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 風氣之先 蔡元培 永遠的蔡先生

蔡元培／1868—1940／　字鶴卿，又字仲申、民友，號孑民，曾化名蔡振、周子餘，浙江紹興山陰縣人，民主主義革命家，教育家，主張教育救國，曾受孫中山之召，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第一任教育總長，曾任北京大學校長、中法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

1917年1月4日，隆冬的北京，大雪紛飛，煙霧漫天。一輛四輪馬車駛入北京大學的校門，緩緩地停在了校園的馬路上。此時，早已經站在道路兩側畢恭畢敬地等候的校工們，不斷揣測著這位剛剛被任命為北大校長的傳奇人物長得到底是何等模樣。

新任“內閣大臣”蔡元培，身材矮小，一身長袍馬褂，行動沉穩地走下馬車。校工們連忙向其鞠躬致敬，但見他態度謙和地摘下禮帽，鄭重其事地向這些校工鞠躬回禮。在場的許多人都驚呆了：這在北大可是從未有過的“怪事”。

蔡元培來到北大以後，每天經過校門，都脫帽鞠躬，向校警還禮，久而久之，這成為北大校園內不可或缺的風景線。他儒雅風流，待人接物總是一視同仁，其溫和體貼“如冬日之可愛”。老北大人，無論師生、員工，都稱蔡元培為“蔡先生”，從不稱他的名號和職稱，幾十年來一直如此。

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

1894年，蔡元培26歲，得授職翰林院編修。就在這一年，甲午中日戰爭爆發，清政府的北洋水師受到毀滅性打擊。聽聞《馬關條約》簽字，他寫下了“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這樣的刻骨銘心之句，此後探索救國之道，始言西學。

1898年，蔡元培30歲，同年“戊戌六君子”被害，維新變法失敗。蔡元培內心憤懣，深感政府之無望，決然掛職攜眷離去。他反思康、梁失敗的原因：“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數人弋取政權，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絀。”回到紹興後，蔡元培初任紹興中西學堂督辦、嵊縣剡山書院院長、南洋公學特班教習，以一介布衣的身份來實踐教書育人、啟發民智的理想。

1916年12月，蔡元培被任命為北大校長。此時的北大，其實是一個腐朽破敗的爛攤子。北京大學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作為1898年戊戌變法後僅存的碩果，盡管曆經清末新政與科舉廢除等大事，但是一直業績平庸、乏善可陳。科舉時代遺留下來的官本位意識依然在教員和學生中流行著。

學生間不乏拉幫結派、出入花街柳巷、到“八大胡同”尋芳獵豔者，京師大學堂因此類愛好與參議院、眾議院的議員們齊名，所以被並稱為“兩院一堂”。1912年，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北京大學，此後短短5年間，北大走馬燈式地換了5任校長：嚴複、章士釗、馬相伯、何燏時、胡仁源。其中不乏有勇有謀之能士，但終究無法改變北大烏煙瘴氣的腐敗氛圍。

接到時任教育總長範源濂專電敦請後，遊學法國的蔡元培回國抵達上海。“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而朝野期待蔡元培能“開出一種風氣，釀成一大潮流，影響到全國，收果於後代”。教育正是蔡元培最看重的安身立命之途，本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思想，他毅然歸國赴命。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學舉行開學典禮，蔡元培發表就職演說，與北大學生約法三章：一是抱定宗旨，“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二是砥礪德行，“諸君為大學學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勵人”；三是敬愛師友，“自應以誠相待，敬禮有加，至於同學共處一室，尤應相互親愛，庶可收切磋之效”。這就是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

思想自由，兼容並包

蔡元培再造北大，以觀念改革為先導，“仿世界大學通例”，推動北大的現代化轉型。繼而以人事改革為動力，“取兼容並包主義”集聚人才，“延聘純粹之學問家，一麵教授，一麵與學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正式被任命為北大校長，這天早上9點便步行到北京西河沿中西旅舍，拜訪臨時來北京辦事的《新青年》雜誌主編陳獨秀，與其相談北大革新事宜，交流甚歡。接連幾天，蔡元培都去找陳獨秀，有時候去得太早，便坐在門口一直靜等陳獨秀醒來。當時陳獨秀在上海創辦的《新青年》正風生水起，他本無意於北上，但最終被蔡元培說服，接受聘用做北大的文科學長，當時有“三顧茅廬”的美談。後來，蔡元培還專門為陳獨秀編造了假履曆，稱其畢業於東京日本大學，曾任蕪湖安徽公學教務長、安徽高等學校校長等。

隨後，胡適、李大釗、錢玄同等紛至遝來，帶來了一股清新之風。而如複辟論者辜鴻銘、籌安會發起人劉師培、遺老派陳漢章、桀驁不羈的黃侃等，也一度是北大校園裏的景象。梁漱溟曾將蔡先生比作漢高祖，說他“不必要自己東征西討，卻能收合一班英雄，共圖大事”。到1918年，北大當時的教員共有200人左右，教授90人，而教授中年齡在35歲以下的約占一半，最年輕的文科教授徐寶璜僅25歲。胡適後來回憶說：“設若不是蔡先生，我胡某人還真不知道在哪家三流小報做編輯！”

