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一浮 千年國粹，一代儒宗

馬一浮／1883—1967／　幼名福田，字一佛，後更為一浮，號湛翁，別署蠲翁、蠲叟、蠲戲老人，浙江會稽（今浙江紹興）人，中國現代思想家，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與梁漱溟、熊十力被合稱為“現代三聖”。豐子愷推崇其為“中國書法界之泰鬥”。所著後人輯為《馬一浮集》。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在弟子薑心白的幫助下，馬一浮攜萬卷藏書離開杭州，避兵桐廬。豐子愷也率領全家，徑直投奔桐廬馬一浮。不久，兩家人就在相距不過一裏地的地方各自安了家。出於對馬一浮發自內心的崇拜，豐子愷幾乎每隔一天就去拜訪一次。

正值隆冬時節，太陽卻是暖融融的，風也並不寒冷。上午，豐子愷早早地來到馬一浮家拜訪。每每此時，馬一浮會吩咐童仆搬來幾把椅子，捧上一把茶壺，去安放在籬門口的竹林旁邊，拉上他的同門人王星閑一起曬太陽。

圓而矮的紫砂茶壺，擱在方形的銅炭爐上，壺裏的普洱茶在熱烈地翻滾著。馬一浮自己捧著水煙筒，與來者一起暢談著，他的兩眼“照舊描著堅致有力的線而炯炯發光，談笑聲照舊愉快”。

有時，馬一浮也放下水煙筒，拿起一支香煙來抽，他那“彌高彌堅，忽前忽後，而亦莊亦諧的談論，就在水煙換香煙、香煙換旱煙之間源源地吐出來。”錢穆曾說馬一浮：“一浮衣冠整肅，望之儼然；而言談間，名士風流，有六朝人氣息。”很多年後，豐子愷依然念念不忘當初那麽詩情畫意的“桐廬負暄”。

天下文章在馬氏

馬一浮少年時讀書，過目能誦，時稱神童。早歲應浙江鄉試，名列榜首，後與馬君武、謝無量在上海創刊《翻譯世界》傳播西方文化，時有“天下文章在馬氏”之譽。

15歲那年，馬一浮赴紹興城參加縣試，名列榜首，遠在同場應試的周樹人、周作人兄弟之上，一時聲名大震。鄉賢湯壽潛（民國浙江省首任都督）愛才，把女兒許配給他。青年時，馬一浮與同鄉馬君武、馬敘倫交遊甚篤，風華正茂，“各自負以天下為任”。

然而少年得誌的馬一浮卻遍嚐人間悲苦，幼年喪母，兩姊相繼離世，父親不久也撒手人寰，結婚才一年多的妻子也淒慘地死去。不久後，馬一浮“即自匿陋巷，日與古人為伍，不屑於世務”。大約從1912年或1913年起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之前，他一直在杭州，孑然一身，身居陋巷，潛心研究儒、釋、道等中國傳統文化。

將《資本論》傳入中國的第一人

1904年，美國聖路易斯舉辦第十二屆世博會，中國首次以政府名義正式參加世博會。清政府派溥倫親王為正監督（團長），並要選派懂外文的人員去負責籌建中國展館。時年21歲的馬一浮由於懂外文，被錄用去做中國展館的籌建工作。

馬一浮到達美國後，第一樂趣便是學習，一心想學好外語，學好西方哲學、文學。不到10天，他找到一處學英語的地方，每天隻要花1美元便可從師學習英語2小時。不久，他翻譯了《日耳曼社會主義史》《法國革命黨史》《政治罪惡論》等書刊。

馬一浮的第二個樂趣是購讀了不少社會學著作和圖書，他在1904年3月17日的日記中寫道：“今天下午我得到英譯本馬格士（馬克思）《資本論》一冊，此書求之半年矣，今始得之，大快，大快，勝服仙藥十劑，予病若失矣！”此時的馬一浮正在患感冒，還發著高燒，但心裏惦記的卻是，回國時一定要把馬克思的《資本論》這部巨著帶回中國去。

馬一浮認為，要在中國傳揚馬克思的《資本論》，去喚醒中華民族的覺醒，才能使中華民族得以振興。1904年5月6日，馬一浮結束在美國曆時302天的學習、工作，回到了祖國，也將馬克思的《資本論》帶了回去，成為將其傳入中國的第一人。

豎起脊梁，猛著精彩

抗日戰爭爆發，激發起了馬一浮的一片愛國熱情。他打破“平生杜門”“未嚐聚講”的守則，在南下避難的旅途中，第一次應當時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之邀，出山講學，先後於江西的泰和與廣西的宜山為浙江大學的學生開設“國學講座”。

關於開設這個講座的意義，馬一浮這樣說：“其意義在使諸生於吾國固有之學術得一明了認識，然後可以發揚天賦之知能，不受環境之陷溺，對自己完成人格，對國家、社會乃可以擔當大事。”

