經典，號稱“黃河流域第一才子”、繼孔聖人之後兩千年來又一位“傅聖人”。

胡適剛到北大教授中國哲學史的時候，因為講授方法和內容特別，在學生中引起不小的爭議。有人認為胡適遠不如國學大師陳漢章，想把他趕走；有人則認為，胡適讀的書雖然沒有陳漢章多，講課卻頗有新意。

傅斯年本不是哲學係的學生，但在同室顧頡剛的鼓動下去旁聽了幾次胡適的課。結果聽完之後，他對哲學係幾位要好的同學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

由於傅斯年在同學中的威信，年輕的胡適在北大講壇站穩了腳跟。後來回憶起這段日子時，胡適感慨地說：“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教書，麵對著一班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以後才曉得孟真暗地裏做了我的保護人。”

傅斯年在曆史學研究方麵，主張“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重視考古材料在曆史研究中的作用，擺脫故紙堆的束縛，同時注意將語言學等其他學科的觀點、方法運用到曆史研究中，在現代曆史學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大糞堆上插一朵花

他在擔任國民參政員時，曾經兩次上書彈劾行政院院長孔祥熙，雖然上層不予理睬，但後來傅斯年還是抓住了孔祥熙貪汙的劣跡，在國民參政大會上炮轟孔祥熙。蔣介石為保護孔祥熙，親自出麵宴請傅斯年，想為孔祥熙說情。

蔣問：“你信任我嗎？”傅斯年答：“我絕對信任。”“你既然信任我，那麽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麽，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蔣介石無奈，隻得讓孔祥熙下台。

1945年6月，宋子文繼任行政院院長。1947年2月15日，傅斯年在《世紀評論》上發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一文，對宋子文的胡作非為進行了猛烈抨擊。朝野震動，宋子文也隻好在社會上的一片反對聲中辭職。

蔣介石對傅斯年這個桀驁不馴之士欣賞有加，一心把傅斯年拉入政府當官。結果，任說客說破了天，傅斯年堅決不肯加入政府。蔣介石死了心，轉而想拉胡適進入政府，希望傅斯年能做做說服工作，結果傅斯年也竭力反對。

在給胡適的信中，傅斯年說：“一入政府，沒人再聽我們一句話。”他勸胡適要保持名節，其中有一句話極有分量：“借重先生，全為大糞堆上插一朵花。”正是這句話，打消了胡適做官的念頭。

宇宙的精神

1948年的最後一天，辭舊迎新的夜晚，幹冷的金陵古城愈加顯得蕭瑟，傅斯年與剛從北平回到南京的胡適共度歲末。兩人置酒對飲，相視淒然。瞻念未卜前途，留戀既往鄉土，兩人思前想後，不禁潸然淚下。

拿著台大校長的委任狀，傅斯年將自己關在房中，三天三夜，繞室踱步，反複吟詠、書寫陶淵明“種桑長江邊”的詩句，踟躕不已。他最終決定到台灣就職，當時心中仍有“先去看一看，也許很快就能回來”的想法，因此隻帶了部分親人前往。

傅斯年麵對的台灣大學，百廢待舉，隨即發生了“四六事件”，局勢愈演愈烈。他親自找國民黨最高當局進行交涉，甚至向當時警備總司令部官員彭孟緝力爭：“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

學潮過後，1949年11月，傅斯年首次主持台大校慶，在致辭中摒棄了日本時代的辦學政策，明確表示要“純粹地為辦大學而辦大學”。最後，他以荷蘭哲學家斯賓諾莎的“宇宙的精神在於追求真理”觀念與師生共勉：“我們貢獻這所大學於宇宙的精神。”

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

胡適曾說，傅斯年是“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功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富於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這都是人世最難得合並在一個人身上的才性，而我們的孟真確能一身兼有這些最難兼有的品性與才能。”

傅斯年去世前夕，曾當著蔣夢麟的麵發表趣談：“先生學問不如蔡孑民先生，辦事卻比蔡先生高明。我自己的學問比不上胡適之，但辦事卻比胡先生高明。”最後笑著批評蔡、胡兩位先生說：“這兩位先生的辦事，真不敢恭維。”羅家倫以“縱橫天岸馬，俊奇人中龍”來形容傅斯年的才氣與風格，稱他是“元氣淋漓的人”。

1950年12月20日下午6時10分，台北南海路54號省議會大廳，參加完會議的傅斯年從台上走下來。他突然臉色蒼白，坐在台下的陳雪屏發現他步履不穩，上前攙扶，傅斯年隻說了一句“不好！”便倒在了陳雪屏懷中昏厥過去。傅斯年突發腦溢血，經搶救無效，當晚11時23分離世，當時54歲。

12月22日10時30分，傅斯年的遺體被送往火葬場，上千人冒著大雨，踏著泥濘的道路，慢慢行走。熱淚橫流的學生們手執小旗，上麵寫著“校長，回頭來瞧瞧我們！”此情此景，仿佛回到了31年前的那場學生運動現場，而不再扛旗的傅斯年，依舊是在隊伍的最前列。

一年後，台大在校園一隅建造了一座羅馬式紀念亭，亭中砌長方形墓一座，墓前立有無字碑，修有噴水池。傅斯年被安葬在此處，這個僻靜的小墓園則被稱為“傅園”。後來又在行政大樓的正對麵，架設了“傅鍾”，上麵刻有傅斯年提出的“敦品勵學，愛國愛人”八字校訓。此後每節上下課，“傅鍾”都會響21聲，因為傅斯年曾說過：“一天隻有21小時，剩下3小時是用來沉思的。”每當鍾聲回**在椰林大道，兩旁的翠柏顯得更加峻拔濃鬱，杜鵑花也愈加熱烈絢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