緊接著，蔡元培以製度改革為保障，“循思想自由原則”改革管理，在中國近現代教育史上第一個提出學術獨立和學術本位思想。他第一步組織評議會，將議決立法的權限下放給教授代表和學長；第二步組織各門教授會，由教授自主分任教務；第三步組織行政會議，對教務以外的事務一律采取合議製，組織各類委員會研討、決策事務。同時，他還將學生的學年製改為選科製，即今天的學分製，讓學生有自由選擇的權利。

蔡元培將此辦學方針概括為“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並包”16字箴言。陳獨秀晚年感慨地說，蔡孑民先生“容納異己的雅量，尊重學術思想自由的卓見，在習於專製、好同惡異的東方人中實所罕有”。

這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時期，經蔡先生之手，北大開始真正成為“現代的、學術氣息濃厚的、民主自由的、先進的北京大學”，由此揭開了中國現代教育事業的序幕。

一遇大事，則奇氣立見

蔡元培大刀闊斧地革新北大，新派教員和青年學生無不熱烈歡迎，積極響應。然而，“把叛逆知識分子的石子投入死水”的舉動，也必然遭遇到保守派的強烈反對、猛烈攻擊。而身處保守派、維新派和激進派鬥爭旋渦中的蔡元培，“雖然態度還很溫和”，但並非一味地敷衍，而是“都很倔強地堅持著”。

編輯部從上海遷移到北大後，《新青年》引領了思想解放的潮流，新舊文化衝突的中心在北京，而當時的北大則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反對派林紓在小說《妖夢》中將胡適擬作“秦二世”，稱陳獨秀為“貓頭鷹”，更罵蔡元培是“元緒”，即大烏龜。蔡元培當天即發表《致〈公言報〉函並附答林琴南君函》，公開回擊林紓的挑釁，理直氣壯地為北大的新派教員辯護。

蔡元培一貫主張男女平等，抵觸當時男女不能同校的慣例。學生王昆侖的姐姐王蘭熱愛哲學，托弟弟向蔡先生詢問北大招不招女生，蔡元培反問道：“她敢不敢來？”遂以《大學令》並沒有規定不許女生上國立大學為由，毅然招收了包括王蘭在內的9名女大學生，開了國立大學男女同校的先河。

衛道士們群起攻擊。軍閥張作霖、曹錕曾對當時的北京警備司令講：“現在有個蔡元培鬧得很凶，男女同學有傷風化，老弟你為什麽不把他看管起來？”甚至有軍閥揚言要“在景山架大炮，對著北大”。蔡元培亦無畏懼，據理駁斥。

蔣夢麟說：“先生平時作文適如其人，平淡衝和。但一遇大事，則奇氣立見。”蔡元培信奉“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即為自由之真義。無怪乎有人這樣評價，“即便是打破了頭，蔡先生也要保持靈魂的自由”。

科學救國，美育救國

蔡元培首先是教育家，其次才是政治家。他雖始終在體製內，卻用“不合作主義”保持著若即若離的姿態，堅守著自己的學術道路和教育理念。有人曾建議蔡元培為避鋒芒，辭掉陳獨秀和胡適，他厲聲回應：“北大的一切，都由我一個人來負責，和他們兩個人沒有關係！”

1919年5月4日，五四愛國運動爆發，青年學生打出“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橫幅，後演變成火燒趙家樓，毆打章宗祥。軍警出動，逮捕了32名學生，其中北大學生20名。蔡元培當即聯合北京其他高校，成立以其為首的校長團，不斷與警察廳、教育部周旋，營救學生，甚至“願以一人抵罪”。

政府指責蔡元培是“學生運動縱容者”，8日，他親自向總統徐世昌遞送辭職信，並發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蔡元培實際執掌北大隻有五年半，但卻因堅持獨立自由的人生理想多次辭職。

1922年10月19日，北大學生發生起講義風潮，因對講義收費不滿而鬧事。據蔣夢麟回憶說，當時蔡元培很生氣，說“我和你們決鬥”，他甚至對學生說：“我是從手槍、炸彈中曆練出來的，你們如有槍、炸彈，盡不妨拿出來對付我。”

1940年3月5日，72歲的蔡元培在香港病逝，死後無一間屋、一寸土，且欠下醫院千餘元醫藥費，就連入殮時的壽衣棺木都是商務印書館的王雲五先生代籌的。其臨終前反複念叨“科學救國”“美育救國”，這是他一生的追求、一生的情感所寄。鍾鼓開道，禮炮鳴響，上萬名民眾為他送行。回望1916年蔡先生第一次踏進北大校門的情景，中國知識分子從官場走向學術殿堂，中國高等教育從傳統走向現代，正是從那一天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