他首先拈出宋代大哲學家張載的四句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來教大家立誌，希望大家“豎起脊梁，猛著精彩”，“養成剛大之資，乃可以濟蹇難”。這一番擲地有聲的話震動了在場的所有的人。

1939年夏，馬一浮在四川嘉定烏尤寺創建了複性書院，擬定《複性書院簡章》，規定書院宗旨為“專明吾國學術本原，使學者得自由研究，養成通儒”。他擔任主講，講明義理，選刻古書，培養了一批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人才。他常對弟子們說：“多刻一板，多印一書，即是使天地間能多留一粒種子。”

人在家，就是不見！

1924年9月，直係軍閥孫傳芳占領浙江，任浙江軍務善後督辦，夏超任浙江省長。孫到浙後，做了不少不得人心的事，如勒令停刊有市民聲音的《杭州報》，幹涉市民抵製日商百貨的行動等。一次，孫傳芳專程到馬一浮家拜訪，馬一浮立即表示不接見。家人考慮到孫傳芳當時的權勢，便打圓場說：“是否可以告訴他，你不在家？”他果斷地說：“告訴他，人在家，就是不見！”孫傳芳聽後，隻好悻悻而返。

1938年8月，馬一浮避日寇西遷，後在四川烏尤山複性書院任主講和總編纂。國民黨政府開始同意給複性書院撥款，後遲遲沒行動。馬一浮為解決經費，來到重慶，受到了官方的隆重接待。

蔣介石親自宴請，宴會結束後，特意向馬一浮請教治國之道。馬一浮推辭再三，最後說道：“唯先儒有兩句話可以奉告：唯誠可以感人，唯虛可以接物。此是治國的根本之法。”蔣介石不禁愕然。馬一浮終不願為“帝王師”，卷入政治旋渦中，所以很快又將話題轉到書院事務上來，蔣介石當即允諾，撥款三萬元作為建院基金。

千年國粹，一代儒宗

馬一浮被梁漱溟譽為“千年國粹，一代儒宗”。眾所周知，熊十力是極少稱許別人的，但是他對馬一浮卻稱讚說：“馬先生道高識遠。”賀麟則評論說：“馬先生兼有中國正統儒者所應具備之‘詩教、禮教、理學’三種學養，可謂為代表傳統中國文化的僅存的碩果。”又說：“他尤其能卓有識度，灼見大義，圓融會通，了無滯礙”。

馬一浮主要是從四個方麵來闡發他的理學思想的，這也就是他在《複性書院學規》中提出的“可以終身由之而不改，必適於道”的四點：主敬、窮理、博文、篤行。他指出：“主敬為涵養之要，窮理為致知之要，博文為立事之要，篤行為進德之要。”

他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和理論，從形式上來看是相當固守傳統的。如他的一個最主要的觀點就是認為全部中國文化都可以統攝於“六藝”之中，即所謂：“國學者，六藝之學也。”這裏的“六藝”是指《詩》《書》《禮》《易》《樂》《春秋》，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六經”。

乘化吾安適

抗日戰爭勝利後，馬一浮又回到了杭州的陋巷，重新隱居林下，唯主持智林圖書館，繼續選刻古書。1949年後，他擔任過浙江省文史館館長、全國政協委員等職。周恩來授意“不以俗務打攪”，讓馬一浮在杭州家中安心著書立說，頤養天年。

1952年春天，時任上海市市長的陳毅到杭州拜訪馬一浮，當時馬一浮正在午休，家人想喚醒他，被陳毅阻止。此時，天空下起雨來，家人請客人進屋稍待。陳毅卻言：“未得主諾，不便遽入。”遂在簷下等候。馬一浮起床後，知道有客人等候並淋雨，連聲致歉。此後賓主言談契合，言及玄學、禪學、宋明理學和詩詞等，陳毅盡歡而去。之後二人詩書往來，過從甚密。

然而，在十年“**”的浩劫中，馬一浮也未能幸免，被紅衛兵勒令遷出蔣莊。一代儒宗竟被掃地出門，一些珍貴的古籍字畫也被無知的紅衛兵當廢紙處理，一生耿介的他此刻懇求道：“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得到的卻是一記耳光。

馬一浮悲憤交集，再加上胃病加劇，抑鬱成疾，一病不起，1967年溘然長逝，終年84歲。去世前，馬一浮在枕邊寫下最後一首詩《擬告別諸親友》：“乘化吾安適，虛空任所之。形神隨聚散，視聽總希夷。漚滅全歸海，花開正滿枝。臨崖揮手罷，落日下崦嵫。”當年那位竹林邊儼然暢談的風流名士，終究乘風而去，消弭於天地之間。